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拓与历史科学
邓拓原名邓子健，笔名邓云特、左海、殷洲、马南邨、于遂安、丁曼公、卜无忌、高密、鸥子、向阳生等，1912年2月26日出生于福建省闽侯县（今福州市）。他在青年时代就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献身于伟大的中国革命事业。1930年，他刚满十八岁就参加了党领导下的左翼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同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九一八事变后，他积极投身于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七七事变后，他投笔从戎，和一批爱国知识青年一道由太原到达晋东北五台县抗日斗争前线。在晋察冀革命根据地，他先后担任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宣传部副部长、《抗敌报》和《晋察冀日报》社社长、新华通讯社晋察冀分社社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担任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社总编辑、社长，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1966年5月被林彪、“四人帮”迫害致死。
邓拓一生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他不但是杰出的无产阶级政治家、记者，著名的作家、诗人、散文家、书法家，古代文物和艺术珍品的鉴赏家，而且是优秀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在历史研究方面，有独到的见解和卓越的成就。今年是他逝世二十周年的日子。在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里，重新研究他的史学论著，正确评价他在历史学领域的成就，是我们历史工作者对他最好的纪念。
一、参加中国社会史论战
30年代，正当国民党对共产党发动反革命围攻之际，我国思想理论界展开了中国社会史问题的论战。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家为一方，以托派和国民党文人为另一方，围绕着中国社会性质问题和中国社会史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刚满二十三岁的邓拓，积极地投入了这场具有重大意义的思想斗争。
托派分子和国民党文人无视中国封建社会历史的实际，公然说什么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不是封建社会，而是早已进入了“商业资本主义社会”。他们说：“中国商业资本主义已有几千年的发展，历史上的封建主完全没有了。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因而集中到商业资本阶级手中。因此，中国所谓封建势力，只有商业资本家。”他们认为：“周朝的末期，商业资本主义已发达起来，最显著的是齐，在春秋时代首先称霸的便是资本主义的齐国。”如此等等。他们鼓吹“商业资本主义社会”说，目的是企图否认中国当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革命。邓拓在1935年、1936年先后在《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第二卷第四期和第三卷第三期上发表了《中国社会经济长期停滞的考察》《再论中国封建制的“停滞”问题》等文章，对这种错误论点，给以有力的驳斥。
众所周知，无论中国的或是其他国家的封建主义生产方式都建立在地主剥削农民的基础之上，其经济结构都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这是判断封建社会性质的主要标志。当然，中国的封建社会具有与别国不同的特点，这主要表现在：商品经济有一定程度的发展，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了发达的商业，出现了一些在政治上和经济上较有影响的大商人。为什么有这个特点呢？重要原因在于中国的土地制度与其他国家有所不同，中国是封建土地私有制占主导地位，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在客观上为商品经济的活跃、商业资本的发达，创造了必要的条件。但绝不能因此而得出中国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是什么“资本主义社会”“商业资本主义社会”的结论。邓拓批驳说：“某些研究者只看到战国以后的若干特点，就武断地说，中国的社会早已是什么商业资本主义社会或别的什么社会了。这是同历史开玩笑。”
