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教育支出结构与经济增长
国内外学者进一步对不同阶段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差异进行了研究。Abington和Blankenau（2013）利用世代交迭模型，提出政府对早期教育的投资与对高等教育的投资相比更具效率，即对初等教育投资能够对经济发展产生更多的影响。[1]Tugcu（2015）采用一个二元回归模型，分析了26个中等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的公共教育支出结构数据，认为对中等教育支出更多的国家更有机会摆脱“中等收入陷阱”，而对初等教育支出更多的国家则更有可能跌入“中等收入陷阱”。[2]
国内对于不同阶段教育投资结构的系统研究，可以追溯到1989年王善迈和孙玉萍对50个国家三级教育投资结构的变动进行的分析，发现各国教育投资结构随着各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不断变化，三级教育投资比例随着人均GNP水平的不断提高而缩小，且高等教育投资比例随着人均GNP的提高先升后降。[3]刘华（2004）指出，我国财政性教育支出结构不合理，高等教育投资比例相对于国际水平明显偏高，而对初、中等教育层面投资比例却较低，与我国现实的经济发展水平不相适应。[4]赵树宽、余海晴和刘战礼（2011）认为：经费投入是高等教育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更是源动力；高等教育经费投入、人力投入对经济增长影响显著，高等教育经费投入每增加1%，会引起GDP增长0.251%。[5]吴振球、孙雪玉和吴世杰（2013）发现，我国高等教育对全国GNI年增长率的贡献率偏低，高等教育对各省（市、自治区）GNI年增长率的贡献率很不平衡，高等教育对GNI年增长率的贡献率远低于基础教育。[6]朱恬恬（2015）提出，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数量扩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相对最大，达32%，而基础教育质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显著。[7]王志扬和宁琦（2016）利用卢卡斯关于学校教育的模型，得出基础教育财政投入有助于推动一国经济增长，作用显著，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远高于固定资产投资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8]
一、教育支出结构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
国内学者对我国教育支出结构的研究多从区域结构、部门结构、层级结构等维度展开，探讨了区域间教育发展、各类型（学前教育、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等）教育投入与发展现状、教育支出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等问题，多数研究认为，教育结构差异是解释区域经济增长差异的重要因素。
定性研究方面，学者们主要就我国教育支出结构存在的问题、原因，以及由此带来的经济增长差异、应对路径进行分析。王广深和王金秀（2008）认为我国的教育财政支出结构低度化。其一是因为我国和世界上其他收入水平的国家相比，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过低；其二是因为我国东中西部地区间的教育经费支出差异巨大，存在内部使用结构和配置方式上的失衡。由此造成了我国教育水平滞后于经济增速、城乡居民在受教育上的资源和机会不均、社会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等弊端。马国贤和刘国勇（2006）认为我国中西部地区将教育资源过度集中在重点学校，而忽视了农村中小学的教育问题。也有学者认为城乡之间教育经费投入的巨大差距，成为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瓶颈，不仅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经费投入低，而且高中阶段经费投入严重不足，使得农村子女缺乏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在就业技能和机会上远不如城市子女，无法扭转农村世代的阶层固化，并会导致代际间的恶性传递。[9]
定量研究方面，孙百才（2009）选取了平均受教育年限、生师比、生均教育经费等指标，对中国地区间教育现状进行了横向对比，并全面地运用了σ收敛、β收敛和“俱乐部收敛”等方式，指出政府财政加大对落后地区的扶持力度，有助于缩减地区间的教育发展差距，实现教育经费支出在地区间的合理配置。于东平等（2011）运用协整检验和误差修正模型，得出人力资本存量每提升1%，会拉动我国东部地区的人均GDP增长率上涨0.565%，这一投入产出比远大于固定资本的拉动作用。韩仁月、常世旺（2009）采用DEA方法测算了31个省级行政区域的教育支出效率，得出我国大部分地区的教育经费支出存在技术效率损失，高支出并非一定意味着高效率的回报。[10]刘国清（2012）对菲德模型（Feder Model）进行改动后建立了面板数据模型，认为1999—2009年我国中部地区投资普通高等教育带来的效益最高，东部次之，西部最低，且西部地区投资高等教育的外溢性最强，与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现实不匹配。车维平（2006）也赞同教育财政支出对各省经济发展水平的作用力度不相同。杭永宝（2007）通过构造教育投入的劳动增长型生产函数，得出1993—2004年间我国总体而言，高职以上教育对国家经济增长的贡献高达4.103 8%，本科以上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为1.192 2%；小学、初中、普通高中、中职以上教育的贡献率分别为0.115 5%、0.164 3%、0.145 3%、1.185 9%。[11]陈晋玲（2013）基于国内2000—2011年分地区面板数据的计量分析结果表明，各层次教育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一，是东中部地区各层次教育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明显，而西部最弱；二是东部地区高等教育对经济影响最大，中部地区中等教育对经济影响最大，而西部初等教育对经济增长影响最大。[12]而王志扬、宁琦（2016）发现，基础教育财政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东部地区表现得最为明显，中西部地区相对较弱。[13]
