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惠明
人物简介 北京人
◎生于北京，骤遇“文化大革命”
我在北京出生，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都是在北京上的。
我上大学前经历就比较丰富了。我们这一代算是老三届，老三届就是指1966、1967、1968年毕业的初中和高中学生。那时，我正好是1966年的初中毕业生，就在北京三中。北京三中也是一座有悠久历史的学校，从清朝入关开始办学，至今有280多年了，是由八旗子弟学校演变成了公立第三中学。
我们在1968年底开始作为知青上山下乡。我到了山西燕北插队，大约过了5年，开始有了返城风，返城后就在北京干些杂务工作，后来又被分到一个工厂干了几年。所以从“文化大革命”到考大学一共有12年。
我们这一代基本和共和国同龄，我们和国家同呼吸共命运，最后在改革开放后我们才逐渐走上正轨，当时我已经二十七八岁了。
所以当时看到了招生，看到了高考，我们都比较兴奋。当时我们的学校还不错，是北京的重点学校，有些底子。当时老师教得不错，而且自己在下乡和在工厂时也没有放弃读书，自己感觉还行，因此就想试一试，改变一下现状。后来就考到了人大，学新闻，学成后就分到了中国新闻社。说起来跌宕起伏，但是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当时社会就是这样，我们是老三届、老知青，最后到了老记者，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生活轨迹吧。
◎机缘巧合，求学人大
当时我无意间得知恢复高考的消息，真的是十分激动，感觉又看到了希望。但是当时我也有很大的阻碍，我已经结了婚，还生了一个女儿，所以我当时有些犹豫，到底要不要参加高考，上大学。好在家人都很支持，我又真的很想读书，逃离无休止的重体力劳动，换一种活法，这十几年我实在太疲惫了，想歇一歇。我就最终选择了参加高考，但此时离考试日期只有二十几天。
虽然只剩二十几天也要尽量试一试。时间真的很紧张，所以我只能像备战一样备考。我左兜装着地理书，右兜装着历史书，上衣口袋里是数学书，只要工作稍有间歇，我立刻在车间的水泥地上用粉笔涂涂画画，复习功课。好在以前还读过几年书，认认真真读的，还有一些底子，所以虽然时间紧张，临考突击，最后还是有一个能交代过去的成绩。
在当时不像现在这么严格，这么精准，当时高考刚刚恢复，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那就是“乱七八糟”。当时想着只要有学校上就行，后来稀里糊涂地被分到了人民大学二分校新闻系。后来我才知道，实际上我们那时候人民大学办了唯一一届的分校，一分校，二分校。
我于197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二分校新闻系。我和许多同学不太一样，此时的我，已成婚育女。我每天早晨6点多起床后，把小女儿叫醒，给她收拾准备好，带上她和我的书包，骑上自行车将孩子送到幼儿园后，再朝学校骑去，每天都是如此。我抱着孩子上大学，在当时虽不是独一无二的，却也是为数不多。
中国人民大学除二分校新闻系外，一分校还有一个新闻系，两个班加起来有80多个人。我们上学的时候都去本校，当时本校还被二炮占着，只有很少的一部分校舍、宿舍，还都是平房。上大课的时候都和77、78的一起上，教室里特别拥挤，不像现在的大阶梯教室，当时什么都没有，分校都办到外面去，学生走读，老师当时也很辛苦，天天从人大跑到城里，给学生上课。
◎青葱岁月，记忆犹新
当时反正都是白手起家，像我们入学的第一年，老师通过闭路电视给全校上英语课。那时候电视小，不像现在这么大，就是一个十几寸的，全班在那里看电视。再比如政治课，政治老师在广播里讲课，连影像都没有，学生们听着老师讲的，自己做笔记，自己复习，全靠自己。
至于校园，一半都是军队占着，学校很小，不像现在学校这么大，没有那么漂亮的楼。当时树也不是特别多，毕竟是刚刚复校。当时老师都住在城里，铁狮子胡同那里有一个老人大。大多数老师都住在那里，当时的交通也不是很方便，他们还要骑车上下学，也有的老师坐公交车。公交车也不多，条件也不是很好，有时候很挤，总之都是很辛苦的。
当时分校在城里，学校很破旧，除了教室里有一些桌子椅子，能坐在那里上课以外，就没有什么太多的教学设备了。有时候我们也来本校上大课，比如甘惜芬老师的新闻理论课。那时候所有新闻系的学生一起上，所以叫大课。本校条件确实特别不好，没有现在这么多的大教室、阶梯教室，就是很破烂的平房，艰苦条件是现在想象不到的，和今天的条件比起来，简直天壤之别。
