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从两部上古史讲义到《秦汉的方士与儒生》

著名的《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发表之后，顾颉刚声名鹊起，但此后数年间，由于种种原因，他并没有能够开始系统的古史辨伪工作，所以他说，“前数年，我曾研究了这方面的几个问题，又把若干篇讨论文字合成一册《古史辨》。因此，社会上以为我是专研究古史的，就有几个学校邀我去任中国上古史的课；我只有逊谢。这因担任学校的功课必须具有系统的知识，而我仅作了些零碎的研究”。

1927年10月，应傅斯年之邀，顾颉刚赴中山大学任史学系教授兼主任，并自该月下旬起开始讲授“中国上古史”、“书经研究”和“书目指南”等课程。为配合讲课需要，顾颉刚着手编撰《中国上古史》讲义。但由于他抵校时已开学，没有充足的时间编写一份详尽的讲义，所以顾颉刚只好退而求其次，改为专印材料，把许多零碎文字钞出来并加按语，以组成一个大致的系统。

值得注意的是，顾颉刚所编的那些看似“凌乱殊甚”的资料其实蕴含了他对于古史整理的内在逻辑，这从他所列文献的分类上即可看出，这些文献共五类，分别是：

甲种（上古史之旧系统，以《史记》秦以前之《本纪》、《世家》为代表）

乙种（初意专以《史记·本纪》、《世家》所根据之材料入之，后乃并录真实之古史材料）

丙种（虚伪之古史材料及古代之神话传说与宗教活动之记载）

丁种（古史材料评论）

戊种（预备建立上古史新系统之研究文字）

对上述五类文献的系统梳理，事实上是顾颉刚“一部书一部书地”考辨古史的具体实践，而这是他很早就有的想法，如他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的“前记”中就说：

我很想做一篇《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把传说中的古史的经历详细一说，……我想分了三个题目做去：一是战国以前的古史观，二是战国时的古史观，三是战国以后的古史观。后来又觉得这些题目的范围也广，所以想一部书一部书地做去，如《诗经》中的古史，《周书》中的古史，《论语》中的古史。

所以顾颉刚后来说，在中山大学编写的这部上古史讲义，“始把上古史的材料作系统的收集”。在此基础上，顾颉刚又撰写了“中国上古史实习课旨趣书”，对该课的目的及研究途径作了更为清晰的表述：

第一类是对于某种专书的整理，可分为四组：甲组——年代总表；乙组——人名索引及世系表；丙组——地名索引及地图；丁组——材料考订。

第二类是对于某一事件的研究，也分为四组：甲组——人的传说的演变；乙组——制度的传说的演变；丙组——古史系统的传说的演变；丁组——书籍与学说的演变。

而最为重要的是，在这部《中国上古史讲义》中，顾颉刚不仅很明确地把战国时期视为古史演变的关键期，而且明确指出墨家的尚贤和尚同观念是导致古史演变的内在原因。如他在讲义的《墨子·尚贤上篇》按语中就写道：

战国之世有两种强有力之运动，使世主学者百虑而一致，尽其热诚以赴之者，则平等运动与统一运动是也。……征诸古籍，则《墨子》之《尚贤》，前一运动也；其《尚同》，后一运动也。《尚书》之《皋陶谟》，前一运动也；其《禹贡》，后一运动也；而《尧典》者，汇合此两事而作成之最完美之乌托邦也。

由此可见，虽然顾颉刚在中山大学为时甚短，但却是他完善自身古史体系的一个关键时期。

1929年9月，顾颉刚应燕京大学之邀，任该校国学研究所研究员兼历史学系教授，并开“中国上古史研究”课，为此着手编撰《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这部讲义和此前他在中山大学所用的讲义在性质上大同小异，但目的更明确，体例更规范，内容也更丰富。对于这部讲义的意义，顾颉刚在自序中说得非常明确：

我编辑这份讲义的宗旨，期于一反前人的成法，不说哪一个是，哪一个非，而只就它们的发生时代先后寻出它们的承前启后的痕迹来，又就它们的发生时代背景求出它们的异军突起的原因来。我不想取什么，丢什么，我只想看一看这一方面的史说在这二三千年之中曾经起过什么样的变动。

