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五条誓文

1868年4月7日颁布的《五条誓文》，无疑是年轻天皇发布的第一部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法令。天皇当着天地神祇宣誓时，包括公卿和大名在内的百官都在场。宣誓的前一天，天皇颁布诏书，宣布恢复长期以来被武家强制中止的各种神道教仪式。其目的明显是恢复古代祭政一致的制度。^[1]

复古计划的一个核心是重新设立神祇官。这个职位早在8世纪初就已设立，但是这几百年来只是名义上的虚职而已。如今，神道教的神官、宫廷和神社举行的神道教仪式都将受神祇官管辖，而神官也将恢复长期以来被替代的各种功能。重视神官职务、强调神道教和佛教分离的态度在四天之后更加清晰：新政府颁布了一项更为详细的法令，要求那些本身是和尚的神官必须放弃佛教的身份、职位，废弃袈裟，还俗蓄发。

一千多年来，尽管神道教和佛教之间天生存在矛盾，但大多数日本人都同时信仰两种宗教。例如，根据神道教的教义，现世是美好而欢乐的，死后的世界——黄泉——则是污秽和腐败之地。与此相反，佛教的教义则认为现世充满了痛苦和磨难，但此生的所作所为却能使我们死后享受极乐净土的快乐。那些论述宗教问题的日本人完全忽略这些根本性的分歧，广为民众接受的是“本地垂迹”说，即认为神道教神祇是佛教的佛与菩萨在日本的化身。天皇计划恢复神武（初代天皇）时期的祭政一致体系，佛教作为一种外来宗教，在这时遭到了排斥甚至迫害。

长期以来，佛教的官方地位都比神道教重要得多。天皇们时不时出家，死后还以“院”（寺庙的名称）作为称呼，然而皇室却从未忽视神道教。天皇履行的最重要的仪式都和神道教有关，每一年都以祭拜四方的“四方拜”开始。这个仪式于新年那天的寅时举行，天皇向自己生辰星（属星）、天地四方的神祇、父母亲的坟墓方向遥拜，祈祷五谷丰登和长治久安，即现世的一切幸福遵照的都是神道教的现世观。仪式中包括天皇的属星，表明神道教仪式受道教的影响很深。宫廷常常依靠阴阳师占卜运气的好坏。在咨询阴阳师之前，宫廷不会有任何行动。

明治初期日本人的宗教生活包含了神道教、佛教、道教等信仰，其中也有或许可以称之为迷信的因素。神道教，尤其是神祇官得到特别的重视，当然与天皇的重要性增加有密切关系，因为神道教认为，天皇是世界上地位最高的人。

天皇宣布《五条誓文》时的仪式完全是神道教的。那天的仪式在紫宸殿举行，公卿、大名和低级官员身着各自的朝服济济一堂，场面甚是壮观。仪式一开始是洒盐水和撒米，这是祓除的仪式。接下来由神道教的大神官白川资训演唱降神的神歌。祭品摆好之后，天皇身着引直衣，在两名副总裁（三条实美和岩仓具视）、两名辅弼（中山忠能和正亲町三条实爱）等高官的陪同下走了进来，坐在皇位上。天皇面朝南方，神座在他右手边的斜对面。四幅描绘四季风景的屏风围绕着天皇的宝座。

三条大声朗读了一份神道教的祈祷文。他首先向天地诸神祈祷，念完之后，天皇走向祭坛前方的跪垫，叩拜祷告，贡上系有布帛的杨桐枝。接着三条大声宣读天皇的《五条誓文》：

 

广兴会议，万事决于公论。

上下一心，盛行经纶。

官武一体，以至庶民，各遂其志，毋使人心倦怠。

破除旧来之陋习，一本天地之公道。

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国之基础。

 

众所周知，誓文的撰写者并不是明治本人，而是由两位武士出生的学者由利公正（1829—1909）和福冈孝弟撰写，再经过木户孝允的修改。一些学者不太相信誓文的重要意义，他们认为这些看似自由的理想掩盖了誓文的真正目的：在第二天攻打江户城的战斗中，赢得全国人民的支持。

