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城市界说
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城市,是指“人口集中、工商业发达、居民以非农业人口为主的地区,通常是周围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2]结合以上有关城市定义的描述并考察人类发展的历史,可以发现,城市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并非人类一产生就出现的,因为在人类产生之初,人们的生活居住区域显然并不具有“人口集中、工商业发达和居民以非农业人口为主”的特征。在原始社会的绝大多数时间里,工商业和非农业这些概念都是不存在的,人类主要是在茂密的丛林或广漠的草原里分散活动,靠渔猎为生,以小群体聚居的方式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简单生活,在这样的生活背景下,人们在现代社会所熟悉的、发挥着重要工商业中心作用和生活居住职能的城市显然并没有存在的可能和空间。因而,城市是人类社会、经济、文化等综合发展的结果。
根据相关学者的研究,城市出现在原始社会末期的第二次社会大分工——手工业与农业的分离——之后,奴隶社会时期的第三次社会大分工——商业与农业的分离——为城市的快速发展创造了条件,总体来看,城市的产生和最初发展主要源于三个方面的因素:一是随着生产的发展和社会活动的增多,早期社会的人们需要一个相对固定的生产、生活场所进行集体活动,包括日常管理、宗教、祭祀活动等,这就是城市的雏形;二是随着战争的增多,人们需要一个被墙垣围起来的具有防御功能的区域空间,这个空间被称为“城”;三是随着生产进行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人们需要一个能方便地汇聚商品生产者和交换者进行商品交换的场所,于是,“城”逐渐成为商品交换的场所,“城”与“市”就结合在一起了。[3]
从人类社会的发展来看,城市的最初特征或者说职能具有很大的防御性因素,这一点可以从我国现存的各个古城遗址中找到明确的答案,比如现存的古城一般都会分为内城、外城和瓮城等,每一部分都有非常厚的城墙,把城市的防御性体现得淋漓尽致,只有在深沟高墙之内的区域空间里才有密集的人口、繁华的都市生活、发达的手工业生产和形形色色的商业活动。因而现代人在描述古代的战争时常常会用到“攻城拔寨”这个非常形象的词汇,换言之,如何才能突破城墙等防御工事成为古代战争中最常遇到的课题,这经常会在一些反映古代战争情形的影视剧中有非常直观的体现。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人类的发展,城市的防御功能已经大大的弱化了,人们已经不再需要用厚厚的城墙去维系自身的生存、发展和内心的安全感,城市更多的是发挥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职能,换句话说,人们生活在城市中,更多的是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享受城市带来的便利。一般而言,相对于乡村,城市里会有更好的公共设施、更快捷的资讯、更大规模的物质文化交流、更多的工商业机会,人们可以接受到更多更好的服务、获取更多更好的教育医疗资源、寻觅更多更好的发展机会等,上述种种方面可以通过城市的特征来体现出来。
有学者把城市的特征归纳为以下五个方面:[4]
一是人口相对集中。人口是城市的主体,没有一定数量的人口聚集,就不会产生城市,或者不能称之为城市。
二是经济相对发达。城市聚集了大量的资本、技术、信息等,为经济的繁荣发展提供了强劲的动力。
三是功能相对齐全。一般而言,城市的基础设施比较完备,城市功能比较齐全,适应人性化发展的要求。
四是效率相对提高。城市的活力和效率源于高素质的人口、密集的资本、创新的技术、完整的信息以及由人口、资本、技术、信息等优化组合而形成的新的制度安排。
五是文化相对繁荣。城市文化、城市精神是识别不同城市的重要标志,乡村也有自身的文化,但由于受到地域的局限,加上人口分散、经济封闭等原因,乡村往往难以形成强势的文化市场,难以与城市的强大文化浪潮相抗衡。
还有学者在和乡村比较的基础上,对城市的特征进行了更为精炼的表述,认为有以下三个方面:[5]
一是空间上的聚集性。此为城市的根本属性之一,城市聚集了大量的人口、资源和社会经济活动,并且将其限定在一定的地域之中。
二是经济上的非农业性。它与乡村的农业经济在专业与地域方面有明显的分工,城市的这一特性有时又被称为“非农业的土地利用”。
三是构成上的异质性。这是城市的社会属性,有时又被称为“多样性”、“流动性”,城市是不同文化交汇、融合的区域。
上述两个学者虽然对城市特征进行了不同的概括,但是仔细分析,二者其实都强调了城市共有的最基本属性,如聚集性、非农业性以及文化的多样性等。只是从表述上来看,前者更为具体和形象,后者更为概括和抽象,但是本质上差别不大,总体上与上文所述《现代汉语词典》词条中对“城市”的解释是一致的。
