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台阁文风的流延与分化

正如不少研究者已注意到，在明代前期的文学发展史上，台阁体曾经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形成主导文坛风尚一股不可忽视的势力，台阁体作家也成为拥有文学话语权力的文坛强势者。尤其是从明成祖永乐年间以来，台阁文风呈现上升的势头，即如清人沈德潜《明诗别裁集序》在描述有明一代诗歌“升降盛衰之大略”时所指出的，“永乐以还，体崇台阁，骫骳不振”，以为时“诸大老倡之，众人靡然和之，相习成风”。虽然，习惯上以所谓的鸣盛颂德来为台阁体的创作现象定性，未免显得过于单一，不能代表它们的全部特征，但应该说，“敷阐洪猷，藻饰治具，以鸣太平之盛”，确实成为台阁体一大明显的特点。

关于台阁体一义的指向，台湾学者简锦松《明代文学批评研究》一书辩之已详，以为其乃谓馆阁文人诗文之体，身在馆阁或由作为馆阁一大重镇的翰林院擢拔他官者为其主要作者。而对于所谓“馆阁”一词的含义，他引述了明人罗玘在《馆阁寿诗序》中的一段解释以阐明之，罗氏述曰：“今言馆，合翰林、詹事、二春坊、司经局皆馆也，非必谓史馆也；今言阁，东阁也，凡馆之官，晨必会于斯，故亦曰阁也，非必谓内阁也。然内阁之官亦必由馆阁入，故人亦蒙冒概目之曰馆阁云。”此处所谓的“二春坊”，即指左、右春坊，与司经局一道隶属于詹事府。据《明史·职官志》载，洪武十五年（1382）更定左、右春坊官，不久定司经局官。二十二年（1389），以官联无统，始置詹事院，三年后改院为府，诸官员虽各有印，而事总于詹事府。据此，所谓的“馆阁”，当主要就翰林院、詹事府及内阁等机构而言，台阁体也主要是由处在上述三大机构中的文人官员所共同主导和倡扬。

需要指出的是，在台阁体的倡导过程中，我们以前较多注意到内阁大臣所发挥的作用，也有研究者将该现象的发生，归结为与特别在明朝前期内阁的性质也就是阁臣主要担当文学侍从之臣不无关系，而这一点无疑是比较重要的，应当予以关注。不过，同样值得注意的，则还有翰林院文士官员在其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明朝的翰林院之设，最早可以追溯至吴元年（1367），其时初置翰林院，并设诸职官。洪武年间以来，曾几次变更官名与品秩，十八年（1385）更定品员。建文时又对官制进行改易，至永乐之初始复其旧。作为天下“词林”的翰林院，一直被赋予了以文辞为职的机构的主要性质，如掌院长官之职，即“掌制诰、史册、文翰之事，以考议制度，详正文书，备天子顾问。凡经筵日讲，纂修实录、玉牒、史志诸书，编纂六曹章奏，皆奉敕而统承之”。鉴于该机构这一主要性质，翰林院的文风也备受关注。明王朝建立之初，秉持“治国以教化为先”理念的太祖朱元璋，出于崇儒重道的基本策略，大力提倡以程朱理学为宗，主张尊一统，尚教化，重实用，“尽削近代繁文之习，以追复古帝王淳朴之治”。由此出发，加强了对文风建设的政治干预，对于文人士子的文章体制作出了甚为严格的要求，而整顿翰林文风则成为其中一个重点。早在洪武二年（1369）三月，力图“大明儒学”的朱元璋向时任翰林侍读学士的詹同提出，“古人为文章，或以明道德，或以通当世之务”，以为比较之下，“近世文士不究道德之本，不达当世之务，立辞虽艰深，而意实浅近，即使过于相如、扬雄，何裨实用”？因而郑重其事地告诫詹同，“自今翰林为文，但取通道理、明世务者，无事浮藻”。按朱元璋之见，古人和近世文士之文的高下差别，主要反映在有无通道理、明世务的实用价值上，他针对翰林为文以这一原则相要求，除了表达对近世之文的忧虑和不满，一个不言而喻的重要目的，就是期望通过翰林文风的示范作用，提升文章的政治功能以增强它的经世实用性，毫无疑问，这也给翰林官员立下了一道文章体制不可违越的基本准则。

