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第一节
那个十二月的早晨，透过江面迷濛的白雾，李茶花第一次看见了山城的全貌。然而不如今天看得清爽，云海为之绽开，没有雾，艳阳天，又居高临下，连那曲曲弯弯的盘山道，临江门和朝天门码头，以及往来于江面的小轮船都历历在目……对，船！她想起了一条大船。
那是一条巨型登陆艇——巨型，是十六岁女孩子心里的印象。就跟母校南开中学那些三层高的教学楼一样，在她记忆里也是巨型的。巨型，还是比出来的，开跋那天，足有一百只小木船围在这巨型登陆艇四周，哭声震天。小木船上坐着站着的都是学生们的家长，孩子们的父母。孩子们参军突然，报到的第二天一早就登艇出川，更突然。哪个孩子不是爹妈的心头肉呵，此去何方？何年何月再还乡？是生离死别么？果然有许多人是最后一面……可怜天下父母心吧，怎能不喊，怎能不哭。
父母仰面看不清呵。高高的登陆艇上，刚穿上军衣的孩子们黄乎乎一片。摇晃的小木船上，呼喊声掺杂着哭声，也是乱烘烘一片。
孩子们趴着铁栏杆往下看。真有趣儿，小木船象许多玩具。一叶扁舟，还是百舸争流？想不出更多的形容词儿来。总之，妈妈，我们长大啦，穿上军衣就是威武的军人啦，不再需要玩具啦……可怜的父母多么渺小！
李茶花趴着铁栏杆往下看。她确实觉得这艘登陆艇是巨型的，小木船是很渺小的。她没有看到自己的妈妈，重庆刚解放十天，妈妈一向胆小，大概不敢雇条小木船追到这里来。两个月以前，爸爸带着大姐菊花，绕道昆明、河内、香港，去台湾还是去美国？当时爸爸自己也说不准，妈妈就死活不肯跟着去，我知道，妈妈舍不得这个家，舍不下我这个幺妹，就哭着嚷着说是不敢坐飞机；爸爸在临动身的前一个礼拜就把我和菊花锁在屋里，我跳窗户跑回学校里躲起来，三千多人的南开校园，哈，特务都抓不到我，爸爸怎么找得到！
这是李茶花的一次胜利，抗拒了命运的安排。所以，趴着铁栏杆往下看小木船，她也不同情别人的父母。追到这儿来哭啥子？小木船怎么挡得住大兵舰！为啥子要把儿女锁在家庭的牢笼里？为啥子不给儿女以自由？快开船吧，大江东去……我们追求光明和自由，这情感是纯洁的！
我参加了解放军，解放，我就是要解放！
李茶花不愿意再俯瞰那些婆婆妈妈的小木船了，回过头来，恰好碰在我身上，就把她毛乎乎的脑袋靠在了我宽厚的胸脯上。
我比她大两岁，高一班，是高三毕业班的大哥哥。现在，我有意无意地已经担负起大哥哥的职责了——李茶花与廖渝生，当然更有个何倩啦，毋庸讳言，都是我“带”来参军的。而我自己，虽然还算不上一个真正的男子汉，却已长得牛高马大，足足一米八十的大个子了。我为自己的体魄而骄傲，肩宽腰细腿长，上身象个倒三角，胸脯隆起硬肌肉，腹肌象个龟背图案，有对称的八块肌肉，这要感谢南开中学的单杠，还有踢足球的脚，举哑铃的胳臂，全年冷水浴的皮肤。虽然还没长胡须，嘴圈上只有一层细软的茸毛，但我下巴颏底下却突起了一颗喉结。自从长了这个神秘的玩意儿，我的嗓音就变得瓮声瓮气的了。音乐老师还说我宽厚的胸膛是共鸣箱，我也就成了南开合唱团的宝贝男中音，兼领唱。在何倩和李茶花这些高中二年级的女同学，也是从小姑娘向大姑娘演变着的女孩子心目中，我已经具有七八成吸引力了吧？否则她们为啥见到我就笑，没有逗她也要笑呢？
一次，排演话剧《雷雨》，受某种好奇心的驱使，何倩帮我系领带的时候，大胆地把手伸进我脖子里摸了一把，又红着脸说，“亚当偷吃了伊甸乐园的桃子，桃核卡在了他的脖子里……”我感到她的手指很柔软，脖子却是痒丝丝的，也是出于同样的好奇心吧，便乘机进行报复，抓住她白嫩的小爪子不放，使劲一捏，立刻疼得何倩眼泪汪汪，又不敢叫，怕别人听见，抱着小手直跳脚，旋即又在我背上擂鼓。何倩把这事儿告诉了李茶花。茶花的性情更开朗些，当着何倩的面对我说过：“我最爱听你唱歌！优美的男中音。告诉你个秘密吧：我不喜欢听廖渝生唱歌，唧唧唧，踩了猫尾巴，小男孩的童声，小白脸儿，象个女孩子！”
何倩的眼睛象黑葡萄珠一般闪着亮儿，两边看，想从我和茶花的表情里挑剔出一丁点儿破绽来。我懂得何倩的戒心，赶紧说茶花：“渝生比我小一岁呀，男大十八变！明年他也会变成男子汉。”
“谁要你说这个？渝生的好处我比你们任何人都……明白！”茶花的脸变成了一块红布。
我还是南开学生会“一二一剧团”的团长。在刚刚公演的大型话剧《雷雨》里饰周朴园。今天参军，我几乎把剧团的名角儿都“带”来了。这话并不夸张，演繁漪的何倩，演四凤的李茶花，演周萍的廖渝生都可以作证，如果不是我带头，这些小弟妹们未见得就敢爬上解放军的登陆艇。
登陆艇快启航的时候，《雷雨》家族的几个成员，全都聚在我身边，彼此依偎着。江风甚冷，江面传来父母的哭喊声也刺痛了大家的心……“好马不吃回头草！挺住。好男儿不回头！”我低声说着，给他们鼓气儿，免得有谁在父母的呼唤声中“临阵脱逃”，跑下登陆艇去。大家靠得更紧了。何倩公然拉住我的手。在南开校园里，只有夜幕降临了，她才敢偷着和我挽手散步；现在不同了，解放了啊，解放军的老同志一定都是反封建的勇士，主张各种自由的革命者，要不然怎么能叫解放军哩？怎么能解放全中国哩！而且，此时此地，我这个年龄最大的“周朴园”也就是个家长了，所以年龄最小的“四凤”公然把头靠在我的怀里，“繁漪”和“周萍”都不吃醋。
起锚了！几千马力的大柴油机发动啦。李茶花在一本苏联小说里学了个新名词，便认定这起锚的时刻是革命为我们这群“小布尔乔亚”拉开了人生的第一道帷幕。
“从此踏上了人生的征途……”我说。
“这是一条自由之路！”茶花喊了一声。
“应该是自由、民主、平等、博爱之路！”何倩喃喃地叙说着自己希望得到的一切，那么朦胧，又那么向往。她这个“繁漪”心里，此刻激起的涟漪比谁都多。
“太啰嗦啦！”李茶花反驳她，“只要有了自由，就有了一切！”
锚链的铛鎯声和柴油机巨大的轰隆声，渐渐淹没了大家的话语，也遮断了江面上父母们的哭喊声。孩子们的心声随着发动机而轰鸣，共鸣。个个儿的心里都开了锅，心血沸腾了。
