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政治情势变易中的心态转向

有研究者在比较弘治、正德二朝士人与皇权关系的基础上，注意到前后时期因为二者关系由融洽趋于紧张而带来的士人群体心态的转折。假如衡之以前七子心态前后所发生的明显变化，其大体上和这一时间的界线相吻合。当然，我们需要进一步探讨的，则是诸子心态变化所呈现的具体特征。

虽然在李梦阳等人眼里，弘治朝的社会政治景况并没有达到他们理想中的那种完美之世，这一点说起来也不难理解，特别是此时诸人初涉仕途，开始正面体验现实的政治环境，这多少使他们容易用一种理想化的目光去审视甚至挑剔当下社会中的诸多问题，激发变革的意愿，如前言李梦阳应诏上疏孝宗皇帝，具陈诸弊，可以算是一个突出的例子，不过，应该说，其时他们并没有真正感受到朝政问题的严峻性。相比起来，正德初始以来的政治状况以及牵涉其中的切身遭逢，则令他们深切体验到了难以隐忍和承受的气氛。对于当时经历弘、正二朝的李梦阳等人来说，他们自然容易会去比较孝宗和武宗这两位前后相接的君主的个性和理政风格的差异，以及由此形成的不同政治势态，也容易在比较体验当中产生一种心理上的落差。如果说，孝宗在诸子的心目当中还算是一位比较开明的“明君英主”，那么，弘治十八年（1505）在孝宗死后年方十五就即皇帝之位的武宗，所作所为显然着实让他们感到担忧和失望。在其看来，特别是受宦官刘瑾、马永成等人的诱导，武宗自即位以来一味放逸纵乐，沉迷于“狗马鹰兔，舞唱角抵”，遂使“渐弃万几罔亲”。正德元年（1506）九月，李梦阳为户部尚书韩文代草弹劾刘瑾等人奏疏，借文之声口，直言武宗因为瑾等“置造巧伪，淫荡上心”，于是“日游不足，夜以继之，劳耗精神，亏损志德”，毫不掩饰地表示出对时下“朝政日非，号令欠当”局面的深深忧虑。

如上章所已述及，围绕正德以来刘瑾等“八虎”发生的一系列政治事件，前七子中的多位成员牵涉其中，不管是因对抗刘瑾等人的政治势力而陷入困境，还是其后被列名瑾党而遭受厄运，毫无疑问，这一场重大的人生变故，是促使诸子心理态势发生转向的一个更为直接的动因。作为事件的亲身经历者，他们在感受身心的激烈冲击之中，对于现实的政治景况也有了一种更为深切的体会。

出于因对抗刘瑾势力而保护自己不受侵害考虑的何景明，于正德三年（1508）不得不作出谢病还乡的决定，他在返回乡里后所作的《述归赋》中写道，“世淆浊而莫察兮，修短错而不伦。刍桂芝以秣蹇兮，吝糠粝以饲人。豢罢牛而被以文服兮，良马弃而不陈。贱馨烈而不御兮，反逐臭于海滨”。时世混浊，以至颠倒所为，良莠不分，激起作者直击内心的强烈失望感，使他深刻体验到了遭遇如此处境而带来的压抑、失落和困惑，正如其在作于同时的《蹇赋》中所叹，“悲世涂之迫阨兮，互险坦而多岐。蹇予步之踯躅兮，屡前却而狐疑”。这显然是作者面对政治情势的变易、尤其是遭罹切身的变故之后，心理上一时受到冲击，难以控抑而陡然失衡，内心的悲凉和怅惘，自不待言。与何景明相比，李梦阳在刘瑾等人引出的政治事件中则经历了夺官和下狱，处境更为严苦，受到的心理冲击自然更大，他的《述征赋》系正德三年（1508）五月被逮北上京师而作，一种极度悲愤忧悒的心绪即充斥其中，“极终古而长愤兮，羌炯炯其犹未昧。翼绵绵之无聊兮，眇翩翩莫知所骋。忧悄悄之闷瞀兮，历山川余弗省”，“我既处幽羌谁告兮，魂中夜之营营。欲展诗以效志兮，又恐增愆而倍尤”。在获咎而遭罹牢狱之灾后所作的《省愆赋》中，李梦阳又情不自禁地悲叹：“愿陈志之无路兮，倚北户而婵媛。观炎猋之煽埃兮，地沮洳又芜秽。哭与哭之相闻兮，对饮食而不能下。怨长日而望夜兮，夜明闇又若岁。”眼下酷严的境遇当然是他以前所未曾经历的，内心的感受也随之发生转变，作者深深为之痛苦的，不仅仅是被夺官职甚至身陷囹圄的屈辱，更有经历不幸后面临陈志无路、欲诉无门而又常恐动辄获罪的窘迫，沉重的身心桎梏，令他生发无法挣脱的一种压迫感，前所未有的悲怅甚至绝望直袭而来。