与此同时，明廷重视翰林院这一机构，也反映在特别关注翰林官员尤其是庶吉士的培育上。永乐时，庶吉士在翰林院读书，命司礼监月给笔墨纸，光禄寺给早晚膳食，工部选择近第宅居之等，成祖朱棣时亲自召试，其重视程度可见一斑。宣宗宣德五年（1430），始命翰林学士专门负责庶吉士的教习事务。永乐二年（1404），廷策进士四百七十二人，既命第一甲曾棨为翰林院修撰，周述、周孟简为编修，并于第二甲择文学优等杨相等五十人以及善书者汤流等十人，俱为翰林院庶吉士，俾仍进学。次年正月，命翰林院学士兼右春坊大学士解缙等人，从这些新进士中间“选质英敏者”，俾就文渊阁进其学。于是缙等选第一甲三名修撰曾棨，编修周述、周孟简，第二至三甲中庶吉士杨相、杨勉等，得二十八人以进，以应二十八宿之数。时二甲进士周忱“自陈年少愿进学”，朱棣喜而称他为“有志之士”，命增补之，故实得二十九人。这些被选进学的翰林院文士官员，受到朱棣格外的眷顾，勉之以“立心远大，不可安于小成。为学必造道德之微，必具体用之全；为文必并驱班、马、韩、欧之间”，“国家将来皆得尔用，不可自怠”。显然，这已是把他们作为将来要付与重任的知识精英重点加以培植，并寄予了厚望。所以，当时近臣中有人“请立课程以速其成者”，朱棣不许，俾“从容以学”，意欲精心炼造之。而在那些进学之士眼里，如此之遇则被看作是“其恩宠之盛，又非他之为进士者所及”，“非常之遇之中又所谓莫大之幸者也”，为不负期望，更是“夙夜祗畏，以求称上意”，也由此担当起了颂扬圣德盛世的重要职责，人称“方是时，四方多献祥瑞，二十八人者辄进诗赋以歌颂圣德，一时文学之盛，人皆欣羡”。为这一批入选者之一、后被召入内阁而既授翰林院修撰的王直，对自己进学而“读书于禁中”的那一段亲身经历，曾经作了这样的描述：“从容旦暮之间，探圣贤之微言，窥道德之至奥，发为文章，以歌颂太平之治。”不失为这些进学之士真实生活的写照。值得一提的是，王直在《立春日分韵诗序》中，记述了永乐十二年（1414）十二月逢立春日翰林院诸官“因时纪事，以歌咏盛美”的一个片段：

永乐十二年，车驾在北京。是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为明年之春，应天尹于潜诣行在，进春如故事。宴毕，翰林侍讲曾君子棨等七人者退坐秘阁，相与嘉叹，以谓国家当太平无事之时，而修典礼弥文之盛，岂特为一时美观哉？……汉制，立春日下宽大之书。今皇上涵育万物，自夫念虑之微，以至于政事之施，无非所以惠养安利之者，盖不必于春而始见，诚所谓其仁如天，尧、舜之主也。而直与诸公幸以此时列官禁近，从容两京之中，瞻道德之光华，被恩泽之优厚，盖千载之良遇也。昔宋之时，翰林以是日进春帖于禁中，写时景而美德意。今虽不行，因时纪事，以歌咏盛美，而垂之后世者，本儒臣职也。于是取唐杜甫立春日诗“忽忆两京梅发时”之句，书为丸投器中，各探一言为韵，赋诗一首。

虽然所述仅为翰林院官员日常所务之一角，但从中也可以窥见其颂扬圣德盛世的某种创作态势。时任翰林侍讲的曾棨，有《立春日忽忆两京梅发时，分韵得梅字》诗，即作于此际，其云：“九重佳气蔼蓬莱，一夜春从禁里回。御苑彩旙金作柄，内筵琼醴玉为杯。宝炉香散阳和动，银烛光分曙色开。共喜迎新沾圣泽，况逢台鼎足盐梅。”诗中吟写的内容，主要在于呈现一派祥瑞雍容的景象，称颂盛世之美的意味十分浓重，与王直所谓“歌咏盛美”的主旨完全吻合。此际翰林文士官员的这一种创作态势，在一定程度上对于台阁文风的流行，不能不说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由此来看，同样是王直，声称值此之际，“文人才士歌咏圣德以彰太平之盛者，沨沨乎盈耳”，殆非虚言。

