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1日 竹林村的带头人——赵铭恩

上午8时许，退了招待所的客房，打点行李前往坐落在半山腰的竹林村委接待站。去年末，经省政府批准，竹林村已改为镇建制。经十余年的超速发展，位处郑—洛公路两侧的小山村，如今已成为高度工业化的小城镇。一大转盘式的桥梁横跨郑—洛310国道，将南北两山连接起来。一条十分宽阔的水泥公路从大转盘处沿着山坡向山顶延伸。公路两旁有两排龙墙卫护，围墙之内，是毗连着的企业。我们提着行李，沿着笔直宽阔的公路来到坐落在半山腰的竹林镇政府所在地，接待办主任是位年近花甲的老人，看上去像个乡村老教师。

我向接待办主任提了三个问题，作为我此行的目的：一、凡迅速崛起的村集体企业集团之内，皆有一德才兼备的带头人，在村落与村民之中，何以能产生这样德才兼备的人物？二、全村集体之兴衰安危系于一人，那么如何能在“此人不在”时，确保产生另一个集体事业的带头人？三、随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外来职工超过本村职工人数，这两部分职工之间关系如何处理？接待办主任撕下一纸，匆匆记下这三大问题，说是向领导请示，以安排我的采访。接着把我们引到附近一幢按星级标准建造的“竹林宾馆”下榻，先让我们在宾馆客房内稍事休息，然后外出帮我联系调查访谈事宜。

约摸过了半小时，主任送来三本介绍竹林村情况的书。一是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竹林腾飞之路》，一是中央省市领导的题词集，分上下两册，一是竹林精神文明守则。主任请我们先看起来，说刚有一个从郑州来的全国人大代表参观团，他要先去接待。中午11点，主任复来，说刚送走全国人大参观团，并说铭恩（即竹林的带头人赵铭恩）下午要到郑州去，实在抽不出空接受我们的采访，由他作全权代表，回答我所提出的问题。饭前的访谈要点记录如下：

一、竹林村现有600来户，2300余人口，散居六沟六岭的13个自然村，原有耕地1407亩。全村有三大姓：李姓占80%以上，其次邵姓近10%，再次赵姓约8%，另有几户张、曹两姓。张姓在土改时，因分得房子与土地而定居该村，曹姓是上门女婿，后复归本姓。明清时，该村大姓是刘氏，当时有刘员外者，在宫廷做过御厨。后子孙不繁，人丁渐稀，解放后仅存3户，如今已绝户。赵姓在解放前，尚称殷实，人口发展十分平稳。邵姓原来只有几户，如今人丁兴旺。该村只有李氏在解放前，建有祠堂，存有族谱。李家祠堂至今犹存。（注：各村落内，都有一部宗族兴衰史，小宗族发展而为大族，大宗族降为小族，甚至绝户。各宗族、各家族在争夺土地资源与地位的竞争，一直是村落社会的中心内容。）

竹林村有两位带头人，一是赵铭恩，二是李淑转（女）。赵原任村支书，李任村长，如今竹林建立集体企业集团，赵任党委书记兼公司董事长，李任村长兼党委副书记兼集团总公司的总经理。在村内拟制的辈分上，赵为叔辈，李为侄辈。李淑转全力拥戴赵铭恩，李说：“一个单位只能有一个中心，中心多了人心就不齐。赵书记是俺竹林的中心，我是赵书记的参谋。”（注：从材料上可以看得出来，赵在村高层人事安排上，确实充分考虑到李氏大姓的优先地位。）

二、地处嵩山北麓末端的竹林村，一缺土地，二缺水，农业生态环境极其恶劣。我问，此地无水、无竹，何名竹林村。李主任说，据史料记载，该村在魏晋时“两山相夹、竹林茂盛”。但到嘉庆年间，竹林村便既无竹、更无水了。人畜用水要到近十里外的地方去挑，或下雨天贮存起来的雨水，庄稼全部是靠天了。解放后，历届党支部一直把打井找水作为首要任务，全村至今已打了十几个窟窿，就是没有水。这些年，村里有了钱，花了三四百万元，请钻井队打了三四口数百米深井，还是没有水。如今全村用水，都是每天用车从外面运来的。该村发展农业是没有条件的。对农业而言是荒山秃岭，但对发展工业而言，竹林村山山岭岭几乎全是宝。该村蕴藏着数千万吨的铝矾矿、铁矿石，还有煤矿。在公社时期，竹林大队就建立副业队，开采铝铁矿石，建熟石窑，烧铝矾土。赵铭恩就是从第一个村办企业厂长兼采购员起家的。到1978年末，全村已有三个小集体企业，其中耐火砖厂的年产值达三四十万元。该村已成为公社里的先进单位。经过十余年的艰苦创业，如今的竹林集团总公司下属十大公司，每公司下属若干企业，涉及耐火砖、建材、化工、机械、印刷、药品、包装、食品等近50个大小企业。职工人数近5000人，其中外来职工近4000人。十大公司实行经济独立核算，由公司经理承包，承包奖金视其效益而定，推销员也实行多推销多得利。一般来说，厂级干部月薪2000元，车间主任一级1000余元，一般职工人均300～400元，外来职工包吃包住。效益好的经理、厂长，年终可获奖数万，甚至数十万元，去年某推销员获奖11万元。