启航之后，轰鸣声减弱。孩子们好象又听见了小木船上的哭喊声？……李茶花忽然想起国文课本里的诗，背诵了几句：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爹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抱足拦路哭，哭声直上干云霄！……
“不对，此情此景都不对！”
“国文课本里可没有大兵舰和小木船……”
“解放军老同志为啥还不给咱们发枪？”
“发枪？连这身黄军服还是缴获国民党的哪。你就看不出，解放军老同志穿的绿军服！”
“对，这艘登陆艇也是缴获的，有洋文，美国造。”
“这不重要。反正咱们已经是军人啦！”
同学们七嘴八舌地议论着，好象自己真的是出征去打仗了。
不知怎的，当这登陆艇开足了马力，从浑黄色的嘉陵江驶入蓝绿色扬子江的时候；小木船和父母们的哭喊声被远远甩开的时候；两江夹锁的山城也缓缓向后退去，在学生们眼前第一次展现出它的全貌的时候；这群身穿黄军衣的重庆青年再也忍不住自己的眼泪了……我的眼泪滴在了李茶花头上，她的泪珠儿又洒在了何倩手背上。是热的，彼此都觉得出。
此时李茶花吃了一惊——她看见了一条人生的界限——黄色的嘉陵江水与绿色的扬子江水汇流处，水面上竟然有一条明显的分水线。登陆艇载着几百名重庆青年越过了这条界限。难道从此以后就是远离家乡、远离父母，独力去闯荡人生了么？
李茶花是南开高中二年级的才女，自幼读书甚多。当然是课外书啰。包括家中书架上的《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这类五才子书；我从重庆大学偷着借来的《新民主主义论》和《大众哲学》这样的禁书；姐姐李菊花买的《简爱》、《苔丝》、《心狱》（即《复活》）、《婀娜小史》（即《安娜·卡列尼娜》）、《花心蝶梦录》（即《上尉的女儿》）、和郭沫若用文言文翻译的《少年维特之烦恼》；以及《十二金钱镖》、《火烧红莲寺》、《金瓶梅》和冯玉奇写的若干坏书。她脑子里装着许多历史故事、爱情故事和离奇古怪的剑侠故事。而且又爱看川剧和演话剧，背得不少回肠荡气的戏文——戏文也是美文呵，比老师在课堂上讲的正规课文精彩十倍。她既相信艾思奇讲的社会发展史，又觉到哪咤三太子以莲藕“脱胎换骨”的神话更有趣儿。带着这些五光十色的幻想，她拒绝把自己装在父亲的鸟笼里提到台湾或者三藩西斯科去，也不愿把自己拴在妈妈的衣襟上躲在上清寺的小洋楼里。而是决心攀上高高的登陆艇，与心爱的廖渝生等人结伴出川！象郭沫若和巴金那样，象一切有出息的四川青年人一样，踏浪东去，出川！
李茶花对前途充满了神秘感，还认准了自己将有一番闯荡江湖的侠女奇遇哩。然而，现在刚看见自己越过了嘉陵江与长江的分水线，她就忍受不住了，真想放声恸哭一场，大喊大叫着告别自己的童年和学生时代！可是，低眼看看身上的黄军服，已经是一名女兵了呀，怎么能大哭大叫……她抬起泪眼望着我，瞧瞧自己的靠山和大个子保护人，恳求道！“明哥，你唱个歌儿吧！”
我这时也是翻肠倒肚地难过，正想喊几声什么……唱歌？对呀，应该唱歌，必须唱歌。我在全校歌咏比赛中得过第一名，自量也是这登陆艇上的第一！艇上的解放军老同志们可能样样都好，但是我听见过你们集合开大会的时候互相拉歌子，几个连呀排呀，唱过来唱过去，就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还有个《向前，向前》什么的进行曲，大都直着脖子吼，还跑调儿，严格说不是唱歌，而是喊歌，实在没法恭维。好，那就听我的吧。为了何倩，为了茶花的恳求，也要唱！
但是，万万没有想到，由于唱了这么一支歌，便在我今生的道路上造成了一个转折点；甚至还影响了李茶花她们终生的格局！那是后话了。眼前，没想到的一点，是我站在前甲板上这么一唱，竟然引起了满船歌声。
渤海之滨，白河之津，
巍巍我南开精神！
……
扬子之滨，嘉陵之津，
巍巍我南开精神！
这是重庆南开中学的校歌。谁也不知道，连我自己也不知道此时为什么要唱校歌。解放军老同志们则根本不知道这是一首什么歌？然而，艇上最大的领导干部，一位姓杨的团政治委员，见这群娃娃兵不再哭鼻子啦，而是齐声唱歌，还唱得蛮好听，他心里高兴，就没头没脑地给我们鼓掌，还用浓重的山西口音喊着：“再来一个好不好？小鬼！”
“好——！”别的老同志们应了一声。
我们学生兵却没有再唱，心情仍然是沉重的。也对杨政委的话儿感到奇怪，谁是小鬼？
另外几位干部，直接管理我们这群学生兵的区队长和政治指导员，刚才还很紧张，分别把守着登陆艇两侧的舷梯，生怕我们这些只有一天军龄的新战士经不住“家庭关”的考验，哭着闹着下船去；又怕我们的父母家长爬上了登陆艇来拽儿女回家。现在总算开船了，忽然又发现了我这个大个子新兵能够带领大伙儿唱歌，呀呀，这是个什么信号？是好事还是坏事儿？区队长和指导员们大多是从保卫部抽调来的保卫干事，他们知道重庆曾经是国民政府的陪都，把话说白了，就是“国民党的老巢”；现在似乎已经发现了一名对手——船上居然有个一唱百应的“学生头儿”！难道还有什么小集团吗？他们不约而同地对我加强了关注和提高了革命警惕性。我自然什么也不知道……等我明白过来的时候，一切苦果都已变成了无可挽回的历史。不过，现在这么一唱校歌，大家才同时发现，原来这满船新兵当中，大多数都是南开中学的同学。
第二节
南开是天津的一个地名。著名的爱国教育家张伯苓先生曾经是甲午海战中的一个水兵，战败之后，痛定思痛，才决心兴办教育事业，从提高国民素质入手，“教育救国”。他靠了演讲和募捐，于一九〇四年十月十七日创办了天津南开学校。十五年之后，在“五四”运动高潮中，又创办了南开大学。至于重庆南开中学，则是老校长颇有远见的一着棋，于“七七”事变前夕，派人到歌乐山下的沙坪坝买了一大片荒地，按照天津南开中学的规模兴建的。果不出老校长所料，日寇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伟大的抗日战争开始之后，重庆成了国民政府的陪都，“大后方”的首埠。沦陷区的很多学校迁来了，地少人多，经费拮据，便出现了一种“人材济济，师资过剩”的反常现象。张先生乘机网罗人材。于是，许多优秀教师和大学教授也应聘到南开中学执教，很快就树立了良好的校风，不断取得优异的教学成绩，办成了国统区第一流的中学。“娃儿乖，读南开！”这已经是当时流传在四川省中学生里的民谣了。就连成都、绵阳、乐山、宜宾、内江、泸州、万县、涪陵等地的豪门巨富，大地主大军阀，也千方百计送儿女们到重庆南开中学就读。孩子们考上了南开，就象美国学生进了哈佛，日本学生进了帝大，英国学生进了牛津或剑桥一样，全家引以为荣，邻里为之注目。重庆各界名人和要员的子女，更讲究“全家兄妹读南开”。自从南开中学挂牌（公开）开除了品学不佳的白崇禧的儿子，而白崇禧又奈何不了张伯苓的时候，那简直是校威大振，舆论大哗，在山城重庆长时间的传为美谈。