从馆阁文人自身的境遇与创作心理来看，很重要的一点，由于他们处在上层机构，身为君主近臣，日常“礼接优渥”，更多受到朝廷的笼络，并具有较为强烈的身为上层文臣的政治职能上的认同感，如上那一种视“歌咏盛美”而“垂之后世”为儒臣之职者，其内心怀有的职责感显而易见，这使得他们较容易与官方的意识形态发生亲和作用，也较容易产生回报君主朝廷的感恩心理。在如此心理的促使下，他们更多将注意力放在了对社会治化作用下形成的太平融和世态景象的欣赏，甚至有意为之粉饰，为朝廷立言，在很大程度上扮演着官方意识形态传播者或代言者的角色。在成祖朱棣登位之初即入直文渊阁的杨士奇就表示：“今幸遇圣人在上，惓惓夙夜，以安民为切务，纲纪清肃，德化覃敷，年谷丰登，烽警不作，使天下之人垂髫戴白、林林总总之众，皆得相与恬嬉于春风和气之中，而不置一毫忧戚于其心者，其可忘所自哉？其必思有以报上之赐也。”其中交织着的，不但有视“颂上之德，而鸣国家之盛”为自己理应担负的职责感，还有以此作为所谓“报上之赐”的感恩知遇之心。

且值得注意的是，永乐以来，成祖朱棣显然承袭与强化了明初实施的政治、文化政策，在意识形态领域加强整肃，其特别表现在进一步确立崇儒重道尤其是尊程朱等宋儒之学的基本策略，相关的一些措施的出笼，足以证明这一点。永乐七年（1409）二月，朱棣向翰林学士胡广等人出示自编一书，该书“采圣贤之言”，“切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者”，本意欲以此供教导正当进学之时的皇太子之用。广等览后奏曰：“帝王道德之要备载此书，宜与典谟训诰并传万世，请刊印以赐。”朱棣因名之曰《圣学心法》，命司礼监刊印。这事实上意味着为其“臣民和后嗣定下了伦常日用的规范”，成为其全力以儒学正统观念训诫子嗣臣民的一个典型事例。永乐十三年（1415）九月，由胡广等人奉命编纂的《五经四书大全》、《性理大全》完成，该书内容与主旨，或“有发明经义者取之，悖于经旨者去之”，或“辑先儒成书及其论议格言，辅翼五经四书，有裨于斯道者”，集儒家经典与宋儒学说于一体，这也标志着为朝廷所充分重视的一大思想工程已经构建起来。朱棣览是书而嘉之，亲自为制序文。于是命工锓梓，要求颁布天下，意欲使天下之人“获睹经书之全，探见圣贤之蕴，由是穷理以明道，立诚以达本；修之于身，行之于家，用之于国，而达之天下”。十五年（1417）三月，颁《五经四书大全》与《性理大全》于六部并与两京国子监及天下郡县学，朱棣为此特别叮嘱礼部大臣，以为“此书学者之根本，而圣贤精义悉具矣”，要求其晓谕天下之学者，“令尽心讲明，毋徒视为具文也”。这一举措，除了表明最高当政者对是书高度重视的态度之外，同时赋予了其高度的合法性与权威性，为众文人士子铺设了一条熟习儒家经典包括宋儒学说的法定途径。不啻如此，为推尊儒学特别是重点建树以程朱为代表的宋儒思想权威，强调道德归一，另一手的做法，就是努力排斥那些不合时宜的异端之说。

永乐二年（1404），发生了一起饶州府鄱阳县人朱季友因所著书斥濂、洛、关、闽之说而受到严厉惩处的事件，颇耐人寻味。《明太宗实录》该年七月条载：“饶州鄱阳县民朱季友进书，词理谬妄，谤毁圣贤。礼部尚书李至刚、翰林学士解缙等请置于法。上曰：‘愚民若不治之，将邪说有误后学。’即遣行人押还乡里，会布政司、按察司及府、县官，杖之一百，就其家搜检所著文字，悉毁之，仍不许称儒教学。”杨士奇《三朝圣谕录》对于该事件发生的经过，则有更为详尽的载录：