七子之中的康海和王九思，虽然在刘瑾当政期间免遭其害，但瑾倒台后被列名瑾党而终遭贬职削籍的结局，也着实令他们体验到当下政治环境的险恶多变，所承受的心理打击同样是可以想象的。王九思的《梦吁帝赋》作于坐瑾党遭斥后，其中描述道：“罹谗言以草草兮，固幽窅而难明。居茕茕其弗豫兮，心慌惚而怦怔。君门九重而迢迢兮，浮云浩其盈宇。羌薄言而往诉兮，路崄巇其多阻。空拊膺而流涕兮，指苍天以为誓。心忉怛而隐忧兮，盖懜懜其如醉。环堵孤坐而呻吟兮，孰知予之痛也。”显然，那一场不测之祸留给他的是刻骨铭心的抑郁和伤痛，犹如其在《咏怀诗》中对于“夺我凤凰池，置我豺虎丛”的遭逢念之不去，前后截然不同的境遇，使他产生了强烈的心理落差。然而，胸中虽充满惊怵不平，却是无处申白自明，所能做的只是独自默然承受，这也更增添了他内心难以消释的一层痛楚。而对于康海来说，正德五年（1510）一起被列入瑾党而遭削籍的经历，也成为他心态转向的一个关捩点。其在《与彭济物》一书中自述：“仆自庚午蒙诏之后，即放荡形志，虽饮酒不多，而日与酩酊为伍，人间百事，一切置之。”假如说，所谓“放荡形志”的行为方式已折射出他心理上的明显变化，那么，它的背后却是交织着尤其是因为涉嫌瑾党而入罪留下的难以挥去的一片阴影。对于“几踵奇祸”的凶险，康海心中着实不平，以为自己在这场变故中实是无辜受害者，感觉自己在处理与刘瑾关系的问题上谨慎有节，清白昭然，无可非议，“瑾之用事也，盖尝数以崇秩诱我矣。当是时，持数千金寿瑾者，不能得一级，而彼自区区于我，我固能谈笑而却之”，“此其心与事亦雄且甚矣，当朝大臣盖皆耳闻目见，而熟知其然”。尽管如此，结果还是卷入政治风波，他为此深感冤屈，以为实属无中生有所致：“而二三者又补砌所无，以为真有，使仆含垢于有罪者之籍，与不肖之人同被驱放，上辱两朝作养之恩，下累先人蠲介之业。”这一切，理所当然激起了康海忧郁愤激的情绪，他真正在意的还不是官秩的失去，更在于因为与已经身败名裂的刘瑾发生牵涉，加上无法辩白其冤，自身名节因此受到很大的损毁，用他的话来说，担忧“忽有犬马之疾，死丘壑之下，不得伸其宿心原悰耳，而区区官秩之事，非所念虑也”。背负着沉重的精神包袱，但又不得伸张隐衷屈情，无奈之下，他把内心深处的忧愤寄之于“放荡形志”的恣狂之举。

在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出，李、何诸子的心态在这样一种转向过程中所反映出的忧悒、怅惘甚至愤激的特征，究察起来，实际上也恰恰是他们内心世界自我挣扎的集中呈现。

如前所述，李、何等人大多标置甚高，严于取舍，十分注重个人志操的自我砥砺，追求超俗特立。也因为如此，他们往往难以容忍现实政治社会中存在的各类弊害，难以向有悖于其所秉持的价值准则的时俗恶态作出妥协。像李梦阳弘治十八年（1505）毅然上书向孝宗直言朝政诸弊，以及正德元年（1506）代户部尚书韩文草拟弹劾刘瑾奏疏，就不能不说是其执持如何景明所赞许的“矜名投义”、“见恶必击”那样一种个人操守的具体表现，展示了其一以“真贵”、“至质”相砥砺而直亮以行的人格精神。又如康海，早在翰林院供职期间就主于一己，任性直行，“事有不可辄怒骂”，好“面斥人过”，而“见修饰伪行者，又深嫉之”，说到底，这实也本于其以所谓“服义重德、直行亮迹”律己，不愿苟且“要时好”的立身之准则。应该说，处在正德年间政治情势发生变化的环境中，诸子所持的人生操守面临严峻的挑战。如果说，武宗即位以来朝政的荒疏不振，相当程度上冷却了李、何等人当初成就人生理想和体现自我价值的热望，令他们深为之失落，那么，特别是卷入刘瑾等人引发的一系列政治事件，他们遭受的则更是一种切身的痛苦体验，仕途的挫折，身陷囹圄的耻辱，还有因为涉嫌瑾党而受到的名节毁损，所带来的种种精神上的创伤不言而喻。但即使如此，这一些似乎并没有在根本上移易诸子寄寓个人精神追求的人生操守，动摇他们勉力安顿自我的价值准则。

