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選堂字説》和《鈍盦號説》的關聯

要考察“選堂”是字還是號，我們必須參考先生所撰的《選堂字説》（附録三）一文。有學者稱，《選堂字説》篇名中的“字”字，應作“文字”解，而不是“名字”的字；所謂“選堂字説”，是談選堂這個號的字義云云。筆者認爲這個説法，仍欠缺足夠的論據。當然，在研究作爲人名一種的“字”時，我們免不了會涉及説文解字的問題。但作爲文章的篇名，“選堂字説”這個表達，顯然就是爲了要解釋“選堂”這個作爲先生的“字”的涵義。

先生的尊人饒鍔先生曾著有《鈍盦號説》一篇（見附録四），縷述其自號“鈍盦”的緣由。文中饒鍔先生自述其本名寶璇，後赴上海讀書時，定名鍔，字純鈎。更謂自己“稟性柔懦，質復孱弱”，故取古劍純鈎作字，以振勵自己。袁庭棟在《古人稱謂》一書中，把先秦到現代國人命字的方法分爲八類，一曰同義互訓、二曰反義相對、三曰近義聯想、四曰同義相及、五曰原名變化、六曰古語活用、七曰追慕古人、八曰名字相同。饒鍔先生蓋取“同義互訓”的方法來命字。後來由於一位朋友忠告，纔有改字的念頭。友人説：

物莫兩大，兩大則傷。一陰一陽之謂道，一伸一詘之謂運；道也，運也，天地盈虛消息之理存焉。惟人之於名字也亦然。……退而不敢忘義，勝而能守乎讓也。今子既名鍔矣，鍔於義爲利，而復以古寶劍爲字，揆之盈虛消息之理，鋒芒得毋太露乎？

大意説，鍔是利刃，純鈎是利器，恐怕會“兩大則傷”。饒鍔先生因爲其名字習用已久，最終没有改字，而增加了“鈍盦”之號，以此作爲一種平衡或補救。

饒鍔先生的《鈍盦號説》，反映出作者對其名、字、號三者之間的分野，是十分明晰的。後來先生編集鈍盦先生遺著爲《天嘯樓集》，其卷四便收有此文。既有了父親的《號説》在前，相信先生爲所撰的《宗頤名説》和《選堂字説》這兩篇文章命名的時候，斷不會混同“名説”、“字説”和“號説”之含義。命名是一種有意識的、正式的決定（deliberation）和表達。先生把這篇文章命名爲“選堂字説”，而没有仿照其父的《鈍盦號説》命名爲“選堂號説”，就是一種意識層面的決定。他選用“字説”，其義必是名字的字，而不是文字的字。

論者又以《選堂字説》文中“或問於余曰：‘子曷以選堂名齋？’”和“余之以選名吾堂”等語，力辯選堂是號而非字。《選堂字説》是一篇散文，爲了顧及行文語氣的流暢性和美感，它的修辭用語不會像學術論文般嚴密和死板。所謂名、字、號等，皆可統稱爲人名，因此這些概念之間有一定的互通性。從散文文體的語體敘述來説，應容許一定的隨意性。更何況，明清以來的文人，在日常交際往還的時候，常有字號混稱現象。先生在寫作《選堂字説》這篇散文時，的確有一些字號相混的表述；但這只屬於從其潛意識層面，而引申到言語表述和寫作風格層面，遠不及命題篇名時的決斷性和準確度。此外，先生作爲一代華學大師，自然知道古人文集中多有“字説”一類屬於人名學範疇的篇章，《選堂字説》就是這一類作品。

如果先生真的只是爲了解釋“選”這一個文字及其相關的文化內涵，大可命其篇名爲《選字説》或《説選》、《釋選》之類，一如他的《説徂》（1938）、《釋儒》（1948、1954）、《説鑪》（1953）、《説蜑》（1966）、《釋七》（1974）、《吽字説》（1984）、《説零》（1989）、《説詔》（1989）、《説卍》（1990），等等。明顯地，《選堂字説》中的“字”字，指的是名字的“字”；而先生這篇文章的主旨，就是要説明爲甚麼要用“選堂”這個字作爲名稱之一，和這個字有些甚麼文化和學術上的內涵。所以説，“選堂”一定是先生名字中的“字”，至少在先生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