南开中学有四大特点：学业好；校规严；重体育；能力强——学生课外社团活动很多，以造就“高分高能”的学生。单讲学业，南开的毕业生从不为考大学发愁——高二便分文科、理科，高中三年级已经在教授大学的课程了。
当然，南开也有缺点。许多缺点是与它的优点同时并存的。譬如，张伯苓的“校园主义”，为了学生不受社会恶习的薰染，南开建有高高的围墙，学生一律住校，每周只有星期六下课之后到星期日晚饭之前这段时间才准许学生走出校门。我在排演《雷雨》的时候，就曾经因为“私出校门”给何倩和李茶花买个烧饼吃，而被挂牌记大过一次（三次大过就开除）。又如张伯苓的“搧煤渣主义”，初中一年级招新生七个班，升初二时“自然淘汰”一个班，升初三时再淘汰一个班——并非学生功课不及格呀，换句话说，大家都考90分以上，那80多分的就被“默退”（不挂牌的开除）了！这使得我们每学期都处于一种无形的“竞争”之中，又从小培养着一种要强、好胜和清高的心理。我曾多次由于考了80分而大哭。在我的心目中，只有90分才是及格线。
更明显的缺点是南开中学坚持着“男女授受不亲”的原则，同在一个校园里，却有意分成男中部和女中部，两部之间隔着个宽大的足球场。大概校长、教师和家长们都认为这个足球场是一段安全地带；只可惜张伯苓先生没有那么多钱，否则买一个太平洋隔在中间岂不更好！对我这个“一二一剧团”的团长来说，校方不准男女学生同台演戏，则是最恼火的事情。据说这也是南开的光荣传统，从天津南开传到重庆来的。还据说，这条校规业已坚持四十多年了，男中部演话剧，那女角只能由眉清目秀的男学生“反串”，也就是男扮女妆来演出，所以，在南开的校园话剧史上，就先后逼出了三届“最佳女演员”：周恩来，曹禺，黄宗江。最近我曾当面问过宗江学兄，是否属实？他很得意地说，“没错儿！我可以出庭作证。”
打破这条校规，促成男女学生第一次同台演出《雷雨》的勇敢分子便是我。因为这时候，重庆已临近解放了，一股自由解放的思潮，比解放大军还要迅速地冲进了南开校园，冲进了我与何倩、李茶花等等青年人的心田。她俩也是勇敢分子。将来如若有人撰写南开的校园话剧史，我建议把她俩写上。
何倩是四川望族何府的三小姐，也是一个幺妹，与另一个幺妹李茶花最要好，从初中一年级开始就同班同桌，在同一张课桌后面一直坐到了高中二年级。级任教师拆不散，连女中部极厉害的主任，面皮上有十几颗白麻子的老处女，也未能拆散这对儿同桌姊妹。一旦强行拆散，便闹得不可开交，这个幺妹把眼睛哭成桃儿，那个幺妹干脆绝食；何府的银耳、莲子、腊蹄□，李宅的“玻璃”（尼龙）皮带、骆驼香烟和法国白兰地，也就同时送到了部主任和级任教师家里。你当然可以不受礼，但是，那同桌姊妹也就拆不散了。
何倩与李茶花，不仅一块出入女中部“受彤楼”；一块打扮得干干净净，穿着阴丹士林布的蓝色紧身旗袍——校服，踩着一字直线的麻花步，走到男中部的实验室来上化学课、物理课；还一块扭着麻花步到“午晴堂”（大礼堂）来参加合唱团，和排练话剧《雷雨》。校方虽然竭力限制男女同学之间的交往，事实上这种交往却日渐增多。张伯苓校长十分重视学生的体育、科学知识、课外活动能力，这也使得男女同学在运动会、球赛、歌咏、演剧等等场合获得了交往的机会。更多的见面机会则是女同学们到男中部来上理化课。学校里有好几个宽大的物理教室、化学教室、试验室、美术劳作教室、音乐教室，还有一栋两层楼的图书馆，都是男女学生共用的。这些课程，各个年级、班组，天天都有呵，所以男学生和女学生，尖尖的眼睛，象锥子，钩子，照相机，早把那些漂亮的和爱出风头的认准了。何倩就是个极漂亮的，升入高中之后被公认为“校花”；李茶花则是个极会出风头的，晚饭后敢在大操场教男女同学一块跳陕北大秧歌——这是一九四九年重庆校园里最时髦的舞蹈了，好比一九七九年北京校园里跳时髦的迪斯科。何倩与李茶花二人“鳔”在一起，双出双进，互相标榜，相得益彰，成了一对儿“小打眼”，她俩共同创造的麻花步也就流行起来，变成高中女生走到男中部时候的最典雅的步伐了。
所谓麻花步，就是这些穿着高腰白细纱袜子、圆口带绊浅腰黑布平底鞋的脚巴丫儿，不走外八字，也不走内八字步，而是两脚轮番踩在一条直线上往前走，就好比走在一条铁轨上或是平衡木上那样。同时，头部和肩膀都要摆出端庄稳重的样子；左手握着课本和硬纸夹子式的笔记本，紧贴胸侧；右手自然下垂，微微摆动着。姑娘们一群群的踩着麻花步走过男中部来，实在是一种挑战。我曾经审问过何倩，她笑弯了腰、笑岔了气儿，也不肯承认；后来，在一种特殊的情况下，还是默认了。什么呢？原来她们已经意识到了自身的美丽。在课堂上背诵白居易的《长恨歌》妙句“天生丽质难自弃”的时候，已经有所领悟；走到男中部来，高中部“范孙楼”每个窗口都拥挤着许多“和尚头”，几百只眼睛都追踪着她们的麻花步，这就更加泄露了天机。岂止用眼睛追踪，自从解放军向江南挺进，那股自由解放的思潮和幻想袭来之后，“和尚头”们还敢于蔑视训导主任的尊严，吼起一阵阵“麻花！”“何麻花！”“李麻花！”这样的欢呼声。呼唤声越高，何倩和李茶花的麻花步也就扭得越好看，绷出了许多半圆球形的曲线，身段儿也就更象拧麻花了。
起床更衣的时候，洗澡擦身的时候，李茶花总爱笑，笑出声来。何倩越骂她没羞，她越憋不住笑，笑得象一串清脆的银铃铛。“哎哟，别碰我！痒死啦！”李茶花笑着躲藏。