商业资本是很古老的资本形态，在人类历史上很早就存在着。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说：“商品生产比资本主义生产更老。它在奴隶制度下存在过，并且替奴隶制度服务过……它在封建制度下存在过，并且替封建制度服务过”，“不能把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混为一谈”。在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确能对自然经济起着一定的分解作用，但不能估计过高，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过：“就它本身来说，还不足以促成和说明一个生产方式到另一个生产方式的过渡”。邓拓运用马列主义的原理，精辟地分析了中国古代社会经济的历史，正确地指出：“从西周到清代鸦片战争以前，在这一个长时期中，都是封建制度的历史，这是事实。但是它和其他社会形态一样，曾经有许多发展变化，可以划分成若干小阶段；虽然在根本性质上说，它们还没有什么根本的变化，它们都还是封建社会。”因此，那种认为春秋战国时期，商业资本比较发达，就说当时中国已经是“商业资本主义社会”，是十分错误的论调。
邓拓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论述了划分社会经济形态的基本标准和商业资本的作用，指出：“商业资本自身既不能建立任何生产方法，也不能造出任何剩余价值，它只有附丽于既存在的生产方法而活动。”所以，中国历史上根本就不存在过什么“商业资本主义社会”，更不能得出春秋战国时期不复存在封建制度，已经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结论。
除了驳斥“商业资本主义社会”说之外，邓拓还对中国古代社会的许多重大问题进行了探讨。他于1936年《新世纪》第一卷第三期上发表了《论中国经济发展史中的奴隶制问题》一文，运用马列主义原理，研究了世界各国的奴隶制度，并与中国的古代历史相对照，指出：中国和古希腊罗马一样，同样经过了奴隶社会。他写道：“东方和西方各民族的许多历史事实，明白地告诉了我们，奴隶制是世界一般民族共同经过的历史阶段，它并不仅仅是古代希腊罗马所特有的。”世界各国的“奴隶制度显然是有各式各样的色彩浓淡不同的多种形式”，这样就构成了各个国家奴隶制的不同特点，“我们不应当机械固执一种形式去衡量一切”。尽管各个国家奴隶制都有着自己的特点，但是，“各种形式的奴隶制，在本质上是同一的”。
邓拓还有力地批驳了美化帝国主义侵略的“外铄论”。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在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下，中国从封建社会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蒙受着屈辱和灾难。有人却讴歌这一变化，认为“帝国主义促进了中国经济的进步”，“帝国主义本身是代表高度的资本主义势力……它绝对地破坏了中国封建势力……促进和发展了中国城乡的资本主义”。有的甚至说：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外力的作用，中国已从封建主义进入了资本主义。他们说：“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不是内在的，而是外铄的”，“现在乃至将来，关于中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资本仍有伟大的作用与影响”。按照他们的逻辑，帝国主义的侵略给中国带来了进步和幸福，中国人民不但不应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反而应该对它感恩戴德。邓拓于1937年在《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第四卷第一期上，发表了《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及其特性》一文，尖锐地批判了“外铄论”，指出那些“自命为‘新历史家’”的人们，“却认为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是受了外力的影响，并且认为在外力影响之下，中国已经变成资本主义社会了”，“这是一种荒谬的理论，应该受到批判”。邓拓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内因与外因相互关系的原理，指出：外因虽对社会发展起重大的作用，但起决定作用的却是内因，从而指出了“外铄论”者在理论上的错误。邓拓进一步论证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已经有了某些资本主义的因素，但是这些只是某种程度的量的变化，而不是质的变化”。在鸦片战争以前，“当时手工业的经营还没有达到工场手工业的完成阶段”，“所以在闭关形势打破之后，经不起外国资本主义的打击，才会变成国际资本主义统治下的半殖民地的经济结构”。