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一、梁启超与修身之学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他不仅是近现代政坛上的风云人物，而且是百科全书式的学术大师。其人早慧，12岁中秀才，17岁中举人。24岁主办《时务报》，名噪一时，以至上自通都大邑，下至穷乡僻壤，几乎“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1898年与康有为等人发动戊戌变法，史称“康梁”。变法失败后，他流亡日本，先后创办、主编《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等报刊，虽身居海外，仍执国内言论界之牛耳。民国初期，梁氏先是活跃于政界，出任司法总长、财政总长，并与蔡锷一起策划起兵反对袁世凯。后退出政坛，耕耘于教育界、学术界，为清华四大导师之一，留下了大量的学术著作。他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活力和影响，持续了近半个世纪之久。
在梁启超这些成就的背后，有他的人格力量在作支撑，而其人格的形成主要得益于中国古代一门根本性的学问——修身之学。尽管这门生命的学问在近现代因不被重视而逐渐湮没，但梁氏却浸润其中，生命得以涵养，人格得以陶铸。不仅如此，他还着力挖掘、整理这种学问，将其发扬光大，惠及后人。其中编纂成书的就是我们称之为“梁启超修身三书”的《德育鉴》（1905年）、《节本明儒学案》（1905年）、《曾文正公嘉言钞》（1916年）。这三种书是梁启超对古代儒家修身之学的总结和融会：《德育鉴》按修身的步骤和方法分类摘录先秦、两宋、明清儒家的修身言论，并加按语以阐发其精蕴，提示用功的要领，这可视作一部儒家修身概要之作；《节本明儒学案》是将黄宗羲《明儒学案》中的修身言论节选出来，单独成书，这是一部断代的修身言论集；《曾文正公嘉言钞》是将《曾文正全集》中的修身言论选录出来，编辑成书，这是一部儒家个人的修身言论集。这三种书，成了当时知识分子的道德读本，曾风行一时。
其实，中国古代修身之学构成了传统文化的内核；传统中国人以此安身立命，成就了士君子乃至圣贤之人格境界，构筑了中国传统社会的根基。这正是中华文化之所以能够代代相传的根本原因之所在。因此梁启超说：“天下最大之学问，殆无以过此！”（《曾文正公嘉言钞序》）这也正是我们今天重新整理、出版这三种晚清民国时的修身书的原因。
二、“修身三书”编纂的思想背景
《德育鉴》《节本明儒学案》《曾文正公嘉言钞》的编纂出版，既与梁启超的教育、修身实践有着内在的联系，又与20世纪初其思想的转变密切相关。
梁启超的故乡广东新会偏居一隅，历史上曾属文化落后地区，但在明代出了一位心学大家陈白沙。白沙心学，开明代学术之端绪；其学以修身为主，偏重内圣，注重人格涵养。一代大家在这一民风彪悍之地向导士风，化民成俗，功显当时，且泽及后世。故直至清后期，新会人仍延续着陈白沙的思想脉络，乾嘉考据时风熏染不到。梁启超的祖父、父母乃至自己无疑受到了这一传统潜移默化的影响。
梁启超的祖父梁维清是一名秀才，禀承白沙心学传统，在日用酬酢间践行儒学，砥砺人格。他以宋明义理、名节教导后辈，日与后辈言古豪杰哲人嘉言懿行，而尤喜举亡宋、亡明国难时先贤志士之事津津乐道。父亲梁宝瑛是一位乡绅，也持守着儒家内圣外王之道：“先君子常以为所贵乎学者，淑身与济物而已。淑身之道，在严其格以自绳；济物之道，在随所遇以为施。”（梁启超：《哀启》）母亲赵夫人，知书达理，相夫教子，谨守家风，以贤淑名闻乡里。祖父、父母的善言懿行、精神人格如时雨之化，渐渐滋养着梁启超的德性生命，并培植了其修身之学的根基。
梁启超对儒家修身之学有一个认识、感悟、体证的过程。他在很小的时候，就接触到了《曾文正公家训》，稍大一点，读全祖望写的黄宗羲、顾炎武两篇墓志铭，内心受到激励。古代儒家哲人的修身智慧如电光石火，开始在幼年梁启超的心灵中闪耀。而梁启超真正关注修身之学是在万木草堂受教于康有为时期。康氏的修身之学主要禀自其师朱九江；朱氏之教，德性和学问并重，授学者以“四行五学”。其中，“四行”即是德性之学，包括敦行孝悌、崇尚名节、变化气质、检摄威仪。此外，康有为隐居南海县西樵山达四年之久，独力为学，以陆王心学和佛学自修自证。康氏的教学重德育，居其教学内容十之七，尤喜以孔学、佛学和陆王心学施教。受此影响，梁启超开始着力读修身之书，如《明儒学案》就是常读的。尽管梁启超也常研究西学、史学等知识性学问，但从未丢弃过这门生命的学问——修身之学，1897年在湖南时务学堂任教习时，修身之学即成为其教学的重要内容之一。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的梁启超流亡日本，继续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在此期间，梁启超通过对前期经历的自省和反思，行动和主张都发生了重要的变化。