我问李主任，竹林实行个人承包制，不是也会引发贫富两极分化吗？他说：“铭恩早已考虑到这一点。为了搞活企业，激发厂长经理的积极性，有必要推行个人承包制。推行承包制，在分配方面必然拉开差距。铭恩用两个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一是将大部分高额奖金转入企业的私人股，留在企业内使用；二是把钱引入住房建设。铭恩说，从前赚钱，是为了置地买砖。如今，土地是国家的，不能买卖。村民手里有了钱，为防止其用于吃喝嫖赌，就得把手里多余的钱引到造房添家具方面去。在十余年内，竹林村民的住房，更新换代已经三次，如今进入第四代——盖洋房别墅。如今竹林村民，比什么？比谁的贡献大，谁的住房盖得豪华。”

我问李主任两个问题：一是如果全村都盖起了洋房别墅，他们还比什么呢？二是将承包奖转入私人股份，这对增加企业的投入，抑制消费是有好处的，但如私人股比例越来越高，集体企业有无可能变为私人企业呢？他说，他没有考虑过这两个问题。

谈到12点半，李主任请我们吃饭，在宾馆雅间设宴款待我们。数杯下肚，谈话更投机了。我说：“在村落与村民中间，有赵铭恩之才干者往往而有，但有赵铭恩之德者，或数村难遇一人。如赵铭恩那样德才兼备者，更是少之又少。竹林村出了个赵铭恩，故有竹林村的今天，反之，不出赵铭恩这样的人物，便没有竹林村的今天，或会出许多私人老板，但不会有如此规模的集体经济。故而，这类典型，无法为别村所仿效，星星之火，难以燎原。十几年来，每天都有数批访问者到南街、到竹林来参观、取经。但河南省有几个南街，几个竹林？如果竹林失去赵铭恩，你们保证能产生类似赵铭恩一样的接班人吗？这样德才兼备的领导人看来不是培养出来的，而是自己冒出来的。”

这位言辞谨慎的接待办主任听到此地，忽然动容，说“顿开茅塞”。于是谈话转入开诚布公、推心置腹的阶段了。他说：“我们一个乡，就有20来个村，挨着竹林的村，都学不了竹林。看来，问题就在于不是每个村都能出带领村民共同致富的人物。”

席间，我又问李主任：“你们村自80年代初以来，历次重大的投资决策为什么能永保不失误呢？”他说：“赵铭恩现有两大顾问班子：一是以中央委员×××为主的政治顾问班子，二是高层经济决策顾问班子。竹林的重大经济政治决策，皆征询两大顾问班子的建议，那还错得了吗？”

饭后，李主任又去请示领导，问他们能否接见我这位远道而来的学者。他带回来的只是领导的指示：要李主任整个下午陪同我们参观访问。下午3点，一辆轿车在宾馆处等候，李主任陪同我们参观耐火材料厂、机械加工厂与药厂。厂长皆在厂门口迎候，陪同参观，并随时回答我们提出的问题。然后绕后山村民住宅区一圈，返回宾馆。各单门独户的小楼，卧于半山腰，掩映于绿林丛中，大有山间别墅之韵味。如今村民住房的样式，正从第三代向第四代过渡之中：第一代，从土石窟里搬出，多以砖、水泥板为主的一层或二层住房。第二代，全是二层楼房，内外墙皆粉刷，内以水磨石地板。第三代，外以瓷片装饰，内按宾馆标准装修。第四代是设计别具一格的洋房别墅，造价或在十数万至数十万之间。

