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一苇：挺进，挺进

“壮志未酬”这几个字，是肺腑之言，我们这一代人很少有什么个人之计，无非想做点事以振兴华夏，但艰难曲折，难以想象。

改革总得有刊物做阵地啊！为了办刊的事，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马洪跟于光远说起。传闻于光远说：“有个人才，不知你敢不敢用？”所谓人才者，蒋一苇是也。蒋一苇，1920年生，福州人， 1941年入广西大学数理系学习。要论办刊，他确是专家。1945—1948年，他在重庆任《科学与生活》主编，《彷徨》杂志主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蒋一苇是中共地下刊物《挺进报》的编辑和刻板人。该报从1947年7月至1948年4月共出刊23期，后遭国民党破坏，引发重庆地下党受损，史称“《挺进报》事件”。之后，他逃往香港，在香港三联书店任编辑，1949年3月，进入北京三联书店，主编《科学技术通讯》杂志；1950年科学技术出版社成立，他担任社长兼总编辑。当然不仅是办刊。1952—1959年，蒋一苇担任第一机械工业部（一机部）政策研究室主任兼《机械工业》主编。1959年他被划成“漏网右派”，“开除党籍，降职降级降薪”，先是下放到郑州第二砂轮厂，后调入一机部所属石家庄电机制造学校任财会专业主任。1975年，他被借调到一机部，培训企业管理人才。事实上，除了1966—1969年作为“黑帮”受到批判之外，蒋一苇始终未脱离企业管理的研究和实际工作。

马洪是爱才之人。1978年7月，蒋一苇被调进社科院工经所，担任副所长，并筹办一本经济管理类综合性刊物。而这年12月，经一机部复查，才决定撤销对蒋一苇的原处分决定，恢复政治名誉，恢复党籍。也就是说，马洪任用了一批像蒋一苇这样尚未解除“戴罪之身”的干部。这是他的魄力、勇气和事业心的显现。仅两个月，1979年1月15日，《经济管理》创刊号面世，发行量达到四五万份，很快又上升到10万份、20万份。

刚成立的工经所，住房困难。蒋一苇和老伴、小孙子只能住办公室，在走廊里用煤油炉做饭。直到1981年秋天，他才在古城分到一套三间的住房，在全院所级干部中，住在古城的只他一家。

1979年，酝酿城市改革，从哪儿开始，怎么改？有三种意见：一是“条条为主”，由中央各部为主集中管理；二是“块块为主”，以省、市、自治区为主分散管理；三是“企业为主”。蒋一苇称其为“国家本位论”、“地方本位论”和“企业本位论”。他主张“企业本位论”，认为经济改革归根到底是要解放生产力，生产力不在中央，也不在地方，而在企业。改革应当以搞活企业为立足点、出发点和归宿点。改革要从企业改革开始，把行政组织和经济组织区分开来，确立企业应有的自主权。1979年春，他把《企业本位论》初稿，作为内部资料送中央领导和有关部门，受到胡耀邦和袁宝华等人重视，被推荐为1979年10月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的参考资料;6月，以《企业本位论刍议》为题在《经济管理》杂志发表；8月，《人民日报》以《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根本问题》为题发表了摘要；最终修订稿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1980年创刊号上。

1979年7月，国务院发布五个扩大企业权利的文件。当时的国家经委副主任袁宝华回忆：“那时候，我们对改革开放没有思想准备，许多问题还来不及仔细研究思考，就事论事，为了解决实际问题，提出一些具体措施。但总觉得这些措施缺乏理论根据，所以落实起来也是困难重重。”当读到《企业本位论》时，“如获至宝。他在理论上阐明了这一问题，使扩大企业自主权有理有据，理直气壮”。而对于正在草拟中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方案》，国务院财经委员会主任张劲夫说：“虽未采用‘企业本位’的名词，其实际内容是体现了‘企业本位’精神的。”

蒋一苇是说确立企业自主权，而不是扩大企业自主权。

批评的声音也很多。蒋一苇的学生周绍朋清楚地记得，蒋老师曾对他说：“他们也不看我写了什么，就望文生义。‘左’的也批我，‘右’的也批我。难道说，金本位、银本位也是本位主义？”在周绍朋看来，他所谓企业本位，是讲了一个基准。先给企业定性定位，再按此设计宏观经济体制。