首先是自我修养工夫更加落实和深入。1900年因读《曾文正公家书》，“猛然自省”。这在梁启超的人生修养中，应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他开始深刻反省自己，觉得“养心立身之道断断不可不讲”。此年，梁启超设日记自修，以曾文正之法，凡身过、口过、意过皆记之，而每日记意过者，乃至十分之上。此后通过自己的探索、实践，并借鉴古代儒者的修身经验，梁启超最终形成了自己常用的修身法门：一曰克己，二曰诚意，三曰主敬，四曰习劳，五曰有恒。
另一方面，通过对变法失败的反思，他认为，要有新国家，必须先“新民”，于是在1902年创办了《新民丛报》，并开始连载系列文章《新民说》，阐述其新的理论探索。所谓“新民”，意在培养新式现代国民，塑造平民人格。按照梁氏的设想，新民必须兼具中西道德文化素养。所谓“新”有二义：一是“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一是“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前者是指发扬光大中国旧有的道德、文化，后者是指吸收、融入西方新的道德、文化。但在实际的思想建构中，《新民说》的前期文章主要是用西方的道德、法律观念来塑造国民，并希望全体国民以此自新。然而，到了《新民说》写作的后期，梁启超认识到了“新民”本身的艰难。这一认识的产生，当然有他平时对现实的观察和思考方面的因素，而其“新大陆之游”，则是一个重要的触媒。
1903年正月，梁启超应美洲保皇会的邀请，开始游历美洲。美洲新大陆之游为梁氏打开了一个新鲜而广阔的西方世界。他既目睹了它的文明和繁荣，也洞察到了它存在的种种问题和弊端。这使他对原先理想中的西方世界不得不重新审视。其中在旧金山华人区的考察，对他触动尤为强烈。如旧金山华人区报馆之多，令他吃惊；各会馆的运作也仿照西人党会之例，似乎非常文明和缜密。然而他发现，华人只学到了西方文明的形式，其本质依旧未改变，华人区仍是旧时的中国社会。旧金山之行，使梁氏亲身体会到了国民改造之不易，使他不得不重新思考“新民”问题。因此旅行结束后，他写了《论私德》一文。这是《新民说》后期的一篇重要文章，作者意欲修补其前期过于西化的主张。该文的出现标志着梁启超“新民”思想乃至整个德育思想的转变。
梁启超将道德分为私德和公德，认为中国的传统道德学问主要属于私德领域。在《新民说》前期，他将公德与私德并列，且着重于引入公德。而在《论私德》中他认识到二者应该是根本与枝叶的关系，“新民”应以私德为本，如果没有私德的培养，“欲以新道德易国民，是所谓磨砖为镜，炊沙求饭也”。公德乃私德在公领域的推广，“公德者，私德之推也，知私德而不知公德，所缺者只在一推”，“是故欲铸造国民，必以培养个人之私德为第一义”。因此，梁启超转而求助于中国传统的道德学问，即儒家修身之学。此时他实际上回到了儒家“修齐治平”的思路，即以修身为本，然后推己及人乃至家国天下。其国民改造或德育思路可以说是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由重国民的改造转为重士人的培养。因他看到改造普通民众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成功的，于是将目光转向了社会精英，认为应先塑造精英，再影响民众。写于1903年的《论私德》，是梁启超的德育思想由“新民说”回归儒家修身之学的前奏。之后，他于1905年又编纂了《德育鉴》和《节本明儒学案》。而1916年编纂的《曾文正公嘉言钞》则是这一思路的延续。