他深入地剖析了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过程，指出在外国入侵以后的五十多年，即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中国自己的机器工业，仍然不能建立，仍然不能自动转向产业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因为这时，外国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阶段发展，由商品输出转化为资本输出，从而“堵塞了中国自身工业化的道路”，“造成了从封建社会经济结构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结构的历史转变的基础”。邓拓从理论上和史实上粉碎了美化帝国主义侵略的“外铄论”，证明帝国主义的侵略只能把中国变为帝国主义的原料基地和商品市场，变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绝不能把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社会。邓拓还指出了中国革命今后的道路，他说：“现在我们还可以进一步相信，所谓新的产业革命，绝对不会是资本主义的，而必然是社会主义的。因为旧中国的命运，已经昭示了资本主义的‘此路不通’。”
中国社会史论战，不是单纯的学术争论，而是一场尖锐的政治斗争。反动派为配合反共的军事“围剿”，发动了文化“围剿”。他们披着历史研究的外衣，攻击马克思主义理论，曲解中国社会的性质，以否定我党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纲领，从思想上扼杀中国革命。青年时代的邓拓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器，以渊博的知识，犀利的笔锋，批判了种种谬论，捍卫了我党的纲领、路线，并对开拓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做出了贡献。
二、中国救荒史的研究
《中国救荒史》一书，是基于邓拓在河南大学经济系的毕业论文而写成的。这本专著，观点明确，史料丰富，是我国现代学术史上第一部研究中国历代灾荒的专著，1937年由商务印书馆列入“中国文化史丛书”出版。
我们知道，所谓灾荒，乃是由于科学技术不发达，人类不能控制、征服自然界的结果。但在阶级社会里，自然灾害的严重程度总是和统治阶级的腐败密不可分。统治者荒淫无道，横征暴敛，自然灾荒就会接踵而至，甚至可以出现小灾大荒，无灾有荒。邓拓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研究我国灾荒史，在《中国救荒史》一书的绪言中指出：“一般地说，所谓‘灾荒’乃是由于自然界的破坏力对人类生活的打击超过了人类的抵抗力而引起的损害；而在阶级社会里，灾荒基本上是由于人和人的社会关系的失调而引起的人对自然条件控制的失败所招致的社会物质生活上的损害和破坏。”正是在这一科学认识的指导下，邓拓探究了历代的灾荒历史和救荒措施，上自远古、殷商，下至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统治时期为止，历述灾荒的实况，产生灾荒的原因，灾荒给社会经济造成的破坏、给劳动人民带来的灾难，以及历代对灾荒的对策及其利弊，等等。他指出：“我国灾荒之多，世界罕有，有文献可考的记载来看，从公元前十八世纪起，直到公元二十世纪的今日，将近四千年间，几乎无年无灾，也几乎无年不荒。”他根据丰富的资料，其中包括国民党政府的公报和各种新闻报刊，统计了从民国元年（1912年）以来二十多年的灾荒，“各种较大的灾荒，就有七十二次之多。计水灾二十四次，旱灾十四次，地震十次，蝗灾九次，风灾六次，疫灾亦六次，雹灾四次，歉灾二次，霜雪之灾二次”。而每次灾害，少者一省，多者蔓延至十余省，“大都同时迸发”。仅1935年一年，长江、黄河同时泛滥，鄂、湘、赣、皖、冀、鲁、豫、苏八省，尽成泽国，灾民两千余万，财产损失高达四亿多元，其严重程度可想而知。邓拓着重地指出，造成连年灾荒的自然原因固然很重要，但是，“纯粹拿自然条件来解释灾荒发生的原因，实在是很肤浅的”。他指出：“我国过去数十年间，由于政治的腐败，封建剥削的严酷，战争的频繁，不仅水利组织只有破坏而很少建设，森林也大多被毁灭，加以广大农村经济破坏，农业恐慌的侵袭，就使灾荒接连爆发，不可收拾。”这样，就揭示了造成灾荒的政治原因，也无情地揭露了北洋军阀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他还指出：“战争也是造成灾荒的人为条件之一”，并举出自民国初年以来战争连年不断的事实。“自民国元年至民国二十二年间，国内大小战争约达七百次以上。若以省为单位来计算，则二十二年间发生的战争，当在一百五十次以上。两月一小试，五月一大打，杀人盈野，不在话下。”战争的结果，大批有生力量被消灭。就1933年河南省来说，“因战事死亡人口达十二万余口，受伤人口十万九千五百余口，逃亡在外者达一百一十八万五千余口，被军队拉夫达一百二十九万七千七百余口，其中因以致死者三万余口，而兵士之死亡尚不在内”。
《中国救荒史》对中国历史上，特别是国民党统治时期，灾荒给劳动人民造成的苦难和给社会造成的动荡，做了详细的统计，指出：“灾荒严重发展的最主要结果，就是社会的变乱，所谓社会变乱的主要形式，不外是人口的流移死亡”，乃至人民群众被迫揭竿而起，自发起来反抗。就人口死亡来看，从民国九年（1920年）到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十六年间，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死于灾荒的人口已达一千八百余万之巨”。如果再加上遗漏的数字，“死亡的人数当更加惊人”。人口大量死亡，农村劳动力严重缺乏，又使灾荒加剧；即使有肥沃可耕的田地，因人力不足，也只得任其荒芜，使整个社会呈现出衰微破败的景象。
