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郑天挺老师

郑天挺教授是我的老师。我听他讲课、和他过从较多是在1946年至1948年。那时，我是北京大学史学系的学生，郑老师则是史学系的主任，兼学校的秘书长。北大的校长胡适是社会名流，从事政治活动，暇时研究《水经注》，管不了学校的许多具体事务。北大不设副校长，而设秘书长、教务长、训导长，由“三长”分工代行校长的职权，其中秘书长尤其重要，对外代表学校，事务繁多，差不多相当于副校长，实际管理着这座名闻遐迩的最高学府。所以，郑天挺先生是十分忙碌的，每天来校上班，他工作勤勤恳恳，兢兢业业，生活很有规律。每天早晨，在上课铃打响之前，一辆三轮车从沙滩北大的西门进来，郑老师端坐在车上，带着公事包，天冷时盖着一条呢毯，直奔孑民堂（秘书长的办公室在孑民堂西侧厢房，与校长办公室相对）。他整天忙着和各方面打交道，或埋头处理学校的公务。当暮色苍茫，同学们准备吃晚饭时，他才乘车离去，回到西城毛家湾住宅。北大的同学经常见到辛苦忙碌的郑先生风雨无间，早来晚归。这一情景至今深印在我的脑子里。

那时，郑天挺老师将近50岁，身体健康，精力过人。工作那样繁忙，待人接物却总是和蔼可亲、从容不迫，工作有条不紊、深入细致、效率很高。北京大学是包括六个学院（文、法、理、工、医、农）的大学校，机构繁多，人员复杂。全国解放战争正在激烈进行，学校碰到许多困难，物价飞涨，经费拮据，学生运动正在蓬勃开展。郑先生要照管全校几千人的学习、吃饭、人身安全，肩上的担子是很重的。可他还兼史学系主任，给学生开课，处理系里的工作。现在说这些，也许令人难以置信，偌大的北京大学史学系并没有一个专职干部，系里的具体事务是郑天挺老师亲自处理的，只有一位助教协助他工作。郑老师对具体事务极其认真。记得我刚入学校，开学选课时，郑老师主动找我们几个同学谈话，指导我们在选课时应注意的问题，这是我第一次和他接触。他对青年学生诚恳、亲切，以平等态度待人，十分关心我们的学业和生活。

郑天挺老师坚持不脱离教学，给我们开设“明清史”，认真讲课，从不缺课或迟到。他讲课是没有讲稿的，只带一叠卡片，讲起来却成竹在胸，旁征博引，滔滔不绝。他知识渊博，观察力敏锐，讲话既清晰扼要，又条理井然，记录下来就是一篇好文章。他的课是最叫座的课程之一，同学们都喜欢听这门课，选修的人很多，教室里总是坐得满满的。他又乐于和青年学生接触、谈话，我和郑老师就是这样逐渐熟悉起来的。他曾经借给我一部《明元清系通纪》作课外读物。我那时花了很多时间，读了半部《明史》，也是在他的鼓励和指导下进行的，这是我生平第一次阅读大部头的历史著作。阅读中碰到一些问题，有一些心得，我多次去向郑老师请教，每次他总是放下公务，兴致勃勃地和我谈史说古，议论风生。从几次谈话中，我开始领会到了做学问的方法和道理。

我和郑天挺教授的接触就是从求学问业开始的，建立了颇为融洽的师生之谊，我们的谈话内容都是有关历史的。但后来，学生民主运动勃兴，我越来越多地从事进步活动，和郑天挺老师发生几次政治性的交往。几次交往中，郑先生都是以北大校方负责人的身份和我谈话，因为他和我已经相当熟悉，所以谈话很随便，不拘束，从中可以了解他当时的思想和对学生运动的态度。