二、教育支出结构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主流观点认可教育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但大多从单一维度研究教育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同时研究二者相互关系的文献还很有限，并且大多将人均GDP、GDP增长率作为衡量经济增长的指标，难以反映地区经济增长差异。[14]
由于多数研究以国家、地区或某一经济体为研究对象，探究有限的教育经费和资源应该侧重于哪个阶段，能够避免经济社会发展陷入停滞，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性、持续性，因此将教育支出结构与“中等收入陷阱”[15]这一宏观经济背景相结合，是近年来的热点。世界银行（1993）指出，发展中国家的教育收益率高于发达国家，政府支出偏重初等教育可以解释东亚非凡的经济成就。[16]李婵娟和张永军（2016）提出世界上人口数量超过千万、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22个国家[17]，在跨越期间教育经费平均值的分配顺序为：初等教育（38.58%）、中等教育（33.24%）、高等教育（17.27%）和学前教育（5.7%），而实现跨越后的优先顺序变为：中等教育（41.49%）、初等教育（27.27%）、高等教育（18.58%）和学前教育（6.65%）[18]，从侧面凸显了初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而以泰国为代表的部分亚洲国家之所以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泥淖，是因为高等教育普及和劳动力技能并没有同步跟进（Collins，1996）。黄海军和李立国（2013）提出提升教育质量，能够帮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保持经济发展的活力和水平，高等教育比基础教育、高级技能水平比基础技能水平，对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长期经济增长具有更显著的作用。Atalay（2015）通过比较韩国、日本和土耳其的公共教育支出规模与结构，认为更高的公共教育支出规模有助于通过人力资本积累这一变量，降低中等收入国家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但是，中国是否面临着发展体量上的天花板约束和“中等收入陷阱”的危机尚无定论。不过，学者们还是未雨绸缪地从收入分配优化、新要素供给、供给制改革、教育结构调整等方面提出了我国经济转型的基本动力设想。
[1]Abington C，Blankenau W F.Government Education Expenditures in Early and Late Childhood［J］.Journal of Economic Dynamics and Control，2013，37（4）：854-874.
[2]Tugcu C T.How to Escape the Middle Income Trap：International Evidence from a Binary Dependent Variable Model［J］.Theoretical and Applied Economics，2015:49-56.
[3]王善迈，孙玉萍.50个经济体三级教育投资结构变动分析［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8（06）：79-83.
[4]刘华.优化财政性三级教育支出结构［J］.中国流通经济，2004（12）：17-20.
[5]赵树宽，余海晴，刘战礼.高等教育投入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模型及实证研究［J］.中国高教研究，2011（09）：11-15.
[6]吴振球，孙雪玉，吴世杰.我国高校扩招后高等教育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J］.高等教育评论，2013（01）：43-52.
[7]朱恬恬.中国经济增长的驱动力研究——基于教育发展结构的视角［J］.财经理论与实践，2015，36（06）：102-107.
[8]王志扬，宁琦.基础教育财政投入的经济增长效应［J］.地方财政研究，2016（03）：65-71，84.
[9]谢俊红.城乡教育差距与农村教育发展［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8（05）.
[10]韩仁月，常世旺.中国教育支出效率的地区差异：要素集聚与转移支付依赖［J］.财经论丛，2009（06）：19-24.
[11]杭永宝.中国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率分类测算及其相关分析［J］.教育研究，2007（02）：38-47.
[12]陈晋玲.教育层次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2000—2011年面板数据分析［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9（05）：166-172.
[13]王志扬，宁琦.基础教育财政投入的经济增长效应［J］.地方财政研究，2016（03）：65-71，84.
[14]杨晓锋.教育结构与经济增长后劲的动态关联关系研究［J］.华东经济管理，2014，28（07）：57-60.
[15]所谓“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意指许多中等收入经济体难以成功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陷入经济增长的停滞期，既无法在工资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先进技术方面与富裕国家竞争，出现经济增长的停滞和徘徊，人均GDP难以突破1万美元。
[16]张勇，王慧炯，古明明.通过发展教育规避“中等收入陷阱”——教育与增长、转型的分析［J］.经济管理，2012，34（05）：174-182.
[17]截至目前，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22个国家分别为：沙特阿拉伯、美国、荷兰、比利时、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德国、日本、英国、意大利、西班牙、希腊、葡萄牙、韩国、捷克、匈牙利、波兰、委内瑞拉、智利、巴西和俄罗斯。
[18]李婵娟，张永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教育怎么“办”？［J］.人民教育，2016（21）：41-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