不难看出，这部讲义是对“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的具体论证。讲义对三十四种文献材料进行了分析讲述，并将这些文献分为七组，分别是：1. 儒家以前的记载；2. 汉以前的儒家记载；3. 战国秦汉间的非儒家的记载；4. 西汉时的儒家记载；5. 刘歆的历史系统；6. 谶纬的历史系统；7. 受刘歆和谶纬影响而形成的各家学者意见。显然，这七类文献恰好涵盖了他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中所提出的三种古史观，即——战国以前的古史观、战国时的古史观以及战国以后的古史观。

讲义的编写过程其实也是顾颉刚古史辨伪逐渐系统和深入的过程，所以他的编写计划始终处在不断的调整之中，并最终提出“古史四考”的构想，即：

一、辨古代帝王系统及年历、事迹，称之为《帝系考》；

二、辨三代文物制度的由来与其异同，称之为《王制考》；

三、辨帝王的心传及圣贤的学派，称之为《道统考》；

四、辨经书的构成及经学的演变，称之为《经学考》。

“古史四考”堪称顾颉刚毕生的事业追求，但在燕京大学所编的这部《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实际上“只成了《帝系考》的一部分”。

既然这部上古史讲义的主要目的是要考辨古代帝王的系统，禹及其他夏代国君就必然包含在内。在对儒家文献进行分析后，顾颉刚认为：

我们从《诗经》里，知道商、周两族都以禹为古人，比他们自己种族还古的人；禹又是一个极伟大的人，作成许多大工程，使得他们可以安定地居住在这世上。……我们在《诗经》里，只见他们讴歌最多，赞叹最热烈的，惟有禹一个人，可以晓得禹是他们那时的古史中的惟一主要人物。……

《论语》中讲的古史，禹以外多出了尧、舜，尧、舜的时期在禹之前，尧、舜的地位在禹之上。……截至《论语》的时代，古史系统还不甚久远。在三代以前，他们只说起尧、舜、禹，而且这三个人是同时代的。……

战国之前，禹在古史中虽甚占地位，但他的世系和代号都没有说明白。……到了战国时，才说明白了。

这是从儒家经典中归纳出来的禹的演变轨迹。顾颉刚又指出，非儒家的记载则以《天问》最具代表，而根据《天问》则可以看出以下线索：

《天问》中所说的禹还是一个上天下地，移山倒海的人，所说的鲧还是一个给上帝压禁在山里的人。……这还保存得古代民众传说的真相。……在作《天问》的时候，尧、舜在传说中的势力还不及禹大，也没有与禹发生关系。……

足见在禹的故事中，他的治水的方法原是讲壅塞的，并不像《孟子》及《国语》中所说的疏导。……只因鲧的得罪上帝由于‘窃’而不在于‘堙’，故禹得了上帝的命令之后就堙填成功了。……

《天问》这一篇是古史传说中很重要的一篇。……自《天问》以上是神话的，由《天问》以下乃人化了。

这一时期，顾颉刚的研究目标极为清晰，就是要探寻战国秦汉时期人的古史观，这也就是他一直所强调的他对于古史“演变”的关注更甚于古史的“真相”。顾颉刚对于外人的误解甚是无奈，如他在1930年8月10日所作的《古史辨》第二册自序中写道，“最使我惆怅的，是有许多人只记得我的‘禹为动物，出于九鼎’的话，……其实，这个假设，我早已自己放弃”。由于他坚信战国秦汉是把握古史“演变”的关键时期，所以自述其理想是，“只是作成一个战国秦汉史家，……要在这一时期的人们的思想和学术中寻出他们的上古史观念及其所造作的历史来”。顾颉刚所编的这两部上古史讲义，可以视作他向着这个目标所作的初步努力，汇总和条理资料正是通向“古史四考”的必要基础。

