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非传染派的观点
非传染派认为霍乱是不传染的，这一派基本上不从医学方面寻找霍乱的病因，而是从道德、阶级、种族等方面寻找答案。持这一论调的人大多是非医务人员。非传染派的观点在第一次霍乱之后盛行一时。具体有下列几种。
（一）道德论
19世纪初，工业革命对英国原有的生活方式和宗教伦理产生重大的冲击，不顾道德、不择手段地追求财富成为英国上下的一致行动。许多无名小卒不断向上攀登试图打入贵族的荣耀圈，而贵族、王室丑闻迭出，丧失了社会的尊敬与爱戴，上帝、权威和传统受到了严重挑战，有些人甚至把宗教信仰看作一种流于形式的空谈和装饰门面的点缀。第一次霍乱暴发之时也正是英国出现宗教危机、宗教人士大力反天主教的时期。对19世纪的很多人来说，与1348年的大瘟疫对欧洲人的影响类似，霍乱似乎是复仇的上帝的一次拜访。[1]霍乱的离奇古怪使许多人认为流行病是神的惩罚。为了重塑教会的尊严，教会人士不失时机地把霍乱与道德联系起来，提出了霍乱病因中的“道德论”。
1831年霍乱刚出现在英国时，福音主义者列出了全国禁食日，并得到了威廉四世的支持。[2]1832年伦敦主教布罗姆菲尔德（Bishop Blomfield）在全国祷告日上告诫他的忠实信徒，霍乱对公众而言是一个暗号，目的是“要提高舒适和提高全民的道德素质”。牛津的托马斯牧师（Rev.Vaughan Thomas）在1835年出版的小册子中用道德来解释霍乱的实质和偶然性。他认为霍乱“展示了上帝普世法则的真实性。上帝根据他们各自的情况惩罚病人，肆无忌惮的放纵造成身体染病”[3]，政府所要做的，是“为那些肆无忌惮的放纵、粗鲁的忽视或者有害健康之事寻求道德和宗教引导”。盖茨黑德的牧师西奥菲勒斯·托伊（Theophilus Toye）向他的听众确认，霍乱已经被派来“阻止人们娶他们辞世的妻子的姐妹”[4]。比尔斯顿的霍乱患者认为随着霍乱的到来，会重塑道德规范和宗教复兴。[5]牧师麦克尼勒（Rev.McNeale）博士于1849年在格拉斯哥告诉他的听众，霍乱是对“支持教皇制”的国家的审判。[6]1849年9月的接连三周，牧师查尔斯·金斯利在汉普郡的埃弗斯利（Eversley）村向他的教区同胞布道。他抨击公共祈祷和忏悔，攻击斋戒期，攻击善行，这些已经成为对霍乱的典型宗教反应：“上帝不是通过他的反复无常，而是通过他的法则，进行惩罚。他并没有违反法则来伤害我们，而是当我们违反法则时，法则本身伤害我们。”[7]
通过一系列的说教和布道，英国教会把宗教信仰、道德准则与霍乱有机地联系起来。更常见的观点是把霍乱与个人的道德败坏或无信仰联系起来。道德败坏问题打开了可能的潘多拉盒子，因为道德败坏在旁观者眼中太常见了。[8]教会人士四处宣扬霍乱与英国道德的沦落成正比，道德越堕落的地区，霍乱就越严重。因为霍乱是对工业发展阴暗面的无情揭露，是上帝对道德堕落、精神松弛、酗酒、不遵守安息日和其他清规戒律的惩罚，是对英国现存精神面貌的一种批评，归根结底，是人类的“原罪”在作怪。[9]人类如果想摆脱霍乱困扰，就必须洗刷自己的“原罪”，回归到宗教的怀抱中来，祈求上帝的原谅。[10]