但是我们当时学习的劲头是很大的，只要是能学习，这些硬件条件就无所谓了。因为我们被耽误了十几年了，这期间中国就没有开办正式的大学，我在这些日子里就是上山下乡，返城后从事的又是繁重的工作，更加艰难。我们有幸赶上恢复高考，能进来上大学，就不管环境是否恶劣了，大家天天就是如饥似渴地学习。当时我们也学外语，拿着外语念啊念，还有讨论、辩论。同学们认真极了，上课时候没有交头接耳的，更没有打瞌睡的，拼命记着笔记。大家的热情都很高，都是一股劲儿往前冲，就想多学一点，把被耽误的时间补回来，所以只要是知识就拼命地学。我对当时的学习真是印象深刻，那样的学习氛围和学生的风貌，终生都难以忘记。
当时的老师也有十几年没有上讲台了，在“文化大革命”时也是被批被斗，都有一番苦难的经历，现在阴霾过去了，大家可以重新上讲台了，所以那些老教授，中年的、青年的教师，都将自己所学毫无保留地教给我们。那些老师我们都接触过，以新闻学院为例，当时的老教授甘惜芬，五六十岁了，讲起来新闻理论，确实吸引人。还有方汉奇老先生，当时也就是五十多岁，上课时候就带着一打卡片，侃侃而谈，善于讲故事，非常吸引人。他就一个卡片、一个卡片地讲，讲完了也基本下课了，讲得棒极了，同学们都特别有兴致，听得很认真也很高兴，那时候学习根本不是什么苦恼的事情。
还有一个教外国新闻史的老师，讲起美国的报纸，英国的报纸，出神入化，特别吸引人。他们也几十年没有上讲台了，因此特别珍惜，倾其全力。
中年教授就是40多岁的，当时年富力强，现在估计都是一些名家，当然现在基本上也都退休了。这些老师每节课都认认真真地准备，也都非常慈祥，对学生非常好。当时他们主要担着讲课的担子，一些名牌教授主要是上一些大课。
另外还有其他的副课老师，教得也特别好。我印象中有一个教俄罗斯文学的王金陵老师，她是一个女老师，教得太棒了，是苏联名著《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的译者。她从小就开始学俄语，俄语学得特别好。她非常友善，非常和蔼。我记得，她组织我们一起去看电影《这里的黎明静悄悄》，让我们增加课外知识。
还有一个教古汉语的王恩宝老师。当时我们对古汉语都只是略知一二但不精通，真正要是把《左传》《战国策》拿出来让我们翻译是做不到的。上课时，他测验每个人的水平，一人发一张小纸，一共3道题，另外两道题我忘了，其中有一道是名词解释——刁斗。什么是刁斗啊？千万不要以为是烟斗或者是叼着烟斗，实际上刁斗是古代作战时的一种锅，但当时我们根本不知道。他第一次上课就要测一下学生的水平，再确定如何教，到最后让买一块五一本的古汉语词典。当时这本词典很薄，我到现在还留着，它里面就有“刁斗”如何翻译。就这样我们一步步学着古汉语，当时学的东西让我受益终身。
还有一个教宋词的赵老师，他对柳永的词情有独钟。所以我们现在都有印象，赵老师讲柳词的时候闭着眼，瞧着窗外，背“杨柳岸晓风残月”，那场景学生们都十分感动。我现在对一些柳词都有很深的印象，而且一直也很喜欢柳永的词，很大程度是受了他的影响，他确实给我们留下了太深的印象，现在都忘不掉。
老师特别愿意讲，恨不得把积攒十几年的知识全部教给我们，我们也是特别愿意学，如饥似渴。我从老三届，成了老知青，接着是老工人，但是经过这4年人大的培养，到最后分到了中新社，所学的知识全部来自大学4年。所以大学4年什么印象最深刻，那就是老师讲的东西印象深刻，至于校园多么简陋都无所谓了。大学，不是大楼之谓也，而是大师之谓也。我们人大有这么多老中青的老师，他们倾其所有教给学生知识，这是大学办学最重要的。
对当时的同学印象也都非常深刻。我们那一代学新闻专业的，百分之百都是在从事新闻相关工作，而且基本上都是终身从事新闻工作，因为是同行，以前又一起读过书，有那段宝贵的经历，所以与很多同学都保持着联系。
◎奋发有为，成就颇丰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了中国新闻社，就这样我开始了“新闻人”的生涯。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特殊的时代，是一个真正改革的年代，我就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期开始从事我最后坚持一生的新闻事业。那确实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年代，在那个年代里当记者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中国刚刚走出“文化大革命”，经过这一番洗礼之后，人们逐渐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冲破禁区，高扬起改革开放的大旗，改革的浪潮一波接一波。那时上至官员下至民众都是敢想敢干，中央经常有新战略、新举措、新思路、新方案推出，记者就在这个过程中做好瞭望塔，帮助人们看清前方。在当时那个变革很多的时代，总有采不完的新鲜事，总有写不完的好新闻，每天都接受新鲜事物，那是当记者最开心事情，那个改革开放的时代也是记者最开心的时代。