其实《新民说》中对西方道德、文化的提倡，是梁启超在20世纪初向西方寻找国民改造资源的一次尝试，只是他思想的一个侧面，梁启超德育思想的根基主要还在中国传统的修身之学中。然而吊诡的是，梁启超的引进西学的“新民说”在“五四”启蒙思潮和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大众化运动中，得到了继承和发展，其影响一直延续到当代，而他德育思想的“晚年定论”虽然在当时也发生过很大影响（详见本文第四节），之后却被我们长期忽视了，他极力弘扬的士人修身传统——中国德育的优秀传统——在其身后的岁月里则逐渐丢失了。“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论语·颜渊》）一个国家道德的培养和改造，应主要是自上而下的。因此梁启超的这一思路，对当代中国的道德建设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现将这三种修身书重新整理、结集出版，意在让梁氏的修身思想在当代焕发出新的生机。
三、“修身三书”的主要内容
（一）《德育鉴》的主要内容
《德育鉴》是梁启超对古代儒家修身之学的一次较为全面而系统的编纂、整理和总结。他先将古人修身之法依照践履的顺序分为辨术、立志、知本、存养、省克、应用六类，然后将先秦、两宋、明清儒家（尤其是陆王心学家）的修身言论摘录、归类其下，并加按语以引申、指点，以便实际指导人做工夫。下面对其主要内容作一简要介绍：
一曰辨术。所谓辨术，就是辨别个人行为的动机，这是儒家修身的第一步。儒家修身是为了转化、完善自我，这一过程乃是不断去掉“私心”、“私我”，回归“本心”、“本我”的过程。在儒家看来，这个“本心”、“本我”就是道德主体，在本质上乃为他人服务、为社会尽义务而又同时成就自身。辨术包括人己、公私、义利、诚伪之辨，主要是辨别个人行为的动机是自私自利，还是利人利他，目的是去私而为公，消除“小我”而成就“大我”，最后达到人我一体、天人合一的完满状态。此部分所录之言说以及按语，先论辨术之重要性，然后再讲下手功夫和对治方法。
二曰立志。梁启超认为，辨术之后，便须立志。他摘录《论语》《孟子》和宋明理学家有关立志方面的各种见解，内容非常丰富，涉及立志的意义、如何立志、立志的作用等。又在按语中，特别指出立志的三大作用：一曰必立志，然后能自拔于流俗；二曰必立志，然后他事不足以相夺；三曰必立志，然后进学无间断。
三曰知本。术已辨，志已立，接着便是从何处着手用功的问题。首先，梁启超节录古代儒家的相关言论，以说明为学要“一以贯之”、要“立乎其大”、要有一个“着力处”、要有“头脑”和“主宰”、要有“把柄入手”。这些言论，无非是说为学先要知“本”之所在，知本即知从何处着手用功。其次，是关于如何用功问题。梁氏认为宋明理学家主要有两种用功的路向，一是朱子之路，一是陆王之路；朱熹从外在的格物致知入手，而陆王则回归本心、返诸良知。他认为朱熹之法用于科学研究则可，用于道德修养则不可，陆王之法才是可行、易行的。梁氏所主张的知本，就是要回到王阳明发明的“良知”；其具体工夫，即“致良知”、“知行合一”、“慎独”等。梁启超特别指明，“王学为今日学界独一无二之良药”。在他看来，王阳明良知之教，简易直接，一提便醒，乃是不二法门；不过必须勤加修证，即用存养和省克的工夫，故接着便论存养、省克。
四曰存养。梁启超先节录《大学》、孟子、荀子和宋明理学家关于存养的言论，并将其作用概括为五：一曰有存养之功则常莹明，无之则昏暗；二曰有存养之功则常强立，无之则软倒；三曰有存养之功则常宁静、安闲，无之则纷扰；四曰有存养之功则能虚受，无之则闭塞；五曰有存养之功则常坚定，无之则动摇。至于存养的方法，梁氏将其概括为主敬、主静、主观三大法门，并分别摘录古代儒家的相关言论，且加按语以说明。
五曰省克。省克包括省察和克治。梁启超认为，存养是积极的学问，克治是消极的学问；其工夫进路是先存养以立其大，然后随时加以省察、克治。梁氏认为，省察总体上可分为两种：一是普通的省察法，二是特别的省察法。普通的省察法又可分为两种：一是根本的省察法，二是枝叶的省察法。枝叶的省察法再分为两种：一是随时省察法，二是定期省察法。关于克治，梁氏摘录宋、明、清理学家的相关言论后，然后加以总结，认为其根本之法乃是“致良知”，因为良知一提便醒，必能生出决心和勇气去对治己病。
六曰应用。按照儒家的观点，内在的修养和外在的事功是密不可分的，所谓修齐治平，实为一体。其实，前面的用功方法有的已涉及应用，如存养、省克部分所录内容就有讲如何在事上用功的，此即道学之应用。梁启超在此部分乃就前所未及者再节录一些材料，并略加申说，内容主要有二：一是谈任事成功的条件主要在于德行、操守、定力等，一是论士人如何带头转移习俗、陶铸人才。关于后者，梁氏尤其认同曾国藩的“精英主义”路线，认为道学的应用，全在于有志之士以身为教，以养成一世之风尚，造出时代之精神。
（二）《节本明儒学案》的主要内容
《节本明儒学案》是梁启超由黄宗羲的《明儒学案》节钞而成。在万木草堂受教康有为时期，梁氏开始接触《明儒学案》，此后十馀年间，常读此书，并随读随将修身之精要语圈出。后因其思想的转向而专力编此一书。
