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文化视域的高职教育内涵发展研究
自20世纪末国家大力推进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以来，高等职业教育作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得到快速发展，无论是办学规模还是在校生人数均已占据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然而，2010年以来，高等职业教育发展逐渐陷入一种令人困惑的局面：《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了“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三大发展战略，整个高职战线因为自身的双重属性定位而期待可以兼得两项政策实惠，然而，随着新一轮教育改革政策的出台，有关高职教育的推进举措却力度不大。与此同时，近两年部分高职院校遭遇生源危机，发展受到制约。对此，我们不得不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高职教育怎么了？高职教育怎么办？笔者拟基于文化视域，将高职教育发展作为一种内含着特定价值规定和行动规律的制度化过程，分析和研究当前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建议和主张。
一、高等职业教育的生存现实：规模上的“半壁江山”与吸引力上的“弱势群体”
（一）发展脉络：议题与政策
众所周知，高等职业教育作为一个专门教育用词在我国出现只有30年左右的历史，国家真正开始有意识地发展高职教育则只有20年时间，直到2005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2006年实施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才真正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值得注意的是，现阶段被称之为高等教育的一个类型的高职教育，在其短短30余年的发展历程中，虽然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一直处于议题中心，但是在政策上，尤其是同期教育财政投入上却并非处于重点发展的地位。大致而言，这种政策地位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1985年中共中央召开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颁布《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至1994年第二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近10年间，国家虽然明确了职业教育的发展方针，出台了诸多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政策，然而由于改革的重心落在“调整中等教育结构”，中职教育发展是重头，且当时国家财政实力有限，因此，高职教育实际并未获得太多的财政投入，强调更多的是“多渠道、多层次、多样式”和“大家办”。恰在这一时期，高职教育从短期职业大学起步，在“三不一高”的体制、社会环境下艰难求生存，打下基础。
第二个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快，尤其是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确立，我国的高等教育体制改革不断深入。在1992年全国高等教育工作会议的推动和1993年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等重要文件的指引下，我国高等教育体制尤其是管理体制进行了一系列重大而深刻的变革，基本解决了我国高等教育宏观管理中“条块分割，多头管理”等问题，打破了部门办学管理体制，形成了中央和省两级管理、以省为主统筹管理的新体制。90年代后期，中央启动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二次教育结构大调整，大力推进高等教育大众化，通过“联合、调整、合并、共建”等形式优化高等教育结构，借助“改革、改组、改制”等手段积极发展高等职业教育。这一时期，国家通过法律、政策明确了“高等职业教育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担负着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重任”，下放高等职业学校设置审批权限，高职教育在“三改一补”的基础上迅速发展，形成了“六路大军办高职”的局面。到“十一五”末期，高职院校数量超过本科院校，在校生规模则与本科生相差无异。到2011年，全国具有普通高等学历教育招生资格的高等职业学校数量达到1276所，占普通高等学校总数的60%，全国普通高职院校招生数为325万人，占普通高等学校招生总数的47.7%。［1］
应当看到，作为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高等职业教育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特别是为850万个家庭培养出第一代大学生，为大量小微企业提供了人力资源支持，为推动我国区域均衡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2］，使得高等职业教育在基本价值之外，增加了经济发展和社会人文价值，从而有助于深化普通民众对于高职教育的认识。但是，我们也必须正视这样的基本事实：第一，无论从改革开放以来职业教育的整体发展脉络，还是从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发展格局来看，国家对高职教育的重要性认识和政策推进力度相对较弱；第二，从当前社会认同度来看，高等职业教育的吸引力、影响力依然十分有限，相对于普通本科教育而言，高职教育依然是“低级教育”，相对于“985工程”“211工程”院校而言，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依然是“弱势学校”。总体上看，高职教育虽总是与教育发展中心议题密切相关，但是在实际政策推动上远没有达到其应有的重要地位。
（二）发展模式：中央与地方
