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区域协调发展研究意义

20世纪80年代以前，我国的区域经济理论尚未完善，我国区域经济问题研究主要从经济地理学和产业布局学角度进行，研究问题主要集中在经济地理条件、产业布局以及沿海与内地关系等方面。

改革开放后，大量的西方区位理论被引入我国。杜能的农业区位论、韦伯的工业区位论、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理论、廖什的中心地系统理论等西方产业布局的基础理论被先后引入，使我国的区域经济研究，尤其是产业布局理论研究发展到一个新阶段。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成为我国制定产业政策的总体原则，产业布局指导方针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均衡布局调整为非均衡布局。在此期间，苏联的布局理论逐渐被摒弃。

20世纪80年代中期，如何更加合理地划分我国的经济区，建立不同层次的经济网络，以促进区域经济的横向联合，成为区域经济学界的研究重点。不少学者提出了根据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状况划分为东、中、西三大地带的提议。“七五”计划正式把全国划分为三个经济地带：东部沿海地带、中部地带和西部地带。应该说“三大地带”的划分及对“三大地带”有关问题的研究，是20世纪80年代我国区域经济研究的标志性成果。

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区域不均衡发展战略的不断深入，区域经济理论开始关注区域经济差距、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区域产业结构趋同、高新园区开发建设、区域经济政策、外商投资等问题。

1994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出版《中国区域协调发展》一书，至今仍是区域协调发展的经典之作。1996年，区域协调发展的理念被提出。2006年，区域协调发展正式被写入“十一五”规划。经过10多年的区域经济发展实践，区域协调发展理论体系日益完善。区域协调发展理论呈现理论发展背景不断变化、实践经验日益丰富、常规理论不断深化等特点。

一、理论意义

（一）完善区域经济理论体系

区域经济学是由经济地理学演化而来的一门应用经济学科，主要研究资源的空间配置合理性以及经济活动的空间属性。区域经济理论从内容上包括区域发展理论、区域关系理论和区域政策理论。西方区域经济学体系是从古典区位理论演进而来的，其代表人物是杜能和韦伯，其成本收益分析方法是理论的核心，运费被充分考虑。近代区域经济理论就之前的区位理论，改进之处在于考虑了两个及两个以上厂商的市场空间关系（市场边界）和考虑了需求侧的厂商布局情况，其最优化标准仍是利润最大化。

现代区域经济学的学科体系形成基于三大理论——生产要素不完全流动性、生产要素不完全可分性和产品服务不完全流动性。第一条意味着本地优势的天然形成，即产业集聚的第一自然属性，是经济地理学研究最常规的问题。第二条预示着规模经济的形成，并有助于城市的孕育，这是微观区域经济学的研究范畴。第三条则蕴含着专业化与城市化经济的形成，城市体系的完善以及区域经济的构成。这是区域经济学宏观化的过程。

现代区域经济学按流派可以分为：新经济地理学派、区域制度学派和区域管理学派。其中，新经济地理学派解决的是产业和人口在区域集中和分散的机制问题。区域制度学派针对经济发展在什么地方进行政策调控，因此区域政策的制定成为主要研究对象。区域管理学派将区域作为独立对象进行一系列的管理学分析，围绕社会、人口、资源环境等方面。因此，区域协调发展的理论根源是区域制度学派的区域政策理论，实践经验则来自区域管理学派，囊括财政、金融、社会、人口、资源等多学科的调控理论。

协调的含义源自冯梦龙的《东周列国志》：“凤声与箫声，唱和如一，宫商协调，喤喤盈耳。”意为和谐一致，配合得当。可见协调发展重点在于目标的一致性、发展的配合性，不强调全面一致和发展同步。它是科学发展观在区域经济理论上的生动体现。

区域协调发展自提出之日起，其内涵、机制、政策就是探讨的热点。之前的区域经济理论可按发展思路分为区域非均衡发展理论、区域均衡发展理论和区域经济发展阶段理论。区域协调发展是对区域经济理论的发展和综合。它不仅强调各区域的发展同步和相对平衡，更加注重区域间的经济联系——优势互补、经济联系加深、共同发展。西方区域经济学大多主张以市场需求为标杆，发展具有差异化的区域经济，区域协调发展则是在中央政府政策设计时提出的修正政策，旨在缩小区域差距。区域协调发展的提出，补充了一种新的发展思路——从供给侧和需求侧两方谋划区域经济，既避免独立发展、各自为政的极端化发展，又防止丧失自主性和积极性的完全匀质发展。

区域协调发展的提出打破了以往区域发展条块化的思路，统筹兼顾，协调各方，具有全局性和系统性。它完善了区域发展的理论体系，成为继非均衡发展、均衡发展和阶段发展论之后的第四种发展理论，并在中国的经济社会实践中被广泛运用。

