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　论

一、本课题研究的意义

笔者以《西部民族地区农村法治与和谐社会的构建——以法人类学为视角》这一课题作为研究点，主要是基于以下考虑：

第一，农村的稳定和发展，是全国稳定和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构建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党中央部署的重点工作内容之一。构建和谐农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离不开法治的建设，法治建设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研究新时期民族地区的农村法治建设，对促进民族地区的农村的稳定、繁荣与和谐，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和现实意义。

第二，为如何增强西部民族地区农村群众的法律意识，正确处理好不同民族的民族习惯法与国家法、村规民约与法律的关系，为使西部民族地区农村群众树立起对国家法律的信仰，提供理论上的指导。我国民族地区农村建设和谐社会，是国家总体发展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如何在尊重国家宪法和法律的前提下，在国家政策允许的范围内，结合民族地区的独特情况，发挥自己的主动权和灵活性，为实现本地区的和谐发展进行必要的法律制度的设计，值得深入研究。

第三，在西部民族地区农村实现法治具有特殊性。在一些西部民族地区农村，存在着多元的法律制度，这些法律制度在调整社会关系中共同发挥作用。多元的法律制度之间存在冲突，不利于社会稳定与和谐。其中民族风俗、习惯、习惯法等民间社会规范与国家法的冲突，尤其值得关注。这些民间社会规范存在和发挥作用的基础是什么？这些民间社会规范对民族地区农村的和谐稳定有没有消极影响？如果有，如何消除这些消极影响？如何消除民间社会规范与国家法的冲突，促进两者的融合？国家法向民族地区农村有效推进需要具备哪些条件？在民族地区农村怎样实现法治？法治怎样才能促进农村的和谐稳定？这些问题，学界并非没有思考，但是，似乎难以对症下药。因此，本课题拟另辟幽径，从一个新的角度，即法人类学的角度，运用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对上述问题展开研究，希望能找到问题存在的根源，并为民族地区农村法治与和谐社会的构建提出科学可行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