如果你以为五条誓文意味着政府领导人打算近期成立议会，则大错特错。但是，不管誓文是否真心追求进步，它使用的语言都是日本甚至整个汉字文化圈前所未有的。“万事决于公论”绝对不是习惯的做法，认为下层人民享有管理国家的权利也不是——不管你如何定义“下层人民”。第四条誓文——“破除旧来之陋习，一本天地之公道”——诚然模棱两可，非常容易引起歧义，但是人们通常都赞美过去的习俗，将其与现在的堕落风气相比较，绝不认为那是“陋习”。最后一条表示将在全世界范围内追求知识，看起来甚至和复古的基本理念——借鉴日本的过去，而不是借鉴其他国家——相抵触。后来，五条誓文表达的原则受到淡化，有时还被忽略，然而却从未被否定。五条誓文被保留下来，因为它体现了那些希望日本成为一个现代国家的有识之士的理想。

誓文宣读完毕，公卿、大名等在场人士都在文件上签名，以表示坚定拥护《五条誓文》的决心。他们“誓死奉戴纶旨，勤勉从事，以安天子之心”。那些没有到场的公卿和大名后来都到宫廷签了名，加起来一共有七百六十七人。

天皇自己如何看待这个仪式？就算他和身边的人说过一些看法，也没有留存下来。天皇还太年轻，起草誓文时很可能没有人咨询过他。因此我们甚至可以想象，他是在听三条实美大声朗读时才第一次知道誓文的内容；但是，要说这个仪式——他继位以来最令人难忘的一个场景——以及《五条誓文》的宣言没能打动他，也难以想象。正因为天皇既年轻又缺乏经验，誓文体现的理想主义或许才深深感动了他。统治初期，天皇本人确实表现出赞同五条誓文的行动。

《五条誓文》颁布的同一天，还颁布了天皇的一封信。信中天皇描绘了祖先的功绩，安慰民众，并承诺将提高国家在外国人心目中的威望：

 

朕以幼弱猝继大统以来，思虑以何与万国对立，方可恭奉列祖，朝夕恐惧难堪也。中世朝政衰落，武家专权，表推尊朝廷，实敬而远之，至亿兆百姓之父母，不能知赤子之情，遂亿兆百姓之君主仅存名讳。故今日于朝廷之尊重，较古时或有倍增，然朝威倍衰，上下相离，隔如天地。如此形势，朕以何君临天下？今般值朝政一新之时，若天下亿兆臣民，有一人不得其处，皆为朕之罪。今日之事，乃朕劳身骨，苦心志，立于艰难之处。故履列祖之踪迹，勤于治世，方始履天职，不背亿兆之君之义务。往昔列祖亲临万机，若有不臣之事，亲自为将而征之。朝廷之政裁简易，如此，君臣相亲，上下相爱，德泽天下，国威耀于海外。然近来值宇内大开、各国自四方飞来之时，独我国固守旧习，不求一新。朕若仅安居于九重中，偷一日之闲，忘百年之忧，恐我国受各国轻蔑，上辱列圣，下苦百姓。故朕在此同百官诸侯共誓，继列祖之伟业，不问一身之艰难辛苦，亲经营四方，安抚汝等民众。终开万里之波涛，布国威于四方，置天下如富岳山（富士山）之安。汝等民众仅以旧来之陋习为尊朝廷之事，则不知神州之危急。朕举手顿足，则生非常之惊，生种种疑惑，万口纷纭。然朕丧失此志，即是朕失为君之道时，亦失列祖之天下时。汝等详察朕志，去私见，采公义，助朕之业，保全神州。慰列圣之神灵，乃朕生前最幸事也。

 

这封信特别有意思，因为它和孝明以及任何一位前天皇写的信都非常不一样。信的主题是天皇希望与民众建立更亲密的关系。天皇谴责武家为自己营造了一个光环，使民众无法理解自己，而自己也无法理解民众的感受。他说，自己现在打算抛弃天皇的被动角色，主动承担起治理国家的责任。天皇在这里是呼吁大家在即将发生的大变革中与其配合。他的祖先们从未想到与民众通力合作的重要性。

4月8日，《五条誓文》发布的第二天，写有五条禁令的新布告牌代替了幕府的布告牌。前三条禁令与幕府长期以来的规定相似，余下的两条则是为了应对当前的危机而定下的权宜之策。

第一条禁令依照惯例是：“遵守五伦之道；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禁止杀戮、纵火、偷盗及其他的恶行。”

第二条禁令保留了幕府原来的规定，禁止谋反、通过非正规的途径上诉、集体离开乡村以及其他反抗行为。第三条禁令严禁传播基督教，并通过悬赏的方式鼓励人们向当局举报任何可疑的传播者。