要求尊重道德和回归宗教是信仰虔诚者把霍乱与道德联系起来的根本原因，他们也从道德因素上寻找医治霍乱的药方。比如，公理会提出了“对付霍乱的道德防腐剂”，即节欲、清洁、勤奋、坚韧和阅读福音，这在务实主义者看来，只不过是“隔靴搔痒”。对于“成群的男女、小孩不分性别或年龄局促在一个狭窄有限的公寓里谈论道德”这种做法，有人表现出强烈的厌恶之情，认为有“纸上谈兵”之嫌，相当于“在猪圈中谈论清洁，或者在下水道的沉积物中讨论清澈纯净”[11]，根本无助于霍乱问题的解决。《雷诺的政治观察家》（Reynold's Political Instructor）认为是现实的原因导致了霍乱，“我们猜测，人们因忽视霍乱而加剧了霍乱的残酷性……这是一种自然灾难”[12]，反对从宗教的角度解释霍乱。牛津大学的阿克兰（Henry Wentworth Acland）博士把霍乱看作一种神圣的惩罚，“团体与个人一样，都违背了造物主要求我们的卫生法则，违背这些法则的后果是因共同犯罪而惩罚团体”[13]，希望通过卫生改革来提升道德。德高望重的沙夫茨伯里勋爵（Lord Shaftesbury，1801—1885）[14]一针见血地指出，城市的社会状况固然依靠城市的道德状况，但是“一个城市的道德状况……取决于城市的物质状况，取决于食物、水、空气和居民的住所”[15]，主张从解决现实问题入手去解决霍乱问题，进而通过物质的改善达到道德的提升。这种观点是一种世俗的、切合实际的观点，得到了教会中具有现实主义眼光的牧师的支持。金斯利的朋友牧师奥斯本勋爵（Lord Sidney Godolpin Osborne，1809—1889）出身于贵族，本来想做一名医生，因家庭的压力而进入教会。他以SGO（Sidney Godolpin Osborne）之名在《泰晤士报》上刊登关于社会状况的一系列信件。[16]1853年9月，随着霍乱的再次暴发，他写道：“肉体孕育于污秽，精神存在于渎神之中”，受到道德感传染的男人、女人和小孩需要挽救，为他们而奋斗就是与霍乱抗争，“霍乱正统治他们，为了他们的所有物与我们一道斗争，使他们摆脱霍乱施加给他们的肉体污秽和精神生活肮脏”[17]。
虽然道德论有助于英国民众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关注自身的道德素质和宗教信仰，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道德沦落的状况，但是依靠道德来根治实实在在的霍乱无异于痴人说梦，霍乱也杀死宗教虔诚教徒、洁净之人和儿童。道德论绝不是根除霍乱的一剂良方，只是缓解精神阵痛的一副安慰剂。到第三次霍乱暴发时，这种观点基本上消失不见。
（二）阶层论
阶层论在霍乱首次暴发后曾经喧嚣一时。这种观点认为霍乱在亚洲比在欧洲更致命，在东欧比在西欧更致命，穷人比富人更容易被感染，穷人的霍乱死亡率高于富人。故而有人提出霍乱具有鲜明的阶层好恶，通常选择最贫穷的地区、街道和房屋[18]，是穷人的疾病，贫民窟是霍乱滋生的温床。当霍乱地图和图表表明患者的数量和地点时，英国穷富之间边界的流动变得更一目了然。[19]
第一次霍乱时，霍乱横扫贫民窟的儿童，就像野火燃烧干燥的草原。在伦敦的一个儿童救济院，孩子们3人或4人睡在一张床上，结果300个儿童受到袭击，180人死亡。[20]萨尔福德的霍乱“肆虐三四周，主要攻击街上和偏远地区、往来较少的独居人士或单个家庭，有时突然在城镇的贫穷和拥挤地区肆虐”[21]。1832年霍乱在习惯或偏好上最明显的是选择精神病院，贫民习艺所，犯人或其他住所糟糕、床铺糟糕的人。约克郡东区的赫尔、南威尔士、诺森伯兰、达汉姆郡（Durham）、斯塔福德郡、伍尔弗汉普顿、德文郡、兰开郡的铁矿区是贫穷矿工聚居区，也是霍乱严重的地区。[22]其中利物浦、布里斯托尔和普利茅斯最贫穷最肮脏的地方都出现霍乱。[23]1832年5月18日，利物浦的“布鲁图号（Brutus）”驶往魁北克，路途中出现霍乱病例，船上来自贫穷家庭的330个移民中，83人死于霍乱。