晚上，在竹林宾馆的旅舍内读《竹林腾飞之路》，其中有不少我所感兴趣的资料。

一、我所下榻的竹林山庄建于1992年初，总投资250万元。有单人间、双人间、三人间客房28间，可容纳客人93人。大小餐厅12个，会议室、娱乐室一应俱全。竹林投巨资建此宾馆的目的是“接待上级领导，专家名流与客商”。竹林人懂得，发展商品经济，需要科技、信息、市场，涉及政治、经济、法律等，因此，他们不惜一切代价聘请大批各方面的知名人士，专家名流，组织了庞大的顾问团，为竹林经济飞跃出计献策。现在他们组织了政治顾问团，法律顾问团，市场顾问团，医药顾问团，耐火顾问团，化工顾问团，共计243人。这些顾问团的成员，有党政领导，有从事经济管理和经济研究工作的专家，有搞经营管理的专业人员，有法律专家等等。竹林山庄接待的第一位客人是河南省委书记李长春。

我想，类似南街、竹林这类集体经济高速增长的典型，在多大意义上是他们自己艰苦创业干出来的，又在多大程度上是高层党政作为榜样而树起来的，这个问题值得研究。的确，这类“典型”在出名之前，有一段艰苦摸索与创业过程，有一德才兼备的能人在起着主导作用。一旦他们获得了一定成绩，并受到县、市、省，甚至中央高层重视与表彰之后，他们便获得了一份越来越丰厚的政治资源。正是这份独特的政治资源，使得这类典型驶入了经济高速增长的快车道。该书内记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有一位中央领导人来竹林视察，那时竹林在省里已有了名气，领导人问赵铭恩一个很棘手的问题：‘你们出门咋办事，特别是出了省，出了市？’赵铭恩一时不知该怎样回答。旁边一位省里的负责人怕他太直漏了底，忙替他解围：‘他们是先进，到处都开绿灯。’中央领导又问：‘那当先进以前呢？’憨厚朴实的赵铭恩发窘了。此时，李淑转笑着对中央领导人说：‘我们随行就市。’中央与省领导都笑了起来。”

所谓“随行就市”，即南街口号“内方外圆”中的“外圆”。乡村企业要获得资金、原料与销售市场，往往使用攀亲戚，拉关系，请客，送礼，搞回扣等等他们所熟悉且行之有效的竞争手段。在与外商的交往中，还得满足他们的生活习惯与特殊偏好，如此等等。（南街的高明处，在于把“外圆”与“内方”严格划分开来。）既然凡乡镇企业皆采取这些竞争手段，竹林在这方面并无特殊优势，他们的优势恰恰在于“是先进，到处都开绿灯”。因而在贷款与立项审批等等方面具有很大的优先权。“1986年末，竹林贷款97万元，发展了集体企业，彻底解决了村民的温饱问题……1987年7月，李淑转在村党政及各企业领导参加的会议上提出，再贷2000万，一次上8个项目，并在产业结构上进行大调整。……赵铭恩通过当时的县委书记张灵东……从西安方面借款400万……。”“1992年，竹林通过郑州农业银行代发3000万元债券。”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这类“典型”的经验是：一努力成为先进，二利用“先进”而获得的政治资源，使先进更先进。人们在总结这类“典型”的经验时，恰恰把这条经验遗漏了。

二、关于赵铭恩其人其事。

赵铭恩，1978年任竹林村党支部副书记，分管队办企业。1980年任村党支部书记，创办小型的耐火材料厂，这是村集体企业的起点。1982年推行土地家庭承包责任制，但这家集体企业分还是不分？《竹林腾飞之路》一书告诉我们“从打实行土地承包到1983年上半年，竹林村围绕着这家企业的分与合，不知经过了多少风波”。地委书记亲自来竹林视察，督促分厂：“老赵，分吧，早分早主动，晚分就被动。分了好，分吧。”村里也有人挤着争着想分。但赵铭恩抓住中央文件中一句含混的话头：“宜统则统，宜分则分。”他的看法是，土地可分，集体企业不可分，也不应分。此时村支委五个人中，有三人搞私人企业或合伙企业去了。1983年6月25日，赵铭恩与李淑转决定召开全村党员扩大会议。该会议的主题是：“竹林村是走集体致富，个人致富，还是以个人致富带动全村致富的道路？”赵在会上有一重要讲话：“咱村能率先富起来的无非是三种人：一是党员，能人才能入党，党员都是能人。二是干部，外面交际广，朋友多，门路大。三是复退军人，在外跑了几年，见多识广，战友亦多。全村这三部分人总共不足六七十人，但全村有2300来人，剩下的2000余人，谁来管，咋个富？”据说，会议开了整整七天，与会者的绝大多数决定跟赵铭恩、李淑转走“共同富裕”的道路。《竹林腾飞之路》一书，这样评价这次会议：“七天会议决定了竹林的命运，是竹林历史上的伟大转折。从此，竹林群众紧紧凝聚在以赵铭恩为核心的党组织周围，真正迈开了改革的坚定步伐，沿着共同富裕的道路，谱写了由穷变富的历史新篇章。没有这次会议，没有赵铭恩、李淑转……的正确选择，就没有竹林的今天，没有竹林以后的进步与发展。”

