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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原载《北京日报》,1978年12月30日。

十三年前,阶级异己分子、反动文痞姚文元抛出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篇黑文章是“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发迹起家的资本,是他们为了大搞封建法西斯专政、搞现代文字狱树立的一个黑样板。黑文发表后,在全国造成了极大的混乱与恐怖,多少人受到残酷迫害、无情打击。现在是时候了,“四人帮”欠下革命人民的这笔血债必须清算。他们一手制造的许多冤案、假案、错案,包括对吴晗同志及其《海瑞罢官》的诬陷,必须彻底昭雪平反。

《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是由江青指使,姚文元出名,张春桥参加,三人合伙炮制出来的。1965年,这三个人躲在阴暗的角落里,密谋策划了很长时间。江青在1967年4月的一次讲话中招认:是她,窜到上海去组织了这篇文章。她说:“暗中藏着评《海瑞罢官》这篇文章”,“对外保密,保密了七八个月,改了不知多少次”。还说,张春桥、姚文元“为了这个担了很大的风险”。由于他们干的是见不得人的事,所以做贼心虚,鬼鬼祟祟,严密封锁消息。那时候,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正在酝酿着一个空前的大阴谋。

这篇黑文章十分阴险毒辣,而在表面上他们却故意把它伪装起来。一看题目,好像仅仅是一篇评论文章。文章中称吴晗为同志,好像是同志之间讨论问题。姚文元还大谈明史,东拉西扯,好像是一篇谈历史的文章。但是,读下去,不对了。什么要人民公社退田啦,什么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啦,什么提倡反动的“刚直不阿”啦,什么为地富反坏右鸣冤叫屈啦,帽子棍子,铺天盖地而来,露出一片杀机,分明是要置人于死地。这是怎么回事?一出历史剧,即使有缺点错误,怎么能上到这样的纲上?对于吴晗同志这样一位忠于党、忠于毛主席的共产党员,这样一位有贡献的优秀历史学家,怎么能这样狠下毒手,无端陷害?当时,善良的人们是想不通的,很多人纷纷出来为吴晗同志抱不平。有些同志提出了书面的或口头的意见,也有些同志在报上写了反批评的文章,认为姚文元的黑文是粗暴的,不讲道理的。还有许多同志虽然写文章参加了所谓“批判”,但并没有按姚文元的调子唱。其实,大家都上了当。这不是什么粗暴问题,也不是一般的不讲道理。这是“四人帮”精心设下的圈套,周密布置的陷阱。他们就是故意要让一大批人出来表态,然后抓住辫子,大打出手,打击一大片,造成天下大乱,从而乱中夺权,达到篡党复辟的目的。

当“四人帮”把群众的注意力集中到对吴晗同志《海瑞罢官》的所谓“批判”以后,他们就把问题逐步升级,无限扩大,进一步诬陷吴晗同志和彭德怀同志配合,向党进攻。这样,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竟然出现了这样的怪现象:甩开党的组织,无视党的政策,践踏党的原则,从学术批判一下上升到政治斗争,从政治斗争又上升到扣反革命的帽子,一直发展到搞人身凌辱和肉体摧残。并且无限地扩大打击面,在诬陷吴晗同志的同时,把各种人都投入到他们设置的陷阱里。

第一种人,不同意姚文元的黑文章,为吴晗同志抱不平,说了几句公道话,就被认为是大逆不道。如上海的平心、北京的羽白等一大批人,被打成吴晗的“黑爪牙”“黑帮分子”。

第二种人,虽然批判了吴晗,但没有按姚文元的调子唱,就成了假批判、真包庇。如向阳生、李琪,被打成十恶不赦的“反革命”。

第三种人,曾经在舞台上演过海瑞,也被罗织牵连。如优秀的京剧表演艺术家周信芳、马连良,被迫害致死。

第四种人,多年以前,看过《海瑞罢官》这出戏,说过几句好话,也遭到猛烈围攻。如常谈、方三、繁星、曲六乙等,被诬蔑为“破门而出”的“牛鬼蛇神”。

第五种人,和吴晗同志合作写过文章,或者只在文章体裁、风格上和吴晗等人的文章相似,也被说成是“三家村”“四家店”,一批一批被揪斗。

第六种人,不同意吴晗同志的某些学术观点,多年以前,曾写文章和吴晗进行过学术讨论,也成了罪状。如星宇写过《论“清官”》一文,被扣上折中主义、阶级调和论、反革命修正主义等帽子。