《明儒学案》原书62卷，共有19个学案；节本保留了这19个学案，但卷数大为压缩，内容约为原书的四分之一。其中，原书每个学案的案序和人物传记几乎全部照录；语录则有选择性地钞录，原书211人中共79人有语录节选，所钞语录800多条。此外，节本有眉批100馀条，约3000字，这也是节本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节本与原书的最大区别在于：后者一般被视为一部学术史著作（修身之言散布其中），而前者则完全是一本修身指导书。如何将一部学术史著作改造成一本修身指导书，梁启超作了一番精心的取舍工作。这种取舍体现了其良苦用心，既处处彰显节本在修身指导上的价值取向，也因之反映出了梁氏的编纂意图及其修身思想。
一是舍科学之语而取道学之言。在梁启超看来，科学和道学有明确的分界：“道学者，受用之学也，自得而无待于外者也，通古今中外而无二者也；科学者，应用之学也，藉辨论积累而始成者也，随社会文明程度而进化者也。”（《节本明儒学案·例言》）所以，科学尚新；而道学有时即使是千百年前之成言，当世哲人也无以过之。科学尚博；而道学一言半句，可终身受用。梁氏认为科学有二，一是物的科学，一是心的科学；而心的科学又包括哲学、伦理学、心理学等，他特别指出，这些皆属科学而不属道学的范围。梁启超所作的这一区分关键在于，指出道学或修身之学主要在修在行，而不仅仅在于知识理论。他又认为近世智育日进，而德育日敝，其主要原因是人们崇拜科学而蔑视道学，甚至误认科学为道学。节本的编纂，正是为倡导德育，而不是为增进智育。因此，对于原书大部分内容如关于理气、性命、太极、心体等哲学内容，因属“心的科学”的范围，一概不钞，而专钞“治心治身之要”（《例言》）。
二是舍辨论之语而取工夫之言。《明儒学案》有许多辨论之语，首先是辨佛。梁启超认为，宋明诸儒以辨佛为一大事，成为一种习气，即黄宗羲也在所难免，故该书中有大量的辨佛之语。梁启超有较高的佛学修养，首先他认为佛不可谤，谤佛固无伤于日月；再者辨佛流于习气，与实际修养工夫反而无涉。因此，节本于辨佛之说一概不钞，而取明儒工夫之言。其次，明儒言修身工夫，多互相针砭救正，所以言说日多，特别是阳明后学各学派之间尤其如此。在梁氏看来，皆是因病施药，如王阳明针对当时病源，施以药方，而后世服药过度，渐生他病，于是弟子加减药方以医之，故阳明后学之方实乃“药药之药”（即针对药方之药方）。梁氏认为，当今世界“药药之药”并不适用，只要服阳明的“公共独步单方”，就能受用不尽。因此对阳明后学的彼此辩论之言，一概不钞。惟因江右王学，多矫正当时放任之弊，而此弊至今学者多犯之，故稍加存录。
三是舍学术史精妙之论而取平易切实之言及诸儒传记。黄宗羲著《明儒学案》的目的，一为创制学术史，二为示学者以入道之门。作为学术史，“诸儒之真面目必须备见，乃为盛水不漏”，必“其人一生之精神透露编中，乃能见其学术”（《例言》）。黄宗羲于此用功甚多，内容极为丰富，成就也较高，此书因之成为中国学术史的千古名作。但是，梁氏节钞此书乃为修身践履之用，即集中体现黄氏的第二个目的。因此，他往往将其所谓精妙之言删去，而留其切于实用、易得真正受用者。此外，明儒讲知行合一，尤重行，身教重于言教。而《明儒学案》中的诸儒传记，最能传达明儒人格、精神，故全部钞录，“以资高山景行之志”（《例言》）。
四是详王阳明及其后学重要传人而略其他人。梁启超学问的根底是陆王心学，尤其是王学。他最为服膺王阳明的“致良知”和“知行合一”，认为这是现代学者修身入德的最良法门。故其平日发挥王学之处甚多，节本也主要在传播王学及其后学。因此，节本在材料的选择上详于王学及其后学，其他则略之。如“姚江学案”（即王阳明学案）全部钞录，其次“江右王门学案”和“蕺山学案”所录也较多；而“止修学案”、“甘泉学案”、“诸儒学案”由于非王门，所录特少。
节本的眉批是梁启超平时读《明儒学案》的心得，眉批的增加进一步强化了节本的修身指导作用，“或可以促读者注意而助其向上之心”（《例言》）。具体而言，其作用主要有三：
其一，指出学者弊病或反省自身弊病，以期正视之。梁启超观察到，当时社会道德沦丧，关键在于不讲修身之学：“近世智育日进，德育日敝，皆坐此也。”因此，他希望学者正本清源，“本源不清，则学识不为益而反为害，可不惧哉？”而所谓正本清源，是先要认识到自身的病根之所在，故其批语多言及此，如：“我辈宜常常自审病根。”有时指出具体的病根，如：“此（按：即好名）是小子一生大病根。”“懒散精神，暮气也。暮气者，鬼气也。”有时针砭时人不肯去病，如：“当时学者以去病为第二义，其弊既若彼，今之学者以病为不必去，且明目张胆以保任拥护之，又将何如？”
