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福东渡与东亚丝路

历代海上丝绸之路，可分三大航线：中国沿海港口至朝鲜、日本的东洋（东亚）丝路航线；中国沿海港至东南亚诸国的南洋丝路航线；中国沿海港至南亚、阿拉伯和东非沿海诸国的西洋丝路航线。徐福东渡不仅是中国最早的一次涉洋远航，也拉开了东洋丝路航线的帷幕，连云港成为海上丝绸之路东洋航线的重要港口，而且早郑和下西洋1600年，比哥伦布发现新大陆、麦哲伦环地球航行早1700年。周绍良先生曾说过：“海上丝绸之路开辟可能早于张骞开辟陆上丝绸之路……徐福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开拓者……经多方考证，海州湾是当时海上丝绸之路东方航线的起始点。”

徐福东渡

东渡成功的徐福，根据史料和出土文物考证，其故里在现连云港市赣榆区金山乡徐福村。赣榆县在秦时隶属琅琊郡，县治位于郁洲，这一带是海岛集中、方士会集的地方。他的上书打开了中国人的航海梦想，秦始皇至死也未能寻到不死之药，但是在客观上开辟了东亚丝路航线，奠定了海上丝路文脉传承的基础，影响深远。

秦始皇一生频繁远行，跋涉山川，其中数次东巡，作为一个统治者，一位帝王，一方面，必然带有宣扬为政恩德的“政治巡游”色彩，体现出他事必躬亲、朝夕不懈、视听不怠、体察民风民情的勤政风格；另一方面，也与秦代普遍盛行多神崇拜的思想有关。秦始皇在各地巡游期间，必祭祀天地、山川、鬼神，“遂东游海上，行礼祠名山大川及八神，求仙人羡门之属。”祈祷诸神护佑其帝王基业。

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面对浩瀚无边的海洋，滋生出海寻访缥缈的仙山、寻找长生不老药的欲望，意欲以此永固帝业，也是无可厚非的。在客观上，秦始皇的东巡唤醒了秦人的海洋意识，激发了人们探索海洋的热情。因此，沿海一带许多知名的方士闻风而动，献计献策，其中“齐人徐市（即徐福）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请斋戒，与童男女求之。”这就是徐福研究中著名的“琅琊上书。”徐福之奏正中秦始皇的下怀。《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于是遣徐市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

徐福东渡的记载，不仅见于司马迁的《史记》，汉代东方朔在《海内十洲记》中也同样记载了徐福带童男童女坐楼船去“三神山”寻求长生不老之药的故事。在中国古代文献中第一次把徐福东渡与日本联系起来的是五代后周时高僧、开元寺和尚义楚据日人口述的记载：“日本国亦名倭国。东海中。秦时，徐福将五百童男、五百童女止此国也今人物一如长安。……又东北千余里有名富士，亦名蓬莱，其山峻，三面是海。……徐福止此，谓蓬莱至今，子孙皆曰秦氏。”

弥生文化时代，支石墓在日本岛上有了广泛的分布，这种与埋葬制度有关的石结构在中国大陆的辽东、山东、江苏、浙江沿海有着较多的分布，称作“石棚文化”“石室文化”或“大石文化”。连云港云台山区是分布最为密集的地点之一。南云台、中云台、北云台以及锦屏山等，有山就有此类支撑起来的石室。日本学者如都出比吕志等多认为这种文化来源于中国大陆。

居住日本的徐福后裔，在秦至汉光武帝期间的100多年里，没有中断与祖国大陆之间的联络和往来。到光武帝时，日本还曾正式派官吏抵汉，被光武帝授以“汉倭奴国王”金印带回，并宣布日本国王为“汉倭奴国王。”金印印面正方形，边长2.3厘米，印台高约0.9厘米，台上附蛇形纽，通体高约2.2厘米，上面刻有“汉倭奴国王”字样。天明四年（1784年），由名叫秀治和喜平的二位佃农，在耕作挖沟时偶然发现。金印出土以后辗转百年，直至1979年，一个家族的后人把它捐献给了日本福冈市博物馆。

日本人之所以能接受这个金印，说明他们当时是完全愿意接受该国为汉朝政府所辖的附属国或诸侯国地位的。显然，这个诸侯国的国民们具有“秦人后裔”的心理和民族基础，不然不可能不动兵戈就能承认本国是为“汉”之“倭奴国”。

1995年，日本前首相羽田孜表示：“我是徐福的后代，我家有个祠叫秦阳馆。”2002年6月在徐福国际研讨会上，羽田孜表示：“我们的身上有徐福的遗传因子，在我的老家还有‘秦阳馆’，作为徐福的后代，我们感到骄傲！”日本裕仁天皇的御弟三笠宫在给“香港徐福会”的贺词中称“徐福是我们日本人的国父。”

