访日归来

中国人领受欧风美雨是从日本开始的。遗憾的是，中国近现代历史最大的特点就是中断，一次次中断，一次次重来。

那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前。

1978年10月31日至12月5日，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袁宝华率一行23人去日本考察企业管理。副团长是徐良图（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和叶林（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邓力群任顾问，张彦宁（国家经委委员）是秘书长。成员有宋季文（轻工部副部长）、张淮三（天津市革委会主任）、周璧（上海市革委会工交办主任）、刘昆（国家经委委员、局长）等，社科院一共去了4人，还有马洪（工经所所长）、孙尚清（经济所研究人员）和吴家骏（工经所室主任）。

东道主是日中经济协会，他们盛情接待第一个来访的中国经济界高层代表团。小宫隆太郎等经济学家出面，介绍日本战后经济发展的脉络；经济企划厅和国土厅的官厅经济学家，从实际操作上讲解战后日本经济的运行、产业政策。代表团分成三个组，跑了好几个城市，去了43家企业，考察了新日铁公司的君津和八幡钢铁厂、小松工程机械公司、丰田汽车工业公司、松下和东芝电器公司。在每一家公司，他们都要待上三五天，听讲，看生产流程，交流企业管理经验，马不停蹄，连轴转。日本人午餐过后就工作，而习惯了午睡的中国人，又困又累，只能硬挺着。据说有一位曾坐在马桶上睡着了，还是听到鼾声的过路人发现了他。

邓力群说：“就我一生而言，1978年到日本去考察，身临其境去看资本主义这是第一次。在此之前，我没有去过资本主义国家。”

确实，这个资本主义给了他们太强烈的视觉冲击和深深的思索。

邓力群描绘得仔细：

“包括农民在内，一般都穿毛料子。服装样式很多。我们星期天到一条热闹的街上去，所看到的妇女，没有穿同样衣服的。接待我们的女工作人员，也是每天换衣服。衣服式样朴素大方，倒也不是什么奇装异服。”

而此时的中国正流行卡其布中山装，男女一律如此。出国时要体面，不能丢国家的脸，由国家补助置装费，每人可以做两套衣服，回来以后，上交一套，自留一套。如果是冬天，要穿大衣怎么办呢？社科院外事局有一间仓库，里面存放一些先前出国人员穿的毛花呢大衣。出国人员可以去那儿挑，有合适的就穿，没有合适的才可以做。

大家对西装都不在行。能做西装的裁缝师傅也少。行前，他们去有名的红都定做服装。邓力群是自己出的样子，请人家做了一套“西装”。这个“西装”的样式是，把中山装的领子改成西装领子，下面保留四个扣，比西装多两个扣。有了西装领就可以打领带，大框架还是中山装。

如此中西合璧，邓力群真是太有创意了！记得中国一度流行过男式小翻领衣服，不知是不是打他那儿来的，或是他先发现拿来的样子。

吴家骏清楚地记得自己的那身西装，袖子长到手指头，又肥又短，极其滑稽。一位日本人开玩笑说他穿的是中式棉袄罩衣。

东京的百货公司，琳琅满目，经营50多万种商品，而北京王府井百货公司只有2.2万多种。日本的社会风气和社会秩序也给代表团的人留下深刻印象：

“把车子放在路旁，不上锁，下班以后再从这里骑回去。他们的工厂不生产自行车、摩托车的锁。他们的商店，下班时候不上门板，也没有铁栅栏。有些拍卖品，摆在窗外的台子上，下班不收进去。”

这与中国官方一贯灌输的关于资本主义的丑恶完全不同。由此引发邓力群的思索：

“一个资本主义社会，自行车不上锁，拍卖品不收起来，人与人之间很讲礼貌，说明日本人民的道德水平提高了。我们必须充分重视进步的社会制度、进步的思想对于人们的教育作用。但是，进步的社会制度和进步思想的教育作用，不能离开生产力发展的基础。日本人民公共道德水平的提高，不是靠说教而是靠生产力的发展、生活的改善取得的。”

还有严格的时间观念。一个公司，一上午要接待好几家，几点开始，几分钟欢迎词，几分钟答词，几点结束，都在控制之中。代表团不得不适应人家的节奏，完了这场，赶下一场。路上留出半个小时，不敢耽误。负责协调的人抽空就要提示现在是上厕所的时间，接下来就没有时间了。吴家骏觉得一切都像自动流水线，和生产组织一样。

有一天去参观工厂，路程比较远，怕堵车，他们出发得早，结果提前了十几分钟到达。司机把车停在厂外路边。代表团一行都纳闷儿：为什么待在这儿不进去呢？原来是，人家夹道欢迎的队伍还没有出来，因为没到时间，不会早等在那里欢迎你。大概离预约的时间差两分钟时，代表团的车队才开进去，欢迎的人群晃动着小旗子。前后也就五分钟左右的光景，代表团进到会议室，欢迎人群则回到自己的岗位。这种严丝合缝，着实令中国人领教了什么是秩序，什么是效率。

吴家骏说：原来中国讲有计划按比例，好像按比例是计划经济的产物。然而，在日本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他们也可以按比例，而且是高超的比例。比如在丰田，一分钟一辆车被总装出来。我们问，你们的仓库得多大啊才能装这么多？人家答，不需要仓库，供应零部件的厂按小时送，这边车装出来运出去。生产衔接可以精致到这种程度，我们禁不住说，原来市场并不那么可怕啊！

给邓力群印象特别深的是，1960年池田内阁提出“国民所得倍增计划”，让日本人全都知道，这个计划能否实现和每个人都有密切关系。他发现，原来现实中的资本主义日本较之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的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企业内部的有组织与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有了很多新变化。

