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与中国”研究文丛总序

十年之前，我们主持编辑的“传播·文化·社会”译丛，在诸位同道的一起努力下，陆续面世，并立即激起不小的社会反响，不仅成为不同学科领域的案头之书，对于推动中国传播研究之功，亦是有目共睹。自此之后，我们就一直抱有一个念头，待到恰当时机，一定要出版一套能够代表中国传播研究水平的著作。十年后的今天，想法变成了现实：“传播与中国”研究文丛终于与大家见面。

酝酿十年，一旦落定，自有诸种因缘际会，但也不完全是偶然和巧合。第一，由于中外学术交流和对话频繁，我国传播研究的视野及其水平，早已今非昔比。第二，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学者，不仅意识到要着力于研究中国的传播实践，并且为此做出了自己的努力。从近些年的学术讨论和发表的成果看，进展是明显的。第三，一批具有良好学术训练的新生力量，开始崭露头角。“传播与中国”研究文丛虽然不能说就是这种趋势的必然结果，但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基础，要出版这样一套文丛，显然是痴人说梦。当然，传播革命带来的社会巨大变化，也是推动文丛出版的一个机遇。因为这让全社会进一步深刻意识到传播对于人们生存和生活的重大影响，传播研究的意义和价值由此得到前所未有的全面彰显，同时中国传播实践的新变化及其新经验，也为传播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土壤和无穷的活力，即此而言，“传播与中国”研究文丛的出版可谓正逢其时。

“能够代表中国传播研究水平”的设想，不是表示唯此独尊，而是表示不想流于一般。且今出书堪称平常，事实上每年所出之书不下成千上万，在如此花团锦簇琳琅满目的图景中，若希望这套书能独树一帜引人注目，唯有依赖质量——“代表中国传播研究水平”。所谓代表者，无需多言，依据的自是文丛编委会的标准，也不妨说是复旦关于传播学术研究的基本理解和眼光。在书后所附的征稿启事中，写有这样的16个字：“理论意识，经验取向，全球视野，本土关怀”，实乃此种要求的概括性表达。具体而言，就是研究者要自觉地运用理论，去发现并建构传播的问题，避免就事论事或一地鸡毛；问题是根生于中国传播的实际经验及其脉络之中，力戒凿空之论，更要防止生搬硬套概念理论。在此基础上，研究能揭示出对人类传播具有共通性的理论意义。坦率说，这16个字，并无新鲜之处，其实也就是经验性学术研究的一般通则，但就目前新闻传播研究的实际状况来看，仍然有大力提倡之必要。这些年，我们复旦同仁在研究生培养和科研中一直秉承并贯彻这16字方针，并由此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和风格。现在，将这16个字在总序中告知于众，一方面是为亮明文丛编选之宗旨，另一方面，实也有借此引领中国传播研究，使之向更高水平进展之意。当然，这16个字仅是入选文丛的最低门槛，除此之外，我们要求，入选著作需有自己的创见，选题具重要价值，质量超出平均水准。如果是博士论文，其总体水平必须要高于一般的学位论文。

文丛冠以“传播与中国”之大名，主要强调本土之意，并非要以民族国家作为唯一研究单位，倒是希望有不同的研究层面。此外，众所周知，我们的“传播与中国·复旦论坛”已经举办近十年，丛书这样命名也是想与之有相承和呼应。总体而言，起名“传播与中国”是为了突出尽可能大的开放和包容度：没有研究对象的界限，也不论方法路径的差异；题材主题不限，关键是问题真、立意新、有见地；可以是专著，也不排除部分探索开辟新领域新路径的论文集。一句话，一切以质量为上，只要符合要求，尽可兼收并蓄。评审从严不从宽，宁缺毋滥，每年出版2~3种，持续几年，以能呈现中国传播研究的最新面貌和最高水平。

一个学科的活力，有赖于学术研究；学术研究的推进，有赖于研究者的共同努力；而一个学术共同体的成熟，必然以高质量的成果为标志。“传播与中国”研究文丛，一定为此而努力，哪怕只是推进了一小步。这套文丛是我们所为，体现了我们的学术追求和共识；但它面向全国，是广结良缘的桥梁。我们非常希望借助文丛，使这样的理念得到广大同道的支持、认可乃至推行和落实。因此，如果诸位同道关注文丛、重视文丛，而且乐意为文丛送上或推荐佳作，我们将会感到莫大的荣幸和欣慰。

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

“传播与中国”研究文丛编委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