李梦阳在经历了“奸党”事件和被逮下锦衣狱的冤屈之后所作的那篇《省愆赋》，更带有一种自我思索的意味，也可以说，更切实地写出了他在当时的一种心理状态，赋中一面感叹“效桃鸟以自珍兮，遘罗网之不意”，“惜余年之强壮兮，常坎轲而滞留”，为自己蒙受不测之祸悲慨不平，一面则抒写“既婞直而不豫兮，又任怨而于傺。固群吠之难犯兮，每阽危而弗惧。余岂不知峣峣者之寡完兮，羌坚忍而弗惩”，显示自己向来怀抱的刚直坚忍、临危不惧的秉性。它说明，这一场政治遭遇虽然使他本人经受难以挥去的深切痛楚，然而尚不足以完全销蚀体现在其“婞直”、“坚忍”性格中固守不屈的个人志操或价值准则。对此，李梦阳在正德三年（1508）为被逮北行而作的《述征赋》中，述写自己尽管眼下“去故乡而就远兮”，缧绁首途，身心遭罹巨大摧折，但无意因此变易心志，一改自己“孰非义之可蹈兮，焉作忠而顾身”的固有操尚。在此赋末尾总括全篇之旨的乱辞中，他又表示：

凤鸟之不时，与燕雀类兮，横海之鲸，固不为蝼蚁制兮，诚解三面之网，吾宁溘死于道路而不悔兮！

这里，作者首先以“不时”之“凤鸟”自况，喻写自己深陷窘厄，前景叵测，以不适于时而难以振拔。令李梦阳为之耿耿、无法释怀的，不仅有遭受黜辱所带来的怆痛和忧愤，还有对于自我操介的持守不易之心。所以，他又自拟以不为“蝼蚁”所制的“横海之鲸”，萦怀于胸中毅然未屈的志操隐约可见，至于说为寻求理想之政甚至“溘死”却无所悔尤，则更为直接地宣达出他的一片坚执的心志。挥之不去的挫折和屈辱感，杂以固结难消的价值取向，自然大大加剧了作者心理上的纠葛和冲突。

同样曾卷入正德以来政治风波的何景明，尽管不像李梦阳那样惨遭列名“奸党”和牢狱之灾，但已如前面所述，其受到的心理影响显然也是十分强烈的。对于当时人生历练尚不丰富的他来说，比较弘治间所感受到的“忽天门之广开兮，值日月之盛明。愿自饬以进君兮，得近君之末行”那种相对开明的政治环境和于时自己进身仕籍而得以驰骋其间的经历，起于正德初始的这一场政治情势的变化，尤其是有可能招致刘瑾势力打击的潜在危险，似乎来得过于突然，过于迅急，以至他尚缺乏足够的思想准备：“倏天地之易位兮，星辰错而无纲。聿迅飚之亟至兮，会浮云之徂征。”鉴于这样的感受，要说它激起何景明内心强烈的反应，当然是自然不过的事情，这也就是处在好比天地“易位”的骤变情形中，为何他会深深陷入“忧雪霰之交增兮，履中庭之凛霜。纷众莽之凋毁兮，耻孤柏之独芳。岂予情之耿介兮，实悲夫蕙华之摇伤。顾涓忱之莫彰兮，敢幸泽而干荣”那种失意和忧戚心境的重要根由。与此同时，令人也明显感觉出，何景明之所以此时很难使自己平息如此环境变易所引起的心理震荡，事实上又受到固植在他心灵深处而难以移易的“初志”的作用，关于这一点，他在《蹇赋》中是如此表白的：

征古人之轨迹兮，聊渊潜厉吾初志。孅趋曲趦兮，匡士所恶；旋辟中墨兮，又群情之所妒。予亦知圜行而方阁兮，勉弗能改此度也。

在此篇中，何景明同时宣称“物有坚而不化兮，性有蠢而难移”，正因为顺性而为，以至于“循故躅而弗舍兮，众睹其蹝而笑之”。这可以看成是作者从根性上为自己对“初志”的执着进行张本。虽然现实政治环境的变迁，在他看来多少有些突然，甚至让他一时很难接受和适应，而且困抑的境遇也使其在精神上倍感苦闷，不过这终究未变成作者要因此放弃“初志”而屈从时俗的理由，谓一己之性“难移”、弗能改变其“度”云云，已能见出其执一的意愿，足以显明之。由是观之，如此执着的心志，说到底，不失为作者未随生存境遇变化而固守自我的一种根本的精神支撑。

总之，与弘治年间相比，自正德之初开始，李、何等人的心态的确发生了明显的转向，如果说,武宗登极以来“朝政日非”的状况，已大大冲淡了诸子对于政治前景和理想人生的憧憬，那么，之后各自遭受刘瑾等人引发的一系列政治事件的冲击，更是在其内心投下了浓重的阴影，由此给其造成的心理打击是显而易见的。而在痛苦失落之际，李、何等人将关注的目光集中投向了人生的价值支点，寻求精神上的支持，这也成了他们本于自我砥砺、面向生存境遇变化的一种应对机制。所以，观诸子此际心态，一方面是痛感于现实环境中政治之失序、世情之反复、是非之倒置，一方面则是对于世间流俗的抗拒，以及对于自我操尚的坚守，二者互相交织，呈现出令人不难体察到的一种价值冲撞，一种相对复杂的心理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