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爱国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的光明大道
——在纪念吴晗同志诞辰七十五周年、逝世十五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今天，我们在这里举行纪念会，隆重纪念已故著名历史学家、北京市原副市长吴晗同志诞辰七十五周年，逝世十五周年。我受北京市历史学会的委托，在这里讲几句话。
吴晗同志（1909—1969）是浙江省义乌县苦竹塘村人。他是勤奋、正直、渊博的历史学家，爱国的民主主义战士，优秀的共产党员，社会主义学术文化的勤劳建设者。正像彭真委员长在为《吴晗史学论著选集》题词中所指出：“吴晗同志从一个勤奋治学，追求真理，不断进步的历史学家和爱国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的道路是本世纪我国知识分子前进的光明大道。”
吴晗同志自幼家境贫寒，在困难的条件下，一方面工作，一方面学习，时读时辍。他奋发有为，刻苦努力，二十五岁毕业于清华大学历史系以前，已经发表了《西汉的经济状况》《胡应麟年谱》《胡惟庸党案考》《〈清明上河图〉与〈金瓶梅〉的故事及其衍变》等四十多篇文章。一个青年学生取得这样优异的成绩是很难得的。因此，他在同学中赢得了“太史公”的美誉，在学术界也初露头角。
大学毕业以后，吴晗留在清华教书，在我国大学课堂上开设了系统的明史课程。他热爱祖国的历史，热爱自己的专业，踏实钻研，辛勤地耕耘着历史学的园地，有了丰富的收获。在1949年以前的十四年内，写了几本著作以及二百几十篇文章和政论，很多收进了《史事与人物》、《历史的镜子》和《投枪集》内。他还用很多时间，抄录和纂辑朝鲜实录中关于明清史的资料，每天到图书馆去，早出晚归，风雨无阻，抄录的资料达三百万字之多，当年的手稿幸而保存至今。从中可以看到这位可敬的学者锲而不舍的可贵的治学精神。他的代表作《朱元璋传》的初稿也在这时问世，这部著作内容翔实、丰富，论断精辟，功力深厚，吴晗同志对此倾注了大量心血。新中国成立以后，还在不断修改，达到了很高的科学水平，得到毛泽东主席和学术界的好评。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内忧外患，纷至沓来，像吴晗这样正直、爱国的学者不可能长期埋头读书而无动于衷，现实必然要迫使他一步一步地走出书斋，投身到火热的斗争中去。这是旧中国千千万万爱国知识分子的共同经历。当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时，吴晗还在大学中读书，爱国主义的火焰在这位青年的心中燃烧着。他在《感事》诗中写道：“阴风起地走黄砂，战士何曾有室家。叱咤世惊狮梦醒，荡除人作国魂夸。烦冤故鬼增新鬼，轩轾南衙又北衙。翘首海东烽火赤，小朝廷远哭声遮。”这首诗表现了他的救国热情和对国民党不抵抗政策的不满。
全面抗战爆发后，吴晗同志来到昆明，目睹国民党的消极抗日、黑暗腐败，更增加了他的憎恶。而对共产党的坚决抗日、政治清明，表示由衷敬佩。他日益靠拢党组织，接受党的领导，提高了民族意识和阶级觉悟。抗战后期和全国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运动风起云涌，吴晗同志积极参加斗争，逐渐锻炼成为争取民主、反对独裁的无畏的战士。他用犀利的笔锋，写了《论皇权》《论贪污》《明代锦衣卫和东西厂》等大量文章，矛头直指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他经常在学生集会上发表演讲，评论政局，措辞尖锐，旗帜鲜明。他和西南联大的另一名教授闻一多，都因向反动势力勇猛做斗争而得到外号，闻一多被称为“狮子”，吴晗被称为“老虎”。斗争是激烈而残酷的，国民党企图用屠杀手段来遏阻爱国民主的浪潮。昆明发生了“一二·一”惨案，不久，李公朴、闻一多相继被暗杀。吴晗同志看着战友们一个个倒下去，心情十分沉痛。虽然自己的处境也非常危险，但他坚持真理，置个人生死于度外，在悲愤中写了《哭公朴》《哭一多》等文章。他呼喊着：“公朴，你不会死”，“死去的是一个万人所痛心疾首的政权”。他的声音在千万进步青年的心中引起广泛的共鸣。
吴晗同志回北平以后，更加积极地参加革命活动。他在清华园的家，是联系进步教师和革命青年的场所，也是特务们监视、盯梢的目标。不管压力多么大，风浪多险恶，吴晗同志一直战斗着。他继续写了《是谁绞死了民主？》《论儿皇帝》《明初的恐怖政治》等文章，熔历史和现实于一炉，铸成一支支锋利的投枪投向反动派。他还帮助大批进步青年和党的地下工作干部离开北平，投奔解放区，以免遭受迫害。可是他自己，据说已被国民党特务列为黑名单上的头号人物，却仍坚持在岗位上，直到北平和平解放前不久，在党中央的关怀和指示下，方才离开虎口，绕道前往解放区。他犹如一位经历了激烈战斗的将军，掩护和送走了他的战友和士兵，而自己却挺立在枪林弹雨之中，最后才撤离战场。
吴晗同志到解放区后，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政治思想和世界观上发生了重大的转变。他给毛泽东主席写了一封长信，提出参加中国共产党的要求。毛主席回信中说：“我们同意你的要求，唯实行时机，尚值得研究。详情恩来同志面告。”几天之后，周恩来同志找吴晗畅谈了几个小时，肯定他的进步，鼓励他努力学习、努力工作，吴晗同志以后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继续锻炼，不断前进。1957年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多年的夙愿。
