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警务指挥与战术学的研究方法
警务指挥与战术学同其他学科一样,要对自己的研究对象进行系统地研究,必须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才能透过纷繁复杂的现象,揭示警察执法战斗的本质,通过对丰富的警察执法战斗理论的研究,形成警务指挥与战术学的理论体系。由于科学技术在公安领域的广泛运用,必须适应本学科特点的科学的研究方法,才可能对警察执法战斗现象进行深入的研究,认识与揭示其规律。历史的联系,实践的检验,决定了警务指挥与战术学的研究必须遵循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论,坚持从实践到认识,从感性到理性,从具体到抽象的方法,才能正确揭示警察执法战斗的本质,并为创造性地运用于警察执法战斗实践奠定基础。警务指挥与战术的形成和发展同样是一个历史的过程,人们对警务指挥与战术的概括和总结又是一个逻辑思维的过程。二者既是统一,又是有差异、有矛盾,是辩证统一的关系。若米尼说过:“一切战争艺术的理论,其惟一合理的基础就是战史的研究。[10]”警察执法战斗正确的指挥与战术思想和指挥与战术原则,总是在继承警察执法战斗史的基础上,汲取精华去其糟粕,加以创造性发展的结果。各级公安指挥员尤应注重钻研战史、战例,加深对警务指挥与战术理论的理解,同时还要关注世界各国警察执法战斗行动中出现的新情况、提供的新经验,注重运用现代先进的理论、方法,多角度、多层次地进行研发。“技术决定指挥与战术”这一规律,就是人们通过对指挥与战术发展的全部历史进行分析、抽象后概括出来的结论。这就是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研究方法。警务指挥与战术理论发展的全部历史告诉我们,在这个不断变革的研究领域,绝对意义上“全新”的东西是很少有的甚至是没有。在警务指挥与战术理论研究的每一个突破性成果中,都可以清晰地看到明显地继承性。这种明显地继承性丝毫没有降低它的创新意义。
警务指挥与战术学来自警察执法行动。研究警务指挥与战术学重要的不是熟知过去警察执法的指导规律,而应着力去研讨适应未来警察执法特点的指导规律。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科学技术的最新成就广泛运用于警务实战,使警务指挥与战术发展变化所依赖的物质基础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正在引起一系列深刻地变革。近年来,公安机关在继承传统指挥与战术思想与战法的基础上,充分吸收公安教育训练改革的研究成果,同时借鉴国外同行的有益经验,从而使警察执法的研究,更加适应目标。在警务实战中不断研究发展警务指挥与战术前沿理论,并在以下几方面下功夫:
第一,研究传统作战原则与战法的新的运用;
第二,研究把握和跟上世界范围内警务指挥与战术的总体发展趋势;
第三,研究回答和解决公安机关面临的警察执法战斗的难点、重点问题;
第四,研究警务指挥与战术基本思想,指挥与战术基本思想是指挥与战术理论研究的核心内容,其难度是很大的。
恩格斯指出:“一旦技术上的进步可以用于军事目的并且已经用于军事目的,它们便立刻几乎强制地,而且往往是违反指挥官的意志而引起作战方式上的改变甚至变革。”[11]由于高新技术大量运用于警务领域,技术决定指挥与战术已经不仅仅表现为传统的武器装备。如电子战、信息战就是以大量使用电子、信息技术为特征的作战样式。运用战法也不能只考虑指挥与战术需要,而要兼顾技术装备警察执法效能的制约因素和必需条件。指挥与战术是技术等综合力量的运用方式。技术处于劣势的一方,如果目光只盯着技术,实际上是堵住了自己通向胜利的道路。因此,作战理论、指挥与战术运用的领先对“打赢”高技术条件下的警察执法战斗至关重要。
马克思说过:一门科学只有成功地运用数学方法时,才算走出艺术的殿堂,迈进科学地门槛。在高技术条件下,数字化执法现场结构的发展趋势、高精度打击武器的大量使用、信息战日益成为重要的警察执法战斗手段……所有这些变化,必然使警务指挥与战术学不再满足于定性描述,而是越来越多地使用数学的方法,越来越变成一门定量的、精确的科学。实验室指挥与战术模拟的方法就是警务指挥与战术学研究由“描述科学”向“精确科学”过渡的基本途径。通过计算机模拟警察执法行动情况,进行定量分析,作出科学评估,据此选择正确地警察执法战斗方法。从某种意义上讲,它为警务指挥与战术问题的研究提供了一种“预实践”的环境。警务指挥与战术学源于警察执法实践又高于警察执法实践,它属于高度应用性的知识领域。一方面通晓警务指挥与战术理论原则,另一方面熟练掌握组织与实施警察执法行动的方法,及时研究包括各种条令、条例、教材和理论专著等,弄清警务指挥与战术理论体系中各部分的核心内容、内在联系,把握其精髓。通过有目的、有计划的演习和实验,考察警察执法现象的变化结果,确定不同条件对警察执法行动所产生的影响,以便提供近似实战的经验和数据,据以找出正确的警察执法方法,检验和发展警务指挥与战术学理论。当前,世界发达国家的研究部门尤其重视模拟实验的作用,在其研制的计算机模拟系统已由量化分析作战中的人为因素发展为智能化的、熟知指挥员的脾气、习性、思维习惯和其他感情特征与行为,从而帮助决策者迅速判明情况、定下决心和下达命令。可以预见,在警务指挥与战术学指导下的警察执法战斗领域,必将走出一条“理论—实践—实践(战场)—理论(实验室)”的发展道路。
[1][瑞士]若米尼:《战争艺术》,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第3页。
[2][瑞士]若米尼:《战争艺术》,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第5页。
[3][瑞士]若米尼:《战争艺术》,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第235页。
[4]《美军FM100-40号野战军条令》,军事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页。
[5]《美军FM100-40号野战军条令》,军事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页。
[6]严琦华:《警察战术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2页。
[7]《美国陆军FM100-40号野战条令》,军事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页。
[8]《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集》第一卷,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第17页。
[9]王传道:《侦查学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4页。
[10][瑞士]若米尼:《战争艺术》,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第4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集》第1卷,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第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