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国内背景

一、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由于受到2008年金融危机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中国的经济增速在2011年之后明显呈现下行趋势。从历史数据看（见图1-1），在2012年之前，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仅有3次连续2～3年低于8%，这3次分别在1979—1981年、1989—1990年、1999—2001年，而这3次回落主要是因为受到外部短期因素的干扰，每次过后GDP又回到了高速增长的轨道上。2013年，我国GDP增速再次跌破8%，至2016年GDP增速为6.9%，经济增速并未像之前3次回升至10%左右的水平，这表明这次降速与之前有所区别，我国正在进入经济增速换挡期。现阶段，在国内资源环境约束加强、国际经济复苏依旧不稳定的双重压力下，中国经济正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从要素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中国经济已步入“新常态”。

从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趋势性变化来看，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是指中国经济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经济发展方式更加合理，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成为主体；经济结构更加优化，服务业和消费需求逐步成为主体；经济发展动力更加强劲，创新驱动成为经济增长的主体；经济发展目标更加科学，广大民众成为享受发展成果的主体。

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核心是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面临的挑战及其对策，主要任务是推进经济转型升级，宁可主动将增长速度降下来一些，也要从根本上解决经济长远发展问题，把提高增长质量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放在第一位。从时间维度上看，“新常态”指的不是短期的一两年，也不是长期的二三十年，而是一个中期的概念。总体来看，“新常态”的特征可主要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中高速、优结构、新动力、多挑战。

首先，从经济增速角度来看，我国的经济增速换挡回落，从之前10%左右的高速增长转为7%左右的中高速增长。环顾世界，一个经济体在经历了一段时期的高速增长后，通常会出现经济增速一定程度回落的现象。例如：日本GDP在1950—1972年，以年均9.7%的增速高速增长，但在1973—1990年，经济增速降为4.3%；韩国GDP在1961—1996年，年均增速为8.0%，而在1997—2012年，年均增速下降为4.0%；中国台湾地区GDP在1952—1994年，年均增速为8.6%，而1995—2013年，年均增速仅为4.2%。由此可见，我国的经济增速回落符合历史规律，但又与其他经济体有所区别，经济增速并未快速回落至4%的中速挡，而是回落至7%左右的中高速挡。经济增速换挡回落是“新常态”的特征之一。

其次，从结构层面来看，我国的经济正发生全面而深刻的变化，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第三产业逐步成为产业主体（见图1-2）。2013年，中国的产业结构出现了历史性的转变——第三产业的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达46.7%，首次超过第二产业，标志着中国经济正式迈入“服务化”时代。2015年，这一比例攀升至50.2%，而美国等发达国家服务业的增加值已占GDP的80%以上。“新常态”下，我国产业结构由中低端向中高端提升将是长期发展趋势。

再次，从增长动力角度看，随着我国劳动力成本、资源成本、环境成本等的上扬，依赖低要素成本驱动的传统经济发展方式已难以为继，必须把发展动力转移到科技创新上来。“新常态”下，如果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经济增长速度就可能会放缓，因为要为结构调整腾出空间、留出时间。

最后，从风险层面看，“新常态”下面临更多新挑战。当前，世界形势复杂多变，一些不确定性风险逐渐显性化。一方面，“逆全球化”浪潮、民粹主义、地方保护主义兴起，美元进入实质性加息通道，种种因素迫切要求我国在公平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构建上增加更多的话语权，也对我国发展对外贸易、加强国际合作提出了新的挑战；另一方面，国内房地产去库存任务依然艰巨，企业债务风险、金融风险等潜在风险仍然存在，如何有效发挥政策合力，防止资本脱实向虚，使实体经济健康发展，也是当前面临的严峻挑战。

二、“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发展的总体形势

（一）经济发展面临多重挑战

2008年金融危机席卷全球，给世界经济的发展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和破坏。受世界经济周期的影响，2010年后中国经济增速下降明显。国内方面，人口红利、成本优势等支撑经济高速增长的因素不断减弱。总体来看，虽然2016年中国经济延续企稳的态势，信贷、通胀和投资均有所回升，但现阶段中国的经济发展仍面临内外部多重挑战。