[24]1849年第一季度利物浦出现28个霍乱死亡病例，其中8个出现在贫民习艺所。格拉斯哥的穷人救济院、其他地方的精神病院也是霍乱的多发区。[25]1848年赫尔深受霍乱之苦，80000人口中2000人死亡，其中穷人聚居的老城和米顿（Myton）的霍乱死亡率是24.1%，而较富裕的郊区斯古勾茨（Sculcoates）的死亡率仅为15.2%。[26]第二次霍乱期间，艾尔郡（Ayrshire）的粗俗酗酒阶层中出现霍乱。邓弗里斯的一个医生在1848年12月10日死于霍乱后，穷人聚居区在圣诞节前就有约250人死亡。[27]埃克塞特的霍乱主要位于城西南郊区的穷人阶层中，两个穷人教区霍乱死亡率最高，分别有约3.65%和3.26%的人口被感染。[28]罗瑟希德的霍乱死亡几乎遍及街道的一侧，体面人家位于街道的另一侧，只有一间房屋被感染。贝德福德也有两条街道出现同样的情况。[29]1832年霍乱时，牛津有68人死亡，1849年有44人死亡，主要是贫穷地区的人口，144起霍乱病例中122起是“济贫对象”。故而，牛津在调查1849年霍乱后认为，穷人聚居的地区也是霍乱最严重的地方。[30]
富人把霍乱看作穷人的副产品，而社会批评家则把霍乱视为展示社会问题的一个显微镜，这样双方出于不同的目的都把霍乱与贫穷联系起来。极端的马尔萨斯论者把穷人看作“侏儒的物种”“社会渣滓”[31]，把霍乱看作解决人口增长过快的一个有效方式。霍乱的剧烈症状给人民的想法带来“毒素”：统治阶级正进行一桩可怕的阴谋来减少穷人数量吗？这个主题在各地都有出现，如莫斯科、曼彻斯特、格拉斯哥等。医生、医院、政治机构、警察发现自己被攻击。并且，对统治阶级来说，这样的无序证明社会下层的无知和迷信，但是也加剧了社会的分裂。[32]
面临霍乱的死亡威胁，穷人们要么默默承受，比如霍乱高峰期，由于霍乱死者较多，医护人员忙不过来，以每具尸体5便士（相当于一般工人2—3天的工资）的价格雇人专门运送尸体，贫民窟的幸存者都渴望得到这“恐惧的工资”[33]；要么积极反抗，前文讲述的穷人掀起的一场场骚乱就是明证，他们不顾危险，涌上街道，声称“面包是治愈霍乱的良药”，袭击医生，并从医院的救护车上抓住他们患病的同伴[34]。然而，并非所有的穷人都受到霍乱影响。布里斯托尔和其他地方一样，霍乱主要出现在贫穷街区和被遗弃或赤贫阶层，但马什街（Marsh Street）是穷人的聚居地，也是布里斯托尔人口最密集的地区，却是霍乱最后光顾之地，另一条街也是穷人稠密的地区，只出现几起霍乱病例。[35]
富人的幸灾乐祸并没有持续太久，正如马克思所言：“资本家政权对工人阶级中间发生流行病幸灾乐祸，为此却不能不受到惩罚；后果总会落到资本家自己头上来，而死神在他们中间也像在工人中间一样逞凶肆虐。”[36]其实，早在1832年，一位英国评论家在论述欧洲大陆的霍乱时曾提及：“它（指霍乱——笔者注）攻击国王们的宫殿，将之看作鞑靼人或波兰人最肮脏的住所。”[37]英国的后三次霍乱并没有放过富人，这毫无疑问地证明霍乱没有阶层差别。1848—1849年，格拉斯哥的许多富裕人士也死于霍乱。[38]“霍乱是穷人的疾病”的阶层论不攻自破。至于为什么霍乱主要袭击穷人，贫民窟受害尤甚，这与穷人的某些生活条件有关，霍乱从来没有像斑疹伤寒那样具有鲜明的阶级特征。[39]
（三）种族论
在富人把霍乱与穷人联系在一起的同时，一些种族论者把霍乱与种族挂钩。并且当道德论者和阶层论者把关注的焦点置于国内的普通民众时，种族论者则把视线放在外来移民身上。在他们看来，犹太人、爱尔兰移民和非洲黑人是霍乱传播的帮凶。