再后来，香港回归、澳门回归的现场报道，都是我带队去的。还有国家的十五大、十六大，我都经历了，还有建军60周年、70周年、80周年，也都经历了。再比如上海举办的APEC会议，二十几个成员国、地区的领袖都来了，看到了中国的新形象，包括国外的APEC会议，我们也都去了。我们乘坐专机到了新加坡、马来西亚，这些大的活动、大的场面，我都看过了。这也是记者职业给予我们的，并不是我们有什么成就，而是，我们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欢呼过，这就已经足矣了。
30年的记者生涯里，我参加过无数次会议，经历过无数次难忘的场面，也采访过各种各样的人。我从小记者写到老记者，从小编辑干到副总编辑，这一路下来所经历的，是我认为最宝贵的，也是我最骄傲的，也是我真正引以为豪的。
◎迎难而上，破除困境
从业几十年，大大小小的挫折经历了无数，一路上跌跌撞撞，摸爬滚打就这么走了过来，现在看当时的一些挫折，一些苦恼，一些失败也算不上什么。我们跨越了不同的时代，我从老三届，成了老知青，接着是老工人，最后变成了老记者，一直到现在，这种身份地位上的变化是需要我们去适应的，适应起来肯定会有困难，但是现实推着你走，只能根据实际情况去调整，就是难也要进行转变，最后都成功调整过来了。
说起这些年经历的困难，我讲两个：第一个困难就是我们中国新闻社与新华社的竞争。当时中国新闻社对外报道的竞争对手是新华社，但是我们跟新华社没法竞争，新华社好比是航空母舰，我们充其量就是一个鱼雷快艇。但是船小好调头，我们体量比新华社小得多，人员精简，以效率制胜，这就算一个优势。
我记得当时就是争发稿，我们希望能够发的比新华社又快又好，我们就把新华社当作竞争对手和目标。但是想想确实是有点自不量力了，凭借我们的能力怎么能和“国家队”竞争？但是即便如此仍然激励我们克服种种采访的困难。因为采访大场面，新华社都给他们的记者最好的位置，比如采访两会只给我们一个文字记者和摄影记者的位置，而且是在后面，这就是我们和新华社这种“国家队”的差距，这种差距“与生俱来”，属于先天不足，只能是靠我们后天的努力尽量去弥补。
我做副总编之后，这些基本上都是我来指挥的。怎么让摄影记者有最好的位置，怎么给他们提供便利的采访条件，这是最大的困难。只能是想方设法把采访拿到，顺利地发出去，和新华社拼一拼。而且我们发出去的新闻在海外的采用量非常棒，我们也非常欣慰。虽然我们离新华社这种“国家队”差一个很大的层次，但是我们采取各种办法，让他们觉得我们是一个潜在对手，不可小视。
第二个困难来自网络时代的冲击。当时我们刚当记者时手写稿，快的是传真，没有电脑，没有网络。正好在新世纪开始，网络时代就来临了，我们要学电脑，学打字，这对于年轻人来讲不算什么，但对于我们来说稍微困难点。尤其是现在的新媒体、自媒体，这些东西怎么运用，这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考验。首先打字要学会，这就很费劲，打字完了再存储，再传输，还要在网上看稿子，现在都是无纸化办公，必须“网来网去”的。现在又是手机智能化了，年龄大了视力不行，还要戴上眼镜，这些都增加了困难。但是虽然困难，也要学，也要做，也要去努力克服。毕竟是做新闻的，不能被时代甩到后面去，只能去学，尽量去熟悉。
个人生活上的困难都不算什么，主要是业务上面临一些困难。一个就是怎么和其他媒体竞争，另一个就是怎么学习新鲜的知识，这是一个考验。虽然我退休了，但仍然不能落后。
◎心念母校，寄予后辈
我常告诫自己：写白话不写套话，说“人话”不说“官话”，有时宁可不说话，不要说假话。“老三届”曾被誉为跨世纪的“桥梁”，社会的“脊梁”，我觉得人大的学生也应该是社会的脊梁。
从人大走出来的一批批踏踏实实、兢兢业业、勤勤恳恳的学子，他们在社会的各种岗位上，成为中坚力量、中流砥柱。他们特别务实，脚踏实地，这是人大的学风、校风所致。这种中流砥柱的学子，人大比较多，当然北大、清华也有。
人大也需要培养这些人才，社会也需要多培养一些兢兢业业，干实事的人。我们就是要培养扎实的人才，培养这种社会中坚力量，培养那些为国为民、脚踏实地的人才，培养一批心忧天下、勇于担当的人，我们要引导学生，让他们能走好自己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