邓拓研究中国救荒史，是怀抱着济世利民的满腔热忱。他把研究工作放在为群众谋福利、与现实相联系的基础之上。他十分重视“救荒”工作，说：“明了了‘灾荒’的意义也就知道了‘救荒’的意义了。所谓‘救荒’就是人们为防止或挽救因灾害而招致社会物质生活破坏的一切防护性的活动。”他勤奋努力，孜孜以赴，希望总结救荒工作的历史经验，作为当时和以后的借鉴。他说：“把历代的人对自然控制的具体关系和防止或挽救因为这种关系被破坏而产生的灾害所采取的一切政策思想记述下来，找出经验教训，这就是救荒史研究的对象和目的。”又说：救荒史“不仅要记述历代灾荒的实况和救济政策，而且要记述和分析历代社会经济结构的形态和性质的演变以及它们和灾荒的关系。因此，救荒史不仅应该揭示灾荒这一社会病态和它的病源，而且必须揭发历史上各阶段灾荒的一般性和特殊性，分析它的具体原因，借以探求防治的途径”。“从救荒事业发展的程度上可以测量人类控制自然的能力的大小，可以作为人类文化进步程度的一种标志。”
《中国救荒史》是邓拓在五十年之前，年仅二十四岁时写的一部优秀著作。该书不仅历史资料丰富，而且能够运用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中国的历史实际，对史料进行了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精辟分析，因而得出的结论是正确的、有益的。它在历史学上是一部开创性的专门著作，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和现实意义。
三、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
1954年，学术界开展了对《红楼梦》的讨论。1955年1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邓拓《论〈红楼梦〉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意义》的长篇文章。邓拓通过研究清代中叶的社会背景来认识《红楼梦》的伟大意义和作者曹雪芹的创作思想。他运用大量的资料，深入而系统地论述了清代康雍乾盛世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的情形，勾画出孕育了《红楼梦》这部巨著的历史环境。他指出：“当时的中国是处在封建社会开始分解、从封建经济体系内部生长起来的资本主义经济因素正在萌芽的时期。虽然，作为当时占支配地位的决定着社会性质的还是封建经济，因为当时的社会还是封建社会。”这样一个社会经济繁荣发展、封建统治相对稳定的封建末期，必然对当时作为上层建筑并作用于经济基础的哲学思想、文学艺术乃至阶级关系的变化，产生深远而微妙的影响。因为“这个时期的封建社会毕竟不同于以前的任何时期。它已经产生了新的因素，其标志是：在封建经济内部生长着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萌芽，代表着资本主义关系萌芽状态的新兴的市民思想明显地抬头了”。由此，他得出结论：“《红楼梦》应该被认为是代表十八世纪上半期的中国未成熟的资本主义关系的市民文学的作品。”而《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就是属于贵族官僚家庭出身而受了新兴思想影响的一个典型人物”。邓拓列举史实，指出曹雪芹是一个“充满着个性自由、思想解放和人道主义的作家”。“作者的这种思想倾向，显然是受了当时反映着萌芽状态中的资本主义关系的发生和发展的新兴市民思想的影响”，“基本上是站在新兴的市民立场上来反封建的”。邓拓三十年前对《红楼梦》和曹雪芹思想的评价，特别是“市民文学说”是否完全允当，今天看来是可以讨论的学术问题。但他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较早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把文学作品放置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之下进行考察，这种研究方法无疑是可取的。这篇文章在文学界和历史学界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深刻的。文学界的许多人受其影响，接受了他的观点；历史学界也受其启发，研究资本主义萌芽从此成为长久不衰的热门课题。
在资本主义萌芽研究方面，邓拓用心之苦，用力之勤，令人感动。他在《历史研究》1956年第10期上，发表了《从万历到乾隆——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一个论证》一文，“采取了史籍研究和实地调查相结合的方法”，对北京附近门头沟的煤矿业和其他地区的几种手工业进行了调查，搜集了许多有价值的史料，从而在某些重要的方面，填补了我们已有的历史知识的缺陷。