较早一次是在1947年，我们学生开始筹办孑民图书室，这是北大学生自己组织起来的。当时，青年同学如饥如渴地希望阅读进步的书籍、报刊，北大图书馆虽然号称藏书丰富，却没有进步书刊，连一份《文汇报》都找不出来。为此，同学们在墙报上对北大图书馆多次提出要求和质问，后来，我们索性自己创办一个图书室，向各处募捐书籍，给同学们提供精神食粮。我们本想争取得到学校当局的支持，图书室以蔡元培先生的号（孑民）命名，提出“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宗旨，想通过正式的交涉和申请从学校获得一些经费，并解决房屋、家具的困难。为此，我和另一位同学被推举去找校长胡适，带着学生院系联合会的信函走进校长办公室，胡适询明了来意，眉头紧皱，很不高兴，他说话的大意是：学校已有设备良好的图书馆，学生没有必要自办图书室；学生的本分是努力读书，不要把时间浪费在没有意义的活动上。他不但不同意拨给经费，借给房屋、家具，而且要我们把已经募捐到的图书交给学校图书馆代管代借。我们反复申述自办图书室的理由，他坚决不同意。我们碰了一鼻子灰，交涉未得结果。图书室在筹备期间占用一间小教室，总务科天天催我们搬走。后来由我单独去找郑天挺老师商谈，郑老师已经知道我们和胡适交涉的情况，当然不好公开违反校长的决定，但他耐心、同情地听取学生的要求，详细询问我创办图书室的困难，并且说我们已占用的那间教室可以暂时不退出。他的态度和蔼、恳切，和胡适的严厉训斥恰成鲜明对比，他还答应以后再考虑同学的要求。后来孑民图书室虽然没有得到学校一分钱的资助，可是总务科不再催我们搬家了，并且还送来一些书架和桌椅，这正是我们急需的家具，还在教室内多接了几盏电灯，作阅览照明之用。我们没有询问谁给送来的家具，但心照不宣，知道是郑天挺老师在默默地支持学生们的事业。

郑天挺先生是北京大学的实际负责人，不好公开发表支持学生运动的言论，也没有参加过学生中的政治性集会，谈话中也不涉及现实政治，但他对学生运动是同情的，视学生如同自己的子弟，尽力保护学生不受反动派迫害，尽可能利用他的地位和权力，暗中帮助学生运动。北大学生中有很多社团，不少社团都占有一间房子（或地下室）作为活动场所。还有，北大的学生宿舍里，居住着不少没有北大学籍的青年，他们大多生活贫苦、思想进步、在北平无亲友依靠，通过种种关系住进北大学生宿舍，有的还旁听北大的课程。有一次，国民党的党部要求北大校方清理房产和“闲杂人等”，也就是收回学生社团使用的房屋，驱逐宿舍内的非北大学生。这是很毒辣的一招，实际上是釜底抽薪，要取缔学生集会和活动的场所，驱赶进步青年，打击革命力量。我们听到这个消息，很着急，就分头活动，希望阻止这一活动。我到郑天挺老师处探问校方的意图，郑先生很坦率地告诉我：学校受到外界的压力，这一行动是迫不得已的，但决不会和同学们为难，请同学们谅解；此事是学校的内部事务，由校方调查、处理，决不让校外任何机关干预；凡是同学们正当活动的用房，包括学习、社交、歌咏、座谈、办福利的用房，只要登记一下，仍可使用，不必收回。并且告诉我：在某天，学校要派人检查和登记房屋，希望同学们把违禁物品转移，以免引起麻烦，并且在检查、登记房屋时，如来人有粗鲁行为，可以向学校报告，千万别和来人发生冲突。探知这一消息后，我们就放下心来，后来学校果然派人到一些房子去看了一下，不过是应付了事，没有发生什么事端，也没有收回一间房子。这件事，我不知道北大校方受到了什么压力，怎样进行交涉的，但即将来临的一场风波，由大变小，消弭于无形，郑天挺老师和其他教授想必花费了不少心力和口舌的。

1948年，国民党在战场上节节败退，全国学生运动的声势日益浩大，北大更多的师生员工投身于进步运动，校园内贴满了揭露国民党黑暗腐败的大字报，学生自治会和各种群众组织都掌握在进步学生的手里。国民党做垂死挣扎，准备武装镇压，颁布了《戡乱时期危害国家紧急治罪条例》，磨刀霍霍，对准了青年学生。这年4月间的一个夜晚，国民党的特务夤夜闯进北大校园撕墙报、砸家具，又炮制“反共”游行，雇人在学校周围乱吵乱嚷，冲进教授宿舍，捣乱破坏。北平警备司令部下令取缔华北学联，指名逮捕进步学生，声称如不交出这些学生，将武装冲进北大，进行搜捕。同学们紧急动员，连日集会抗议国民党的暴行。为自卫计，我们在宿舍和教室内用桌椅堆置障碍，警戒巡逻，并联络全校教职员工和校外力量，进行坚决斗争。进步势力和反动势力针锋相对，剑拔弩张，形势十分严峻。我作为北大学生自治会的一名理事，和学校当局以及许多教授联系交谈，我们当时的策略是：团结全校师生，也要争取学校当局能和学生们站在一起。刚好校长胡适不在北京，郑天挺教授是学校的实际负责人，我和他多次恳谈接触，他怀着正义感和高度的责任心，同北平警备司令部周旋，为保护学生的安全，竭尽全力。那几天内，他奔走交涉，忧虑焦急之情，溢于眉宇。郑先生的态度十分明确，决不交出一个学生，并用一切手段阻止军警入校。为了声援学生，郑先生和上百名教授举行全体教授会议，发表宣言，决定罢课几天，以示抗议。郑先生作为北大的负责人不仅参加会议，而且是会议的召集人，向大家介绍了和军警当局谈判交涉的情形。他的信念是：保护学生的人身安全，保卫学术自由的传统，是自己不可推卸的职责。他亲口对我说：坚决不能让军警入校抓人，如果努力失败，将和其他教授一起，辞职抗议。他的话，说得斩钉截铁，明确坚决，铿锵有声。

