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陈垣教授

陈垣教授是杰出的进步学者，是历史学界的一代宗师。他学识广博，为学精核，治史缜密，毕生著述宏富，在历史学的各个领域做了大量开拓性的工作。他富有正义感和爱国思想，在敌伪的淫威下不屈不挠，大义凛然。他随着时代不断前进，从一位民主主义的学者，进而服膺马克思主义，晚年成为光荣的共产党员。今年是他的110周年诞辰，我们纪念他，就是缅怀他的成就和贡献，学习他的人品和治学，激励自己和后人，继承他的事业，发扬他的精神，以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历史文化。

陈垣教授出生于1880年，逝世于1971年，历经晚清、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时代。这正是中国被侵略、被奴役，人民处于贫穷落后而奋起抗争、努力探索、不断前进，终于获得新生的时期；也是国难重重，饱经忧患，风雨如磐，而历史潮流汹涌澎湃，历经民主革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的时期。陈垣教授从青少年时代即接受进步思想，投身民主革命，又反对军阀割据，反对守旧复古，后乃潜心学术研究与教育工作。他的著作甚多，贡献卓越。他的一批学生在其教诲熏陶之下，济济多士，卓然名家，分布在各个地区和各种岗位上，成为新中国科学、教育方面的学术带头人。

陈垣教授经历了天翻地覆的伟大革命时代，也是中国历史学从传统学术，经过巨大的蜕化演变，承前启后，汇通中西，开拓前进的时代。这时期内，新的历史科学孕育、诞生、成长、发展，出现了一大批卓有成就的杰出历史学家，如章太炎、王国维、梁启超、夏曾佑、陈垣、陈寅恪、顾颉刚等，稍后又有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等运用马列主义理论，把历史研究推向新的高峰。这一批历史学界的大师从各方面开拓创造，犹如群星灿烂，光照长空。他们是中国学术界的精华，是中国史学界的骄傲。在短短的半个世纪产生了如此众多的史学大师和名家，是值得注意的现象，在悠久的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这些大师治学有其共同点，即是热爱祖国、追求进步、研习民族文化，知识渊博而精深，功力厚实，研究面宽广，又能吸取西方文化的优秀部分，受过科学训练，接受某些西方思想的影响。但每位大师又各有特色，他们的专政范围、治学风格和贡献各不相同。章太炎精通小学，治经学和子学，印证佛学，继承了古文学派的传统；王国维开辟了考古学、甲骨学及辽金元史，考事论史，多有创见，旁及于戏曲辞章；梁启超介绍历史研究法，涉猎广泛，其论学术思想史，多精辟之见；陈寅恪学贯中西，博闻强记，治隋唐史，兼及诗文；顾颉刚辨析古史传说之是非真伪，辟疑古之蹊径。他们的贡献和影响都是巨大的。而陈垣教授则在元史、宗教史、校勘学、年代学方面，用力最多，成绩最大。他以知识渊博、考释精审、学风严谨见称。他又是一位极重民族气节的学者，许多作品反映了他的爱国思想，如《明季滇黔佛教考》《通鉴胡注表微》都是针对日寇对中国的侵略，在沦陷区以笔当枪，口诛笔伐，有所为而发。他的宗教史研究，探究祆教、伊斯兰教、基督教、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利用中外文献，抉幽发微，开辟了史学研究的新领域。他的《校勘学释例》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又总结了自己校释《元典章》的经验，提出校勘四法，即对校、本校、他校、理校，上升到方法论的高度，是王念孙《读书杂志》、俞樾《古书疑义举例》以后之名作。还有他的年代学、史源学、史讳学均是嘉惠后学、树立典范的开拓性工作。

为什么在清末民初的几十年内产生了一大批史学大师和名家？他们成就之高、影响之大，后生晚学几难企及。这是史学史上值得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当时，正是传统历史学发生巨大变化，进入近代历史学的时期，生活在这个变革时代中的杰出历史学家，既继承了中国历史学优秀的传统，具有广博的学识和扎实的学风，又接受欧风美雨的洗礼，睁眼见到了前人所未曾见到过的新世界，掌握了历史研究的新思想、新方法，发现了新的研究课题与研究资料，所以能够超越前人，新辟蹊径，把历史学推上新的高峰。试看包括陈援庵先生在内的那些大学者，他们虽与清代乾嘉诸老有一脉相承的渊源，但他们的历史观、方法论已受西方学术文化的影响，他们的研究范围、目的，论证的路数，使用的资料以至文字表达的风格已与前人迥异，可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

这次会议上，有的同志从区域文化的背景来理解陈垣教授和其他学人。这确实是有价值的研究视角。在研究近代的文化和政治时，区域性的人物群像时常突现在我们眼中，给人以启迪。例如，近代的广东就是极其令人注目的区域，从前，广东在政治上和文化上相对落后，明代有陈白沙，清初有屈大均、梁佩兰，人才屈指可数，学术文化较为冷寞。清代，广东经济有很大发展，对外贸易集中在广州一口，广州成为中西经济、文化交流最早的地区，又有阮元、林则徐、张之洞督两广，设书院、译书报，提倡文化，引进西学，甚至连公行商人也竞相出资刊印书籍，岭南之风气大开，产生了一批学者、诗人、科学家，如梁廷!、朱次琦、黄遵宪、陈澧、詹天佑，政治人物则更为显赫，有洪秀全、洪仁玕、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新兴的岭南文化，孕育了一大批近代的政治家、学问家，陈垣教授也是其中的一位。