日程排得很满。对于刚刚开放的中国，日本企业非常感兴趣。他们都提出来希望座谈，中国代表团实在难以安排。孙尚清便利用休息时间去接触。比如日本兴业银行，从此建立了和中国经济界的关系。

兴奋而又高强度的35天，12月5日，代表团回到北京。12月底，袁宝华和代表团成员向国务院作了汇报。他们说：在中国“大跃进”前，日本经济和中国差不多，而后来的差距越来越大。日本先学美国，经消化吸收形成自己的特点。与这些国家比，我们生产技术落后，管理方面更落后，因此在引进技术的同时，必须注意同时引进先进的科学管理方法。

回过头看，他们说对了一，没有说出二。其实越拉越大的差距恰恰是制度带来的。从1955年到1976年的20年间，日本工人收入增长了2.1倍。除了工资，每年分红两次，每次分红增发1—3个月工资，还有福利补助。普通家庭有四五十平方米住房，每两户拥有一辆汽车， 95%以上的人家有电视、冰箱、洗衣机等。而中国城市职工二十多年没涨过工资，人均住房3.6平方米，人们盼望着拥有自行车、手表、缝纫机。在农村，温饱尚不能解决。

不看不知道，日本企业既生产又销售，而中国的企业只生产不销售，与市场不联系。再有，日本的重工业也生产耐用消费品。他们从战后起步，加强企业管理，用数学统计方法进行质量管理，工时测定、工序控制，重视市场营销、综合计划，高度重视发挥员工积极性。

1979年1月10日，国家经委访日代表团向国务院上报《日本工业企业管理考察报告》，有6个方面：企业组织、企业计划、专业化和协作、质量管理、职工培训，以及日本企业刺激职工积极性的办法。报告提出了6个方面的建议：一是学习资本主义国家企业管理的科学方法；二是要重视开发国内市场；三是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四是要鼓励竞争；五是要以改革推动管理；六是要加强立法和经济调节手段。同时附有《日本企业的组织、计划、专业化协作》、《日本的质量管理》、《日本企业刺激职工积极性的制度、办法和职工生活水平》及《日本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等5个专题报告。还向国务院建议：由有关工业部门、厂矿企业、研究单位和高等院校等组织成立企业管理协会。

按照国务院副总理康世恩、余秋里的批示，1月20日国家经委印发了国家经委访日代表团的《日本工业企业管理考察报告》，使之广泛传播，影响很大。1979年3月，中国企业管理协会成立，袁宝华任会长。中企协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举办企业管理干部研究班，轮训省级、大城市经委负责人和国有企业管理干部，首先介绍日本经验。1979年4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发行了考察报告的单行本。

代表团同日方达成了一个中日企业管理、质量管理经验交流的协议，规定日中双方互派以厂长为主的考察团，互派人员参加对方的“质量月”活动。这期间，他们还得知日本政府有一笔援外预算名为“协力基金”。如果能取得这笔资金，就可以用来培养我国管理人才。于是，张彦宁开始为此努力，最终争取到了日本政府提供的研修经费。此外，计划邀请30名日本企业管理专家、教授来华讲学，为中国企业进行诊断，中国向日本派遣150名进修生学习企业管理等，都从1980年初开始实行。

据袁宝华回忆，在代表团的建议下，在京津沪三市选少数基础较好的工厂进行改革企业管理的试点，试点厂分别与日本厂对口挂钩，定期互访，交流管理技术和经验；训练厂长、培训骨干；编印日本和其他国家企业管理、质量管理的教材；设立“质量月”，颁发质量奖；开展企业管理经验的国际交流。

社科院这边，在历史所小礼堂，邓力群组织了几场报告会，几百人的会场，挤得满满的。邓力群讲观感，讲积累和消费问题、农轻重问题、价值规律和计划性。马洪介绍《日本资本家怎样管理工业企业》，孙尚清介绍《关于日本的技术引进和企业对职工的经济刺激问题》，吴家骏报告《关于日本工业管理和企业管理的几个问题》。1979年10月，这4个报告也汇集出版了，以邓力群的文章题目为书名，叫《访日归来的思索》。

其实，中国人的改革冲动和意愿早就有了，好像序幕一直在缓缓开拉。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个集结号。最初的企业改革是从改善企业管理开始的，然后是体制上的变革。至于向发达国家学习，则是从身边的日本开始的。

1949年以后，政府派高级代表团出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始自1978年。这不免令人感慨。清朝末年，大清帝国多次组织高级官员出国考察，其中对清末改革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八大臣出访。到了民国，无论北京政府还是南京政府，与西方国家的交流之频繁和深入，远非今日中国人所能想象。而中国人领受欧风美雨是从日本开始的。遗憾的是，中国近现代史最大的特点就是中断，一次次中断，一次次重来。

最后我想写下他们访日时的年纪：袁宝华62岁，邓力群63岁，马洪58岁，孙尚清48岁，吴家骏46岁。

附记

吴家骏老师讲他们借西服、改装西服的事儿时，他笑，我大笑。他们看到，外国人年纪越大，领带系得越花，花到什么程度呢，花到像我们的绸缎花被面。中国人长期穿蓝、绿、灰三色觉得花领带戴不出去。几十年没穿过西服，也不会系领带。要出发集合了，领带系不上岂不着急？于是，他们急中生智，把领带打好，先缝起来，用时，往上一拽。

三十多年前，这些人从这里一起出发，激情澎湃地向国人介绍国外的先进思想和做法；三十年间，他们走了不同的路，留下不同的足迹。就是这些貌似与国际很不接轨的人，在中国重新打开大门后，最先领略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风气，把所见所闻带回中国，并凭借他们的地位和影响，搭建平台，传播、推动新的学习和引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