由于北平各院校师生员工团结一致、坚决斗争，又由于社会各界的有力声援，国民党政府怵于事态扩大的后果，只得暂时退让，没有武装入校，避免了一场流血冲突。这次斗争取得了胜利，其成功的经验之一，是我们扩大了团结面，争取学校当局和学生站在一边，这和郑天挺老师的态度是很有关系的。在那紧张的几天内，郑老师代表北京大学，向各方呼吁交涉，他把和军警当局谈判的情况、结果及时地告诉我们，和我们商量对策，协同掩护被指名缉捕的学生，为学生的安全费尽了心力。

自然，国民党反动派是不甘心失败的，它只是暂时缩回了魔爪，而在窥伺时机，进行更大规模的镇压。1948年暑假期间，便发生了“八一九”大逮捕事件，大批学生被列上黑名单，以“共匪嫌疑”，刊登在全国报刊上，指名通缉，我的名字也被列在黑名单上。当时，我放假回到了南方，对北平和学校里的情况一无所知，从报纸上看到了被通缉的消息。不久，我的父亲接到了郑天挺教授的一封信，告知我被通缉的消息，叮嘱我善自躲藏，不要住在家里，以免被捕。信中还说今后的生活和前途，等待事态平息，他可以设法介绍职业。以后，我和组织上取得了联系，经过一些迂回曲折而前往解放区。但郑先生的来信是我在被通缉以后从北平得到的第一个信息。

北平和平解放以后我回来已在1949年5月间，去看望了留在北大的老同学和师长，当然也去拜访了郑天挺老师。那是一个下午，仍然在孑民堂西厢房他的办公室内，这天他公务不多，所以谈话的时间很长，他心情很欢畅，有点兴奋、激动，很健谈，在他面前我似乎不是一名青年学生，而是一个可以倾吐心曲的老朋友。他告诉我，看到了北平和平解放时万众欢腾的动人场面，看到了进城的解放军和干部公而忘私、纪律严明的好作风，体会到长期受屈辱的中华民族正以雄伟的姿态站立起来。他反复赞叹：“这样好的干部，这样好的军队。”他详细询问我解放区的情形，渴望了解党的政策、革命的道理。他还说：北平和平解放的前夕，国民党动员他离开北平，到南京去。他激动地说：“我留下来是对的，我的选择是正确的。”“胡先生（指胡适）他们是错了，他们也应当留下来，也应当留下来。”当然，像郑天挺这样有地位、有名望的教授一定是国民党在南逃时要敦促撤离的重点对象，但是郑先生和其他许多教授一样留下来了，这标志着他和旧势力的决裂，标志着他新的生活的开始。他所以留下来，和他一贯的思想信念有关，和他对进步学生运动的态度有关。一个正直的、爱国的老知识分子在关键时刻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北平和平解放以后，我不在北大了，学习、工作又很忙，没有像从前那样向郑先生请教的机会，后来郑先生调往天津南开大学，见面很少，只在偶然的会议上叙谈几句，也不很了解他的工作和思想。但每当我想起解放前夕风雨如晦的岁月，我总会想起郑天挺老师为保护学生而做的努力。我相信：在社会主义的新中国，他必定会按照自己的生活逻辑不断地前进。“条条道路通向共产主义”，一个正直的、博学的、爱国的知识分子，将会看到自己爱国爱民的理想得到实现，而日益信赖和靠拢共产党，走上光明、宽阔的道路。后来，当听到郑天挺老师以80岁高龄加入共产党的消息，我并不感到奇怪，感到这是郑天挺老师最后的、必然的归宿，我对郑老师的不断进步、勤奋工作、追求真理、老而弥笃的革命信念和革命精神深怀崇敬之心。

纪念郑先生的文章已经发表了不少，很多是谈他的学术成就和道德品质的，这方面已用不着我赘言。我所亲历和了解的一些情节，表现了郑老师在革命和反革命搏斗时的政治态度和优秀品德，知者并不很多，我有义务写出来让大家更加了解他。

注释

[*]原载《郑天挺学记》，北京，三联书店，1991。以下没有题注或题注中未标原载的，均为首次刊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