从外部因素看，受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世界经济复苏乏力。美国大力推行“制造业回归”以促进制造业回暖，日本实施“安倍经济学”促使日元贬值，而欧元区则深陷主权债务危机泥淖而无法自拔，主要贸易伙伴的经济情况不佳，使得中国的出口受到严重打击。与此同时，一些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民粹主义重燃，受国内经济基本面不佳的影响，“逆全球化”浪潮抬头。英国脱欧、美国大选特朗普上台都是“逆全球化”的重要标志。各国为了刺激国内经济，尤其是实体经济的发展，纷纷采取各类贸易保护以及非关税壁垒等措施，加大了中国产品进入国际市场的难度。

从国内因素看，国民经济生产总成本较前期有较大提升，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伴随着社会的发展与收入水平的提升，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人口红利在下降，人口结构老龄化，社保、公积金等支出大幅提高；第二，在自然资源方面，虽然我国地大物博、资源丰富，但人均资源禀赋较低，现阶段土地、能源、原材料等价格均有不同程度的上涨，资源稀缺性更加显著；第三，在环境保护方面，由于改革开放初期经济较落后，经济发展是第一要务，我国对环境保护的重视程度不足，随着生活质量的提高，居民对环境的要求越来越高，环境保护成本大幅上升；第四，在技术创新方面，前期我国的技术水平较落后，主要依靠技术模仿，但随着技术飞速进步，加之知识产权保护逐渐严格，技术创新需要投入更高的研发成本，技术进步的成本也在上升。

（二）供给侧改革势在必行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短缺，即供给不足。因此，供给与需求的矛盾更多地表现在供给总量方面，供给侧是矛盾的主要方面。随着我国经济步入“新常态”，在供给与需求的矛盾中，供给侧再次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其主要原因在于，传统粗放型供给模式不能满足现阶段的消费与投资需求，制约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加剧了供给与需求总量和质量的矛盾。

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任务是“三去一降一补”，即去库存、去杠杆、去产能、降成本、补短板。第一，去库存。去库存主要针对房地产市场，房地产库存主要在三、四线城市，而城镇化的未来趋势是特大城市群，这导致了房地产供给的区域错配。从长远角度看，加快中西部城市群的建设应作为主要方向。为了化解三、四线城市的房地产危机，需要在中西部地区加大城市群建设力度，将空间开发的指导思想从区域开发向城市群建设转移。通过城市群辐射周边，将中西部城市缺乏中心的网状格局向星形格局转变，以中心带动周边，促进市场繁荣。第二，去杠杆。去杠杆主要针对金融市场，当前我国企业的负债率水平较高，蕴含了较大的金融风险，我国现阶段高杠杆率的主要原因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不相适应。一方面，要以推进利率市场化和宏观审慎监管不断完善市场机制；另一方面，要加快完善股市的制度建设，对过剩产能的债务可以通过减记、债转股等方式处理，在企业的重组过程中合理安排债务，提升企业经济绩效。第三，去产能。中国现阶段的产能过剩一方面与世界经济下行导致出口增长乏力有关，另一方面也与现阶段的生产结构不能充分挖掘并适应大众的需求有关。因此，去产能需要依靠市场化的手段加以解决，淘汰落后产能，升级产业结构；同时建立健全社会保障机制，对去产能过程中出现的失业与僵尸企业所引发的金融风险进行有效控制与防范。第四，降成本。随着生活质量的提高、收入水平的提升，现阶段我国人工成本、资源成本、环境成本较前阶段有较大提升。因此，降成本要以两个方面为切入点：一方面要优化政府管理，提高管理效率，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与经营环境，激发微观市场主体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另一方面要推进税制改革和完善收费机制，切实降低企业税费负担。第五，补短板。就产业角度来说，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是短板的所在之处，不完善的制度以及不良的市场环境导致全社会自主创新的动力不足，内生性的自主创新机制难以形成。政府一方面要构建一个良好的知识产权保护的机制，有效地保护专利；另一方面要完善市场机制，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激发企业家的创新精神以及微观市场主体自主创新的动力。

（三）“一带一路”为经济发展提供新机遇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3年9月和10月分别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一带一路”倡议是以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既有的区域合作平台为依托，高举和平与发展的旗帜，更加主动地发展与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一带一路”倡议不仅为中国与沿线国家和地区之间提供了商业贸易与经济合作的平台，也为区域的政治互动、文化沟通提供了有效的渠道。