由于城市具有上述方面的特征,因而会成为一定区域范围的核心,并在该区域范围内发挥巨大的聚集效应,成为该区域范围发展的“火车头”。这种“聚集”不仅体现在物质层面,还体现在精神层面,城市是高密度的物质与精神聚集体。[6]具体体现为,城市是一定区域范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作为“中心”会对区域内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起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和拉动作用。以经济发展为例,城市对周边经济的拉动作用主要体现为“溢出效益”。所谓“溢出效益”,是指当某个城市的经济发展到一定合理规模后,其产业、资金、技术、人才、信息通过各种渠道和流通网络向城市周边区域扩散的现象和过程。它一般具有以下特征:(1)溢出效益是一种经济要素的合理转移过程,这些经济要素在城市经济达到一定合理规模后扩散到郊区和农村,以获得更高的边际收益,从而避免城市经济过分积聚带来的不经济性;(2)溢出效益具有多样化的内容及形式,溢出的内容可以包括产业、资本、技术、人才和信息等多种经济要素,溢出方式可以采取直接转移、合作等多种形式;(3)溢出效益的发挥有赖于一个高效率的顺畅渠道,一个高效率的传导渠道,才能将城市的溢出效益有效地传递给周边地区,否则将发生传递中断现象。[7]城市的作用和吸引力是不言而喻的,以人才流动为例,优秀的人才为了有更好的发展机会和更大的发展空间,往往会投身到城市带来的资源和财富的洪流之中,虽然不乏有的人才会选择在乡村创业或为了自己的理想而在乡村坚守,但相对于前者而言,后者毕竟是少数。
从历史的维度来看,城市可以分为古代城市、近代城市和现代城市。以时间节点进行界分的话,古代城市主要指1760年之前的城市;近代城市主要指1760年到1900年之间的城市;现代城市主要指1900年之后的城市。[8]
相对于近现代城市,古代城市的规模较小,人口较少,数量也相对比较少,其经济社会职能难以和现代城市相比拟,尤其是在自给自足的经济模式之下,城市的经济社会职能显然会被大大的挤压。
近代城市是伴随着工业革命而大量出现的,机器化大生产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社会分工越来越细,为了便于集中进行社会化的大生产,城市的地位得以极大地凸显,面对急剧增加的人口和不断扩大的社会化生产规模,城市公共设施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总体来看,这一阶段的城市发展充分体现了乡村向城市急剧转变的特征,城市功能分区和结构布局的合理性和现代城市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但城市的功能和古代城市相比已经有了根本性的不同,和现代城市已经非常接近了。需要注意的是,在近代城市发展过程中,为了更好地进行公共设施的建设,人们已经开始重视规划的作用,但是规划使用的范围比较窄,基本上仅限于公共设施建设领域。
在现代社会,随着工商业的规模化发展,城市的规模也在不断地膨胀,城市容纳的人口数量不断地攀升。比如,目前全世界人口在100万以上的大城市比比皆是,人口在1000万以上的超大城市也并不鲜见。但规模和人口并非现代城市和近代城市相区别的核心指标,只能说明在不同的社会经济发展背景下,现代城市的发展壮大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二者更大的不同在于,现代城市在功能上已经完成了和乡村的完全分离,而且不同城市的定位及内部的功能分区更为细化和合理,比如有的城市定位为工业经济中心,有的城市定位为政治中心,有的城市定位为金融服务中心等。在现代城市建设过程中,为了更好地实现城市的功能定位,人们更加重视规划的作用,通过规划实现城市结构和城市功能的合理布局,在某种意义上规划甚至在取代法律的作用。“在城市规划、土地利用规划等计划行政领域,基本上采取了如下构造:法律并不直接、具体地进行利害调整,而是仅仅提供利害调整的平台,将实际的利害调整任务委任给行政过程。……各国普遍出现了从‘依法律行政’向‘依计划行政’乃至‘依程序行政’的原理转换。”[9]
从以上有关城市产生、发展的过程可以看出,城市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人类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是社会分工不断细化的必然结果。在现代社会,城市在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离开了城市,整个社会将会失去最重要的支撑和动力,离开城市——这在现代社会显然已经成为不可想象的事情。正是因为上述城市固有的特征和其在现代社会的不断发展、壮大,使得城市地下空间开发成为必然,这在下文将进行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