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選堂字説》與《宗頤名説》的關聯性

探究《選堂字説》一文的主旨，又不能不與《宗頤名説》並談。這兩篇文章應是同一時期的作品，最早見收於先生的個人文集《固庵文録》（1989），可以肯定，它們是先生在編定文集之前寫成的。上文已經考定了《選堂字説》的寫作年份爲1985年。而《宗頤名説》，據內證應寫成於1981年秋以後。在《固庵文録》書中，《宗頤名説》和《選堂字説》前後並列，屬於姊妹篇，理應一併閱讀。

《宗頤名説》開篇，介紹了先生的父親爲他命名爲宗頤和命字爲伯濂的意涵。但這不是該文的主旨。“名”作爲對各種事物的稱呼，是要反映事物的特質的。《莊子·逍遥遊》説：“名者，實之賓也。”便是這個意思。先生寫《宗頤名説》，就是要解説“宗頤”這個名所反映的特質的變易。先生曾説：

名即是真。返黑暗于光明，有賴于正名之事，而謂之曰引名。……故正名之務，在於反真。反真必須覈名實，正名分。名從天生，皆合天意。效天所爲以起名號，反乎其真，則合天道。此即所謂“究天人之際”。

這是先生對董仲舒和司馬遷的名號學理論的通解。筆者以爲《宗頤名説》和《選堂字説》兩篇文章，便是先生爲自己而作的“正名之事”，目的“在於反真”。

鈍盦先生原來賦予先生名字的意義，是期望先生爲學能夠宗法宋代理學家周敦頤，但這並非先生之“真”。先生自言：“自童稚之年攻治經史，獨好釋氏書，四十年來幾無日不與三藏結緣。”無論是由於緣分亦好，性向亦好，“宗頤”一名，在先生個人歷史上的實質意義，已然有所變易。所謂變易，其實是“反真”（回復其本真）。《論語·子路》：“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於是，先生在《宗頤名説》文中，爲自己的名，作了符合個人歷史的新詮釋，以副其實，以返於真。

先生認爲這種看來似是一己的主觀命定和自圓其説，都歸結爲宿緣；他指出“宗頤”一名新意義的發生，並不是偶然的，而是冥冥中似有天意。先生在《宗頤名説》中，以北宋末年的真定府慈覺大師宗頤，和日本大德寺住持養叟宗頤，與其名偶合，恐非偶然，暗示其間有宿緣。其實，根據筆者的研究，先生與古代釋家字號偶合的例子，還有北宋洪州觀音院住持“選禪師”和清乾隆年間青州法慶寺主“僧固庵”等。看來先生果與釋家宿緣匪淺。

無論如何，《宗頤名説》可説是重新界定了“宗頤”這個名稱的屬性，使先生得以循名責實地、名正言順地從宋明理學這個相對較小的領域，向比較文化史這個大領域蛻變。

與“宗頤”相同，“伯濂”一字也是代表對周敦頤的仰慕的，但《宗頤名説》並没有加以任何處理，只簡單地説：“伯濂之號始終未用之。”先生把《選堂字説》編排在《宗頤名説》的後面，似隱含著以“選堂”替代“伯濂”作字的意思。

《顔氏家訓·風操》：“古者名以正體，字以表德。”如果説先生作《宗頤名説》是爲了正體，那麼作《選堂字説》就是爲了表德。從“表德”（表述文化屬性）的標準而言，無論字“伯子”抑或字“伯濂”，皆不足以作爲先生的文化屬性和理念的標識。先生自字“選堂”，就是要有一個自己充分認同而有代表性的名稱，以便達到“表德”的效果。又據《中國民俗辭典》，“字與名通常義相比附，以字釋名”。“字”往往是“名”的解釋和補充，上文所提到的第三選，涉及宗教意義上的緣因，恰好與“宗頤”一名的新詮釋有暗合之處，一定程度上達到了以字釋名的效果。

對於“宗頤”和“選堂”這一組名字而言，先生原來常用的號“固庵”，就不必作任何改動了。“選”的訓義包括“遣”、“擇”、“善”、“引”、“行”、“迅”、“總”、“遷”等等，而“固庵”此號，除了可以對應“選堂”此字的“擇善”之義（即擇善固執）外，或更可以補救“選堂”這個字所帶來的經常變易和不確定性等意涵，能起到一種平衡的作用。於是，創變與持久，大可兼收而並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