新中国成立以后，吴晗同志担任北京市副市长兼文教委员会主任，主管首都的文化教育和民政工作。他认识到自己的重大责任，社会主义建设不仅要有经济的迅速增长，而且要有科学、文化、教育的高度发展，特别是北京市，作为社会主义新中国的首都，作为驰名世界的历史文化名城，抓好这方面的工作，既很艰巨，又有重大意义。他遵循党的方针，努力提高学校的教育质量，发展文教事业，增添文教设施，发展群众性的文教活动。他在党的领导下，积极推动和具体领导，建立了北京师范学院、北京市教师进修学院、北京少年宫、少年科技馆、各区的少年之家、首都图书馆、北京天文馆、北京市历史学会、中国书店、龙潭湖教学植物园以及北京电视大学、广播函授学校、工读学校等。这些单位现在正为“四化”建设做出优异的成绩，它们的创建过程，无不凝聚着吴晗同志的心血。
吴晗同志作为一名历史学家，十分重视历史文物的保护和整修，他参与了中国历史博物馆的筹建，在他的倡议和指导下，建立了首都博物馆，保护了古代冰川遗迹，还对长城、雍和宫、戒台寺进行了修缮。他又亲自主持明朝定陵的发掘工程，在发掘和布置地下宫殿的陈列期间，他不顾严寒酷暑，多次亲临现场，参与各种问题的设计和讨论，做具体指导，工作十分认真。当我们看到这些名胜古迹巍然屹立的雄伟新姿，怎能不怀念吴晗同志保护文物的辛勤劳绩！
吴晗同志担负着极为繁忙的行政工作、社会工作，兼职很多，占用了很多时间，但他并未因此放弃学术研究。他仍然保持着勤奋钻研、刻苦攻读的书生本色。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十七年，他努力运用马列主义观点，从事著述，参加学术讨论，共撰写了六百余篇文章，并修改整理以前的旧作，先后出版了《灯下集》、《春天集》、《投枪集》、《学习集》、《海瑞的故事》和《朱元璋》的新版。凡是熟悉他的人，对他那种渊博的知识、旺盛的精力、快速的效率无不表示钦佩和赞叹。他怎样在繁忙的工作中写出这样多的作品，《灯下集》的命名透露了部分的奥秘。这些作品都是在百忙中“挤”出来的。当夜深人静，人们酣然入梦的时候，吴晗同志却不顾疲劳，在灯下争分夺秒地攻读、钻研、写作，为祖国历史科学的发展，为社会主义学术的繁荣而忘我地工作。
吴晗同志不但自己刻苦研究，以身作则，并且积极推动和领导我国的一些重大科研项目。标点《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以及绘制中国历史地图是规模宏大、意义深远的学术工作，吴晗同志是这些项目的发起人和主持人之一。他亲自组织众多的学术单位和专家们进行协作，开展工作，参加讨论。这些集体的学术项目所取得的重大成绩，是和他的努力分不开的。他在历史学方面的另一重要贡献是积极提倡和领导普及历史知识的工作。他说：“单有提高，没有普及，只是少数人提高了，大多数人还是一穷二白，这是不符合我们党和国家的要求的。”他希望“使人人懂得点自己和别的国家的历史，掌握社会发展的规律，认识自己的前途，并通过历史的学习，更加热爱自己的祖国，热爱党，热爱人民，信心百倍地投身到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洪流中去”。他把历史知识作为进行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的武器，主编了“中国历史小丛书”和“外国历史小丛书”，直至十年动乱以前，“中国历史小丛书”出版了一百五十多种，“外国历史小丛书”出版了五十多种，其选题之广泛、影响之大是从来没有的。丛书许多种的定稿发排，吴晗同志常常亲自审阅、提出意见，还帮助青年作者修改稿件。他另外又主编了《中国历史常识》八册，给青年提供比较生动、通俗的历史知识读物。1959年初，吴晗同志根据中央负责同志建议响应毛主席发出的要学习海瑞刚直不阿精神的号召，写了《海瑞骂皇帝》、《论海瑞》和历史剧《海瑞罢官》。这些文章和作品的内容基本上是正确的，博得广大群众的赞扬。
吴晗同志的一生，在国民党白色恐怖下坚持战斗，又为祖国社会主义的文教建设做了大量工作。他对人热情诚恳，对工作认真负责，对党忠心耿耿。他贡献于革命、贡献于人民是这样多。万恶的“四人帮”把他视作眼中钉，这位杰出的学者、优秀的共产党员竟成了“文化大革命”的突破口，被横加许多莫须有的罪名，罗织株连，以至演变成一场危害全党、危害国家的大灾难，而吴晗同志本人也被投入牢狱，非刑毒打，吐血而死。吴晗同志的去世，是我国学术界的巨大损失，是革命人民的巨大损失。
现在，天空中的黑云早已驱散，“四人帮”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吴晗同志的冤案已经平反，这类悲剧也永远不允许在中国重演。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车轮正在滚滚向前，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同时还要大力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知识分子将更受尊重，更能发挥积极的作用。在这样的时刻我们更加怀念和惋惜吴晗同志过早离开了我们，时代多么需要像他这样勤奋、正直、有理想、有作为的学者和领导人。吴晗同志就像许多老一辈的革命知识分子鲁迅、郭沫若、吴玉章、邹韬奋、闻一多、范文澜、翦伯赞、茅盾、孙冶方一样，他们身上闪耀着的爱国主义、共产主义的光辉，将引导和鼓舞后代知识分子为复兴民族、振兴中国而奋斗前进。
注释
[*]原载《皓首学术随笔·戴逸卷》，北京，中华书局，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