前三条禁令一点也不令人意外，但是剩下的两条才是重点。第四条显然想吓退那些仍然抱有“攘夷”思想，试图通过恫吓或流血来赶跑外国人的人：

 

兹王政一新，乃循朝廷条理，交际外国，依万国公法履行条约，不可加害外国人。背此者有悖朝命，酿成国难，乃至失国际信义，伤皇国威信，故应处至当之刑。

 

第五条禁令可能是为了阻止那些不满家乡生活条件的人。他们计划趁幕府垮台，旅行更为方便之机搬到更舒适的地方居住：“严禁士民逃离本国。对国家及主家有意见者，许建言太政官。”

较之当着公卿和大名的面宣读的《五条誓文》，这些遍布全国的告示更为普通民众所了解。第四条禁令尤为重要，它宣告了“尊王攘夷”口号中“攘夷”部分的终结。

就在这时，西乡隆盛和庆喜的顾问胜海舟（1823—1899）正在江户就江户开城的问题进行谈判。胜海舟咨询了英国公使哈里·巴夏礼爵士的意见。欧内斯特·萨道义爵士写道：

 

（胜）说他准备为保卫庆喜而战，并且相信西乡有能力阻止宫廷下达令天皇蒙羞或延长内战的谕旨。胜恳求巴夏礼爵士利用自己对天皇政府的影响力，避免这种灾难的发生。巴夏礼确实一再这么做，特别是4月28日西乡来访时，他一再强调，严惩庆喜及其支持者（尤其在人身处罚方面），将会损害新政府在欧洲各国心目中的威望。西乡说新政府不会要前将军的命，对那些煽动庆喜进攻京都的人也能同样从宽处理。

 

江户无血开城的谈判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这名外国人的建议。4月26日，在桥本实梁和西乡隆盛的带领下，约六十人进入江户城，新主人德川庆赖在西门恭迎他们。双方同意在一周后，即5月4日，把江户城移交给天皇的军队。那天，天皇的军队顺利接管了幕府的这个据点。

此时发生了一件对明治天皇同样有着重要意义的事情。4月14日，天皇担任军队的总司令，离开御所，向大阪进发。他乘坐一顶葱华辇，随身携带着神圣的八咫镜，一路上锦旗飘扬。博经亲王、三条实美和中山忠能率领二十九名公卿骑马陪同。炽仁亲王则在前方率领前锋部队。皇太后和公卿百官身着正式服装，目送天皇离开。天皇的坐轿经过堺街和三条通时，沿路的民众都跪着观看这一盛仪。晚上8点，队伍抵达石清水八幡宫，天皇在神社过夜。队伍前进的速度缓慢，直到4月16日下午天皇才抵达大阪的东本愿寺别院。

4月19日，天皇在天保山检阅舰队时第一次看到濑户内海，对他来说，这可能是此次重大旅行途中最激动人心的一个时刻。他在阿吉河边登上一艘小艇，溯流而下，两岸站着守卫的士兵。中午时分，天皇抵达天保。隶属于佐贺藩的“电流丸”号军舰鸣放礼炮，向天皇致敬，随后，一艘停泊在那里的法国军舰也鸣放了礼炮，“电流丸”号随后鸣炮向对方回应。午饭后，天皇观看了军舰调度的演习。这确实是天皇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他不仅离开了御所的封闭世界，还看到了成片的大海，并受到了海军的鸣炮欢迎。

戊辰战争并没有结束。北部的战斗仍在持续，榎本武扬把将军的舰队开往北海道，江户城依旧在彰义队的威胁之下。江户开城后，一些仍支持被废黜的将军的人组成彰义队，以上野宽永寺为中心活动。镇压这些叛乱分子需要时间，但是（至少回想起来是这样）很明显，天皇军已经不再面临严重的威胁。

与此同时，年轻的天皇正在大阪过着舒适的生活。5月22日，他接见了英国全权公使哈里·巴夏礼爵士，后者递交了维多利亚女王的国书。与巴夏礼一道觐见的有海军上将开帕尔（A. B. Keppel）、米特福德、萨道义、各使馆成员以及海军人员。见面的地点在东本愿寺别院。鉴于上次见面时发生了针对巴夏礼及其随从的暴力事件，这次的安保措施特别严格。萨道义对这次见面的描绘极为有名：

 