“谁碰你啦？你自己……没羞！”说着，何倩也想笑，她的湿毛巾也碰在自己那对儿小白馒头式的乳房上了，凉丝丝的。
她们开始发育了，有意无意地对自己身上这些鼓起来的部位感到害羞和好奇，自己碰一下都红脸，好象那七窍玲珑心又多开了一窍，专门准备了一腔血，随时输送到脸蛋儿上来烧盘用。说也怪了，在排演《雷雨》的日子里，有事没事，何倩的脸蛋儿就会顿时变得通红，李茶花还会连耳朵也红得象鸡冠子，哈，女孩儿真是神秘莫测。一次，何倩被我逼住了，再也无法闪烁其词，才低着头说，连她自己也不知道为啥子红脸。
其实，何倩和李茶花都是十分乖觉的姑娘，她们已经意识到了那些“和尚眼珠”必定是喜欢看些什么；进而觉得那些异性的眼光是在自己身上扫描和“抚摸”，甚至感到了这些光柱传递到身上来的热能和热点。于是，她们骄傲地扭起了麻花步——不信你就试着走走看，这种姿式必须扭腰，必须把你丰满的胸脯骄傲地挺起来。勾引谁吗？哈，活该！
廖渝生比我小一岁，矮半头，却也是高三毕业班的学生了。正如李茶花所形容的，他这个文弱多情的小白脸儿还没脱掉孩子气，唱歌说话唧唧唧，毫无男子汉的特征。但他也是个活该上钩的“情种”，自愿上钩的三少爷。四川省的豪门望族当中，廖府比何府殷实，所以廖渝生这位三少爷比何倩这位三小姐更娇气。廖府有四根坚实的顶梁柱，大房是泸州的大地主，二房是成都的军阀，三房是上海洋行的董事，四房是南京的将军。廖渝生是这位黄浦将领的老幺。他的大哥廖京生（出生于南京），抗日战争期间在重庆南开中学和昆明西南联大毕业之后，返回沙坪坝的重庆大学教书，是个思想进步的正派青年，我们“一二一剧团”的名字就是他起的，那些《新民主主义论》和《大众哲学》就是他偷着借给我们看的，他还告诉过我，“咱们青年学生属于小资产阶级”。后来，他担任了我们演《雷雨》的导演。二哥廖沪生（出生于上海）也是大学生，毕业于复旦，去年就到香港做买卖去了。我们没见过这位小开（小老板）。廖渝生自然是出生在重庆的了，没有去过南京、上海，却跟着南开中学的北方籍教师学了一口国语，这是他的天才，所以能够扮演周萍。
说廖渝生是个自愿上钩的“小和尚”，因为南开的校规规定，在校男生一律不准留发，留小分头都不行，每学期开学报到之前，我们必须先领一个“光头证”，否则不予注册，以后还要半月理一次发，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在没有排演《雷雨》的时候，廖渝生就看上了李茶花，多次趴在“范孙楼”的窗口跟茶花起哄，唧着尖嗓儿叫“李麻花！”一次，训导主任把他叫到训导处去训话。
“这样吼，对女同学是一种非礼行为！”
在我们眼里，训导主任简直是个大坏蛋。可是单独进了训导处，廖渝生那三少爷的脾气也就荡然无存了，挨了一通训，没敢顶嘴（与教师顶嘴要记大过一次），鞠个躬就溜了。
又一次，训导主任走进教室，抓住了七八个趴在窗口跟女同学起哄的男生，其中又有廖渝生，便当众训斥了几句。由于当众挨训，廖渝生深感丢脸；更由于解放大军向南推进，自由解放的思想占了上风，廖渝生的胆子也就大了起来。他不顶嘴（那要记大过呀），而是拿出一本《水浒传》来向训导主任讨教，请他当众讲讲“鲁智深醉打山门”里的一小段情节。
这位训导主任大概是个国民党员，平时对毕业班的男生就有点怵头，现在“党国难保”，又被学生们围在教室里，更须多加小心啰。
“你……什么意思？”
“请老师看看这一小段儿。”
“我上初中的时候就看过，还看个啥！”
“不，上初中的时候一定看不懂。”
“廖渝生！你到底要干什么？”
“好吧，老师不看，我念给老师听！”
这段小情节，讲的是庙里的老和尚不准小和尚上街。有一天要去村镇做道场，得带几个小和尚去。小和尚在镇子上看见不少女人，都打扮得花枝招展，很打眼。小和尚没见过女人，就问师傅：“这花花绿绿的是什么东西？”老和尚说：“是老虎！别看，她吃人！”回到庙里之后，小和尚病了，老和尚过来问：“你怎么啦？”小和尚回答：“我想老虎。”
气得训导主任拂袖而去。他告诉了级任老师，级任老师也哭笑不得。训导处研究了半天，还是没法给廖渝生记大过。这事儿在同学当中传开了，大家都夸廖渝生聪明，鬼机灵。从此以后，高三班的男生，又管麻花们叫做老虎。还从窗口大叫：“快来看老虎呀！”
开始排演《雷雨》之后，男女同学熟识了。一次在鱼池边散步的时候，何倩和李茶花扭住廖渝生，审问他：“什么是老虎？”渝生涨红了脸也不敢说。我把这事儿原原本本地说了，笑得两个姑娘前仰后合，差点没跌进鱼池里去，连眼泪都笑出来了。
从此，李茶花大胆地爱上了廖渝生。她公开告诉何倩和我：“人家廖渝生，早就喜欢上老虎了嘛！”
第三节
登陆艇顺江而下，虽然走得很快，却远远达不到我们会背的“千里江陵一日还”的速度。这是为什么呢？难道我们的大兵舰还不如李白的小木船跑得快吗？学生兵议论纷纷。一位政治指导员立刻走到我们中间来打听：“有什么意见？可以向组织上反映。”
这使我们觉得很有趣儿。什么是“意见”？什么是“组织”？什么是“反映”？这些解放军的新名词儿，在我们的课本上和生活用语当中一个也没见过。真新鲜！
“你是不是问我们在谈什么？”我说。
指导员点了点头。
“李白出川，‘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他坐的是什么船？那么快！”李茶花见他不说话，又说：“你是指导员，就指导指导吧！”
指导员憋了个大红脸：“我不认识姓李的！他是什么人？你们对他有什么意见？”
茶花调皮地说：“是呀，谁认识李白呢？大概只有杜甫认识他。您还是去审问杜甫吧！”
学生兵大笑失声，李茶花大概又笑出眼泪来了。
“杜甫在船上吗？”指导员问。
我赶紧报告指导员；“杜甫不在船上。他大概是杜鲁门的亲戚，所以不敢参军，也就不可能爬到咱们的登陆艇上来。”
似乎终于找到了共同语言，指导员严肃地说，“杜鲁门是反动头子！他支持蒋介石打内战。这艘登陆艇就是杜鲁门给蒋介石的，被咱们缴获啦。现在开船的，还是原先国民党的海军人员，起义人员。刚起义嘛，思想包袱很重，大家不要给他们提意见啦！”