七天会议，决定了集体企业的经营方式是“集体承包，厂长负责，定额上缴，超利润分成”。超额部分按3:3:4分成：三分留厂，三分交村，四分作干部职工奖金。会后决定再创办一个耐火砖厂，是名“二耐”。到1985年，“二耐”的年产值就达160万元，“一耐”年产值近100万元，铝矾土矿年产值四五十万元，同时还打了两口小煤井，效益颇佳。由此引起县、市、省领导的高度重视。1986年后，他们利用越给越多的政治资源，到处为这一个“典型”的发展开绿灯，发展到如今的这个规模。赵铭恩、李淑转这两位带头人，也获得上级党政部门赠与的一顶顶荣誉桂冠，竹林村也便成了名闻全省全国的先进典型。中共两任总书记都巡察过这个小小的乡村。

关于赵铭恩、李淑转在竹林集体经济发展壮大中的作用，《竹林腾飞之路》写道：“每提及竹林何以有今天，为什么短短十年会发生这么巨大的变化，竹林群众会毫不犹豫地回答你，因为有党的好政策，有赵铭恩、李淑转这样的好带头人，有他们带出的一班人。……赵铭恩与李淑转，是竹林男女老少所公认的好带头人。他们怎么领路，群众就怎么走；他们怎么要求，干部就怎么干，大家对他们充满了拥戴与信赖。”“在竹林乡亲们的眼里，赵铭恩是个具有特殊权威的人，有些长者，视他为神灵一般。”“在竹林的发展过程中，赵铭恩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讲，没有赵铭恩在关键时刻起到的关键作用，竹林不可能会有今天这么大的变化。”自1988年以来，我曾访问过十几家出了名的村集体企业集团，在那里都有一个德才兼备的集体致富的带头人，凝聚起一批忠心耿耿的追随者，并赢得全体村民如神般的崇拜。上述对赵铭恩评价的话，若移到这些带头人的身上，也完全适用。这类乡村集体组织内部的权力来源及其运行原则确实在于“这一个人”的人格魅力。

这样的人物性格能产生在中国的村落、村民之中，或许是因为中国的某些村落内尚存在着“有无相通、守望相助、患难相恤”的古老传统。中国的村落内不能普遍地产生这样的人物，是因为中国村落内的这种文化传统资源十分稀缺，这类集体致富的带头人，或可遇，实难求。中国农民历来善分，分到家庭而后止，从来不善于在平等协商基础上进行各种形式的联合，除非出现一个能发现他们的共同利益并能全心全意代表他们共同利益的“带头人”，如南街的王洪彬、竹林的赵铭恩那样。

各级党政官员对此类典型的扶持、鼓励与表彰，也是此类人物得以存在的一个重要原因。赵铭恩曾说过：“咱竹林，啥时候来过省委书记这样大的官？在过去，这可是八府巡按一品大员哩，能来咱山沟沟，为咱们竹林的发展出主意，作指示，咱如果再不干，再干不好，能对得起省委、市委、县委吗？能对得起各级政府吗？干，再累，再苦，咱也得干。”这说明类似赵铭恩这样的村集体共同致富的带头人，不单纯有村落文化的背景，更有政治文化的背景。问题是，这两种文化都不足保证这类村集体共同致富的带头人在中国的乡村普遍地产生出来，因而这类集体很难成为村民组织的一般形式。传统村落文化中的家庭至上主义，缺乏协作合作的精神，以及市场经济固有的本性——把群体成员从他们各自所属的集体中揪出来成为在市场中追求自身利益的独立个性——使得南街、竹林这类村民集体成为一个十分孤立的“典型”：只供参观，但无法效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