犹太人在历次重大灾难中都被欧洲国家视为灾难之源，这一次也不例外。1831年霍乱刚在兰开斯特出现，英国国教牧师古奇（Rev.Gutch）就把霍乱“归因于支持非国教者和犹太人，而不是英国教会的议会选民”[40]。爱尔兰人因信奉天主教一直不受英国人欢迎，大批爱尔兰人涌入英国后更成为某些英国人解释霍乱灾难的替罪羊。1832年霍乱时，在伦敦臭名昭著的贫民窟七日规（Seven Dials），警察不允许爱尔兰人靠近他们的霍乱亲属，也不允许他们为亲属送行。
詹姆斯·菲利普斯·凯伊—舒特沃斯是兰开郡人，1827年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后在曼彻斯特定居。霍乱第一次暴发时，他是曼彻斯特某个防疫站的一名内科医生，辛勤照顾患病者，病人大多住在该城拥挤不堪、极不卫生的地区。[41]在随后的《曼彻斯特棉纺厂工人阶级的道德和身体状况》（1832）一书中，他毫不掩饰地认为爱尔兰工人是传播猖獗的天主教信仰的源泉，是英国工人中不道德的传播者，是传染病的根源。1836年几个证人在伯明翰的爱尔兰穷人调查委员会（Irish Poor Inquiry）做证，强调爱尔兰人在传播疾病过程中的作用，最后委员们得出结论：“伯明翰的爱尔兰人是社会的蛀虫，他们产生传染。他们床铺肮脏，有不清洗自身的习惯，不分性别、年龄紧紧蜷缩在一起，他们（指爱尔兰人——笔者注）是不断地产生、传播传染性疾病的工具。”[42]1847年伦敦的一个官方委员会调查伦敦的卫生情况时，一位证人被问道：“爱尔兰人涌入这些地方，他们的肮脏习惯使他们沾染疾病吗？”结果他们得到了肯定的答案。[43]伍尔弗汉普顿是1849年霍乱在斯塔福德郡的主要中心之一，一个名叫达灵顿街（Darlington Street）的爱尔兰人聚居区不断出现霍乱病例。[44]
英国人把霍乱归咎于爱尔兰人的原因除了其一贯地排斥外来人口、反对天主教阴谋外，还与爱尔兰人大量涌入造成某些社会和经济问题有关。在1841—1851年的最大移民潮时期，大约34000名爱尔兰人涌入伦敦。1851年伦敦总人口200万，其中爱尔兰人10万多。其他城市尤甚，1851年爱尔兰人占利物浦总人数的1/5，在曼彻斯特占1/7[45]，爱尔兰人的移民潮增加了英国人种族灭绝的危机感。此外，爱尔兰人特别喜欢群居，马克思认为：“在英国和法国的每一个工业城市中都已有一个小爱尔兰。”[46]从阶级构成来看，流亡英国的爱尔兰人大多是穷人，他们蜷缩在城市的贫民窟中，几乎每个“小爱尔兰”都成为贫民窟的代名词，不但增加了城市的社会问题和宗教冲突，遭到社会中上层的厌恶，还与穷困不堪的英国工人阶级争夺饭碗，引起工人阶级的愤恨。爱尔兰人的酗酒、堕落、脾气暴躁、粗鲁野蛮等恶行劣迹也让英国人毫无好感[47]，甚至有人把爱尔兰人称为“白人中的黑猩猩”[48]。爱尔兰人成为英国教会、富人、穷人的众矢之的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更有甚者，某些种族主义者还把霍乱看作一场无声的战争，种族入侵的先兆。在他们的意念里，霍乱病菌犹如野蛮军队的“东方特别攻击队员”，携带“火与箭”等秘密武器[49]，向不列颠民族发起攻击，目的是改变不列颠民族的血液和肤色，完成种族变异和军事征服[50]。霍乱患者在数小时或者几天内身体变黑，使很多人以为工业的发展要以英国人的“种族”变化为代价，是民族衰落的一个象征，有沦为野蛮、落后状态的危险。1842年《季刊评论》的文章暗示，城市化提供的生活状况低于“在国外发现的原始人”。英格兰，虽然确立了它世界上最强大国家的地位，但是城市风景正变成“人造文明的最奇怪的乱麻和世界上曾经存在的最原始的野蛮主义”[51]。亨利·梅休甚至把英格兰的某些城市比作埃塞俄比亚的沼泽地，因为殖民地的疾病霍乱成功地在英国兴风作浪。[52]