还有,海瑞是个清官,于是,历史上的清官都被株连。“四人帮”发明一种奇特的“理论”:“清官比贪官还坏”。因此,包公不行了,孙安不行了,谢瑶环是个女清官,也不行了,都被打入十八层地狱。并非清官,但带点清官色彩的人,如于谦、郑板桥也被波及,遭到批判。真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不仅是清官,凡是写过关于清官的文章,编演过清官戏的作者、演员,也都跟着倒霉,挨批斗,一律戴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帽子。历史上,一个人物被批判,现实中,就有成百上千的人倒下去。即使是没有写过文章,只在课堂上讲过这些历史人物的,都算“放毒”,都算吴晗的“徒子徒孙”。和吴晗同志认识的、有关系的人固然是罪大恶极,就是和吴晗不认识、未见面、无关系的人也受株连。有一本集体写作的书,作者几十人,大多数未见过吴晗,只是由于吴晗给这本书写了序言,作者们就都成了嫌疑犯,被勒令交代审查,弄得人人胆战心惊。

这场白色恐怖,株连之广,实在令人难以置信。它在人们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创伤,至今记忆犹新。在社会主义的条件下,这种惨无人道的封建法西斯镇压,始作俑者,就是反动文痞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不是一般的坏文章,而是一把沾满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鲜血的屠刀。细读这篇反动文章,横竖只有两个字:“杀人!”

从这篇反动文章出笼之日起,“四人帮”就撒开了他们的反革命的罗网,把大批无辜的人围在里面,打击迫害,无所不用其极。这面反革命的罗网越收越紧,步步升级,真有要把大批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一网打尽之势。岂止是一个吴晗!吴晗同志不过是“四人帮”捉来开刀祭旗的第一个牺牲者。江青在讲话里一语泄露了天机:“一个吴晗挖出来以后,就是一堆啊!”他们就是拿着这把反革命屠刀,对着大批忠于革命的干部、知识分子和群众,砍杀过去。他们是杀人越多越好,以杀人为乐,以杀人为荣。其狠毒残酷,比历史上一些反动统治者对广大知识分子的镇压,有过之而无不及。多少人因此丧失生命,含冤死去;多少人被整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多少人被关进监狱,受非刑拷打;多少人挨批斗,被凌辱,遭围攻。“四人帮”是一批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他们炮制了姚文元这篇反动文章作为杀人武器,用人民的鲜血染红了自己的顶子。回顾这段历史,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反动本质岂不是一清二楚的吗?!

姚文元的黑文章不但政治上极为反动,造成了很严重的恶果,而且横行霸道,蛮不讲理,伪造历史,践踏科学,从内容到文风充满着令人作呕的帮风帮气。文章毫无逻辑,胡乱联系,把历史和现实混为一谈,把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扯到一起,血口喷人,栽赃陷害。被他点了名,就像被毒蛇咬了一口,其毒无比。吴晗同志的《海瑞罢官》是一出历史剧,剧中所写的海瑞大体上是真人真事,是离今天已有四百年的历史真实。但姚文元硬说他是影射现实。海瑞要徐阶退田,明明是要求一个封建大地主大官僚退出兼并的田地,这是一件真事,海瑞要徐阶退田的书信,载在他的文集中,有目共睹,而姚文元偏说这是吴晗同志要求人民公社给地主富农退田。海瑞曾多次打击豪强,平反冤狱,这不仅在历史上有记载,而且在民间历来流传很广,而姚文元却说这是吴晗同志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为地富反坏右鸣冤叫屈。姚文元给吴晗同志定下的罪名,毫无根据,完全是一派罗织诬陷之词。

