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编 初入中原（1996年5月12日—6月26日）
5月12日 用何种方式进入调查现场
在车站月台与前来送行的妻子话别。清晨6时30分，138次快车载我驶往中原调查的大本营——河南开封市。
位于黄河中下游的河南，自古为华夏腹地。《尚书·禹贡》序列九州，豫州独处中央，故名“中州”。因大河纵横、平原广阔，又称“中原”。这片松软肥沃的土地，是中华农耕文化的发祥地之一。据考古学家说，河南新郑县裴李岗发掘的村落遗址，是我国目前最早的村落遗址，距今已有8000年以上的历史了。河南汤阴白营发掘的村落遗址内已有水井，它证明距今4000～5000年间，我华夏民族已进入“井耕文化”阶段，井对村落与农业的意义，无论如何估计也不会过高。这次河南之行，仿佛有一种“回归故里”的感觉。我要亲临黄河，聆听她的千年倾诉，我要踏上这块古老的黄河冲积平原，看看至今依然从事农耕的村民与村落。
不过，这次中原之行，并非那么轻松愉快。能否完成上海现代管理研究中心托付给我的调查任务，说实在的并没把握。要对中原农民、农业、农村以及村、乡、县地方政权之现状作一综合性考察，以一人之力实有不胜重负之感。且不说观察、访谈式的调查方法本身的局限性，关键的问题在于，如何顺利地进入调查现场。
我曾考虑过两种进入调查现场的方法：一是获取一份通行全国的记者证，凭记者身份进入调查现场。但几经努力，无法取得记者证。再说，单凭记者身份就能随意走进村落与农户吗？单凭记者身份，就能从乡、村官员口中获取我所要的真实资料吗？肯定不行。二是与中央或省的有关党政部门取得联系，争取他们的理解与支持，而后自上而下地进入调查现场。这一方法我曾试用过，但效果甚差。凡官方色彩过浓的调查，往往有两个弊端，其一是大量的时间耗在各种官场的应酬上，其二是上级官吏的陪同本身会干扰调查现场，从而收集不到客观真实的调查资料。
那么以何种新的办法进入河南乡村的调查现场呢？这个新办法就是我们中国人最为熟悉并习惯了的老办法：沿着私人的亲情朋友关系网络进入调查现场。我的1988年到1990年的浙北乡村调查，就是利用这一颇具中国特色的社会调查方法。我与我的学友都是浙江人，我们的父母或祖父母、外祖父母辈就生活在浙江乡村，在我们故乡有许多亲友及其延伸到各地的亲属关系。然而在中原地区却没有现成的亲情关系可资利用。在河南，我的唯一的社会关系资源只有开封河南大学的三位朋友。
现在河南大学管理系任教的徐义明是我大学的同班学友。现任“河大”学生处处长的孟庆琦是徐义明的世交，岳梁是他俩的同事与朋友。1995年11月间，徐陪孟、岳来上海，与我深谈数日，皆有相见恨晚之感。当时我便对他们谈及我的河南调查计划与方法，他们表示将鼎力相助。三人辞别之际，还赠诗一首：
为求真经来沪城，学府深处访仁兄。
滔滔纵论经世事，侃侃横议纬宙情。
赐教真知并灼见，引见名人与高僧。
借得东风鼓征帆，来年报答在汴京。
诗本身之优劣姑且不论，然真情厚意溢于言表。“涓滴之恩，涌泉相报”，这是中原人士的美德。我相信他们会倾全力协助我的河南调查。我的忧虑是，单凭他们所提供的“关系网”，能否把我带到我所想去的调查现场呢？中国人习惯的交往方式是：“亲戚的亲戚，也是我的亲戚；朋友的朋友，便是我的朋友。”据此，私人交往的关系网是可以无限地向外延伸的。所以，我只有到开封再作商量了。过多的忧虑实属徒劳。
列车向北疾驶，我无心观赏沿途的风光，便与邻座的几个上海人聊起天来。其中两人是“文革”前的大学毕业生，在上海某船舶研究所工作，经常出差，对正在急剧变化中的社会有较多的感受与体会。他们从中国船舶工业的现状谈到中原人表达感情的待客之道；从国有企业的衰败，大批职工的下岗失业，谈到“穷庙富方丈”的现象；从地区间的贫富差距谈到社会阶层的贫富分化；从社会治安的恶化，谈到党政腐败问题。总之，无话不谈。中国的古训是：“逢人只说三句话，未可全抛一片心。”这在聚散匆匆的“旅途朋友”间未必适用。这场由政治家自觉发动的改革，如今似乎走上了自发的道路。由改革引发出来的社会自发力量，如今已形成一股汹涌澎湃的潮流，冲击着社会各阶层的生活秩序与观念。政治家们试图将各种盲目的、自发的社会力量纳入政策法令的预设轨道，思想家们则试图从理论上去认识它们。但处于社会急速转变过程中的广大民众只有感觉、情绪与纷乱的识见。理论必须源于这些普遍的感受、情绪与意见，同时又必须高于它们。所谓“高于”，一是说理论是用概念判断组织起来的感觉与思考，二是说理论还得揭示其原因及实现之途径。这里又涉及到社会调查的方法与意义问题了。社会调查的目的是收集社会事实。但社会事实不同于物理事实，因为所有社会事实都是由有感受、有思虑、有欲求、有激情的人参与的。当我们分析任何一个社会事实时，应将其区分为社会事件与社会心理两个方面。在闲聊式的访谈中，“受访者”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受访”而谈到许多社会现象（社会事件）。但他们为什么谈这些社会事件，怎样谈，他们对这些社会事件有怎样的主观评价，则属于社会心理的调查范围。在我看来，社会心理比社会事件更为重要。同时，“向下”的社会调查与“向上”的理论概括，实质上是同一条路，不明此理，便不是一个合格的社会研究者。
晚九十时，车到开封，我与这几位旅途朋友握手话别。其中一人对我说：“与君一席言，胜读十年书。”他们不是在恭维我，而是对理论的尊重，虽然我的那点理论也是支离破碎的。
徐、孟二兄已在开封站外等候，于是驱车到开封汴京饭店下榻，说是河南大学招待所已经客满。在饭店客房坐定，我即向徐、孟汇报此次河南之行的目的、计划、时间与方法。孟说，此周就在开封市内，一是陪我游览开封的名胜古迹，二是把他们的朋友引见给我，以便建立起通往调查现场的关系网。在我来开封前，交游广泛的老孟已将我介绍给他在河南大学、开封大学、开封党校的朋友，这三所学校都给我安排了学术报告会。我想，老孟一定在他的朋友圈内大大地将我吹捧了一通。
晚12时，徐、孟二兄告辞。宾馆的热水供应已经停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