1996年，中国及日本的一些学者们组成了“江南人骨中日共同调查团”，对江苏省发掘出来的春秋至西汉时代的人骨，以及同时期日本北九州及山口县绳文至弥生时代的人骨，进行为期3年的对比研究。经过DNA检验分析，两者的部分排列次序竟然完全一致，证明两者源自相同的祖先。

徐福浮海东渡成功，开辟了中国与日本的水上交通航线。徐福也因此成为2000多年前中国第一个到达日本的友好使者。日本佐贺是徐福东渡在日本流传较为集中的地区之一，当地的徐福墓、徐福井、徐福庙、徐福宫等有关徐福的建筑、遗址众多。明治八年（1875年）日本政府宣布《苗字必称令》，要求每个人都要有自己的姓，顿时举国上下兴起了取姓热，日本的姓一下子就达到了10多万，而其中，与徐福相关的竟然有1100多个，如：秦、波多、羽田、福山、福田、福冈、齐藤、服部等。徐福东渡带去的中国先进的文化及先进的农业、渔业等生产技术，对促进当时日本社会的发展、对加速从落后的渔猎经济（绳文文化的时代）过渡到先进的农业经济（弥生文化时代）起了重要作用。徐福在日本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日本民间把徐福尊为司农耕、医药之神，在日本九州岛的佐贺县建有“徐福上陆地”纪念碑，以及徐福的石冢和祠堂，至今仍有祭礼活动。

徐福东渡的历史地位

徐福东渡不是一般的海上旅行，而是带去了古代中国的“百工之事”，如汉字、稻作文明和科学技术。自秦徐福率众落居日本之后，仅用短短百余年的时间，就使日本由落后的石器文化发展到相当高的“弥生文化”，推进了东亚文明发展的进程，永载史册，源远流长。

徐福东渡为日本带去了稻作文明

徐福为日本带去的稻作文明，推进了日本从绳文文化到弥生文化的进化。在日本绳文时代、弥生时代的考古发现对比中，发现文明进阶发展规律不同，从绳文文化到弥生文化，从采集野果以捕鱼为生的绳文时代进化到稻作文明的弥生时代，中间却有一段消失了400年的历史没有文字记载，但这段时间却是日本文明的巨大飞跃。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让日本绳文时代的原始文明突变至弥生时代的稻作文明？1884年，在东京发现了一种与绳文陶器不同的陶器样式，该样式的陶器有三种基本器形，即瓮、壶和高杯。其陶器的形态与当时日本本土的陶器完全不同，是食用、贡献稻米才会用到的陶器。陶器是不是来自带来弥生文明的外来文化？这是个谜，日本许多专家在努力寻找“消失的四百年”。

2000年，在连云港东海县出土了一块石碑，石碑上面有着大量的巴形铜器图案，这个图案与日本弥生时代的巴形铜器非常类似。2010年，连云港锦屏山在修建风景区的时候出土了一具瓮棺，这个瓮棺的形制与日本福冈县太宰府町吉尔浦出土的瓮棺非常相似，而中国出土的瓮棺被鉴定是秦汉时期的产物。文明的沟通特性是追逐可以流动的环境，连云港优越的地理位置也造就了它作为东西方文化交流中心的地位，就是说在秦汉时期连云港地区与日本地方已经在文化方面有过一些交流，由徐福从古朐港带到日本的中原文明填补了日本文明从原始向成熟农耕文明的飞跃，解读了“消失的四百年”。

日本考古发现，绳文文化晚期，日本列岛上已有了水稻种植，唐津市菜畑、系岛郡曲田、福冈市板付三处绳文晚期水田遗址，都有中国技法的磨制石器出土，并有炭化米、稻谷压痕发现，可见水稻种植是由中国大陆传过去的。徐福东渡与日本列岛水稻偶然的大发展，不但在时间上相吻合，而此次渡海是徐福规模庞大的海外移民，所带“五谷”除有充饥之粮食外，还有再生产的种子。日本学者认为，九州地区水稻大发展的最大原因，得益于徐福移民集团带来的优良的稻种和先进的耕作技术，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日本人突然开始食用水稻。而且水稻直接成为日本人主要的主食，改变了他们的膳食结构。

徐福为日本带去了蚕桑技术

在日本的很多神社都有祭祀徐福的习惯，而在佐贺的金立神社，徐福是作为主神——掌管农耕养蚕医药的神来被祭祀的。

金立神社有三神，为掌管食物的保食神、掌管灌溉用水的冈象卖女命和掌管农耕养蚕医药的秦人徐福。徐福是主神，祭祀除每年的春、秋两次外，每50年还有一次大的祭祀活动。从祭祀内容可以看出，日本人认为徐福将中国南方古代的农耕具带到了日本。而中国古代的农耕具和日本弥生时代的农耕具虽在名称上有差异，但其种类和功能基本相同。中国的绳系石刀和日本称之为石庖丁的是史前名称不同而同为用于摘穗的收获工具。日本弥生期加工谷物的工具都属竖臼系统的水锥，这些谷物加工工具与中国长江流域的谷物加工工具同属一个系统，它们之间具有显著的传承关系。