天皇坐在高台的最深处，一顶黑漆柱子的华盖之下，帘子高高卷起。我们列成两队走到屋子中央。右边一队是海军人员，由海军上将带领，左边是使馆工作人员，由公使领头。所有人都鞠了三次躬，第一次在走向屋子中央的时候，第二次在高台脚下，第三次在走上高台的时候。高台很宽阔，足以容纳所有人。我们每次鞠躬天皇都要从华盖下起身。外国事务总督和另外一位大人跪在天皇御座的两边。

御座的前方两侧各放着一只木刻的小狮子。这些都是古物，极受日本人的崇拜。御座后面是朝臣，他们分两排站立，头戴黑色的纸帽，身穿五颜六色的漂亮锦袍。天皇站起来时，他的脸上半部，包括眼睛都会被挡住，然而他一走动我就能看到他的全貌。天皇的脸色苍白，也许是化妆的缘故。他的脸型不好，用医学术语来说是“突颚”，但是总体上脸的轮廓还不错。他把眉毛全部剃掉了，再画在距离原来两三厘米高的地方。天皇身穿宽松的黑色长披风，像斗篷一样的白色上衣，还有肥大的紫色裤子……

哈里·巴夏礼爵士向前一步，将女王的国书交给天皇，天皇显然太过害羞或者难为情，不得不由山阶宫帮忙。他的职责是从天皇手里接过国书。接着陛下忘了该说什么，但是经左边那位大人提醒，勉强说完了第一句话，伊藤（博文）随即念了事先准备好的整段话的翻译稿。然后哈里爵士逐一介绍我们，接下来是海军上将介绍海军官员。天皇表示希望上将麾下的舰队一切顺利，接着我们退到前厅，一边走一边鞠躬，暗自庆幸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

 

有关这个时期天皇接见外国人的情况，日本人的描绘极少，原因无疑是出于敬畏。5月1日，大久保利通被天皇召至他临时驻跸的东本愿寺，在日记中他提到自己流下了喜悦和感激的泪水，因为想到身为区区一介武夫，竟然得以蒙恩觐见天皇。他无法控制自己，那天余下的时间一直都在喝酒。 5月9日，木户孝允和后藤象二郎也被召至东本愿寺觐见天皇。木户在日记中写道：

 

天子问天下之形势、海外万国之大势……

布衣之身，于咫尺间奉拜天颜，数百年未曾闻之。感泪满襟。今日只浩叹中兴之大业实行未果。午后，（天皇）于帘内睿览角力（相扑）。

 

横井小楠（1809—1869）在给家人的信中，也描绘了7月13日天皇的一次接见给他留下的印象：

 

他的脸很长，皮肤黝黑，声音洪亮，身材纤细。至于长相，我猜你也许可以说他长得很普通，但是给人的整体印象却是仪表堂堂，我极度惶恐而又高兴。

 

明治在大阪的日子远没有在御所时受那么多规矩限制。他的功课没有拉下，但可能很享受相对自由的生活。5月4日，他从帘后观看了一场日本剑术的表演。接着学习《大学》、《孙子兵法》和《三略》。后两本都是兵法书。5月9日，天皇上了一堂讲授《孙子兵法》的课，此后他每天都要听（高级公卿有时也会参加）讲授日本和中国典籍的课。天皇的教育成为他身边的人最关心的问题之一。

大阪之行使天皇的形象变得明朗起来，至少在他的顾问和外国精英眼中是这样。不过德川庆喜已经甘愿接受处分，大家便都认为天皇作为远征军总司令的职责已经结束，计划让他回到京都。大久保利通自然很不高兴，因为他希望都城迁往大阪，担心天皇回到京都之后又会跟以前一样远离臣民。

5月28日，天皇离开大阪。这一次比来时走得快，第二天就到了京都。天皇的轿子一进皇宫的大门，雅乐的乐师和舞妓就演奏起庆祝天皇凯旋的《还城乐》。

那天天气特别好，普通民众蜂拥到大街上，希望一睹天皇胜利归来的风采。宫门上方悬挂的象征天皇亲自指挥作战的锦旗已经被取下来。天皇可以好好享受自己的首次凯旋了。

[1] 古代“政”（まつりごと）这个字的含义就包括祭祀神灵和治理国家两层意思。这道法令被印在《太政官日志》上，于1868年2月12日首次颁布。副本被送往幕府各个藩国和幕府直接统治的各个区域（《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632页；飞鸟井雅道，《明治大帝》，第128页）。
神道教的复兴导致许多保存在神社中的佛教经文、艺术品以及法器被摧毁和破坏，并导致政府下令禁止神官出现这类放肆的行为（《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665—6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