指导员走开以后，我们笑得更厉害了，因为大家还是不懂什么是“提意见”，什么是“思想包袱”。何倩又到我背上擂鼓，叫着“打死你这个杜鲁门！”
这时，艇上最大的干部杨政委笑眯眯地走过来，拉住何倩的手，半天不放，说道：“怎么能把自己的革命同志当成杜鲁门哩？你要打杜鲁门，很好！可是不能打周仲明呀。”
“哟，杨政委，您已经记住我的名字啦！”
“记得咯，已经点过三次名了嘛。我这个政委，十天之内保证把你们的名字记个滚瓜烂熟！你叫何青是不是？”
何倩使劲儿才把手抽了回来，“我叫何倩，青字旁边还有个单立人儿。”
“记住啦，何倩。你为什么单单要打他呀？”
“他演过杜鲁门。”
“你会演剧？在哪里演的？”
“在学校的大操场上，开营火晚会，演了个活报剧《新霸王别姬》，我演杜鲁门。”
何倩把话接过去：“我演宋美龄，辞别了蒋介石，飞到杜鲁门那里去乞求美援。”
杨政委不笑了，皱起眉头，“小鬼不要吹牛皮啰！解放前在重庆，你们敢演剧骂蒋介石？骂宋美龄？那还能活到今天？”
“这是真的！我们对你吹牛有什么用？”我被他激怒了，大声说着，扭头走开。还听见李茶花在说：“国民党的特务是要抓学生，可是抓不着！”
杨政委又哈哈大笑起来：“小知识分子就是喜欢往自己脸上擦粉呵……”
登陆艇的确走得不快，中午到达长寿，伙食管理员上岸去买了几担青菜；傍晚到涪陵，又有一批刚参军的学生上了船；继续航行，天黑的时候在酆都泊岸，由于没有航标灯，就不敢夜航了。
我们立刻上岸去玩。一则因为艇上太挤，航行时甲板上的风大，又冷，我们只能拥挤在大通舱里，席地而坐，腿都坐麻了，极需上岸去散散步，活动一下筋脉；二则因为艇上只有一个单人厕所，连小便都要排队，所以不能禁止大家上岸去解大便。这登陆艇的设计，根本不是长途运兵用的——幸亏如此，否则杨政委肯定不准我们上岸去乱跑。
“一小时以后上船点名！”杨政委下了命令。值班区队长又大声宣布：“这是铁的纪律！违犯纪律的要受批评，作检讨！”
可惜，我们并不懂得什么是“批评”，什么是“检讨”，就高高兴兴地上岸去了。
“酆都是鬼城！是有名的阴曹地府……！”
读过许多神怪小说的李茶花小声说着，一手拉着廖渝生，一手拉着我，既吓唬别人，又吓唬自己。
大家觉得非常有趣。酆都沿江的一条河街，根本没有路灯，黑乎乎的，只有一些店铺里昏黄色的小油灯象鬼火样地闪烁着，具有极大的刺激性。青年人永远喜欢刺激。我们拉着手，讲着吓人的鬼故事，向河街深处走去，早把杨政委和区队长的命令忘光了。
“你们知道鬼买烧饼的事儿吗？”李茶花出了题目，自己又不敢往下讲，“哎哎，还是让明哥讲吧……”
何倩也害怕。无论如何已经远离重庆了，而且来到了酆都！她推开李茶花的手，把我的手“夺”过来拉着她哆哆嗦嗦的小爪子，这才催一声：“讲吧！”
“有一个屈死的女人，装进棺材以后，才生了个孩子，”我确实知道有这么个故事，就正儿八经地讲起来，“真可怜！妈妈是鬼，儿子可是个活人呀，没东西吃，饿得直哭。鬼妈妈就拿着从人间带来的纸钱，在天黑之后，到酆都城里买烧饼，揣在怀里，带回坟墓的棺材里去给孩子吃。鬼妈妈每个夜晚都要出来买烧饼，不说话，放下钱，拿了烧饼就走……”
李茶花按捺不住了，便大着胆子接着往下说：“可是，卖烧饼的老头儿发现了破绽，白天算账的时候，数铜板，总有两枚是假的——不是铜钱是纸钱！邻居的两个年轻后生就给老头出了个主意，在柜台上放一盆水，不论谁来买烧饼，收了铜板就丢进水盆里，看它沉不沉底。这时候，鬼妈妈又来买烧饼了，还是不说话，拿了烧饼放下钱就走。老头儿把她的钱丢进水盆，不沉底儿，漂在水面上！把老头儿也吓死了！”
“不对！”我接着说，“老头儿并没吓死。他立刻叫那两个年轻后生跟着女鬼追了下去，一直追到那座坟头，还听见了坟堆里有小孩儿的啼哭声。第二天，他们邀集了十几个人一块刨坟，撬开棺材一看，小男孩已经会爬了！而他的妈妈，不但身体没有腐烂，脸色还跟活人一样。原来是她的魂儿到酆都城的阎王殿报到，阎王爷听说她的棺材里还有个儿子，大发善心，便允许她把孩子养大了再来作鬼。可巧，判官也是一副慈悲心肠，知道这女人是屈死的，阎王又没说明年月日，只说允许她把孩子养大，好哇，几年才算养大呢？十年十五年都行啊！所以判官就在生死簿上给这女人留下了很长时间的活口……”
何倩紧紧地拉着我，她这“繁漪”的丰富感情又掀起了波澜，哭声地说：“我知道了，阴曹地府也是善人多啊！这个女人那样疼爱孩子，她一定可以起死回生！”
为了满足何倩的同情心，我立刻说：“对啦！刨坟的人们正在吃惊，那个女人已经睁开了眼睛，又坐起来，紧紧地抱住了她的儿子！”
“也要感谢卖烧饼的老头儿！”
“当然，这个妈妈还很年轻呀，她可以帮助老头儿做烧饼，把欠老头儿的钱还上！”
“我看，干脆认老头儿当干爹！那孩子也就是老头儿的外孙了！”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拼拼凑凑，给这伤心的鬼故事编了个皆大欢喜的圆满结局。
遗憾的是，我们在河街转了一大圈儿，也没发现一家卖烧饼的，更没有哪个柜台上放着试钱的水盆儿。返回登陆艇的时间却晚了一个多小时……。
上船之后果然受了很严厉的批评。值班区队长是位东北大汉，腰带上挎着一支用红绸子包裹着的小手枪，站在通舱的中央，声色俱厉地把我们训了一顿。然后，是杨政委讲话，的态度还是和蔼的，说今晚有一半新战士没有按时回船，现在十一点了，还有四个同志没回来，“我已经派出去一个班，上岸去找他们！也许要找一个通宵……大家想想，你们上了船就可以睡觉啦，那一个班的老同志要不要睡觉？我这个政委，还有值班区队长，能不能睡觉？大家要养成遵守纪律的习惯。你们已经不是学生，不是老百姓，而是革命的新战士了咯！……”
杨政委的讲话，听起来倒还入耳；只是那个值班区队长，凶神似的，比训导主任还凶，令人反感。我和廖渝生挨着睡，他小声说：“我打听出来了，区队长是个连级干部，小连长！”
“小连长儿算个啥！这么凶？”我用鼻子嗤打着说。
在我的概念里，连长的确太小了。我这概念是从军棋里得出来的。下军棋的时候，总司令、军长、师长，是很重要的，能决定胜负；如被对方吃掉个旅长、团长，多少有点可惜；至于小连长、小排长，则往往用它去碰地雷，撞对方的炸弹，碰死几个毫不可惜……真是岂有此理，你一个小小连长，就把大伙训了十几分钟，你算老几！