徐福抵达日本后，迅速带动了日本社会的发展。后代人一直尊称徐福为日本始祖中的“蚕桑之神”，这蚕桑肯定是从中国带去的，因为饲桑养蚕是中国古代的独家传统，战国时苏北鲁南一带又是中国的主要桑蚕产地，这里的桑矮易饲，被称之为“鲁桑”。徐福从鲁之东海出渡，所带之桑很可能就是这一带的鲁桑。

徐福为日本带去了建筑技术

1986年，显示弥生时代大量遗存的吉野里大环濠遗址在日本佐贺县被发现。这一发现佐证了徐福为日本带去了建筑技术等，这既是与徐福东渡紧密相关的遗址，更是日本考古史迄今为止最重要的发现之一，震动了整个日本半岛。吉野里是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弥生文化黎明时刻）拥有日本列岛最大的环濠以及环濠集落，而且建有日本最古老坟丘墓的遗迹。考古发现，在坟丘的建设中使用了江南土墩墓的夯筑技术，这个丘墓是一个需要6万人两年时间才能建成的大型土木工程。从吉野里遗迹中的巨大环濠、南北内城的瞭望楼等可以看出，吉野里是以中国都市为参照蓝本进行建设的。作为祖先灵魂安眠的圣地，在北边设置了坟丘墓，以此为起点的“圣线”上排列着祠堂、牌楼和瓮棺葬的行列。这样祭祀的“圣线”有着浓厚的中国祭祀思想的色彩，而这个环濠也与徐福的到来密切相关。

徐福为日本带去了航海技术和造船技术

如前所述，在今天赣榆区的拓汪镇还有个传说就是徐福造船时招集来的捻船工——“圬工”在此居住的村庄，叫圬工村，秦朝时这个村就叫“圬工村”，而且都姓徐，是徐福的后裔。现在该村还有30余家祖辈就是捻船工匠（捻匠）。捻船工匠（捻匠）是专为新造的船壁进行捻缝、抹灰、涂饰、粉刷作业，虽然也就是用油麻絮将船缝圬塞，然后用油灰等敷盖，但它的质量关系到船的质量和行船的安全，不是谁都可以从事的职业。所以，这个村庄祖辈传下来的捻匠手艺都很精巧。

“圬工”也是专门制作打鱼用的独木舟的工匠。位于灌云县伊山镇大伊山主峰南侧有一处大伊山海船岩画，船画刻在一块10米长的竖石面上，俗称“海船梢”。而同样的独木舟也被发现在日本，也出土了一些不同时期的独木舟，千叶县加茂遗址出土了独木舟和几把桨，其桨柄做工精美，此外还有千叶县烟盯遗址出土的绳文时代后期的独木舟，都同赣榆捻匠制作的独木舟非常相像。由此可以推测，徐福也将造船技术带到了日本。

徐福东渡随船带去了古籍和汉字

在中国北宋欧阳修《日本刀歌》和日本南朝重臣北自亲房撰《神皇正统记》、江户时代林罗山著《罗山文集》、松下见林撰《异称日本传》、山梨县富士吉田市宫下义孝先生家藏（宫下族镇宅之宝）《富士古文书》（又名《徐福古问场》）等中国、日本两国古书上，有类似中国古籍由徐福传入日本的有关记载。

如欧阳修在《日本刀歌》中曰：“徐福行时书未焚，逸书百篇今尚存。”林罗山《罗山文集》中记载：“徐福之来日本，在于焚书坑儒之前六七年，想蝌蚪篆籀韦漆竹牒，时人知之鲜矣。”松下见林申明“日本之学始于徐福”等。

至于为什么日本至今未发现当时的竹简古籍，《罗山文集》称：“世世兵燹，纷失乱坠，未闻其传，呜呼惜哉！”《富士古文书》称：“在延续19年的富士山大喷火中，书籍大半毁于山火”。

日本文字形成的较晚。汉字初传入日本后，在一个相当漫长的时期中，迄至8世纪，至早在奈良时期以前，日本官方仍直接使用汉字汉文。公元9世纪初，日本在汉字的基础上才构成了自己民族的文字体系。徐福将汉字传入日本，不仅为日本民族文字的形成提供了启示和“假借”，而且还由此对日本历史的发展，社会的进步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徐福在日本诸岛传播先秦文明之影响，《弥生的日轮》中这样概括：徐福一行通过与当地居民通婚，延续子孙，为日本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而且汉字和水稻技术、诸子百家的智慧，其中任何一项都未与日本文化相抵触。这一切有如水往低处流之势，对日本进行了渗透，促进了日本走向农耕弥生文化，并把我们推上了亚洲先进文明之国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