《企业本位论》不是凭空从天上掉下来的，它是厚积薄发之作。

1952年底，蒋一苇到第一机械工业部工作，做政策研究室主任，每年有半年时间调研；1959年，他被划为“漏网右派”，开除党籍，降职降级降薪，下放到郑州第二砂轮厂当翻砂工。他还颇为骄傲地跟人说：“我最大还当过车间主任呢！”后来，他到企业整顿办公室，给全厂制订了500多项规章制度。“文革”期间，他写了一部20万字的《企业管理概论》书稿。1977年，又被借调回一机部搞企业整顿。因此，他对计划经济下的企业有极为深刻的认识。中国日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改革，其根本一点，就是让企业成为企业。说“企业本位”，就像说以黄金作为货币的本位。它不是从现代经济学中来，而是从蒋一苇的头脑中来，那是他的语言。

其实，人们对于《企业本位论》的历史地位至今也估计不足。企业本位在中国长期未能确立。

1979年，蒋一苇重新走上舞台时已经59岁了。1982年12月被任命为工经所所长时已近63岁。按常理，这是退休的年纪。然而，这才是他挺进的开始。他要把积淀的思想活化、释放出来，付诸实践；他要创新、创建、创立。

让我来大致清点一下蒋一苇创建或参与创建的事业吧：

1978年：《经济管理》月刊；

1979年：经济管理杂志社；

1980年：《工业经济管理丛刊》；

1981年：《中国经济年鉴》；

1981年：中国工业企业管理教育研究会；

1983年：经济管理刊授联合大学；

1984年：《中国工业经济学报》（后更名《中国工业经济研究》）；

1984年：经济管理出版社；

1985年：《少年经济学家》杂志；

1988年：《改革》杂志；

1988年：中国工业经济协会和中国工业经济研修中心；

1989年：综合开发研究院；

1991年：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经济管理刊授联合大学（简称“刊联大”）。这是蒋一苇在改革开放之后的十几年中经历最为曲折复杂、耗费心血最多的事业。当时中国全民所有制企业担任管理工作的350多万人中，受过系统管理科学教育的不到10%。要想改变这种状况，光靠数量有限的大学管理专业难以胜任。于是，蒋一苇提出“八路进军”，即普通高校、企业职工大学、业余大学、电视大学、函授大学、刊授大学、夜校和培训中心，培养管理干部。1982年9月，蒋一苇在庐山召开的中国工业企业管理教育研究会第一次年会上，就组建“刊联大”向参会的78所有管理专业的大专院校和科研单位作了精彩的、富有感召力的报告，端出他想办“刊联大”的设想和初步计划，号召大家联合创办。1983年7月，经济管理刊授大学正式成立。蒋一苇组织专家编写出当时国内最完整、最有特色的一套企业管理专业教材。到1986年底，除西藏、青海、新疆外的26个省、市、自治区的大中城市和特大型企业，共建立了79所分校，招收学员近3万人。

在蒋一苇创办的诸多事业中，他自己都不当头儿，而是请薄一波、吕东、马洪等人来挂帅。有人说：“蒋老师，你干了这么多大事，是造船匠。造一次让人家开走一次，你自己什么都没有啊。”蒋一苇笑笑说：“那行，下次再造一艘，谁也不让他开，咱自己开。”这就是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他亲自当会长。

这些事业，都被蒋一苇干得轰轰烈烈。

周绍朋回忆蒋老师教导：“写文章要么让人痛，要么让人痒，最忌讳的是不痛不痒。所谓痛，就是要击中要害，所谓痒，就是要说出别人想说又没有说出的话。”有记者来采访，蒋一苇常常拿出复写纸，记者站在一旁等，他坐着写，写完了一扯二份，记者拿走一份。他说写文章一是要自圆其想，二是要自圆其说（话），三是要自圆其写。

1985年，蒋一苇65岁时卸任社科院工经所所长。

重庆筹建社会科学院想到了蒋一苇。市委决定动员蒋一苇回重庆工作。1986年11月6日，蒋一苇给重庆市委书记廖伯康写了一封信，说道：

临走之前的一席恳谈，使我十分感动。“壮志未酬”这几个字，是肺腑之言，表达了您和我的心声。的确，我们这一代人（当然不是所有人），从革命到建设，很少有什么个人之计，无非想做点事以振兴华夏，但艰难曲折，难以想象。直到今天，仍然困难重重，但毕竟迎来了一个有可为的春天。但年龄又到了限额。本来我想处理完一些未了责任（“刊大”等等），退入书房，在理论上留点遗产就行了。您的动员，使我十分矛盾，回家后反复思考，倾向于接受您的挑战……