综上所述，种族论认为霍乱与本国的犹太人、爱尔兰人有关，不但表现出对种族异化的恐惧，还表现出对工业革命后果的反思。不过，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犹太人和爱尔兰人大多集中在新兴的工业城镇，农村和苏格兰地区较少犹太人和爱尔兰人，为什么这些地区也出现霍乱呢？种族论者对此无法给出圆满的解释，说明这个理论并非霍乱病因的正确答案。并且，非传染派虽然把霍乱的病因归因于不同的因素，但都认为霍乱不具有传染性。第一、二次霍乱期间，这种观点还有一定的市场。
注释
[1]J.N.Hays,The Burdens of Epidemics:Epidemics and Human Response in Western History,p.135.
[2]Kenneth F.Kiple,The Cambridge World History of Human Disease,p.168.
[3]Rev.Vaughan Thomas,Memorials of the Malignant Cholera in Oxford,1832,Oxford,1835,p.22.
[4]Joan Lane,A Social History of Medicine:Health,Healing and Disease in England,1750—1950,p.147.
[5]Charles Creighton,A History of Epidemics in Britain:From the Extinction of Plague to the Present Time（1891—1894）,p.825.
[6]F.B.Smith,The People's Health,1830—1910,p.230.
[7]Charles Kingsley,“First Sermon on the Cholera,”Sermons on National Subjects,London,1890,pp.137,139,142; Pamela Gilbert,Cholera and Nation:Doctoring the Social Body in Victorian England,p.40.
[8]J.N.Hays,The Burdens of Epidemics:Epidemics and Human Response in Western History,p.139.
[9]Erin O'Connor,Raw Material:Producing Pathology in Victorian Culture,pp.23—25.
[10]［美］威廉·F.拜纳姆：《19世纪医学科学史》，94页。
[11]Anthony S.Wohl,Endangered Lives:Public Health in Victorian Britain,p.7.
[12]F.B.Smith,The People's Health,1830—1910,p.230.
[13]R.J.Morris,“Religion and Medicine:the Cholera Pamphlets of Oxford,1832,1849 and 1854,”Medical History,Vol.19,No.3,p.265.