另一个可与岭南文化相媲美的新兴区域文化是湖湘文化。长沙的岳麓书院虽出现得很早，清初又产生过像王夫之那样的大哲学家，但湖南的文化环境也迟至近代才得到充分发展并日趋成熟。故王夫之的学说，如空谷足音，并无传流，埋没许久，几乎无人知晓，至近代而其学始显。清中叶，湖南经济发展迅速，又为南北商品交流的通路，其文化亦相应进步。贺长龄、陶澍、魏源等倡导于前，稍后曾国藩、胡林翼、罗泽南、左宗棠、彭玉麟、刘蓉均以儒生从戎。他们虽属于反革命阵营，以镇压太平天国为己任，却以绍述儒学自承，倡导学术、奖掖人才。湖南的风气从此大变，产生了一大批封建官僚和将领，也出现了一批学者和改革家、革命家，如王闿运、王先谦、谭嗣同、唐才常、皮锡瑞、黄兴、宋教仁、蔡锷等，可谓英才济济。五四运动以后，毛泽东、刘少奇、蔡和森等一批青年知识分子跃登历史舞台，接受马列主义理论，其力量巨大，影响深远，更超越前人，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

第三个区域文化，发育较早，源远流长，即是江浙皖文化。这一地区经济素称繁荣，学术文化亦早有根基，明清以来，文人才士，层出不穷，科举中式者最多。长期以来是学术文化的中心，明代有姚江之学、泰州之学，东林书院、复社都是著名的学术流派和团体，清初则有黄宗羲、顾炎武等大师，清代中叶的乾嘉学派亦尽萃于斯，如吴派之惠栋、钱大昕、王鸣盛，皖派之江永、戴震、凌廷堪，扬州之汪中、王念孙、王引之、焦循、阮元，以及晚清浙江的俞曲园、孙诒让，直到近代又有章太炎、王国维、蔡元培、陈独秀、鲁迅、钱玄同、胡适、瞿秋白等人。这一区域在数百年内孕育出来的学者、文士、诗人、艺术家、科学家如群星灿烂，不可胜数。

近代历史上这三个区域的文化，相互颉颃，相互影响，竞秀争妍，各有产生发展的源流，各有其贡献和特色，江浙皖多大学者、大诗人、大文豪与艺术家、科学家，方法严谨、思想缜密、善于独立思考，其学风富科学和实证的色彩，直到今天，该地区仍为人文渊薮，产生了众多的科学家、文学家。岭南文化，受西方文化的影响较深，富哲理性，体大而思精，善于构筑思想体系，提出救国救民的纲领，如洪秀全的《天朝田亩制度》、洪仁玕的《资政新篇》、康有为的《大同书》、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其学风富理想而浪漫的色彩。江浙皖地区似乎缺少这类胸怀宽广、目光如炬的思想家和政治家。湖湘文化注重实践，强调经世致用，突出了实行家的角色，如康有为之后，有谭嗣同、唐才常；孙中山之后，有黄兴、宋教仁。其学风富实践和事功的色彩。至于毛泽东等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气概磅礴、包罗万千，思想内容焕然一新，成为革命的伟大领袖，中国新文化的奠基者、开创者。

这次会议上，有的同志提出“南学”的概念，建议弘扬“南学”的优良传统，我深表赞成。各个区域文化都有其深厚的根基和优长的特色，发扬各个区域文化的优良传统，即能在全国范围相互交流，取长补短，使我国社会主义新文化更加丰富多彩。据我的理解：“南学”即是岭南文化，它与湖湘文化、江浙皖文化相对应，三者是近代史上最光彩夺目的区域文化的奇葩。这三个区域文化何以得到长足的发展？其经济条件、文化渊源、学术特色、社会贡献以至门类和流派、人物群体结构都值得进行深入研究。

有的同志还提到了更加重要的北京文化。我认为：近几百年来，北京的地位是特殊的，是历代的首都，政治和文化的中心。北京文化汇集了全国各地的文化，如百川归海，博采广纳，融会贯通。任何区域文化，都力图使其影响扩展到首都，也只有在首都占领了阵地，才能成为“显学”，造成全国性的影响。北京形势，如高屋建瓴，其风气常可歆动和风靡全国。学者们大多也来到北京，广交天下名士，博览古今图书，以使学业精进，臻于大成。从清代中叶说起，如戴东原、钱大昕、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阮芸台、龚自珍、魏源、康有为、梁启超、王国维、陈独秀、鲁迅、陈寅恪、陈垣等大多在北京居留了相当长的时间，这对于他们的思想发展和学术成就是很有关系的。

陈垣教授生于广东新会，青年时代在广州求学，得风气之先，据说他很钦佩乡先贤陈兰甫。我在50年代，听过他一次讲话，谈到他求学时代与康有为万木草堂弟子们之间的接触往来，可见他青年时确受岭南文化之熏陶。早年又研读医学，经过科学方法的训练，像鲁迅、郭沫若那样。受过医学那样高度严密的科学训练，对他们以后转攻文学、史学是不无影响的。但陈垣教授以后长期住在北京，将近60年之久，他转治史学也在到北京之后，对他影响最大的还是清代的主流学派，即乾嘉学派。陈寅恪教授以为陈垣之学识渊博、考释精审可比嘉定钱竹汀。他的学风似和康、梁迥异，也不同于湖湘之学。在他的作品中，可以感受到求实证验的学风与进步的时代精神、强烈的爱国思想相结合，当然，他治学方面宽广，不是三言两语所能概括。陈垣教授是中国近代杰出的史学大家，希望能把他放在时代的大潮流里，放在一批学术大师的行列中进行研究，正确地认识他在近代史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发扬他的优良学风，继承他的学术事业，发展他所开拓的学术领域，获得新的成绩。

注释

[*]原载《历史研究》，199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