渝生又说：“小连长，给我爸爸提皮包都不够格儿！”
他这话说得又对又不对。他爸爸在黄浦军官学校毕业之后，又进了美国著名的西点军校，一回国就当旅长，前两年已经是中将军长了。他身边的参谋至少也是个校官。但是，他们是国民党呀，怎么能跟共产党相提并论哩！想到这儿，我就不跟渝生咬耳朵了。
登陆艇在航行的时候，走得相当平稳；现在泊岸抛锚，船身反而摇晃得很厉害，横向摆幅在30度左右，新老战士都有晕船的，不断有人跑出通舱，到甲板上去吹风，或者呕吐。艇上有电，通舱里的电灯一直亮着，更使大家睡不宁。我抬抬头，就能看见何倩披着棉袄坐在那边，李茶花躺着，伸出胳臂来给她捶背。可怜的何倩一定是晕船了。
我没法过去安慰她。睡觉的区域是严格划开的，女兵们集中在舱底的一角。她们的周围睡着两行老同志，包括政委、指导员和区队长们，组成了双层保卫圈儿。我很佩服老同志的品格和高见，如果不把我们隔开，何倩必定要睡到我的身旁，至少也会悄悄从被子底下伸过一只哆哆嗦嗦的小爪子来，让我拉着，她才敢放心地睡，而不怕梦见那个买烧饼的女鬼。
现在，我们谁也睡不着。不知过了多久，甲板上传来脚步声和说话的声音。大概是那四个新兵被找回来了。我们知道那是两男两女。我们的行李都是自己从学校带来的，现在每人在通舱里摊开着一个地铺。他们四人的铺盖也被老同志给摊开了，在双层保卫线的两边各空着两个铺位，所以我们知道那是两男两女。此外还空着两个铺位，是杨政委和值班区队长的。至于那个警卫班，后来我才知道，他们是分别睡在机房、驾驶室和前后甲板上的，而且轮班放哨，从来睡不了一个囫囵觉。那四个新兵回到了通舱里，大家都抬起脑袋看他们，被看的并没有什么惭愧的表情，大大方方地躺下就睡。
一直等到何倩也躺下了，我的眼皮才开始打架。通舱里的电灯要亮个通宵。睡梦中的翻身，或者矇矇眬眬的睁一下眼皮，就能瞥见杨政委和值班区队长，披着棉袄，坐在自己的被褥上抽烟……直到天亮，吹哨子喊大家起床。
因此，我又有点钦佩杨政委和值班区队长了。他俩白天也不睡觉，而是不停地找新兵谈话——“个别谈话”大概也是老同志的嗜好。
登陆艇第二天停泊在万县过夜。第三天中午路过奉节，可以望见刘备托孤的白帝城。从此便进入了瞿塘峡，两岸山崖陡峭如削，江风再冷，我们还是要站到甲板上来看三峡风景。
值班区队长又来干涉了，哨子一吹，“下来，都回舱里休息去。上边风大，吹病了！”
“这儿是三峡呀！过三峡还不准看哪？”
“刚进瞿塘峡，下面是更好看的巫峡！”
“让我们看看吧，一辈子能过几回三峡呀！”
学生兵纷纷抗议，大都不服从他的哨子。
“有什么好看的，穷山恶水！”值班区队长发了脾气，“喜欢山水呀，往后有的是！有你们一辈子也爬不完的大山！快下去！”
“这儿是三峡！”李茶花叫了一声。
区队长冲到她面前，“三个峡？到了湘西，还有八个峡哪！”
李茶花又笑得前仰后合了，直擦眼泪。在嘻嘻哈哈的学生兵面前，区队长恼羞成怒，命令警卫排长：“把他们轰到舱里去！”
“警卫排集合！”排长露出了一脸凶相。
当警卫排的三十几名战士手握步枪、冲锋枪在前甲板上列队集合；值班区队长动手推学生兵，而且推了李茶花一把的时候；我这个一米八的大哥哥兼保护人已经气炸了肺，猛劲把那东北大汉推了个趔趄。所有的人都吓了一跳。区队长动手掏枪，可惜他那支小手枪用红绸子裹着，掏枪的动作拖泥带水；何倩和李茶花已经用身子挡在了我的胸前。
“住手！乱弹琴！”杨政委大喝一声，冲到了值班区队长面前，一把夺了他的手枪。
警卫排的战士们一动不动的站在原地。
“你们要干什么？这些学生都是阶级兄弟！亲姊妹！他们不是俘虏兵，不是国民党……”杨政委把值班区队长臭骂了一顿之后，当众宣布：“撤销你区队长的职务。不准带枪。先到炊事班去劳动，明天当众作检讨！”
他气犹未消，朝警卫排大喝一声：“解散！回原岗位！”
警卫排解散了。那位排长气乎乎地指着我对杨政委说：“留点神，这个野小子他会打人！”
杨政委笑了，拍着我的肩膀说，“会唱歌儿，会演剧，还会打人！锻炼锻炼，也许是个好样儿的！”
排长说：“把他分给我们警卫连吧！”
“干什么？”
“叫他扛机枪，大个子，要不就扛六〇炮。扛上半年六个月，就是野骡子野马也把他压服了！”
“小知识分子，是革命的宝贝！不能那样使用。”杨政委说着，又往我背上拍了一掌。
政委诙谐的话语，逗笑了一些学生兵。我不动声色地看着他。李茶花被区队长推了一把，气哭了，现在走过来说：“要那个野蛮的区队长赔不是！”
“对啰，当众检讨就是给大家赔不是嘛！”
杨政委并没有训斥我，也没有命令学生兵回到通舱里去，说完这些话之后就走开了。若干年后我才知道，他当天就把我列入了“可疑分子”的小名单。
当时我们还认定了他是个通情达理的老同志，觉得他比野蛮的区队长水平高，便高高兴兴地聚在甲板上看三峡风景。此时的长江正穿行在大巴山脉、大神农架和巫山的群峰之间，水流湍急，江涛訇鸣，崖高天窄，惊心动魄。李茶花经常靠到我身上，紧紧地靠着，由于刚才区队长掏枪的时刻她与何倩勇敢地用身子护卫我，此时我们的心贴得更紧了，觉得彼此都是对方的保护人。
夜泊巴东。大家心里明白，已经穿过了四川盆地的“盆沿”，出川了！这里已经是湖北省啦，真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滋味儿。现在回想起来，是一种心理上的失落感，“失落”了故乡！
为了弥补这种失落感，我们没在艇上吃熬青菜粉条大馒头，而是跑到巴东街上的饭馆里去“打牙祭”。物价十分便宜。一块银元就叫了满桌菜，有豆瓣鱼，红烧蹄□，腊肉炒冬笋，辣椒炒豆腐干，还有糯米酒。《雷雨》家族的八位成员大吃二喝，胀得肚儿溜溜圆，还是吃不完。原来一块银元真顶用啊！何倩偷着告诉我，她一人就带着五十多枚“袁大头”，算一算，每个星期打一次牙祭，也够花一年的。
“一年以后，再也没仗可打了吧？”
“当然。那时候咱俩一块去读北大！”
“读清华吧？南开大学也行。”
“能考上吗？”
“当然，不在话下！”