其二，指明受用之方，望学者依此而用功。梁启超认为王阳明“致良知”和“知行合一”之教，简易直接，最能医时人之病。故其批语多及此，如：“拔去病根，阳明之药最良也。”“我以良知为君，彼自能保护我。”此外，他对王门重要传人的工夫之言，也非常重视。如对罗念庵言“收敛翕聚”涵养工夫一段，加批语云：“此段最是用力不二法门，天下无代价之物，岂吾辈学圣可以顷刻之悟而遂得耶？心至易动，不可不警惕。”再如对刘蕺山“慎独”工夫，加批语云：“此篇为蕺山勘道最精微处，亦示学者用力最吃紧处，我辈宜日三复也。”
其三，简要评价明儒工夫，提醒读者注意。这些评价言简意赅，点到为止，使读者或因此而警醒，或从此处而用功。如评王阳明关于“致良知”的自得之谈，曰：“先生之事，其自得之艰也若此，岂得曰‘顿’而已哉！”又如比较阳明与朱熹之论，曰：“以此（按：即王阳明致良知）与朱子即物穷理相校，真令人有挈领振裘之乐。”再如评刘蕺山的修养工夫，曰：“如此讲已发未发，方是鞭辟近里。”“欲觉晨钟，发人深省。”“最能发明阳明法门。”
（三）《曾文正公嘉言钞》的主要内容
《曾文正公嘉言钞》的编纂，是梁启超对曾国藩修身之学进行的一次简要而精到的整理。该书从《曾文正全集》的书札、家书、家训、日记和文集中，将有关修身的精要之言摘钞出来、编纂成书。其摘钞比较简略，只在于“自便省览”，“但求受用”（《曾文正公嘉言钞·钞例》）。因此，该书可视为一部曾国藩修身格言集。
梁启超在个人的修养上，除受家庭和康有为的影响外，主要得力于两个历史人物，一是王阳明，一是曾国藩。如果说《德育鉴》和《节本明儒学案》主要是致力于阳明及其后学修身之学的推行的话，那么《曾文正公嘉言钞》则是着意于曾国藩修身之学的弘扬。
在梁启超看来，曾国藩是中国乃至世界的不世出之大人物，但他“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而于同代诸贤中“称最钝拙”，且“终身在拂逆之中”。曾氏之所以取得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成就，关键在于他不断地努力做修养工夫：“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艰苦卓绝。如斯而已，如斯而已！”因此梁启超认为，曾国藩的修身之学是人人都可以学的，他正可以做我们的人生楷模；如此，《曾文正公嘉言钞》“真全国人之布帛菽粟，而斯须不可去身者也”。（《曾文正公嘉言钞序》）
总体而言，《曾文正公嘉言钞》的主要内容是关于立身、处事两个方面。其实这两者是密不可分的，下面只是为了论述的方便，对其略加分疏：
1．关于立身之道，大致有如下方面的内容，并略加例举：
（1）立志。曾国藩首重立志，如曰：“人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学贵初有决定不移之志，中有勇猛精进之心，末有坚贞永固之力。”其作用在于，如：“人之气质由于天生，本难改变，欲求变之法，总须先立坚卓之志。……古称金丹换骨，余谓立志即丹也。”
（2）知本，以方寸为师。曾国藩认为立身之本在我：“我辈办事，成败听之于天，毁誉听之于人，惟在己之规模气象，则我有可以自主者，亦曰不随众人之喜惧为喜惧耳。”而我之本在于方寸之良知，当以方寸为师：“吾辈位高望重，他人不敢指摘。惟当奉方寸如严师，畏天理如刑罚，庶几刻刻敬惮。”其实，梁启超本人也极为推重知本工夫，在《德育鉴》中将其当作修身的重要方法。
（3）主敬。曾国藩重主敬工夫，认为：“敬之一字，孔门持以教人，春秋士大夫亦常言之，至程朱则千言万语不离此旨。”其释“敬”字曰：“敬以持恭，恕以待人。敬则小心翼翼，事无巨细，皆不敢忽视。”曾氏认为主敬的作用在于：“主敬则身强……吾谓敬字切近之效，尤在能固人肌肤之会，筋骸之束。”梁启超受曾氏此点的影响，其修身法门亦有“主敬”一条。
（4）慎独。慎独与“诚”密切相关，曾国藩曰：“君子懔其为独而生一念之诚，积诚为慎，而自慊之功密。……幽独之中，情伪斯出，所谓欺也。夫惟君子者，惧一善之不力，则冥冥者堕行，一不善之不去，则涓涓者无已时。”曾氏非常重视慎独之功，其日课首曰慎独。
（5）自立自强。曾国藩认为：“从古帝王将相，无人不由自立做出；即为圣贤者，亦各有自立自强之道，故能独立不惧，确乎不拔。”他认为自己大致能做到自立自强：“大约以能立能达为体，以不怨不忧为用。立者，发奋自强站得住也；达者，办事圆融行得通也。”