在当前的全球政治经济形势下，西方发达国家民粹主义兴起，贸易保护主义复燃。美国作为近年来全球政治经济发展的引领者，其国民本身就具有较强的主权意识与民族优越感，“美国主义”论调在特朗普赢得大选后占据了舆论制高点。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和第一大经济体，美国如果与全球化的理念背道而驰，无疑会使未来的世界经济走向面临巨大的风险与不确定性，为全球化、区域化的深度合作蒙上阴影。此外，虽然改革开放后中国通过参与全球化，国际地位稳步提升，但作为全球化主要动力的中国企业却缺乏西方跨国公司的金融和法律支撑体系，并且中国企业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常常受到西方国家制定的“游戏规则”的限制。中国一向秉承互利共赢、多元共生的价值观，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获得更多的话语权，既是中国自身的需要，也符合世界大多数国家发展的利益。现阶段，世界贸易组织（WTO）对制定国际贸易规则力不从心，形形色色的贸易保护措施层出不穷。“一带一路”倡议不仅有利于中国进一步走向世界，在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定中增加话语权，而且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

三、国内主要宏观经济指标研判

（一）固定资产投资

2007年以来，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呈现稳定上升趋势，但2011年之后增速回落明显（见图1-3）。面临去产能和去库存的压力，制造业投资与房地产投资增速放缓。实体经济利润不佳，民间投资热情不能有效激发。基建投资成为未来拉升投资的主要因素，但亦难以改变整体投资增速放缓的势头。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二）消费

2007年以来，消费增速稳中趋缓（见图1-4）。2016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332316亿元，与上年相比增长10.4%。其中，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为154286亿元，比上年增长8.1%。在现阶段，就业及居民收入平稳增长，居民消费倾向与消费信心相较于金融危机时有所恢复。具体来看，作为传统消费热点，汽车消费保持较快增长，住房消费增速有所回落。在政府实行乘用车购置税减半和促进二手车便利交易等政策的刺激下，汽车消费有望保持较快增长。但伴随商品房销售回暖势头暂缓，家具和建筑装潢类等与住房有关的消费增速也将趋于回落。同时，网上零售等新兴消费业态将保持快速增长。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三）进出口

2008年金融危机后，受内外需求疲软的影响，外贸整体表现低迷，出口增速放缓，且2015年和2016年连续两年出口总额负增长（见图1-5）。从进出口总额方面看，金融危机后增速缓中趋稳。进出口差额方面，长期看依然维持增长趋势，2016年比2015年略有下降。2016年，尽管个别月份增速由于季节性及基数因素的影响出现剧烈波动，但整体维持弱势。总体来看，全球经济复苏动能趋弱，地缘政治纷争、发达国家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兴起，贸易保护主义愈演愈烈。虽然人民币汇率小幅走低有利于刺激出口，但难以扭转出口颓势。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四）价格指数

2016年全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和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分别为2.0%和－1.4%，从图1-6中可以发现，CPI与PPI在2010年经历了波动后已经趋稳，没有出现市场所担心的滞胀。具体来看，非食品价格上涨是CPI上升的主要因素，食品价格环比增速远低于季度增速。非食品价格上涨与PPI大幅回升有关，特别是与油价上涨有关，国际原油价格在2016年12月创全年新高。蔬菜价格略有下降，猪肉价格基本保持平稳。受益于大宗商品价格上涨，2016年PPI有所回升，有利于企业盈利改善和经济预期修复。重点行业中，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石油加工、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涨幅均较上年增大；煤炭开采和洗选、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非金属矿物制品业涨幅较上年有所回落。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五）货币供应

2016年，我国广义货币（M2）供应量为155.01万亿元，狭义货币（M1）供应量为45.43万亿元（见图1-7）。从历史趋势看，广义货币（M2）余额增速放缓，狭义货币（M1）余额增速略有上升，两者增速“剪刀差”有所扩大。总体来看，稳健货币政策取向并没有改变，在经过季节性、基数因素调整并考虑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和债务置换等因素后，当前总体上货币信贷总量在总体上正常且保持平稳，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充裕，各种市场利率也保持在低位平稳运行。

（六）社会融资规模

2016年，我国社会融资规模为15.6万亿元（见图1-8），比2015增长1.25%。从历史数据看，2012年后我国社会融资规模总体趋稳。具体来看，受表外融资转表内和监管层加强票据市场规范监管的影响，人民币贷款在社会融资规模增长中的主力地位更为凸显，表外融资进一步萎缩。除人民币贷款外，企业债券净融资也是拉动社会融资规模增长的重要力量，人民币贷款和企业债券净融资分别约占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的75%和18%。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