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儒家：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
现代著名哲学家张岱年先生曾把《易传》中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作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的确，这两句话集中概括了我国儒家学派的总体人生态度：刚健有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宽容待人。
众所周知，《周易》是中国文化的元典，包括《易经》和《易传》两部分。《易经》由六十四卦卦画、卦名、卦辞和三百八十四爻辞组成；《易传》由《彖》（上、下）、《象》（上、下）、《系辞》（上、下）、《文言》、《说卦》、《序卦》、《杂卦》等七种十篇构成，又称“十翼”，是对《易经》进行哲理性阐释的经典之作。《易经》大约成书于殷周时期，是上古先民的占筮记录；《易传》相传为孔子所作，今天的学界多认为它并非出自孔子一人之手，而是经多人之手完成的，大约成书于战国末年。《周易》认为乾、坤两卦是《易》的门户，乾属阳，坤属阴，一阴一阳，一刚一柔，阴阳和合，成就天下万物。《系辞上》说：“乾知大始，坤作成物。”其他六十二卦均是从这二卦中推演出来的，因此，这两卦的义理精神必然成为中国古代哲学与道德智慧的源头和基本精神。正如王夫之所说：“以‘自强不息’为修己之纲，以‘厚德载物’为治人之本，故曰：‘《乾》《坤》者其《易》之门户’，道从此而出，德从此而入也。”[1]
这两句话是对乾、坤这两种最基本的卦象的解释，乾为纯阳之卦，有刚健向上之义，象征天；坤为纯阴之卦，有博厚宽容之义，象征地。依据“三才”之说，人居天地之间，与天地合德。故人应效法天地之道，自强不息，有为奋进，此是君子的立身之本。同时还应像大地一样，具有博厚的胸怀，承载万物，包容众有，此是君子待人接物之方。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天行”，即天或自然的运行。“健”，即强壮、刚健，它是乾卦也就是天的特性和品格。“君子以”是“君子应该”的意思。《系辞下》说：“天地之大德曰生。”天是生万物的乾元之始，万物得以产生。天体之行，昼夜不息，周而复始，无时亏退，天道的“资始”和生生不息，使之具备了刚健中正的品格和能动进取的精神。故君子应该效法天的这种生生不息、刚健有为的精神而自强不息。所谓“自强”，就是努力向上，积极进取。所谓“不息”，就是矢志不渝，奋斗不止。
自强不息的伦理精神作为一种做人的精神品格，有学者认为可以体现为“自强精神、日新精神、拼搏精神和浩然正气”[2]。自强精神要求君子应刚毅坚卓，奋发图强。日新精神要求人们日新其德，“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进德修业，坚持不懈。拼搏精神就是如孔子那样为了正义的事业“知其不可而为之”，像“愚公移山”那样矢志不渝、坚持不懈，要具有鲁迅先生所说的那种“脊梁”精神：“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3]浩然正气就是保持独立人格、坚持正义、不惧邪恶的精神品格，所谓“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要具有孟子所言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的大丈夫精神。
儒家的代表人物孔子、孟子、荀子等发展了这种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他们所强调的主要有两点：
第一，强调事在人为的人文人本精神，也就是相信并依靠人的努力推动社会文明进步。刚健有为、自强不息强调人的奋发有为的精神品质，强调人本主义，对人自身的力量充满了信心。孔子不相信鬼神，《论语·述而》中记载：“子不语怪、力、乱、神。”他说：“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论语·雍也》）孔子更加关注社会人生，强调人的决定性作用。孟子认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他将“人和”看作事物成败的关键。荀子认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荀子·天论》），彰显出人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他提出“制天命而用之”（《荀子·天论》），表现出对人的力量的坚定信心。