从高职教育本身的发展模式来看，“政府主导、学校主体、企业参与”是其基本特征，尤其是政府的政策指导和财政投入是推动当前我国高职教育大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但是具体到中央和地方的角色分工而言，则呈现出“中央给政策、地方出实力”的特征。例如：中央推动实施了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确定发展目标与推进举措并给予财政资金投入，而地方政府则主要负责确定学校发展导向，提供配套资金，同时为高职院校改善办学条件、提升教育质量提供土地、人事、专项资金等多方面的支持，由此中央与地方紧密配合，对整个战略的顺利实施发挥了重要的拉动和动员作用。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建设计划先后立项100所学校，中央财政投入30亿元左右，拉动地方投入100多亿元，对提升高职教育的影响力、吸引力及政府和社会各界的支持，对高职教育内涵发展的推动和质量的提升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
但是这种发展模式也存在内在的矛盾，其中最根本的是中央与地方对高职教育具有不同的认识和推进步调安排。就中央而言，大力发展高职教育，虽有加速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现实考虑，但是更多地是基于职业教育对于提升劳动者素质、推动产业升级的正向关系认知而做出的国家战略决策。然而对地方政府而言（尤其是地市一级政府），办高职教育的主要着眼点并不在其“职业性”上（从培养产业工人、提升就业质量角度，中职教育反而更具比较优势），而在其“高等性”上，是一种出于认识到“大学”背后所蕴含的人才专家汇聚、科技文化内聚价值所产生的长远政治考虑，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当前地方政府在推动校企合作方面缺乏实质性的政策保障，而这一点恰恰是深化职业教育内涵的核心要素之一。
（三）发展预期：力度与路径
从政策导向层面而言，当前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基本政策是明确的，但是否已成为整个战线的共识则存在疑问。笔者认为，当前整个战线在高职教育发展政策和高职院校自身的发展预期两个问题上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协调。
第一，在当前高等职业教育的整体政策推进力度上存在失落心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颁布之初，高职战线普遍存在一种“要以半壁江山为基础，努力打造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中国高等职业教育体系”的二次创业激情，但是随后的相关政策出台显然低于人们的普遍预期，加之2010年以来部分地区出现的生源短缺压力，更使高职院校的主办者和管理者产生了一定的受挫心理。当前最大的问题仍然是高职教育投入资金总体规模偏小，不仅远远比不上本科相关质量提升工程，而且已承诺的相关政策落实情况也十分严峻。
第二，在高职院校可持续发展的路径选择问题上存在矛盾心理。从理论上看，要破解当前高职教育发展难题，实现高职教育可持续发展必须思考路径选择，而恰恰在这个问题上，高职教育界对究竟应该是“提升层次、跨越发展”，还是“安于现状、深化内涵”存在相当大的分歧。［3］从相关政策看，国家对高职院校明确2020年之前不考虑“升本”问题。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新设民办本科院校或二级学院的“口子”则相对宽松，两相作用难免使高职院校产生自主发展需求。例如：尽管2011年以来的相关政策明确提出要深化“中高职衔接”“推进中高职一体化”，但是在具体实践中，高职院校对此积极回应者并不多见，反倒是在探索与本科高校开展合作办学、联合培养“高职本科”的工作上，近年来的实践案例不在少数。
二、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视域拓宽与现实重构：文化视域的引入
笔者一直以为，在规模上占据半壁江山以后，高职教育需要坚持类型特色，转向内涵发展。然而，要实现内涵发展，除了要确立人才培养的中心地位，扎扎实实地做好各项基本能力建设以外，关键是强化对高职教育的自我认知，提升自我认同度和自主发展能力，用文化视域去审视和研究高职教育的发展路径，用文化内涵去凝聚和深化高职教育的发展共识，用文化价值去积聚和内化其发展动力。
（一）作为制度化过程的高职教育发展与文化视域的意义
要真正实现高职教育的内涵发展，首先必须明确究竟在何种意义上理解高职教育的“内涵”，恰恰在这一点上，我们还远远没有取得基本共识。笔者认为，应当从制度的角度去理解高职教育，用制度化的原理去看待高职教育发展。所谓制度，最通俗的理解就是一种共同体的规范体系，任何一种制度，无论是自发形成的还是自主建构的，是正式的抑或是非正式的，均包括价值、规则和实效三个基本的要素或视域。［4］其中，价值代表制度所欲实现的某种目的或功能，可以说是理想的维度；规则代表内部主体行动或交往时必须遵循的准则，可以说是应为的维度；实效代表制度所产生的实际功效和作用，可以说是事实的维度。所谓的制度化过程，实际上就是制度内在的价值、规则和实效逐步在主体间内化并实现有效地自我认知、自我认同和自我发展的过程。由此而言，要准确、全面地理解高职教育的内涵，必须明确其内在的价值、规则和实效，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要从高职教育的基本规律出发去理解高职教育及其发展问题，而以往我们可能更多的是从高职教育发展的实效、投入产出比、量化指标上去认识和评估高职教育发展，甚至简单地将高职教育作为一种产业来看待，用产业化思维去指导和指引高职教育发展。
就当前而言，如果我们将高职教育理解为一种制度形态并从制度化的角度去考察高职教育发展，最为关键的任务就是要深入审视其文化价值内涵，拓宽其文化发展视域。文化实际上就是一种制度的核心价值，它既是一种人类交往的结果，同时也规定和影响当下的社会生活。文化的基本功能在于自主意识的塑造（认知与区分）、自我价值的凝练（认同与整合）和自我发展的促成（激励与超越），其功能发挥的主要途径是内在价值与意义的不断阐释和重构，它应当成为规则建构和实效评估的最终标准。［5］换言之，文化视域的引入意味着我们要不断地去追问和审视高等职业教育这一制度存在的自我价值和意义规定，强调主要从价值内涵去寻找实现自我发展和自我超越的路径，而高职教育当前之所以会存在发展的困惑，从某种意义而言，就是缺乏一种文化发展视域的结果。
（二）文化视域下的我国高职教育发展现实
从制度内涵和文化视域审视高职教育发展的现实，我们至少会发现三个比较突出的发展瓶颈：