李茶花也凑过来咬耳朵：“明哥，我永远跟你在一起！”
何倩拧她一把，“你还是跟渝生在一起吧！”
这天晚上回登陆艇，比在酆都还晚，新任的值班区队长只清点人数，不训人。杨政委看见何倩和李茶花的脸蛋儿红扑扑的，也不问。
这一夜，登陆艇照样摇晃。我们喝多了甜酒，就拿它当个大摇篮，睡得很香。
第四节
从巴东启航，穿过了长长的西陵峡，一到南津关，水面豁然放宽，也许放宽了十倍，江面如镜，平平稳稳地流进了荆襄平原。在山城重庆长大的学生兵，十之八九没见过平原景色，顿觉心胸开阔，眼界大张，又跑到甲板上唱歌来了。老同志们却在忙碌着什么，一会儿搬东西，一会儿开小会，低声细语，不让我们听；我们自得其乐，只要不干涉我们就好。
长江此时并不向东，而是向南流。黄昏时分，登陆艇顺流驶到一个靠近湘西最南边的小镇洋溪，不走了。它使出了自身的特技，直接冲上沙滩，放下前闸板，象宽大的跳板和吊桥，搭在不沾水的沙丘上，真的登陆了。
杨政委一声令下，“打好背包，带上所有的东西，上岸！”
下船之后，我们才发现，这区区小镇驻着许多解放军部队。还有不少运兵船也先后靠岸，好象约定了时间似的。那些船上，也载着不少学生兵，纷纷下船。大家在沙滩上集合，一船学生聚成一片，坐在自己的小行李卷上，听首长作动员报告。
这首长当然不是杨政委啦，据说起码也是个军长。他中等身材，披着军大衣，快步走上一个沙丘，操着亲切的四川口音大声说：“同学们，同志们！你们参加了革命部队，第一件大事，就是要树立革命的人生观，将革命进行到底！这不是一年两年，也不是十年二十年，而是要干一辈子革命。我们是革命军队，每一个革命战士，都必须服从革命的纪律！下级服从上级，个人服从组织。要做到绝对服从，不讲价钱。否则就不能打胜仗！现在，我命令你们，绝对服从组织分配，到革命最需要的地方去工作，去学习，去战斗！我讲完啦。”
沙滩上立刻站起来几个老兵，振臂高呼口号：
“坚决响应首长号召！”
“坚决服从组织分配！”
“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战斗！”
“将革命进行到底！”
“活捉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我们看得一清二楚，带头呼口号的老兵当中，就有那个大个子值班区队长，他那裹着红绸子的小手枪仍然挎在腰里。我忽然想起来，他还没有“当众检讨”哩。
紧接着，一些从来没见过面的老同志，当然是干部啦，拿着花名册就到我们中间来点名领人了……事后回想起来，这真是一次计划周密的快速分配，“突然袭击”。我们还没有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儿，这些领人的干部已经指挥着许多老兵，非常热情地上前拽胳臂、夺行李，“热情”到了强迫的程度，不由分说，一片笑脸，无从反抗，也无法形容……不到二十分钟，我们《雷雨》家族的成员便完全彻底地被瓜分解体了。
洋溪小镇就这么大，我打算在住下来之后就去找何倩她们，心想，这无非是一次编队吧，把女兵们分开，单独编队，也是合情合理的。何倩和李茶花她们大概也是这样想的吧？
但我完全没有想到，那位讲话的大首长是一位兵团的干部，前来接学生兵的老同志，也不是同一个师、同一个军的人。总之我们被彻底拆散了！当我吃过晚饭，在镇子里到处寻找何倩她们的时候，何倩与李茶花已经坐进不同的汽车里，拉到不同的地方去了……
这也许是杨政委他们带新兵的一个绝招儿。后来我又有机会与杨政委共事的时候，他才洋洋得意地向我介绍了这个经验，那就是“坚决拆散小集团”！何倩与李茶花，在南开校园里形影不离，当了五年“同桌姊妹”，谁也未能将她俩拆散；登陆艇上的指导员和区队长们，却在开船的第一天就把这对儿亲如姐妹的新兵列入了必须拆散的名单。同样，我这个“学生头儿”，更是必须孤立的对象啰！
何倩在汽车上哭了一夜。李茶花在另一辆汽车上哭了半宿。哭也白搭。军令如山，谁敢不服从？而且，指导员是看惯了新兵哭鼻子的，甚至喜欢新兵哭鼻子。此话怎讲？杨政委乐呵呵地告诉我，“这是思想改造咯！思想改造是痛苦的咯！”在我们参军报到的头一天起，他就反复向区队长和指导员，以及老同志当中的党员和积极分子布置任务：注意观察这些学生当中有没有可疑的小集团？有没有国民党和三青团的组织？有没有反动学生？“一定要提高革命的警惕性！别忘了，重庆是国民党的老窝窝！”他在登陆艇上十分辛苦，随时随刻都要听取老同志（其实他们也只有二十多岁，参军早半年就算老兵嘛）的汇报，夜间还要拟定拆散小集团的分配名单。他非常坦率地告诉我：“周仲明，算你好运气。那天区队长掏枪，是我早赶到一步，要不然，哈哈，打断了你的腿，也是白打！”
我大吃一惊：“白打？……那为什么只打腿，不打脑袋？”
“有规定。未经批准，不准随便把人打死。”
“谁批准？”
“我批准！……别问啦！不该你知道的，问也不能告诉你。”
多少年之后，想起这种故意拆散亲密好友的事儿来，何倩仍然十分生气。“从部队卫生学校毕业的时候，谁跟谁好，就偏把你俩分到不同的野战医院去；回到国内上大学，毕业分配的时候，也是成心把一对对的有情人往天南地北拆散，故意制造夫妻两地分居，当牛郎织女……这究竟是一种什么坏心眼儿哩？害得国家解决夫妻两地分居的事儿，成了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一项主要内容，落实了多少年也落实不完。这种上坑国家、下害群众的坏心眼里究竟想的是什么呢？简直是不通人情！”
“怎么想的？姓杨的亲口对我说过：干革命必须破除乡土观念，家庭观念，亲友观念，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一切个人主义杂念！这就是思想改造。立场、感情的转变是很痛苦的咯……！”
我还没说完，何倩脸都气白了，“仲明！咱俩有约在先：今生今世永远不提那个姓杨的！你又忘了……”
是呵，我又忘了，不该提起姓杨的。可是，我又怎能忘掉这个杨政委……杨部长啊！