[14]沙夫茨伯里勋爵，本名安东尼·阿希礼·库珀（Anthony Ashley Cooper），1811—1851年间被称为阿希礼勋爵，1851年开始成为第七代沙夫茨伯里伯爵（7 th Earl of Shaftesbury），故而此处称他为阿希礼勋爵最为恰当。然而许多英文著作为了名称统一，大多直接称他为沙夫茨伯里勋爵。本著作也沿用此称谓，将他统称为沙夫茨伯里勋爵。
[15]Anthony S.Wohl,Endangered Lives:Public Health in Victorian Britain,p.7.
[16]Christopher Hamlin,Cholera:The Biography,p.91.
[17]Arnold White,eds,The Letters of SGO:A Series of Letters on Public Affairs Written by the Rev.Lord Sidney Dodolphin Osborne and Published in“The Times”,1844—1848,Vol.1,London，pp.189—190，转引自Christopher Hamlin,Cholera:The Biography,p.92。
[18]Charles Creighton,A History of Epidemics in Britain:From the Extinction of Plague to the Present Time （1891—1894）,p.847.
[19]Mary Wilson Carpenter,Health,Medicine and Society in Victorian England,p.36.
[20]R.A.Lewis,Edwin Chadwick and the Public Health Movement，1832—1854,pp.205—206.
[21]Charles Creighton,A History of Epidemics in Britain:From the Extinction of Plague to the Present Time （1891—1894）,p.827.
[22]Ibid.,p.844.
[23]Ibid.,p.843.
[24]Ibid.,p.826.
[25]Ibid.,p.831.
[26]F.B.Smith,The People's Health,1830—1910,pp.231—232.
[27]Charles Creighton,A History of Epidemics in Britain:From the Extinction of Plague to the Present Time（1891—1894）,p.838.
[28]Ibid.,p.829.
[29]Ibid.,p.847.
[30]R.J.Morris,“Religion and Medicine:the Cholera Pamphlets of Oxford,1832,1849 and 1854,”Medical History,Vol.19,No.3,p.261.
[31]Erin O'Connor,Raw Material:Producing Pathology in Victorian Culture,p.31.
[32]J.N.Hays,The Burdens of Epidemics:Epidemics and Human Response in Western History,p.141.
[33]Anthony S.Wohl,Endangered Lives:Public Health in Victorian Britain,p.119.
[34]S.E.Finer,The Life and Times of Sir Edwin Chadwick,p.333.
[35]Charles Creighton,A History of Epidemics in Britain:From the Extinction of Plague to the Present Time （1891—1894）,p.829.
[3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3版，第3卷，21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37]Asa Briggs,“Cholera and Society in the 19 th Century,”Past and Present,No.19,1961,p.78.
[38]Charles Creighton,A History of Epidemics in Britain:From the Extinction of Plague to the Present Time （1891—1894）,p.837.
[39]［美］威廉·F.拜纳姆：《19世纪医学科学史》，91页。
[40]Joan Lane,A Social History of Medicine:Health,Healing and Disease in England,1750—1950,p.147.
[41]［英］E.罗伊斯顿·派克：《被遗忘的苦难——英国工业革命的人文实录》，蔡师雄、吴宣豪、庄解忧、巫维衔译，24页，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
[42]Edwin Chadwick,Report on The Sanitary Condition of the Labouring Population of Great Britain,p.15.
[43]Anthony S.Wohl,The Eternal Slum:Housing and Social Policy in Victorian London,p.9.
[44]Charles Creighton,A History of Epidemics in Britain:From the Extinction of Plague to the Present Time （1891—1894）,p.825.
[45]John Burnett,A Social History of Housing，1815—1985,p.9.
[4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卷，34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47]Anthony S.Wohl ,The Eternal Slum:Housing and Social Policy in Victorian London,p.10.
[48]Erin O'Connor,Raw Material:Producing Pathology in Victorian Culture,p.45.
[49]Ibid.,p.25.
[50]Ibid.,p.43.
[51]Ibid.,p.30.
[52]Ibid.,p.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