他为了研究门头沟煤矿业资本主义萌芽的状况，不辞辛劳，跋山涉水，调查了一百多座民窑的遗迹，访问了多位老窑主和老窑工，收集了大量煤窑的契约文字，由明万历“截至乾隆末为止的共有一百三十七张，另有民窑文约登记本和帐单各一，民窑业主的家谱一册，民窑争执的诉讼状两纸和一个抄本，还窑图两张”。他利用这些原始资料，结合开调查会，进行了综合的分析，对历史上门头沟一带煤矿业中民窑的分布、数量、规模、雇佣关系、经营方式、采煤手工业劳动者的生活状况、反抗斗争以及民窑与封建势力的相互关系等，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得出门头沟煤矿在明清时代存在着资本主义萌芽的结论。这种把调查研究、原始契据与文献资料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在历史研究工作中是一个突破，一项创举。在此以前，学术界对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和争论，多局限于长江三角洲及东南沿海一带的城市手工业，对北方一带有无资本主义萌芽，缺乏研究。邓拓对北方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起了开创性的作用。他经过研究之后说：“中国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不仅仅在东南沿海地区出现，而且在北方地区，例如在北京近边同时出现。”这一结论，是中肯的、令人信服的。
邓拓还运用调查研究与历史资料相结合的方法，对北京历史上的工商业进行研究。北京，作为辽、金、元、明、清的古都，有不少享有盛誉、历史悠久的店铺，如崇文门外大街路西的万全堂中药铺，和同仁堂药店同出一源，是著名的老店。邓拓“打算把万全堂当作一只麻雀进行解剖，借以研究清代北京商业史”。当时他收集了万全堂大量的原始档案，其中有房契、根账、铺规、合同等资料，它们对研究万全堂的发生、发展和衰落，有很高的史料价值。由于邓拓生前公务繁忙和政治运动的频繁，未能完成此项研究工作。这批珍贵的档案，后经刘永成同志整理、标点，以《崇文门外万全堂药铺资料辑录》为题，发表在《清史资料》第一辑上，供研究北京商业史者利用。
邓拓还对驰名遐迩的北京“六必居”酱园做了调查。据传说，“六必居”创办于明朝嘉靖年间，该店的匾额“六必居”三字，即出自当时的权相严嵩之手。1965年，邓拓来到“六必居”所属支店“六珍号”调查，并借阅“六必居”的大量房契和账本，计有“旧房契九张，根帐一本，众友使银帐一本，财东赵宅友银帐一本，取房租帐一本，收买六珍号本银帐一本，房租折两本，另有临汾会馆文墨拓五张”。邓拓根据这些原始材料，写成《“六必居”的材料证明了什么？》一文。邓拓对“六必居”的来历进行考证，发现这些原始资料中最早的是康熙十九年（1680年）的一张房契，这张房契是在酱园创始不久以后订立的。又从账簿上查出，“六必居”作为酱园字号出现是乾隆六年（1741年），而雍正六年（1728年）账本上，酱园的名称叫作“陈升号”。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六必居”大约创始于康熙前期，其名称是由“陈升号”演变而来，从而纠正了“六必居”创始于明代和严嵩题匾的传说。
邓拓对中国资本主义的研究，对明清北京经济史的研究，做了难能可贵的努力，特别是他用解剖麻雀的办法，进行微观研究，亲临现场，进行调查，获得了大量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开辟了历史研究的新途径。他说：“我希望有更多的同志进行这种调查研究，从各方面收集系统的资料，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加以整理、分析和综合，使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历史问题以及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许多问题，能够得到进一步的解答。”
四、写作《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
从1961年起，邓拓在工作十分繁忙的情况下，挤出时间，写了大量短文章。和吴晗、廖沫沙一起，在《前线》杂志开辟了《三家村札记》专栏，笔名吴南星；又单独在《北京晚报》开辟了《燕山夜话》专栏，笔名马南邨。这些文章，熔理论、历史和现实于一炉，寓意深远，富有启发，文字隽永，涉笔成趣，受到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就像作者在《燕山夜话》第一集出版时所说：“《燕山夜话》本来的目的是为工农兵服务的。”他抱着把自己的知识、才能贡献给广大群众的愿望，通过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针对社会上的实际问题，宣传历史唯物主义和爱国主义，提倡读书，帮助大家学习文化知识，提高工作能力。
《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中，几乎每篇文章都离不开历史，或者从历史引申到现实，或者从现实追溯到历史。由于作者具有渊博的历史知识，引用的史事有根据、有选择、有分析，善于在浩瀚纷杂的史籍中爬梳抉剔，选取那些确凿、生动而又富有教育意义的史实、人物，适当剪裁，一题一事，写得生动精练，亲切感人。既不是板起面孔的唠叨说教，又不是稗官野史中的奇闻逸事，把科学性、知识性、趣味性很好地结合在一起。