（6）谦虚戒骄。曾国藩重“谦”字工夫：“无形之功不必腾诸口说，此是谦字之真工夫。所谓君子之不可及，在人之所不见也。”因此，必须戒骄戒傲：“用兵最戒骄气惰气，作人之道，亦惟骄惰二字误事最盛。”“骄、惰未有不败者。勤字所以医惰，慎字所以医骄。”
（7）不忮不求。曾国藩自审其德性之病，曰：“仆自审生平愆咎，不出忮求。今已衰耄，旦夕入地，犹自拔除不尽。”故曾氏尤其强调“不忮不求”之功，言之甚详。
（8）借困境、逆境以磨炼人格。曾国藩正视困境、逆境，认为这正是磨炼人格的好机会，他说：“困心横虑，正是磨炼英雄，玉汝于成。”“吾平生长进，全在受挫、受辱之时。”因此，曾氏认为要善于利用困境、逆境以磨炼人格，他说：“处多难之世，若能风霜磨炼，苦心劳神，自足坚筋骨而长见识。”梁启超受曾氏此论的影响，特别教育子女要在困境、逆境中磨炼自己的人格。
2．关于处事之道，大致有如下方面的内容，并略加例举：
（1）从小事做起，从小处入手。曾国藩是个虔诚的朱熹理学信徒，朱熹教人，重在近处、小处着手。曾氏亦是如此，如他说：“总须脚踏实地，克勤小物，乃可日起而有功。”
（2）做大事全在明、强。曾国藩说：“担当大事，全在明、强二字。《中庸》学、问、思、辨、行五者，其要归于愚必明，柔必强。”又分别详细阐释“明”、“强”二字。
（3）习劳、习勤。曾国藩特重习劳、习勤，认为：“习劳为办事之本。引用一班能耐劳苦之正人，日久自有大效。”如治军：“治军以勤字为先，实阅历而知其不可易。”又如治家：“吾屡教家人习劳，盖艰苦则筋骨渐强，娇养则精力愈弱也。”曾国藩一生习劳；梁启超亦如此，从小就养成了这一良好习惯。
（4）有恒有常，循序渐进。有恒有常，这是曾国藩极为重视的修身工夫，他说：“人生惟有常是第一美德。”“养生与力学，皆从有恒做出，故古人以有恒为做圣之基。”尽管曾氏算得上是一个有恒心的人，但仍警惕自己无恒之病：“言物行恒，诚身之道也，万化基于此矣。余病根在无恒。”于是，他晚年仍在做“恒”字工夫。梁启超认同曾氏此点，其修身方法之一即有恒。
（5）做事贵专，精神贯注。曾国藩认为：“凡事皆贵专。心有所专宗，而博观他途，以扩其识，亦无不可；无所专宗，而见异思迁，此眩彼夺，则大不可。”所谓专，就是曾氏所说：“心欲其定，气欲其定，神欲其定，体欲其定。”专即能精，曾氏说：“凡人为一事，以专而精，以纷而乱。”
（6）待人、办事以诚。曾国藩认为，诚为立身之本，故待人以诚：“驭将之道，最贵推诚，不贵权术。”故办事以诚：“凡办一事，必有许多艰难波折，吾辈总以诚心求之，虚心处之。心诚则志气专而气足，千磨百折，而不改其常度，终有顺理成章之一日。”这也是梁启超的立身处世之道，其待人处事极为真诚，为文亦极为真诚，故深受师友、学生的信任。
（7）莫问收获，但问耕耘。曾国藩日记中有云：“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后两句，百馀年来常被人引用，也是梁启超最为服膺的，并以此教育自己的子女，且题写于《德育鉴》初版扉页上。
梁启超从古代儒家浩瀚的修身言论中，精心摘钞出有益于现代人的修身之言，并加专门整理而成此“修身三书”，尤其是《德育鉴》还理出了修身的大纲要，确立了其大节目；这既是对古代儒家修身之学的总结、归纳、提炼，又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和体会。并且他力图结合社会现实，使儒家修身之学融入现代人的生活中，从而塑造社会精英，转移世风。可以说，梁启超对古代儒家修身之学的专门整理，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是一个创举，推动了修身之学在现代的发展。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梁启超对儒家修身之言的随时指点、说明的按语或眉批，现实针对性非常强，发人深省，对于心灵迷惘的当代人仍不失为一付强心剂。
四、“修身三书”的版本、影响，及本次整理情况
《德育鉴》编纂于1905年，同年发表于《新民丛报》的增刊上，随后由新民社以单行本发行。此后还有多种版本，如1915年广智书局版、1916年商务印书馆版、1936年中华书局《饮冰室合集》收录版、2011年北京大学出版社版。本次整理以1916年商务印书馆版为底本，并以其他版本参校。另梁启超在钞录原文时，于文词偶有省钞之处，这是古已有之的成例，在此不作补缀，一仍其旧，字词有明显讹误者则径加改正，不另出校记。
《节本明儒学案》编纂于1905年，并于此年由新民社印行。此后多次再版，如有广智书局1911年版、商务印书馆1916年版和1925年版。此书未收录进《饮冰室合集》。本次整理以商务印书馆1916年版为底本，并以其他版本参校。讹误及少量缺漏处据中华书局2008年版《明儒学案》直接改正，节本李经纶传（第420页）缺一页，也据此补上。