第二，强调并弘扬积极进取与刚毅有恒的精神。孔子为了实现他心中的政治理想即恢复“郁郁乎文哉”（《论语·八佾》）的周朝盛世，为了推广他的学说并以其学说影响社会，他一生都在积极发愤努力，直到终老。他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论语·里仁》）他鄙视“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论语·阳货》）的人生态度。纵观孔子的一生，可以说他是“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论语·述而》）的“知其不可而为之者”（《论语·宪问》）。所谓“刚健”，“刚”是指有进取精神，不屈服于外力，“健”是指具有持久力。孔子非常看重“刚”的品德，将其视作有为的必需条件。他说：“刚毅木讷，近仁”（《论语·子路》），“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曾子认为：“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孔子在周游列国时，也曾遭遇到生活的困顿和挫折，甚至被袭击，但他却没有发生过动摇。孟子推崇“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的大丈夫气节。这些都是对刚毅品质的强调。在儒家看来，人要想有所作为，不仅要有自强不息、努力奋斗的精神，还必须以刚毅的品质为前提。不仅要刚毅，而且还要有不断进取、持之以恒的精神，要有不畏艰难困苦的勇气和毅力，要有赴汤蹈火也在所不惜的精神，只有这样，才能实现远大的理想，建立社会功业。
刚健有为、自强不息成为中华文化对人的基本品质的要求，也被后世所广泛认同，培育了中华民族为了追求社会理想和天下大义，主动担当、努力进取、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并鼓励人们勇于实践，建功立业。这种精神对中国的政治，对百姓和士人的生活态度都曾发生过深远的影响。
从政治层面看，我国汉初统治者采取的是休养生息、无为而治的黄老之学。但到了汉武帝时期，国力逐渐强盛，统治者想开拓疆土、建功立业，儒家的积极有为的人生观就适应了统治阶级的需要，因此，才会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策略，儒家哲学才会上升为统治者的国家哲学。
这种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激励着历代的仁人志士为了民族大义、百姓福祉而不懈努力，建功立业。在汉代，史官司马迁因为为李陵辩护被处以宫刑，在当时的社会，受宫刑不仅是肉体上的痛苦，更是人格上的极大羞辱。在这种人生苦难面前，司马迁之所以能忍辱活下来，不是他想偷生，而是因为他具有强烈的文化使命感，之后才会有被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这样彪炳千秋的历史名著留传于世。司马迁为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做出了自己不朽的贡献。《左传》中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思想成为知识分子积极进取、自强不息的强大精神动力。岳飞的“精忠报国”，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这些名言警句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表现。正是依靠这种精神，中华民族才能在艰难险阻面前永不屈服，成为一个富有理想、自强不息的民族。
即使是普通老百姓，也深受这种思想的影响。比如，老百姓经常说的“男儿当自强，人生当奋斗”“求人不如求己”“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等俗语就是这种人生观的集中体现。在生活实践中，老百姓坚持耕读传家、建功立业、光耀祖宗，这些都是老百姓实践这种人生态度的行为体现。
《周易·坤卦》中说：“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易传·说卦传》中说：“坤，顺也。”坤代表地，地具有柔顺承天、博厚载物的品性。乾以刚健统领于天，坤以阴柔和顺承奉于天。坤承接乾阳，资生载养万物，它的德性光明广大，博厚高远。君子应当效法它，增厚美德，容载万物。君子在做人与处世时，要心胸开阔、立志高远、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以厚德对待他人。