永乐二年，饶州府士人朱季友献所著书，专斥濂、洛、关、闽之说，肆其丑诋。上览之，怒甚，曰：“此儒之贼也！”时礼部尚书李至刚、翰林学士解缙、侍读胡广、侍讲杨士奇侍侧，上以其书示之。观毕，缙对曰：“惑世诬民，莫甚于此。”至刚曰：“不罪之，无以示儆，宜杖之，摈之遐裔。”士奇曰：“当毁其所著书，庶几不误后人。”广曰：“闻其人已七十，毁书示儆足矣。”上曰：“谤先贤，毁正道，非常之罪，治之可拘常例耶？”即敕行人押季友还饶州，会布政司、府、县官及乡之士人，明谕其罪，笞以示罚。而搜检其家所著书，会众焚之。

这一多为研究者所注意的重大事件，其中透出一个强烈而明确的信息，在当时崇儒重道的环境中，明初以来以宋儒理学为宗的思想基调得到进一步确认，宋儒学说在意识形态的地位被置于无容质疑的高度，任何挑战这种思想权威的轻举妄动，均被视作异端不正之道而遭受惩处。当事人朱季友恭谨进以所著，想来原本是出于讨好的动机，然在朱棣眼里却成了明目张胆的挑衅，犯下不可宽恕之罪，所以会给予如此严厉的惩处，对于这样严重的后果，朱季友本人一定是万万没有料想到的。应该说，因该事件所采取的一连串大动干戈的处罚措施，除了针对当事者本人以外，另一层的用意，恐怕主要是藉此来广儆天下之人。

与此相应，在官方重儒学尤其尊程朱等宋儒之说的意识形态主导下，永乐以来趋向高涨的台阁文风，在突出颂圣德彰太平主基调的同时，明显呈现出维护正统、尊尚教化的特征，其中着重反映在接续与强化明初为太祖朱元璋所格外重视的经世实用的文学价值观念上，这可以说也成为支撑台阁体创作的一种核心理念。譬如，为文被人称作“以通达政务为尚，以纪事辅经为贤”的杨士奇，论及诗歌之价值时直白指出：“诗以理性情而约诸正，而推之可以考见王政之得失、治道之盛衰。”其《胡延平诗序》评胡寿昌诗，谓：“诗虽先生馀事，而明白正大之言，宽裕和平之气，忠厚恻怛之心，蹈乎仁义而辅乎世教，皆其所存所由者之发也。”至于文章，他在为何淑所作的《蠖闇集序》称何所作“发明至理，一以启迪人心，扶植世教，盖譬诸布帛菽粟之有资乎民生之实用也”。很显然，这里将诗文的价值与“王政”、“治道”、“世教”挂钩起来，主要还在于凸显其经世实用性质。又据《三朝圣谕录》记载，永乐七年（1409），春坊赞善王汝玉以诗法进说，时身为皇太子的明仁宗朱高炽询问杨士奇：“古人主为诗者，其高下优劣如何？”杨回答道：“诗以言志，明良、喜起之歌，南薰之诗，唐、虞之君之志，最为尚矣。后来如汉高《大风歌》，唐太宗‘雪耻酬百王，除凶报千古’之作，则所尚者霸力，皆非王道。汉武帝《秋风辞》，气志已衰。如隋炀帝、陈后主所为，则万世之鉴戒也。”同时劝朱高炽：“如殿下于明道玩经之馀，欲娱意于文事，则两汉诏令亦可观，非独文词高简近古，其间亦有可裨益治道。如诗人无益之词，不足为也。”当朱高炽问及“世之儒者亦作诗否”问题时，杨则回答，“儒者鲜不作诗，然儒之品有高下，高者道德之儒，若记诵词章，前辈君子谓之俗儒，为人主尤当致辨于此”。这无外乎是说，对于文事，应当多留意如两汉诏令那样能“裨益治道”之作，最好不要专意于“诗人无益之词”。如果非要论定诗之价值所在，从君主所为范围内来说，能言如“唐、虞之君之志”或“王道”之志自然为尚；就一般世之儒者而言，尤其要注意从是否只是“记诵词章”的角度去考量。照杨士奇的说法，这一点不仅关乎作品价值的高下优劣，并且也是铨别世之儒者品位的一个重要标准。

