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宁可兄的第一次见面
宁可兄遽尔“远行”，真是出乎我的意料。记得年末他在空军总院住院的时候，我与立生兄伉俪，相约去医院探视。那天他的精神和气色都还不错，长时间坐在病房的沙发上，与我们交谈良久。根据当时的印象，我认为他的健康状况，有可能逐步向好。所以在临别时，还专门和陪同一起的他的爱女宁欣说：“你爸爸的病，一定会一天天好起来，有了好消息，请及时跟我们通气。”然而事情的发展，竟与我们真诚的期望背道而驰。过了没多久，立生兄打电话给我，说宁可已经永远地离开我们，“走了”。噩耗传来，使我顿时心碎欲绝，潸然泪下，想忍也忍不住。就像一下子陷入了无边无际的阴霾与黑暗之中，连续多少天，内心始终充满了一种难以忍受的哀痛与悲凉，挥之不去，自拔无术，想摆脱一直摆脱不了。
回顾我与宁可兄相遇、相识到成为好友的全过程，掐指算来，已经走过了七十五个年头。我们初次见面，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的1939年。那是我们民族遭遇空前灾难，烽火连天、金瓯破碎的特殊年代。那一年，日寇的铁蹄已经踏进我们祖国的腹地。大武汉已经失守，长沙被烧成一片火海。大批流离失所的难民，扶老携幼，沿着湘桂线，纷纷逃向大西南的贵阳避难。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三个互不相识的家庭、三个互不相识的孩子，随着逃难的人群，先后到达贵阳。这三个孩子就是宁可，我，还有后来成为宁可爱妻的刘淮。那时候我们都只有十来岁的年纪，正在读四、五年级，其中以刘淮的年纪最小。三个来自天南海北的小学生，在茫茫人海中，不知不觉间越走越近，此时已然聚拢到了同一个城市——贵阳，这已经是蛮不容易了。然而在贵阳这样一个大城市里，我们当时面对的，仍然是一片人海，人海一片。从客观上来讲，我们仍旧难以得到直接见面、直接接触的机会。能够相见、相识的几率非常之小。后来，由于我和刘淮都选定了同一个小学校（私立“宏雅小学”）读书，才终于在那里见面、相识，而有幸被编在一个班级而成为同窗好友。至于宁可，他当时就读的是另外一所学校（市立第一模范小学），那时候他既不知道世界上还有曹健和刘淮这样两个人，我们也不知道地球上还有一个宁可。在这种情况下，到底需要遇到什么样的机缘，具备什么样的条件，才有可能直接见面、彼此相识呢？当时在我们中间，地球好像仍然存在一个巨大的裂缝和鸿沟。假如没有一种特殊的力量来推动和协助，想要跨过这条巨大的裂缝和鸿沟，几乎是无法想象的。然而说来凑巧，正是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几乎像是从天而降，突然有一个可遇而不可求的美好机缘及时地降临到我们头上。直到几十年后，我们仍然赞美它是一种极大的幸运，一种极为稀有的幸运中的幸运。
这一年，贵阳市破天荒地举办了一次全市小学生的讲演比赛，主题是“航空救国”。在这之前不久，贵阳曾遭到日寇的疯狂轰炸，市中心最繁华的地段完全被夷为平地，留给人们的，除了瓦砾就是焦土，这使全市人民对日本强盗的倒行逆施无比愤慨，由衷痛恨，而与此同时，“航空救国”的呼声也随之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或许这就是发起此次讲演比赛的背景吧！这次小学生的讲演比赛，参选的代表由全市各个小学选拔产生。我和刘淮、宁可三个人都有幸被选中，三人同时跨入了全市参赛者的行列。正是由于这样的机缘巧合，我们才得以跨过最后一条“鸿沟”，突破最后一个难点，而终于在贵阳一家剧院搭建的比赛讲台上，完满实现了三位颇有缘分者的“历史性会见”。这就是我们后来常常提到的“1939年三人同台讲演”的那一段童年历史。由于这一事件对我们后来的方方面面影响不小，我们一直把它十分珍惜地藏在心头，并且成为几十年之后一次又一次被重温的话题。
这次贵阳市举办的以“航空救国”为主题的讲演比赛，应该说举办得相当成功。尽管参赛者都是年纪小小的小学生，文化程度最高也不过是五六年级，但是，由于比赛主题选得好，准备充分，层层优选，反复演练，小选手们又各展所长，所以整个比赛的水平并不低，而是显得颇有分量，很有特色。
从比赛的结果来看，代表我们“宏雅小学”参赛的刘淮，表现十分突出。她年纪虽小，但是在那样的大庭广众之下，一直表现得从容淡定、稳重沉着、不慌不乱、有板有眼。她的发言，流畅自如，极富说服力和感染力，而且从头到尾没有出现一点差错，更没有出现过所谓“卡壳”的现象。特别难能可贵的是，她不但演讲词写得好，而且站在讲坛上展示给人们的气质、形象、感情、动作、音准音量、咬字吐字等等，都使在场的许多参赛者忍不住发出由衷的感叹而自愧弗如。