而事实上，这种资料整理的效果很快就显现出来。20世纪30年代，顾颉刚在上述两种讲义的基础上，陆续写成了《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和《三皇考》两篇宏文巨著，详细论证战国、秦、汉间三皇五帝演化的历史，从而真正完成了“古史四考”之中的“帝系考”的关键部分。而1935年出版的《秦汉的方士与儒生》一书则以通俗的体裁，深入浅出地把上述两文的核心意思展现出来，令普通读者也能够了解在秦汉政治与学术环境下三皇五帝思想的演变，由此成为顾颉刚最重要的史学著作。

从表面上看，《秦汉的方士与儒生》的写作较为偶然，但实际上则颇有深意。1929年顾颉刚到燕京大学历史系任教之初是讲授“中国上古史研究”一课，但1933年同系的邓之诚教授患病，请假半年并请顾颉刚替他讲授“秦汉史”一课，于是顾颉刚就编写了这部原题为《汉代学术史略》的讲义。但上文提到，顾颉刚早就有了“作成一个战国秦汉史家”的企图，希望“要在这一时期的人们的思想和学术中寻出他们的上古史观念及其所造作的历史来”，所以他正可以借着编写讲义的机会来初步实现他的这一理想。

顾颉刚在该书序言中指出，“汉代学者是第一批整理中国历史资料的人，凡是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和先秦各家学说的人们一定要先从汉人的基础上着手，然后可以沿源数流，得着一个比较恰当的解释，所以汉代学术享有极崇高的地位”，这也应该就是他愿意成为“一个战国秦汉史家”的原因所在。因为他早有“要在这一时期的人们的思想和学术中寻出他们的上古史观念及其所造作的历史来”的愿望，所以这本讲义的重点不满足于“辨清了今、古文家的原来面目”，而是“希望向前推进一步”，要探讨“为什么有今文家，为什么有古文家”？换言之，是要了解“他们出现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条件是什么”。由此顾颉刚想到只有从“秦、汉时代统治阶级的需要上来看今、古文两派的变化”才能真正地洞察历史真相，而研究的结果则是他明白了“儒生和方士的结合是造成两汉经学的主因”。具体来说，这一过程是：

方士的兴起本在战国时代的燕、齐地方，由于海上交通的发达，使得人们对于自然界发生了种种幻想，以为人类可以靠了修炼而得长生，离开了社会而独立永存，取得和上帝同等的地位；同时同地有邹衍一派的阴阳家，他们提倡“天人感应”的学说，要人们一切行为不违背自然界的规律。秦始皇统一六国，巡行到东方，为了方士和阴阳家们会吹会拍，他立刻接受了海滨文化。儒生们看清楚了这个方向，知道要靠近中央政权便非创造一套神秘的东西不可，所以从秦到汉，经学里就出了《洪范五行传》一类的“天书”做今文家议论的骨干，一般儒生论到政治制度也常用邹衍的五德终始说的方式来迎合皇帝的意图，使得皇帝和上帝作起紧密的连系。……到了西汉之末，刘歆整理皇家的图书，发现许多古代史料，他想表章它们，本是史学上的一件盛举；但学术性的东西是皇帝所不需要的，一定要插入对皇帝有利的东西方能借得政治的力量，所以他唯有在《左传》里加进新五德终始说的证据，又要做出一部《世经》来证明王莽的正统。在这种空气里，光武帝就必须用《赤伏符》受命，而谶纬一类妖妄怪诞的东西就大量产生了。因此，我觉得两汉经学的骨干是“统治集团的宗教”——统治者装饰自己身份的宗教——创造的，无论最高的主宰是上帝还是五行，每个皇帝都有方法证明他自己是一个“真命天子”；每个儒生和官吏也就都是帮助皇帝代天行道的孔子的徒孙。……至于今文家和古文家，只是经书的版本不同或是经书上的解释不同，不是思想的根本有异。

从1923年《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经两部上古史讲义的编撰积累和梳理资料，进而完成《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三皇考》以厘清了上古帝王的世系演变过程，再到1935年《秦汉的方士与儒生》深入分析这一古史体系形成的社会背景，顾颉刚以十余年的时间终于完整构建并论证了“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在该体系中，对禹及夏代历史的认识堪称枢纽，但非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