当然，永乐以来渐趋盛行的台阁文风，延续至成化、弘治之际又是呈现何样的面目，若从考察前七子复古活动勃兴前夕之文学环境的角度出发，其也成为我们不得不继续加以探察的问题。不难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在成、弘之际，台阁体作为明代前期一股强势文风，它的实际影响力仍在延续，特别是一些馆阁文人以他们宗主的身份，担当着引导文坛风尚的重要角色，受人推崇：“国朝当成化、弘治间，海内并推文宗若古欧、苏者，则今致仕少师西涯先生李公（东阳）、今少傅邃庵先生杨公（一清）与故篁墩先生程公（敏政）其人也。”。与之相应的是，其中对于在馆阁文人中间备受重视的经世实用观念的执守，多少体现了此际台阁之士承传与维护这一种文学价值观念的阶层意识。以景泰五年（1454）成进士、成化时擢翰林学士、弘治时官至文渊阁大学士的丘濬为例，其《送钟太守诗序》除称许太守钟氏能“广诗之用，以导化邦人，感发其善心，宣导其湮郁，以厚人伦，以美教化”，对于《诗经》之后诗道的发展变化情势还颇有一番感触：“自《三百篇》后，诗之不足以厚人伦，美教化，通政治也，非一日矣，风云月露、花鸟虫鱼作者日多，徒工无益，是以大雅君子不取焉。”引起我们对丘氏这番充满牢骚与忧虑论调的留意，不在于它有多少新鲜感，因为说到底，其无非在重申为传统儒家所特别强调的诗与政教实用紧密关联的一种诗歌价值之陈调，而在于如联系到之前馆阁文人重诗文经世实用性的价值观念，那么多少可以发现它在强调这一观念上表现出的某种延续性。

而在探察成、弘之际台阁文风发展态势过程中，自然不可不注意到其时居馆阁重臣之位的重要人物李东阳。他于成化二年（1466）授翰林编修，累迁侍讲学士，充东宫讲官，弘治二年（1489）升左春坊左庶子，八年（1495）由礼部左侍郎兼侍读学士入内阁参预机务。由于长期处于馆阁之中，以阁臣身份主持文坛，在当时的文人圈具有相当的影响力，所谓“自明兴以来，宰臣以文章领袖缙绅者，杨士奇后，东阳而已”，“一时学者翕然宗之”。虽然在诗文取舍的原则问题上，李东阳表示：“至于朝廷典则之诗，谓之台阁气；隐逸恬澹之诗，谓之山林气。此二气者，必有其一，却不可少。”又并列“馆阁之文”与“山林之文”，以为二者“固皆天下所不可无”。由他本人所处的台阁背景而言，未专注台阁一体而执着于一端，态度实在不可谓不包容。而且在时重经术的流行学风中，他曾勉力“以诗文引后进”，表现出对于时风的某种反动，同时特别站在还原诗歌独立审美特性的文学立场，一再强调诗文异体问题等，显示其较为独特的不俗之见，关于这一点，后面章节的相关讨论将会涉及。但与此同时，未能完全脱离馆阁文人的视阈，尤其是未能越出注重经世实用诗文价值观的拘限，就李东阳本人的情况来说，则的确也是不争的事实。如他在说明诗与诸经“同名而体异”的特点时，谓诗“盖兼比兴，协音律，言志厉俗，乃其所尚”，对诗歌体式规制特点作了简明概括，尤其中所谓“言志厉俗”，突出了诗歌的实际功用性质。在这一问题上，他进而表示：“夫诗者，人之志兴存焉。故观俗之美与人之贤者，必于诗。”以为诗之为教“本人情，该物理，足以考政治，验风俗”。并引古为证，谓“古者国有美政，乡有善俗，必播诸诗歌以风励天下”。如此说来，也就不难理解李东阳在对待杜甫诗歌上的态度，他以为，杜诗之所以“能成一代之制作，以传后世”，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乃在于“悉人情，该物理，以极乎政事风俗之大，无所不备”。很明显，这仍主要立足于考政治、验风俗的角度来加以考量。至于文，虽然李东阳曾分别不同的文类，将所谓“纪载之文”、“讲读之文”、“敷奏之文”及“著述赋咏之文”作了区隔，以为前三者“皆用于朝廷、台阁、部署、馆局之间，裨政益令，以及于天下”，后者则主要“通乎隐显”，情状有所不同，但是依然能看出他对于为文以经世实用为中心之观念的一种坚守。故其认为“盖人情物理、风俗名教，无处无之，虽非其所得为，而亦所得言”，“苟不得其所而徒以为文，则不过枝辞蔓说，虽施之天下，亦无实用”。而在他看来，与“山林之文”相并列的“馆阁之文”别具特点，较之前者更富于实用性，能“铺典章，裨道化，其体盖典则正大，明而不晦，达而不滞，而惟适于用”，它们“不可无”的存在合理性和自身价值，也正体现在此。总之，身为馆阁重臣的李东阳，其诗文价值观念逗漏的某种正统意趣与台阁习气，还是使人比较容易体味得到。鉴于他本人在当时文学圈内所发生的实际影响力，在某种意义上，由此一端而置其于承续台阁文风的重要人物之位，不能说毫无道理。