他的名字叫杨清正。保卫干事出身，入川以前当过团政委。其实，他更适合做保卫工作，正准备提拔的时候，临时派他到登陆艇上管管学生兵。不久，他便升任我们军的保卫部副部长了。此人念过几年私塾，略微有点儿文化，记忆力极强，又很自信，所以就记住了我这个“学生头儿”，而且自认为能够把我锻炼成一个“好样儿的”。
“周仲明！还记得我吗？”他见面就大声嚷，“你这个会唱歌、会演剧、会打人的野小子！是我把你介绍给文工团的。哈哈，我跟你们团长讲过，要是你再打架，就送你来我这里蹲保卫部！”
一年以后，我们这支部队已经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来到了朝鲜战场。
入朝初期，志愿军部队连续发动了五次战役，快速挺进，从鸭绿江边一直打到了汉江南岸，把南朝鲜的首埠汉城都解放了……短短两个多月时间，朝鲜战局发生了根本性转变，所谓的“联合国部队”——美、英、法等等十六国侵朝军队，被打得屁滚尿流，成千上万的当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俘虏。
祖国人民通过报刊和广播，只知道志愿军战士抓俘虏的故事，譬如，高元钧说的山东快书《一车高粱米》，就绘声绘色地讲述了我军用高粱米“换”回来一车美国兵的趣闻，能叫人笑破肚皮；但是，国内同胞却不了解，我们活捉了成千上万的俘虏，也是个十分麻烦的大难题、大累赘哩！
从一九五〇年冬天开始，我军在北朝鲜的大山沟里，不断设立起许多个战俘营。胜仗打得越多，战俘和战俘营的数目也越多。这与国内解放战争时期的情况完全不同。解放战争消灭了国民党军队八百万，大量的俘虏兵哪里去了？多数发放还乡费，放回家去了；少数经过教育，参加了解放军，成了“解放军战士”。总之大家都是中国人，好办。抗美援朝战争中抓的俘虏可就不同了，都是外国人，而且是十多个国家不同民族、不同语言、不同宗教、不同生活习惯的杂色战俘，如何看管？难啦。
一次空战当中，有架美国F—80型战斗机中弹起火，驾驶员跳伞，落在了山坡上，立即被几名朝鲜妇女围住，打得鼻青脸肿。如果我们文工团的两位演员晚到几分钟，这个驾驶员肯定要被更多的朝鲜妇女撕碎了……他有幸当了我们文工团的俘虏。我们正在行军途中，只好带着他一块走，到了宿营地再送交保卫部。谁知，这个二十多岁的美军驾驶员简直吓破了胆，始终高举着双手，表示投降和绝对不敢反抗的意思。我们觉得好笑，有人把他的手拉下来，他反而举得更高、更直了。
美国飞行员是朝鲜老百姓最痛恨的敌人。这些飞贼，不但炸平了朝鲜的城镇、乡村，而且每天都在头顶盘旋，看见一个孩子或者一头黄牛都不放过，甚至有四架“野马”式轮番俯冲扫射一辆牛车的事。所以，朝鲜老百姓一旦抓住了美国飞行员，不捆不送，而是一拥而上，当场打死，咬死，撕成碎片。今天这个飞贼心里大概也是明白这一点的，他并不怕中国志愿军正规部队，而是非常害怕朝鲜百姓，相形之下我们志愿军倒成了他的保护人。他决不敢逃跑，相反，躲在我们的行军行列里，不敢靠前，不敢拉后，也不敢靠边走，生怕树林里草丛中冲出几个朝鲜妇女来咬断他的喉咙。
他举着双手走了个把小时之后，已经满脸淌汗，大概胳臂酸疼到了极点，象触电般的在哆嗦了。
“周仲明，你不是会英语吗？去叫他把手放下来！”文工团刘团长对我说。
“您也可怜俘虏哇？”我经常跟领导干部开玩笑，以保持官兵平等的信念。
“老举着手，变成一种刑罚啦。没必要折磨他！”刘团长并不愿意跟我开玩笑。
“我的英语二把刀。”
“没让你跟他聊天儿！叫他放下手来就行。”
“拿条绳子把他的手捆起来吧！”
“你听不听我的呀！”
“我又不是翻译官儿，没这个责任。”
“哼，没准就调你去当翻译！……去吧，我倒要听一听你是不是真会讲英语？”
参军一年来，我已经变得很调皮了。这种调皮，包含着骄傲，盲目崇拜老同志的那种天真幻想的破灭，以及对部队的组织纪律性的本能的抵制。把我们几个好朋友强行拆散，特别是何倩，她完全有条件当一名文工团的演员，却因为把我留在文工团，就强制她到卫校去学军医……此事我一直耿耿于怀，所以在调皮当中又掺进了不满的因素。我的调皮，经常表现为跟领导干部开玩笑，半真半假，接受任务不痛快。现在，我又让刘团长费了些口舌之后，才走过去用相当流利的英语告诉那个飞贼：“你可以把手放下来！你已经交枪投降了，我们就不会再伤害你。”
那个美国飞行员大吃一惊，又喜出望外，两只眼睛直勾勾地望着我这个会讲英语的人，好象终于遇见了上帝。他把手放了下来，喃喃地问：“我得救了吗？我被赦免了吗？”
“他说什么？”刘团长追上来问。我作了翻译。刘团长又说：“告诉他：中国人民志愿军宽待俘虏，不杀不打不骂……给饭吃，给衣穿，受了伤还给治病。你可以擦擦脸上的汗。”
我在行走中再作翻译。飞行员不停地点头，象鸡啄米。但他不能擦汗——他的胳臂象面条一样软兮兮的吊着，象是没了骨头，八成是麻木了。
身后一位女同志发了善心，说：“他脸上有血，是不是叫卫生员……？”
一位男同志生气地说，“谁伺候他！”
美国飞贼一步不离地跟在我身边，喋喋不休地问这问那，“你们为什么还不给我照相？”“我有上尉飞行员的符号，你为什么还不登记我的姓名？”又一再说明他父亲是工人，他的妻子也是工人，带着一个两岁的男孩，住在加利福尼亚州。那里有许多中国人，他们相处得很好。他将来回到加州，也要当一名工人，他会旋工，会开车床……。
一路上，我把这些话翻给刘团长和身边的同志们听，大家觉得蛮有趣儿。刘团长也笑着说，“这个家伙一定知道共产党是工人的党！”又叫我不要把这句话翻译出来。
约莫过了半个小时，飞贼的胳臂恢复了知觉。他顾不得擦脸上的汗和血迹，先从衣兜里掏出个小皮夹子来，里面有一张照片，是他和美丽的妻子共同抱着个胖娃娃。另外一张天蓝色的卡片上，印着个鲜红的女人嘴唇的吻印。
他把照片和卡片拿给我们看，眼泪汪汪地说：“我爱我的妻子和孩子……我今后要做你们的朋友！”
完全没有想到，经过这次临时翻译，刘团长果然派我到战俘营去工作了一段时间。
在那里，我又与何倩碰在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