邓拓笔下的这类历史杂文，读起来轻松有趣，内容却很严肃、有益。他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如《学问不可穿凿》一文，从《汉书》的《河间献王传》中所说的“实事求是”，讲到唯物论、辩证法，要求大家“从积极方面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方法论，认真地把自己武装起来”。又如《说志气》《人穷志不穷》，教育青年应该“立志高远”，胸怀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并且百折不挠，“为它的实现而不怕一切困难，坚持战斗”。他对历史上勤劳、勇敢、正直的人赞美歌颂，对谄媚、奸邪、贪残的人讽刺鞭挞。他提倡政治锻炼和道德修养，教育人们“处理任何事情都要有鲜明的立场、坚定的原则、正确的态度，但是不排斥灵活的方式方法”。
《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有的谈思想修养，有的谈为人处世的态度与方法，有的谈读书和写作，有的谈各种知识和问题，天文地理、文史哲经、动物植物、农业工业、医药卫生、体育健身、文物古迹、书画戏曲，丰富广博，包罗万象，犹如一部生活百科全书，把读者带进一个广阔的天地，使人们从中陶冶情操，获取知识，得到享受。
邓拓很重视生产知识。《燕山夜话》中关于中国历史上的农业生产，论述甚多，例如古代种植白菜、番薯、生姜、茄子、枣、栗、豆、竹以及莳花栽树等等，还有养蜂育蚕，饲养牛、狗、猫、鸽。他收集了许多有关的材料，介绍各种事迹和经验。他又写了好几篇关于农田水利的文章，谈论疏导积水、围湖造田以及治理盐碱地。这些文章，结合生产，贯彻古为今用的精神，既通俗易懂，又有实用的参考价值。邓拓很推崇我国古代的农学家，写了一篇《向徐光启学习》的文章，介绍徐的为人和他的巨著《农政全书》，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认为：“凡是负责农业生产领导工作的人员，对于这样重要的古代农书，应该予以充分的注意，仔细地阅读和研究它。并且要学习徐光启的研究精神，运用比他更加进步得多的新的科学方法，来总结我们现在的农业生产经验”。
《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大多是从历史中引发出议论，针对一些实际问题而发表意见。但也有一些文章专门研究、考证某个历史问题。如关于“扶桑国”和“沙门慧深”的几篇短文，是考证古代中国人是否先到过美洲；如《平龙认》是考证最早记载水中包含着氧气、氢气的这部中国古书，它是堪舆家（风水先生）的书；如《替宝岛游记更正》是考证海南岛的刻石“天涯”二字并非苏东坡所书，纠正传闻之误；还有《北京劳动群众最早的游行》描写1603年（明万历三十一年）由于矿税监的压迫，北京西山的民窑业主和挖煤工人联合到北京城内请愿，“黧面短衣之人，填街塞路，持揭呼冤”，这是当时矿工罢工斗争的生动实录。
邓拓非常关心首都地区的历史和文物古迹。《北京的古海港》是讲元代郭守敬开浚通惠河，使运河中的漕船可以直达北京城内的积水潭；《保护文物》是谈如何保护藏于房山云居寺的隋唐以来所刻一万数千多块的石经；《米氏三园》是谈明清之际，宛平米氏在北京城内和西郊营建的三处著名园林，即勺园、湛园和漫园。他还记述和表彰了一批籍贯北京的历史名人，如诗人贾岛、学者刘献廷、画家崔子忠、东林党人李三才、文物专家米万钟、学者朱汉雯祖孙、书法家张诗，以及虽非北京籍而长期在北京办报的林白水以及抗日战争中战斗在平北地区、为革命牺牲的共产党人白乙化等人。
邓拓一生的史学著作宏富，贡献突出。他的历史著作，内容充实，史料翔实丰富，文采绚丽，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光辉。他为了革命的需要而进行研究、著述，孜孜不倦。在30年代，为了捍卫党的革命纲领而参加中国社会史论战，希望减轻人民的苦难而进行救荒史的研究；在50年代和60年代，因研究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而进行社会调查，为宣传唯物主义、爱国主义和普及历史知识而写作《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他的历史研究和他的新闻事业、诗文创作一样，都密切地结合实际，服务于革命的需要。他在《毛泽东思想开辟了中国历史科学发展的道路》一文中说：“历史科学是实践的科学，是革命的科学。因此，历史科学的研究工作必须符合于革命的需要。”邓拓对党忠诚，胸怀坦荡，才华出众，笔走龙蛇，四十七年前（1939年）他写的诗句“文旗随战鼓，浩荡入关东”，这是他研究和著述生涯的真实写照。邓拓过早的谢世，是我国历史学界无可弥补的损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拓多年的沉冤得到平反昭雪，他的作品，包括许多史学著作得以重新出版。读他的著作，可以想见他的高风亮节，想见他的饱学多才。他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的革命气节，他在学术上的贡献，他的治学精神，都是树在人民心中的一块不朽的丰碑，永远为人们所纪念。
注释
[*]原载《历史研究》，1986年第3期。与李华同志合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