（1）自我认知不一。高职教育发展已经30多年了，但是关于高职教育究竟应该是一种什么类型的教育、高职教育应该培养什么人、如何培养人实际上并没有形成一个明确的共识。不仅国家层面的政策性文件在不断地变换着关于高职教育定位的用词和提法，高职院校自身更没有深刻地去反思高职教育的本源是什么，而是习惯于简单地重复政策语言，或是用“行业、企业、职业、专业”等词汇“打包”概括，或是着力于用“专业”概念把自己同普通本科的“学科”概念区分开来。笔者认为，高职教育作为一个类型，其最大的特点和特色就是技术技能的培养和职业素质的养成，强调实践性知识的掌握而非理论性知识的传授，因此必须加强实践教学，必须实施校企合作、工学结合。
（2）自我认同不足。高职教育作为一种新的教育类型，政府层面和社会层面对它认同不足是客观存在的，也是无可厚非的，因为任何一种制度都要通过其自身的发展逐步获得肯定，这一点绝非只要短短30年就可以实现。值得反思的是，高职教育战线本身存在自我认同不足甚至自我贬低的心理。在这样一种文化心理作用下，高职教育很难实现自主、良性发展。
（3）自我发展不强。目前，国家已从法律和政策上明确了高职教育是一种独立的类型和未来强化现代职教体系建设的发展方向。当前的关键是努力构建一套符合高职教育特征的自主发展体系，真正彰显高职院校的主体意识和主动作为。但从实际情况看，高职院校的自主发展意识不足、自我发展能力不强甚至无法从内部激励和凝聚发展力量，从高职教育自身的价值规定去设计其规则、评估其成效。笔者认为，高职院校既要盯着上面、外面，研究政府政策和企业需求，同时更要明白内部有什么，要研究高职教育的办学规律、办学模式和基本理论，运用正确的理论、正确的思维去指导高职教育教学实践。
当然，这里我们主要从高职院校自身的角度去分析由于其文化发展视域缺失所导致的发展瓶颈。其实，这样的分析角度同样适用于高职教育的主办者、管理者、高职教育产品的接受者以及一般社会大众。事实上，正是当前整个社会缺乏一种对高职教育基本价值的认知和认同，缺少对技术劳动者的尊重才形成了我们当前高职教育发展大环境的困惑局面。
三、未来的路径选择：基于文化自信的高职教育内涵发展
处于内涵深化阶段的高职教育必须在发展视域上有所突破，应当引入一种强调自我价值阐释的文化视角，必须追求创新驱动，通过自主的文化建构、制度创新和资源整合实现内生型发展道路。就当前而言，笔者认为，首先要从文化自信入手，着力解决高职教育内涵发展的基本难题。
（一）道路自信
以类型特色为归依，坚持中国特色的高职教育发展之路。高职教育要实现内涵发展，首先是确立道路自信，要客观、积极地评价过去30年里我国高职教育走过的跨越式发展道路，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巨大贡献，明确发展高职教育既适合我国国情，符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更有利于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的转变。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是一个世界工厂，发展高职教育是实现由人力资源大国到人力资源强国的必然选择，是实现由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关键因素。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理性地展望，我国的高等职业教育已经具备了良好的发展基础，明确了基本的发展方向，关键是坚持类型特征，强化创新驱动、内涵发展，只要我们沿着既定的目标前进，就一定能够实现高职教育的可持续发展。
（二）理论自信
以职业性为核心，强化高职教育的文化内涵。理论来源于实践，必须要能够解释实践，更重要的是要引领实践，特别在我国这样一个职业教育历史较短、社会认同较低的背景下，增强理论自信显得尤为重要。职业是社会分工的结果，劳动的专门化和专业化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职业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培养专门人才，提升专业能力，促进社会进步，因此，职业教育理论必须回答和回应职业教育发展中的现实问题，为职业教育的发展建言献策。高职院校应树立人人皆可成才的理念，以生为本，将高职教育的基本理念内化为价值，深化为行动。
（三）制度自信
以内部整合为重点，加快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未来高职教育发展的重心在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成败在于能否实现内部整合，为此必须加强制度自信，真正确立一种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二元分离、协调发展的基本教育体制。一种制度要形成强大的文化影响力，必须实现体系化。普通大学教育是一种在严密的理论知识分类和分层基础上建立的高等教育体系，职业教育应当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专业性要求为层级来划分内部的体系结构，从而打破当前流行的以学历为核心的层级化构想。当前围绕着中高职衔接还是中高职一体化，高职院校升格还是应用性本科下移之类的争论实际上并没有切中体系建构的要害。事实上，我们应当看到不同的职业天然具有不同的教育学制要求，不能强求学制学历的统一性。同时，也只有确立以职业区分为基础的内部层级和结构设计原则，才能真正合理地解决高职院校当前普遍存在的发展预期不协调问题。
（执笔人：周建松 褚国建）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11年全国教育统计数据［Z］.
［2］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麦可思研究院.2012中国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质量年度报告［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2.
［3］姜大源.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构建的理性追问［J］.教育研究，2011（11）.
［4］青木昌彦.什么是制度？我们如何理解制度？［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0（6）.
［5］眭依凡.大学与“大学文化”［J］.求是，200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