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达主义

如果说在现代艺术史上存在一种反—运动（anti-movement），那就是达达主义。它的名字是无意义的；它的成员数不断变化、反复无常；而它的目标更多地与偶然行为、表现的全然自由、荒唐和放任有关，而非为了摹写而依靠其他方法来建构起新的审美体系。然而，就像已经讨论过的绝大多数团体一样，达达主义拥有许多城市活动中心，而且高度的理论化，并且基于文本的基础，它有着领导骨干和追随者（hangers-on），所有这些都让它具有了有组织的先锋派（organized avant-garde）的品质，它试图向这种有组织性转变。在文化史上，它最主要的习惯活动地点在巴黎的激进咖啡馆里，在18世纪80和90年代，所有怪诞的反资产阶级行为组织都在那里鼓噪上演，艺术作品的创作，像是表演的部分，或像是会谈的煽动者（或筹谋的争论）。最极端的先锋咖啡馆文化的表现是诗人—剧作家—哲学家—酒鬼阿尔弗雷德·雅里（Alfred Jarry，1873—1907），他的创作是反秩序、反教条主义者教义、在某种意义上反生活的，它们确定了一种与达达主义渐渐紧密联合的荒诞主义策略。

要列出一份能够体现出达达主义本质特征的独立艺术作品名单，这本身就与这个反运动的原则完全不适合。事实上，很多与达达主义相关联的最具其特征的作品都是暂时性的，换句话说是在与夜总会文化的联合中创作，本质上夜总会也属于达达主义的艺术形式。德国人库尔特·施威特斯（Kurt Schwiters，1887—1948）设计制造的梅尔兹城市垃圾建筑（Merz constructions of urban refuse）和杜尚挑选及题名的现成物（found object）都是艺术实践的极端背离正统的证明，以此它们才能被列为达达主义。施威特斯就像一个块菌嗅探器一样挖掘出城市的垃圾，以一道制作艾斯科菲（Escofer）菜肴那样的人工性来排列布置这些城市垃圾。杜尚将艺术家变成一位理智的顾客，在繁忙城市的商店里走马观花，然后突然猛扑上去，杜尚的作品留给他的观众们一个任务就是去解释他为何如此选择。

达达主义的起源与“一战”的林林总总有关，在相对中立的苏黎世和纽约，来自不同国度的艺术家，对他们身处的空虚的世界进行模仿，形成他们空虚的细胞［图32］。达达主义一点没有像各种抽象运动所包含的热情的理想主义，那些抽象的运动超越了战争，在新世界的创造中看到了希望和机会。的确，达达主义者的虚无主义和个人主义可以彻底与那些特征鲜明的运动——如绝对主义、构成主义和新造型主义的理想主义和盲目因袭形成对比。

图32　弗朗西斯·毕卡比亚

《万国娼妓》（Universal Prostitution），1916—1919年，墨水、蛋彩和金属，纸板

毕卡比亚（1879—1953）和他的朋友杜尚是法国达达主义的主将。在巴黎和纽约，他们都创作了类似的画作，其中的形象更像来自科技图释，而非艺术。他们热衷于语词游戏，乐于进行跨语言联想，这也是与达达运动有关的一种艺术创作形式的标记。这幅画在“一战”时作于纽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