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记第七 伏生 文翁

伏生 即伏胜，济南（今山东章丘）人，西汉经学家，《今文尚书》主要代表。

《尚书》是我国最古的一部历史文献，其内容大部分是古代帝王们向臣下或民众所发表的训令和向军队所宣布的誓师词，以及大臣们向君王所提出的建议和规劝；小部分是关于远古历史的传说。春秋末年，儒家始祖孔子在整理古籍、提倡学术和讲学过程中，经常和他的弟子们讨论《尚书》。因此，后人把《尚书》奉为儒家经典。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为加强思想统治，下焚书令，规定凡不是博士官收藏的书，《诗》、《书》百家等书籍一律烧毁。伏生曾在秦朝中央担任过博士，他手头保留了一部《尚书》。当楚、汉战争的烽火燃烧到齐鲁大地时，伏生逃往外地避难。临走前，他把《尚书》藏在家中壁缝里。等到刘邦统一天下，建立西汉王朝，社会秩序稳定后，伏生才回到故乡。惠帝四年（前191），汉朝废“挟书令”，伏生从家中壁缝里找到了那部暗藏了多年的《尚书》。遗憾的是，这部《尚书》已损失了一部分，有的竹简都快朽烂断折、零乱散佚，只剩下28篇。

伏生此时年事已高，一则记忆减退，二则多年荒疏，对于那些遗失的篇文已背诵不出。他只好以28篇《尚书》为教材，在家乡传授门徒。这28篇《尚书》用秦朝流行的隶书写成，而隶书是汉代通行的文字，故这部《尚书》也称《今文尚书》。

汉文帝时重视学术思想，向全国征求能读《尚书》的人。在鲁地寻访到了伏生，此时他年已九十多岁，不能应召赴京，于是朝廷派太常掌故晁错前去受业。伏生口授讲解，晁错用笔记下来，带回朝廷。从此，伏生所讲授的《尚书》残本28篇收进了皇家的书库，成了官方承认的定本。当时跟晁错一起向伏生学《尚书》的还有济南的张生和欧阳生。但是，伏生传授下来的《尚书》，因是伏生背诵，晁错记录下来的，一个九十高龄的学者，加上浓厚的鲁地口音，字句不免有些遗缺和不正确。

汉景帝时又鼓励民间献书，以收集散落在社会上的各类书籍。这时又发现了伏生讲授《尚书》中没有的一篇《泰誓》，于是《尚书》成了29篇。

与此同时，鲁恭王刘余在封国内拆除孔子旧宅的墙壁时发现了一批先秦时用古文写成的书籍，其中有《尚书》、《礼》、《孝经》等各种古文经书。而此《尚书》又比伏生的29篇多16篇，成45篇，且《尚书》中有的相同篇目的一些文字，也与伏生《尚书》不同。这部《尚书》用先秦时的小篆体写成，因此也称为《古文尚书》。这部《古文尚书》后为孔子十二世孙孔安国所得。但当时社会上流行的还是伏生讲授的《今文尚书》。

儒学的地位在汉代是逐步确立起来的。文帝时已为《书》、《诗》二经设博士，景帝时为《春秋》经置博士，到汉武帝时又为《易》和《礼》增置博士，这样合文、景时三经，共置儒家五经为博士。后来《尚书》学又发展为三家：即欧阳高建立的“欧阳氏学”、夏侯胜建立的“大夏侯氏学”和其侄子夏侯建建立的“小夏侯氏学”，在武帝晚年至宣帝时，它们也立于学官。

相传伏生还作《尚书大传》，其实是他去世后张生、欧阳生或后来的博士们辑录所闻而成。此书是西汉《尚书》学说的总汇，主要在于述故事，发空谈，使《尚书》全部圣道化，是研究西汉的上古史说的重要材料。

文翁 庐江郡舒县（今安徽庐江西）人，景帝时对开发蜀郡有贡献。

他年少时就喜求学，通晓《春秋》，景帝末年，地方推举他，被委任蜀郡太守。任期内，他对百姓仁爱，并教化他们。蜀地当时很偏僻，贫穷鄙陋，有些地方还未开化。文翁想把他们引到文明的路上去。他在郡县的吏员中，挑选一些聪敏有才干的人，像张叔这样的人有十几个，亲自给他们上课讲学，勉励他们上进。他还挑选一些年青人到京城去学习，受业于博士，有的学习经学，有的学习律令，培养了一批人。他还买了些蜀地特产，如刀布这类的物品，叫人带到京城，送给那些博士们。经过几年的学习，那些派到京城去的年青人学业完成，都回到了蜀郡。文翁根据才能，给他们授以官职，有的还做了郡守、刺史；他还在地方修建学馆，招募学生，来学的学生文翁都免去他们各种徭役、赋税。汉时地方上的孝悌力田，是很受人尊敬的吏员，不容易做到。文翁就在学馆中挑选一些人，在衙门的花厅上给这些学生上课，还给他们分析实例，后派一些人去做孝悌力田。他每次巡视各县，也带了这些学生同去，一路上给他们讲解、上课。这些学生懂明经，有品行，到各地去受到老百姓的欢迎。这样经过几年，蜀地的年青人都争着要到学馆去学习，有钱的人家都愿意出钱让子弟去学习。从此，蜀地的风气好了，他们到京城去求学的人，竟可与齐鲁相比。武帝时下令全国郡国都要设立学馆，这实在是文翁开了一个好头。文翁后来病死在蜀郡，老百姓给他建了一个祠堂，每年到祠堂去祭祀、烧香的人络绎不断。到现在蜀郡有好的风气，百姓雅儒，这都与文翁的教化是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