《曾文正公嘉言钞》编纂于1916年，并于此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此后该社连续十年每年再版一次。此书未收录进《饮冰室合集》。本次整理以商务印书馆1916年版为底本。此书原版有《胡文忠公嘉言钞》《左文襄公嘉言钞》《曾文正公国史本传》三个附录，现仍然保留。并新增了《胡林翼传》《左宗棠传》两个附录，分别录自《清史列传》卷四十二和卷五十一。
“梁启超修身三书”嘉惠后学，当时在读书界、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德育鉴》在清末民初，与《新民说》一样颇受欢迎，如梁漱溟、徐志摩等提到曾受惠于此书。梁漱溟说：“《德育鉴》一书，以立志、省察、克己、涵养等分门别类，辑录先儒格言（以宋明为多），而任公自加按语跋识。我对于中国古人学问之最初接触，实资于此。”（梁漱溟：《我的自学小史》）又说：“溟十四五以迄十八九间，留心时事，向志事功，读新会梁氏所为《新民说》《德育鉴》，辄日记以自勉励。”（见李渊庭、阎秉华：《梁漱溟》）梁启超的弟子徐志摩说：“读任公先生《新民说》及《德育鉴》，合十稽首，喜惧愧感，一时交集。《石头记》宝玉读宝钗之《螃蟹咏》而曰：‘我的也该烧了。’今我读先生文亦曰：‘弟子的也该烧了！’”（陈从周：《徐志摩年谱》）此书在沉寂七八十年之后，再次引起了有识之士的重视，2011年被选为新的清华国学院的德育教材。《曾文正公嘉言钞》，从其初版后连续十年再版的情况看，确对当时读书人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本世纪初，重新进入出版者的视野，如岳麓书社、中国书店等先后出过新版。《节本明儒学案》曾多次再版，在20世纪初期的读书界、学术界也应有一定的影响。到了21世纪，该书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并受到重视，香港理工大学朱鸿林教授有一长文《梁启超与〈节本明儒学案〉》（《中国文化》2012年第1期），拙著《古代人生哲学在晚清民国的生存状态——以梁启超为中心》（台湾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3年版）有一节，专论该书，尤其揭示了其修身方面的价值。本次出版的《节本明儒学案》是该书首次标点整理（与另外二书一样，梁氏原书只有断句，并无标点）。
古代儒家修身之学在当代社会依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我们相信，此三书的一起面世，必将重新引起读书界的重视，进而切实推动传统文化的重兴。
五、修身书的价值及其读法
修身之类的书在当代中国，似乎已成古董或明日黄花了。然而，丢失了中国传统的根本学问——修身之学，我们的社会并没有变得更加文明、和谐、诚信、友善，反观当下现实，我们发现世道浇漓，人心不古，连食品甚至空气也不安全了。这不能不引起我们深思。其实，在上个世纪20年代初，面对严峻的社会环境，梁启超就曾呼吁过青年注意人生问题，并点醒修身的重要性：
一、我们生在这种混浊社会中，外界的诱惑和压迫如此其厉害，怎么样才能保持我的人格，不与流俗同化？二、人生总不免有忧患痛苦的时候，这种境遇轮到头上，怎么样才能得精神上的安慰，不致颓丧？三、我们要做成一种事业或学问，中间一定经过许多曲折困难，怎么样才能令神志清明精力继续？这三项我认为修养最要关头，必须通过，做个人才竖得起。（梁启超：《读书法讲义》）
那么，如何进行修养呢？梁启超认为：除了靠实践上遇事磨炼外，平日需有一点预备工夫，否则事到临头，哪里能应用得起？平日工夫不外两种：一是良师益友的提撕督责，二是前言往行的鞭辟浸淫。良师益友，可遇不可求；而前言往行，存在书册，俯拾皆是，这主要是修身之类的书。梁启超当年呼吁青年注意的这些问题，现在依然没有过时，甚至更为严重；以自己的身心修养为本，依然不失为一种个人的自立之道，甚至为一个社会的根本生存之道。因此，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这门古老的学问，而读读“梁启超修身三书”之类的书，则可能是重返修身之道的开始。