评选结果，刘淮位居第二，为“宏雅”赢得了荣誉，还领到一面光彩夺目的锦旗。参加这一比赛取得的成功，充分显示了她在语言方面的内在素质和优势，同时也预示了这种优势在她未来的发展中有可能形成的辉煌。后来，也就是1948年，当她被地下党从北大输送到华北解放区的时候，很快就被新华广播电台发现和吸收，而且很快成为女播音员中真正的主力。那时她和著名播音员齐越等相互配合，用他（她）们优美、嘹亮的声音，把我党、我军的重要文告、言论和胜利进军的捷报等，连续不断地播送到大江南北、全国各地，使全国人民受到极大鼓舞，并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把后来这些情况同她幼小时候就参赛获奖联系起来观察，就不难发现，后来她在工作岗位上之所以能够表现得如此出色，那绝非偶然，对此，我把它称之为 “源远流长，其来有自”。
宁可在这次讲演比赛当中的表现，与刘淮相比，可就不是那么一帆风顺了。首先，从其外在的印象分来说，不论是给人的视觉印象还是听觉效果，他都不可能拿到像刘淮那样的高分。对这一点，宁可也有自知之明，他承认自己与刘淮存在差距。还有在讲演的那一天，不知是因为什么缘故，他在台上发言时，曾一度表现紧张，也许是走神，这当然直接影响了他的临场发挥。所以，最后评定的结果，宁可和我一样，都属于“无缘获奖”族。不过，无缘获奖，并不一定就意味着失败。事实上，如果从讲演的实质性内容来考察，从演讲人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所达到的高度、深度和力度方面衡量，宁可的演讲不比任何人弱。而如果把参选的全部讲演稿摆到一起，细细地加以比较，可以毫不夸张地得出一个结论，宁可的那篇讲演稿正是所有讲演稿当中最突出、最精彩，也是最富于个性特色的一篇。并不是今天我个人这样想、这样说，实际上，当年在比赛现场，就已经有许多人进行过热议，达成过共识，虽然它反映的只是场上一部分听众和参赛者的“民意”。
时光过去了七十多年，但是宁可那天的讲演，在我头脑中依然保持着比较清晰的记忆。我记得，他那天讲演的内容主要是从两个方面展开的。首先，他讲的是航空救国在军事建设上的意义。一开头，他就明确指出，当今世界已经进入了立体作战的时代，也就是陆、海、空三支作战力量相互交融，构成更强大的军事威力，并且形成新的作战形式的时代。当前世界列强在军事建设上不约而同的发展趋势，就是大力加强空军力量的建设，构建自己的空中优势，千方百计夺取制空权。事实证明，谁有了强大的空军，谁享有制空权，谁就可能在立体战争条件下赢得更多主动，为夺取战争胜利创造更有利的条件和更大的可能。反之，如果没有必要的空军力量，在立体作战的时代，依旧无法摆脱单纯依靠陆军，而且是没有任何空中支援的陆军的模式，以此作为其唯一可以凭借的力量，那就很难避免陷入被动挨打的局面。事实上，我们当前和世界列强的差距，正是在这里。我们当前面对强敌所暴露出来的薄弱之处，也是在这里。日本帝国主义就是因为看到了我们这个软肋，所以才敢明目张胆地长驱直入，深入到我们的大后方进行狂轰滥炸。假如我们有了一条空中防线，那么类似贵阳大轰炸这样的人间惨剧，或许就可以避免，至少也可以减少。讲到这里，宁可明确地提出，为今之计，我们一定要顺应世界发展的大趋势，针对自己的薄弱环节，及时下定决心，坚决把自己空中力量的建设搞上去。困难再大，也要迎难而上，绝对不可以拖延。只要全国上下认识一致、步调一致，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就可以一步一步实现我们的目标。作为小学生，我们也愿意走上街头，为航空救国进行募捐宣传，尽我们一点微薄之力。
宁可接下来又讲了航空救国对改善国计民生和建设富强国家的意义和作用。他指出，航空是一项新兴的具有无限发展前景的产业，是建立在现代工业基础上，凝聚了最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的最有希望的产业。随着它的发展，将对国计民生、各行各业普遍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和牵引作用。在目前抗战时期的困难情况下，大规模发展航空尚不具备条件，但我们应该从长远与现实的需要出发，以航空运输为主要选项，根据实际的可能的情况，稳步地加以发展，为建设未来的富强国家预做准备。
宁可的上述讲演，是我根据自己的记忆勾画出来的一个基本轮廓，并不是原文的复述。但原意是不会错的，其中讲到的观点，在今天看来或许已经是老生常谈，但在75年前，我们听了都感到很新鲜，很深刻，尤其是出自一位小学生之口，就更显得难能可贵。还有一点，宁可所有的论述，都不是凭空而谈、泛泛而论，他总是脚踏实地，尽量用事实说话，给人的印象是论点鲜明、论据充分，不但有实例，还有数字；不但条理分明，而且逻辑严密，使人不得不信服。
以上是我和宁可第一次见面的情况。时隔8年之后，我和他又在北京大学相遇，成为同年级的同窗和好友。刘淮当然比我要幸运得多，她后来与宁可两度同窗：先是在重庆南开，后是在北京大学。而后机缘又为他们做出了一个最大的贡献，再次证实了“有缘千里来相会”。 “千里姻缘一线牵”这样脍炙人口的名言，使“有情人终成眷属”，这是最令人高兴不过的了。
因本文标题所限，只能够写到这里，不再写。
（宁可与刘淮两人的姓名现已广为人知，其原名分别为黎先智和刘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