琴瑟、赋诗、揖让：文雅化的生活方式

于是，无论宾朋相会，使者往来，甚至比武游乐，都可闻琴瑟歌诗之声，都可见揖让有序之礼。《诗经·小雅·鹿鸣》是燕饗宾客之歌，诗中唱道：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

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吹笙鼓簧，承筐是将。

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诗经·郑风·女曰鸡鸣》是一对夫妻的唱和，当夫提到去“弋凫与雁”，即去射野鸭和大雁来共享后，妻对夫表白道：

弋言加之，与子宜之。

宜言饮酒，与子偕老。

琴瑟在御，莫不静好。

夫妻间的日常饮宴，也是“琴瑟在御”，一切都是那么优雅、温馨、“静好”，礼乐之仪的生活化可见一斑。《左传·昭公十六年》载晋大夫韩宣子聘郑，临别时郑国诸大夫为之饯行，宴会几乎成了赋诗会：

夏四月，郑六卿饯宣子于郊。宣子曰：“二三子请皆赋，起亦以知郑志。”子齹赋《野有蔓草》，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子产赋郑之《羔裘》，宣子曰：“起不堪也。”子大叔赋《褰裳》，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于他人乎？”子大叔拜。……子游赋《风雨》，子旗赋《有女同车》，子柳赋《萚兮》。宣子喜，曰：“郑其庶乎！二三君子以君命贶起，赋不出郑志，皆昵燕好也。二三君子，数世之主也，可以无惧矣。”

这就是周人礼乐文化所形成的中国文化史上曾经流行的一种十分独特的现象——“赋诗言志”，即通过吟诵当时通行的歌诗以抒怀达意。郑大夫们所赋的诗皆见于《诗经》中的《郑风》，都是郑国自己的歌诗，多为男女言情之作，但实际上他们却借此以表达郑国对晋国的归附、投好态度，韩宣子即文中自称的“起”对此完全心领神会，所谓“皆昵燕好”，说的就是都在表达友好情谊。这里记载的显然是晋、郑间的一次外交活动，其间歌赋和答，诗情画意，极具艺术氛围。

观看周人的射箭比武，与其说是激发竞技意识，毋宁说也是一种礼的熏陶：

古者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礼；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乡饮酒礼。故燕礼者，所以明君臣之义也。乡饮酒之礼者，所以明长幼之序也。

故射者，进退周还必中礼。内体正，外体直，然后持弓矢审固。

其节，天子以《驺虞》为节，诸侯以《貍首》为节，卿大夫以《采蘋》为节，士以《采蘩》为节。

孔子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

——《礼记·射义》

这里是关于周人举行射箭比赛的一些说明。由此可以得知，射前要先行宴饮之礼，敬酒还礼之间，都有尊卑长幼之序，以此明示礼的规范。参加比箭者，要先彼此作揖行礼，然后伴着音乐的节奏，走着方步，登上射位，端端正正，瞄准靶心。射罢下场，再举杯行礼，以示尊重。难怪孔子会说，这种竞争比试，也是有君子之风的。

周人宴饮宾客，还有一种更日常生活化的游乐名目，叫做“投壶”，即比试把矢投进壶中。根据《礼记·投壶》的说法，主人邀请宾客一起投壶，宾客须先谦让辞谢，待主人一再恳请后，表示恭敬从命，再拜受矢。宾主皆说出一个“避”字，回到原位。接下来是助手设席，司射量好放壶的位置，摆好盛放算（用来统计投中之数）的中，然后持算站立一旁，向在场宾主宣布投壶规则：矢头投进壶中才算入，宾主交替投矢，胜方请败方喝罚酒；败方把自己得的筹码并入胜方的筹码中，如胜方得了三个筹码，大家就都为其喝庆贺酒。同时司射又对堂下宾主双方的子弟强调，不要背对堂前站着，不要大呼小叫，否则罚酒一杯。然后，司射吩咐乐工奏响《貍首》的曲子，并要求节奏要迟速均匀。于是，在音乐和有节律的鼓点的伴奏下，宾主上堂投壶，投中一次就在其“中”里放一枝算。投壶结束后，又由司射宣布统计数字，报告胜方。最后便是胜方子弟为败方斟酒，十分客气地敬请取用；合并筹码后，又斟酒为多码的一方庆贺。就这样，连游乐都是如此秩序井然，斯文礼貌，讲究“令仪”。

至此，周代制礼作乐的精神，应该说已经渗透到这个文化肌体的每一个毛孔中了。在这整个生活方式几乎都变得规范化、“令仪”化了的文化母体中，一种截然不同于前代的新的人格美理想，也就自然而然地孕育生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