那么，这类书应如何读呢？拙见以为，就读书的目的而言，书大抵有三种读法：一是功利性读书，二是知识性读书，三是生命性读书。所谓功利性读书，乃是为考试、升学或仅仅为写论文、报课题而读。此种读书的目的是为了得到实际的利益，乃古语所谓“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也。所谓知识性读书，是为纯粹的求知而读。此种读书是出于人的好奇心，目的在获取知识或信息。如果这种好奇心能够持续，得以深入某个领域，则成为科学研究的一部分。这种读书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求知是人类的本性”的体现。所谓生命性读书，乃是为滋润自己的生命、提升自身的人格境界而读。这种读书，是在与经典（即圣贤）的心灵交流中，去体味自己真实的存在，洗涤自己心灵上的污垢，开启自己本来灵慧的心智，从而使身心愉悦，精神境界得以提升。这种读书，因沉潜其中而得至乐，如孔夫子所言“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论语·述而》），亦如陶渊明所言“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五柳先生传》）。读“梁启超修身三书”之类的书，既不能用功利性读书法，也不应用知识性读书法，而要用生命性读书法。通过阅读、体悟、践履，在日久月深中，生命得到净化，得到升华。也就是说，读此类书乃在变化气质，修养身心，如未达此目的，则如程子所言：“如读《论语》，未读时是此等人，读了后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读。”（朱熹《论语集注·序说》引）
就具体操作而言，应如何着手去读这类书呢？梁启超在《德育鉴·例言》中告诉我们：“本编不可以作教科书，其体裁异也。惟有志之士，欲从事修养以成伟大人格者，日置座右，可以当一良友。”就是说，读古人之书，如其人在旁，将他视为一良友，日日得其督促并付之践履。
此外，梁启超在《读书法讲义》中告诉我们，读修身书的着手工夫有守约和博涉两种，以守约为主，博涉为辅。所谓守约法，是所谓“任凭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关键要饮得透，具体做法是：看见一段话，觉得犁然有当于心，或切中自己的毛病，便将其在心中、口中念到极熟，体验到极真切，务使其在“下意识”中浓熏深印，那么，临起事来，不假勉强，自然会应用。应用过几回，所印所熏，越加浓深牢固，便成为一种人格力。这也是朱熹主张的读书法：熟读深思，反复沉潜，虚心涵泳，久之自然有得。所谓博涉法，是认定几件大节目作修养中坚，凡与这些节目引申发明的话，多记一句，加深印象。最好是备一个随身小册子，将自己欣赏的话钞出，常常浏览，以便熟记。实际上，如《德育鉴》确立了修身的大节目，即辨术、立志、知本、存养、省克、应用等，我们可依此大节目，并多记一些修身之言，加以修行。当然，我们更要用守约法，如熟读、熟记、体悟“梁启超修身三书”中自己最感兴趣之言，并在日常生活中付之于行动。
《读书法讲义》还提到对史书中的传记，不必当作历史故事读，可专当作修身书读：看他们怎样做人，怎样做事，怎样做学问，设想自己身处其境遇该如何，碰到这类事情该怎么办。常用这种工夫，不独可以磨炼德性，也可以开发才智。其实，读《节本明儒学案》的诸儒传记，正可用此种方法，看传主如何立身处世，体会其人格、精神。
对于当代人而言，阅读这类修身书，尤其应当注意者有二：首先，我们必须放下视古人之言为陈旧的道德说教的成见，而要虚心聆听他们的声音，这样才能声入心通，与他们展开心灵的交流。其次，也不要将这些修身之言当作“哲学研究”的材料，依学问的态度去作客观的研究，而应以践履的方式去对待，即讽诵涵泳，默而识之，切己体察，着紧用力。不然，即使建立了一套思辨的哲学体系，也无关乎身心性命，只落得如理学家所讥笑的“说闲话”而已。读这类书，应若己病痛在身，急欲于此中寻找药方，得着药方则赶紧抓药、煎而服之，则病痛自然去身，身心自然日渐康健。
另需说明的是，“梁启超修身三书”多为语录之言，并不古奥难懂，只要是受过高等教育并对传统文化有兴趣者，其实无需以现代语言的翻译为媒介，而通过反复诵读、体味，就能理解古人原汁原味的语言，把握其义理脉络，乃至恍然得其精神面貌。实际上，这种和古人语言的直接照面，比借助现代语言的翻译更能接近古人的生命信息。此外，这些古人修身之言不少本身即是美文，通过反复的诵读，能得到一种美的享受（古文之美远胜白话文，尤其适合诵读），这本身也是一种性情的陶冶、人格的涵养。
2015年1月彭树欣识于江西财经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