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农业社会，人们不仅崇拜天，也崇拜地，坤卦所代表的地的品德，大约包括三个层面的含义：一是承天而资生万物，二是敦厚而普载万物，三是滋养而光大万物。从人生哲学的立场来说，大地生育万物、普载万物、光大万物的伟大品格，至少可以在三个方面提升人的品格：一是敦厚能载，二是宽广能容，三是以柔济刚。具体化为道德的要求，就是要求我们厚德、宽容、柔顺。
厚德。厚德载物的精神首先体现的是儒家的重德精神。这就是说，人若想载物，必须先有厚德。所以，做人首先要强调进德、厚德、明德，不断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成德成人，这是人生和事业的基础和根本。正如《礼记·大学》中所说的那样，“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而且，这种修身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根本和前提，只有内圣才能外王，道德是人生之基、治国之要、幸福之本。因此，厚德载物要求人们尊崇道德的价值，以德为本，以修身为先；要求人们效法大地，有厚重稳健的品格和载育万物的能力，以培养自己任劳任怨、吃苦耐劳、慈悲忍让的德性。
何为厚德？《周易》中有一个解释：“劳而不怨，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汉人刘向在其著《说苑·复恩》中有一段表述，可以看作对这段话的一个解释：他说：
中国古人十分欣赏这种厚道的品格，把它视为人的一种美德。葛洪认为“厚则亲爱生焉，薄则嫌隙结焉”（《抱朴子·交际》）。也就是说，有了这种厚德的品格，就必然能表现出能劳、能忍、推己及人的善行。孟子所谓的“善推其所为”（《孟子·梁惠王上》），实际上是指善于将自己善良敦厚的品性开发出来，以便于影响他人。
宽容。《论语·子张》中说“君子尊贤而容众”，《尚书·周书·君陈》中说“有容，德乃大”，《韩非子·大体》中说“太山不立好恶，故能成其高；江海不择小助，故能成其富”，都认为能够宽厚容人才是最高最美的道德。人只有像大地那样修德以厚，才能获得人生的意义与价值。这种精神在孔子那里发展为一种宽仁敦厚的处世待人之道，以及一种温良恭俭让的个人品质。在人际关系上，要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修己以敬”（《论语·宪问》）而“求诸己”（《论语·卫灵公》），“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论语·卫灵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论语·阳货》）。
孟子认为为仁之要务就在于先正己身，宽以待人，得不到对方的理解甚至对方以“横逆”暴己时，都要反身从自己一方找原因。“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孟子·尽心上》）对于仁者而言，就是要自觉地、诚恳地以推行恕道为最大的快乐。荀子也以其“兼服天下之心”的处世之道发展了儒家这种厚德载物的精神。“兼服天下之心：高上尊贵，不以骄人；聪明圣知，不以穷人；齐给速通，不争先人；刚毅勇敢，不以伤人；不知则问，不能则学，虽能必让，然后为德……无不爱也，无不敬也，无与人争也，恢然如天地之苞万物。如是，则贤者贵之，不肖者亲之。”（《荀子·非十二子》）所谓“兼服天下”，即要求人具备天覆地载的宽广博厚的胸怀，待人接物，不自恃以骄人、穷人、先人、伤人，敬爱宽容，辞让而不图报，这样人人都会贵之、亲之。
柔顺。柔顺是大地的特殊品格，以其柔而济刚之不足，或者说以其柔而成就刚之为刚。“刚柔相推而生变化”“一阴一阳之谓道”（《易传·系辞传》）。汉代哲学家王充说“阴阳和，则万物育”（《论衡·宣汉》），王夫之也认为，阴阳相资、刚柔相济是事物发展的规律。我们为人处世，如果只知道刚而不知道柔，就会把关系搞僵，事情也难以办成，柔道是维持团结和谐的重要条件，而和谐团结则是交友、齐家、治国的根本保障。
自强不息体现了儒家对人生的积极入世的总体态度，而厚德载物则体现了儒家在人生、人世中崇尚道德的价值，并且以厚德而载物，而修己待人。做人首先要进德、厚德、明德，不断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成德成人，这是人生和事业的基础与根本。“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君子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敬义立而德不孤”（《周易·坤卦·文言传》），强调君子要内外修德。同时修身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根本和前提，也就是说只有内圣才能外王，道德是人生之基，是治国之要，是幸福之本。
如何以德待人？