不过，在另一方面可以发现，成化、弘治之际笼罩在文坛的台阁文风同时也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与挑战。虽然说，台阁体主要为翰林院、詹事府及内阁等“馆阁”机构中的文人官员所主导和倡扬，但是这并不代表它只限在上述机构的文人官员群体中流行。实际上，三大高层机构作为政治与文化权力的中心，本身拥有强势的影响力，包括对于一般文人士子在文风上所产生的感召效应，成、弘时的吴宽就提及，“四方之人以京师为士林，而又以馆阁为词林，争有所求”。说明在时人心目中，“馆阁”更具权威性的“词林”中心地位无可置疑。这其中包括一些馆阁文人以其个人地位与名望上的优势，引导着文人士子的创作风气，如成祖朱棣即位之际即入内阁的杨士奇，“入阁司文，既专且久，诗法唐，文法欧，依之者效之”。加上翰林院、詹事府及内阁中的馆阁文人，同时执掌乡、会、廷试的权柄，根据有明科试之制，其乡试除开各省考官之外，被视为重点的畿甸顺天府、应天府的两京之试，主考官主要由翰林院官员担任，间杂以隶属詹事府的春坊、司经局官员；会试考官中，不仅考试官大多由内阁，翰林院，詹事府及其坊、局官员与兼掌翰林者充任，而且同考官中翰林院官员也占据较高的比例；至于廷试，则主要由内阁与翰林院官员担任读卷官，其多握有去取之柄注2。这使得馆阁文人可以利用主试的权力，藉助科举考试的渠道，对于众多文人士子的文风发挥导向性的作用。总之，翰林院、詹事府及内阁作为政治与文化权力中心所拥有的强势影响力，以及馆阁文人对于天下文柄的执掌，容易促使台阁文风向文人士子群体渗透而形成上行下效的局面。然而，分化也在发生，若干迹象表明，成、弘之际文人士子中间创作的风气不知不觉间已产生某些明显的变异，有人在对比这一时期前后的文风时，敏感地觉察出了变化的端倪。如尹襄在《送古田司训谢德宣序》中指出：

注2《明史》卷七十《选举二》：“廷试用翰林及朝臣文学之优者，为读卷官。共阅对策，拟定名次，候临轩。……初制，两京乡试，主考皆用翰林。而各省考官，先期于儒官、儒士内聘明经公正者为之，故有不在朝列，累秉文衡者。……初制，会试同考八人，三人用翰林，五人用教职。景泰五年从礼部尚书胡请，俱用翰林、部曹。其后房考渐增。至正德六年，命用十七人，翰林十一人，科部各三人。……”（第六册，第1695页，第1698页至1699页。）申时行等修《明会典》卷二百二十一《翰林院》：“凡两京乡试及会试考试官，礼部奏行本院，会试于大学士、学士等官，乡试于春坊、司经局官及本院讲、读、修撰内，内阁具名奏请钦命。其会试同考试官，于本院讲、读、史官及春坊、司经局官内，与各衙门官相兼推选。……凡殿试读卷官，内阁于大学士、学士等官内具名，从礼部奏请。至日，与各衙门该读卷官详定试卷。”（第1097页，中华书局1989年版。）