其实,姚文元这个反革命小丑才是玩弄影射史学的惯家。在他手里,影射史学发展到登峰造极、无以复加的地步。“四人帮”想打倒谁,就可以用这个手段把谁打倒。他的一种办法是诬蔑别人搞影射,毫无根据地把别人写的文章说成是影射现实,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使人有口难辩。他对吴晗同志就是采取了这种办法。另一种办法是他自己搞影射,煞有介事地“研究”历史,把“四人帮”想要打倒的对象写成历史上的反动派、投降派,什么“批儒”呀,什么“批孔老二”呀,什么“批宰相”呀,什么“批宋江”呀,云山雾罩地大闹一气。他对敬爱的周总理和邓副主席,就采用这种办法指桑骂槐地进行恶毒攻击。在“四人帮”那里,历史没有任何别的意义,仅仅是他们用来打人的一根棍子。想打谁,就打谁;想把历史变成什么样,历史就得是什么样。什么历史真实,什么历史规律,什么历史科学,统统都不存在。他们的格言是“古为帮用”,他们崇奉的信条是把历史作为打人杀人、篡党夺权的工具。

中国历史上也有过文字狱,清朝的文字狱搞得很厉害,而“四人帮”的现代文字狱却大大超过了它。清朝的文字狱有的还沾点边,如“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这里面有朱元璋的“朱”字,“异种”一词,也沾了反清复明的嫌疑;又如“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这里面有个“清”字,也算触犯了忌讳。而吴晗同志写《海瑞罢官》,这种字面上的联系也没有,这类嫌疑、忌讳也说不上,居然被打成反革命,被迫害致死。人们常说:捕风捉影。吴晗同志这一冤案,真是连风也没有,影也没有,无端被姚文元的反动文章“捕捉”了一大堆耸人听闻的罪状!

按照姚文元的逻辑,任何人都可能变成反革命。只要你写历史,谈历史,他就可以无中生有,给你加上莫须有的罪名。你肯定某些皇帝的功绩,他就说你歌颂帝王将相,为地主阶级树碑立传;你批判封建皇帝,他就说你骂皇帝,说你攻击无产阶级的领袖,对无产阶级专政怀着刻骨仇恨。总之,举手投足,动辄得咎。从前人有所谓《罗织经》,专讲怎样给无辜的人捏造罪状,姚文元的办法比《罗织经》更加狠毒,它使人无处躲避,无处藏身,无从申辩,无从洗刷。

从《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开始,姚文元接连抛出了许多篇毒草文章:《评“三家村”》《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评陶铸的两本书》等等,一脉相承,都是打人的棍子,杀人的刀子。再读读这些文章,隐隐可以闻到血腥味,仿佛可以听见无辜被害的干部和群众在反革命大棒下的抗议和呻吟。

当前,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正在步步深入,我们应该乘胜前进,深入批判“四人帮”,批判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进一步拨乱反正,为吴晗同志平反昭雪。吴晗同志的罪状完全是“四人帮”硬栽在他身上的,他牺牲在“四人帮”的诬陷之中,含冤于九泉之下。这场冤狱不平,民心不服,民气不伸。这不仅是吴晗同志一个人的问题,纠正了这个冤案,实际上也就是为一大批受牵累、被株连的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昭雪平反。我们相信这必将有利于深入揭批“四人帮”,有利于拨乱反正、澄清是非,有利于树立民主作风、加强法制观念,有利于团结广大知识分子、调动积极性,有利于全国的安定团结,使我们能够紧跟党中央的战略部署,把党的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大干快上,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


注释

[*]原载《北京日报》,1978年12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