第一，严己宽人，以诚相见。在人际关系上，要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厚德与宽容是相互作用、相辅相成的。《尚书》中说“有容，德乃大”，认为能够宽厚容人，才是最高最美的道德。人只有像大地那样修德以厚，才能获得人生的意义与价值。这种精神在孔子那里发展为一种宽仁敦厚的处世待人之道。《论语》中说“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礼记》中说：“君子不以其所能者病人，不以人之所不能者愧人。”《菜根谭》中说：“不责人小过，不发人阴私，不念人旧恶。”大度容人，自然能得人心，这就是“宽则得众”的含义所在。
第二，心有他人，礼让为先。明代学者吕坤曾经说过：“肯替别人想，是天下第一等学问。”（《呻吟语》）这是说道德的本质是心有他人，或者说讲道德的人首先就是心有他人的人，重德精神在人际之道上就是要有这种心有他人的恕道精神。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将心比心，推己及人，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这是一种与人为善的德性。有了这种精神必然会在人际关系中以礼让为先。在中国文化中，“孔融让梨”式的礼让精神被极力倡导，妇孺皆知；在名利面前，古人赞美“君子无所争”的风度和“不贪为宝”的高洁品格；对待人际纠纷时，先贤主张“争先的径路窄，退后一步自宽平一步”“处世让一步为高”（《菜根谭》）。一个“让”字，可化解纠纷，和谐人际关系，也是中国重德精神和厚德载物精神的集中体现。清代“六尺巷”的故事，至今还是民间广为流传的美谈。据《桐城县志》记载，康熙年间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张英的老家人，与邻居吴家在宅基的问题上发生了争执。张家见吴家寸土不让，便修书一封，派专人送往京城，要张英出面干预。张英见信后，为两家的邻里关系深感忧虑，立即作诗一首，叫来人带回老家：“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读了张英的诗，觉得很有道理，对自己的行为颇感惭愧，便退后三尺筑自家院墙。吴家见此情景深受感动，也马上把院墙主动退后三尺。这样，两家之间就形成了一条六尺宽的小巷。这就是有名的“六尺巷”的故事。这件事在桐城和京城传扬开来，众人都称赞张英的宽厚气度和长者风范。本来两家的矛盾可能会尖锐化，但由于张英严于律己，最终化干戈为玉帛了，这就是严于律己的道德感召力。人总是向善的，双方有了矛盾，一方若能严于责己，则常常能感染对方，别人也会相应谦让。
第三，有恩必报，以德报怨。这是中国人重德精神的重要体现。在人际交往中，多有施惠与受惠的情形，中国人将受惠后必加报偿作为一种道德规则，而且这种报偿不能是等值的，而应是“报大于施”，诚所谓“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如果受惠而不报偿，便是忘恩负义的小人，为众人所不齿。另外，中国人的报恩观念一方面强调“负恩必酬”，另一方面则要求施者不求报，所谓“我有德于人，不必望感”“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这正表现的是中国文化的厚德精神。
在人际交往中，常常会因利益冲突或理解错位而产生怨怼，中国人主张采取宽厚的道德精神对待对方的怨恨或怨言。老子提出“以德报怨”之说，力主“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老子》第四十九章）。这种宽宏无垠皆以善待之的包容，不仅体现于文化精英的论说中，而且深刻体现于“宁人负我，我不负人”“宁受人毁而不毁人，宁受人欺而不欺人”“人之侮我也，与其能防，不如能化”等人生格言与“唾面自干”一类的成语典故之中，其厚德意味不言而喻。与“以德报怨”并驱，儒家则主张“以直报怨”之说。所谓“以直报怨”，即以正直的态度去回报他人对你的仇怨，“其人贤，不以仇而废之；其人不肖，不以仇而庇之。是非去取，各当其实”（《袁氏世范》）。“以直报怨”和“以德报怨”虽然对“怨”的态度不同，但都强调了厚德精神，只是程度不同而已，而不像“以怨报怨”那样冤冤相报何时了，这也是中国人厚德载物的精神在处世之道上的体现。
总之，儒家的人生态度，一方面强调自强不息，这是我们人生的动力桨；另一方面崇尚厚德载物，这是我们人生的方向盘和黏合剂。掌握儒家的这种人生总体态度，对我们在世俗的现实生活中追求事业成功、人格实现、社会完善都将益处颇多。
[1]船山全书：第1册.长沙：岳麓书社，2011:698.
[2]杨庆中.周易与人生.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18.
[3]鲁迅全集：第六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