盖成化、天顺以前，其文浑厚，各有意见发之，故畔道者鲜。比岁以来，专事捷径，非独文之浮也，甚者于经有所拟议差择，而圣人之言几同戏玩。

不啻如此，吴俨《顺天府乡试录后序》中的一段话语，同样值得我们注意：

臣尝观洪武、永乐之间，其文浑厚；宣德、正统之间，其文简明；成化、弘治之间，其文奇丽。可谓日益以盛矣。然奇则钩深摘隐，其流渐入于晦；丽则取青媲紫，其流渐至于浇。为世道虑者，能不思所以变之乎？

如前述，永乐以来台阁体之“相习成风”，有着明显的官方崇儒重道包括尊程朱等宋儒学说的思想背景，在此情势下，馆阁文人秉持经世实用的创作理念，进一步突出了诗文考政辅教、“裨益治道”的功利性作用，因而也更加强调明道宗经、以道为文或先道德而后文辞的基本原则。如正统间拜翰林院编修、天顺初累迁至学士的倪谦即指出，“文者载道之器，文不载道，虽工无益也。载道之文，六经不可尚已”。鉴于此，他把为文之道的重心指向了所谓“于经不悖，于道不畔”。正统间授翰林院修撰，累官侍读、左春坊大学士等职，成化时仕至文渊阁大学士的彭时则表示：“盖文辞艺也，道德实也，笃其实而艺者附之，必有以辅世明教，然后为文之至。实不足而工于言，言虽工，非至文也。彼无其实而强言者，窃窃然以靡丽为能，以艰涩怪僻为古，务悦人之耳目，而无一言几乎道，是不惟无补于世，且有害焉，奚足以为文哉！”这无非是为了阐明如他所说的“先道德而后文辞”的写作宗旨。据尹襄、吴俨二人所述，成、弘前后文风出现由“浑厚”、“简明”转向“浮”、“奇丽”的迹象，甚至发展到“于经有所拟议差择，而圣人之言几同戏玩”，其正是离异于台阁文风的表现。这一现象，也印证了成、弘时期馆阁文人丘濬在比较“曩时”与“近”文风之不同时所作的不无忧虑的判别：“曩时文章之士固多浑厚和平之作，近或厌其浅易，而肆为艰深奇怪之辞。”所谓的“浑厚”、“简明”，当与馆阁文人出于文以明道宗经为尚以求经世实用的原则，更重“温厚疏畅而不雕刻，平易正大而不险怪”这种温厚平实、雅正简易风格的要求有着密切的关系，不外乎为“笃其实而艺者附之，必有以辅世明教”理念指导下的产物，故曰“畔道者鲜”。而所谓的“浮”、“奇丽”，显是浅薄、怪异、绮丽的表现，走向了“浑厚”与“简明”的反面，实际上即如上彭时所不屑的“实不足而工于言”或“无其实而强言者”。也正因为这一变化直接冲击到永乐以来占据文坛主导位置的台阁文风，故引起其维护者和宗尚者内心的忧虑，自然就不难理解。鉴于台阁体的主调重在“润色鸿业”，颂扬圣德盛世，其目标多定位于经世实用，不为无益之词，与之相应，表现风格注重温厚平实、雅正简易一路，这就势必使它指向一种归正划一的创作模式，无法在完全和真正意义上形成创作者的自我个性，所谓“愈久愈弊，陈陈相因，遂至嘽缓冗沓，千篇一律”，自是发展的必然结果。也可以说，台阁体在流行和扩张其影响力的同时，酝酿了自身无法克服的先天缺陷，以此而言，此际文人士子创作趣尚相对于台阁文风表现出的异动迹象，同样地，不可不谓是由后者之弊导致的必然结果。因为陈陈相因的模式化创作格局，最终不免会令人产生审美上的倦惫心理，所以，另辟“艰深奇怪”的新异路数，突破“浑厚和平”套式的拘限，其实从一个侧面逗露了台阁文风统摄下文人士子某种厌陈求新、舍同趋异的审美心理。如果说，台阁文风呈现的分化趋势，上述可主要归结为其发生的内在动因的话，那么，从外在的条件来看，特别是成、弘之际在整体上政治与文化调控政策的相对弛懈，不能不说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因素。