如果重庆处于西南一隅，采取“开放”方针，有可能树一面旗帜，影响全国。思想如此，实践也如此……在学术上，兼容并包，形成一个真正贯彻“双百”方针的宽松环境，又有一定物质条件。类似抗战时期桂林、昆明的特点。如果这样，尽管“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这里是精神上的西天乐土，也会吸引全国有志改革之士。

他又挺进了。1987年，他担任重庆社科院院长，随后创办《改革》杂志。

蒋一苇风趣，讲笑话常常把人笑喷。比如这个笑话：某人年纪大了，记忆力衰退，有一次，客人来家，他介绍夫人时，突然记不起夫人叫什么名字，于是当着客人的面问他夫人：“您叫什么名字？”结果引得哄堂大笑。

1991年，他被确诊得了肺癌。他说：“死对我来说并不可怕，从参加革命起，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了。我这一生闯过许多次生死关，一次次都过来了。同我在一起的陈然、江姐，为了革命，早早地就牺牲了。他们被关在敌人的监狱时，知道新中国已经成立了，在走向刑场时还高呼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的口号，但是他们没有过上一天新中国的幸福生活。我是个幸存者，比起他们，我已经很满足了。”

他常这样表达：“我要靠迅速抓紧时间，去留住稍纵即逝的日子。”“我想凭时间的有效利用，去弥补匆匆流逝的岁月。”“剩下的生命愈短暂，我愈使它过得丰盈饱满。”人说注意身体，细水长流，他答：“我要有水快流”，“人的生命意义不在于活着，而在于活得有意义”。直到临去世，他仍感叹：“遗憾的是要做的事太多太多，而时间又太少太少了。”

周绍朋说：“他这个人几乎不休息，从来不考虑自己的利益。他有那么大名声，住得却那么艰苦，一谈起学术来没完没了。他对各式各样的人都非常好，用每一个人。”

蒋一苇说过：我不是科班出身，人家是理论联系实际，我是实际联系理论。在他生命垂危时，他还说：我们搞经济体制改革需要两支队伍结合，一支是联系实际的理论队伍，另一支是能够并且善于联系理论的实践队伍，特别是领导队伍。

另一个学生郑海航提示了一个关键点：“蒋老师每提出一个理论见解后，一是往下走，在实践中检验；二是往上走，去说服有关部门的领导，变成国家的政策。”

其实，中国改革就是靠着这样一些人从中上下联络，推动出来的。

蒋一苇瘦削、和蔼、耐心。从他的躯体上看不出有什么能量，然而他的精神如此伟大。张劲夫这样说：“在这瘦小的身躯里怎么蕴藏着如此巨大的能量？因为他有一颗为振兴中华、为人民过富裕幸福生活而奋战拼搏的坚贞忠心、热烈爱心。”

1993年1月25日蒋一苇去世，时年72岁。曾在工经所工作、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参加了遗体告别，哀悼这位一生挺进的《挺进报》人。

附记

1984年我准备考中国社会科学院工经所研究生时，《企业本位论》是我的课本之一，1985年进所时，蒋一苇已经不担任所长了，见到他的机会不多；三年后毕业时，他在做《改革》杂志的社长兼主编。和他最近的接触是有一次他来我们工业经济研究室，坐在黄载尧先生的桌子上，和室里的老师们聊天，谈笑风生。那时他已患癌症，笑谈于光远也患癌症——男性乳腺癌。我没有很多机会领略他的风采，在我心里，他是个了不起的传奇人物。凡是和蒋一苇接触过的人，都深深感觉到了他的人格魅力。他的学生，我的师兄们，都说对他“很崇拜”、“很敬仰”。

一个人持久的魅力必然和精神、道德相连。有个念头一直跟着我——蒋一苇是改革事业的捐躯者，他没有享受改革的成果，并且他根本不在乎。这让我禁不住想起1947年他和陈然办《彷徨》时合作的《论气节》。他们写道：

“许多人在平时都是英雄、志士，讲道理口若悬河，爱国爱民，一片菩萨心肠，但到了‘威武’面前，低头了，屈服了，不惜出卖朋友，出卖人民以求个人的平安，再不然就关门读书去了。”

“气节，是个人修养的最高一级，也是最后的考验。”

“灾难降临的时候，不妥协、不退缩、不苟免、不更其守！固执着真理去接受历史的考验！”

人，能一生坚持自己的理想，是幸运又幸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