某些迹象直接或间接显示了这一点。比如，成化三年（1467）三月，时任礼部尚书的姚夔等人，有感于“近年以来”学政之失，奏“修明学政十事”，请榜谕天下学校永为遵守。其中论及，时“师道不立，教法不行，学者因循苟且，不知用力于身心性命之学，惟务口耳文字之习”；又“近年学校生员听令纳马纳牛、纳米纳草入监，殊非教养本意”，“为士子者知财利可以进身，则无所往而不谋利，或买卖，或举放，或取之官府，或取之乡里。视经书如土苴，而苞苴是求；弃仁义如敝屣，而货财是殖”。成化十一年（1475）十二月，国子监祭酒周洪谟陈言，以为比照“洪武间学规整严，士风忠厚”，“顷来浇浮竞躁，大不如昔；奏渎纷纷，欲坏累朝循次拨历之规，以遂速达之计，且群造谤言，肆无忌惮”，建议对此“宜加禁革”。弘治元年（1488）闰正月，吏部右侍郎杨守陈上疏希望孝宗朱祐樘循故事开大小经筵，日再御朝，以举致治之纲，并列数当下诸如“官鲜廉耻之风，士多浮竞之习。教化凌夷，刑禁弛懈”等各类“积弊”。上举诸例虽为散零，各人陈说的角度也不尽一致，但显然，其均将士人中间学风或习气的变化现象，与官方相应调控政策的宽弛不力联系在一起，多少反映了此际的一些实际状况。更能引起我们关注的是，控制政策的相对弛懈，也特别表现在对于异端之说不同程度的放任，黄佐《翰林记·禁异说》就比较了成化前后禁约异说的不同情形，其始曰：“先王之制一道德以同俗，其有造言非圣者，必刑无赦。圣祖崇重儒道，以濂、洛、关、闽为宗，罔敢有悖焉者也。”接着记述了永乐二年（1404）饶州士人朱季友因献所著书斥濂、洛、关、闽之说而受到惩处的事件，对比之下，其最后则指出：“然成化以后，学者多肆其胸臆，以为自得，虽馆阁中亦有改易经籍以私于家者，此天下所以风靡也夫！”后者显然是作为突破禁异说拘囿的现象被载录的。这条材料之所以格外值得我们注意，其不仅记述了从明代前期在崇儒重道尤其是尊宋儒理学意识形态主导下严禁异端之说而发展到后来文人学士不为所拘乃至于形成某种风气的变异情势，而且划出以成化前后为标识的明晰的分界线，显示这一变异情势发生的时间界限。结合上述士人学风或习气变化诸端，应该说，成、弘之际文士创作趣尚游离于台阁文风的迹象，并非一时偶然，就外部的氛围而言，它与此际政治与文化控制的相对弛懈不无关系，与此际士人学风或习气的变化也形成相为应合的态势。

这一时期士人文风的异动，从一个方面表明，永乐以来逐渐在文坛占据强势位置的台阁体之风，延续至成、弘间，尽管馀势尚在，仍在发挥相当的影响力，但其把持坛坫的绝对主导权或掌控权显然有所旁落，曾经所处的统摄与稳固地位不再。应指出的是，台阁文风其时流延与分化互相交织的发展格局，对于继后而起的李梦阳、何景明等前七子及其诗文复古活动的倡导来说，实际上营造了一种双重的效应，这也就是，它所释放的影响能量，对于欲突入文坛而揭扬复古旗帜的李、何等人来说，无疑面临一种非常的挑战，同时，其统领文坛主导权的某种旁落，强势地位的有所削弱，也给诸子的崛起创造了新的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