（二）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区域经济理论

区域经济学在我国始于近代经济地理学，并且在计划经济时代以生产布局学为主要理论框架。近代经济地理学是从人文地理学分化出来的一支，专门研究资源分配、经济活动、人口密度等在空间上的布局和效应，沿用地理学的归纳法。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大学的经济地理教研室开始以苏联的生产布局学原理修正学科教学思路，服务于当时的国家战略——三线建设。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面临的基本现实是：基础薄弱、贫穷落后；资源有限、效率低下；人口众多、人力剩余；区域多样、差异巨大。1978年，邓小平一改“均衡发展”的老路，提出的“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重点发展设想，催动人心，调动起地方积极性，体制上开始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我国的区域经济实践随即从新中国成立后的均衡发展方式向效率导向的非均衡发展方式转变。至此，我国的区域经济理论处于自我创立阶段，主要是基于彼时国情和苏联的理论体系。

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西方区位论的引入，我国的区域经济理论开始转向市场需求。其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战略的实施，东部沿海地区迅速崛起，区域经济差距不断拉大，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成为研究焦点。该阶段处于西方区域经济理论的吸收融合期，新的发展模式层出不穷，不同的观点和声音出现碰撞（例如：梯度理论与反梯度理论）。

20世纪末，区域协调发展理论在发展思路、发展模式上出现了创新。一方面，区域经济关系成为区域集聚研究的热点，竞争合作背后的经济学原理成为区域经济学的经典理论——区域利益理论。另一方面，区域关系在恶化之后，向多样化方向发展，区域间的合作在政府主导的政策工具下发挥作用，对口扶持、产业转移、共建园区、公共服务一体化、“飞地经济”等层出不穷。这主要归功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体制机制改革带来的政府角色转型和对外开放之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随着世界经济地理格局的变化，整个中国的经济地理格局也在变化；反之，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其经济地理格局的优化也在重塑世界经济地理格局。在这个相互推动、不断更新的过程中，中国特色区域经济理论逐步呈现体系化、成熟化的特点。以中国特色经济地理学为理论基础，吸收西方区域经济理论的合理之处，融入中国区域经济伟大实践经验和成功模式，才共同构成了中国特色区域经济学的主要内容。区域协调发展既贯穿该理论始终，又推动该理论全面创新和完善，指导了我国区域经济的实践。

二、实践意义

（一）实施三大战略，重塑中国经济地理格局

“十三五”规划为我国区域发展描绘了一幅新的蓝图：以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为基础，以“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为引领，形成以沿海沿江沿线经济带为主的纵向、横向经济轴带，塑造要素有序自由流动、主体功能约束有效、基本公共服务均等、资源环境可承载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这种新格局，将形成新的中国经济地理，而这个过程就是重塑中国经济地理格局的过程。

我国的经济地理格局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沿海-内地”二元结构、改革开放后的“东中西”三大地带、以西部大开发为代表的“东中西东北”四大板块三个主要历史阶段，并呈现两种空间趋势：东部沿海面向太平洋发展，西部内陆深入欧亚内陆发展。

在四大板块的基础上，三大战略的实施将成为我国新三大支撑带，实现我国经济地理格局从以太平洋为中心向内陆衰减的东西圈层结构向以地理轴线为依托向周围扩散的南北开放网络结构的转型。三大支撑带的发展具有与过去所不同的发展动力，这就是不同发展水平区域合作产生的发展势能。

一方面，“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主要针对东中西部、沿海和内地的联动发展，加快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强调各区域特别是大区域联动，如推动产业的有序转移和承接，推进产业梯度发展。注重促进区域一体化发展，促进资源要素的自由流动和高效配置；“一带一路”更加注重推进国内与国际的合作发展，推动对内对外开放相互促进，更好地利用两种资源、两种市场，来拓展我们的发展空间，提升发展潜力，实现可持续发展。

另一方面，三大支撑带都以东部三大城市群为依托，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分别作为三大支撑带的起始点或者主要区域，起到了引领区域发展的龙头作用。此外，还特别注重三大支撑带之间的呼应与合作，福建作为“一带一路”的核心区，贯通了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弥补了沿海地区的经济断裂带。这是在国土开发T字形战略基础上进行的必要补充。

因此，三大支撑带与四大板块统筹发展，通过四通八达的陆路、铁路交通连接起来，构建全面的区域发展新格局，拓展区域发展的新空间，将形成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支撑起我国区域发展的未来。

（二）加快区域转型，推动中国经济动力的转换

受国际经济增长乏力和国际贸易恢复缓慢的影响，我国经济进入转型背景下的中速增长期。传统经济发达地区已不再追求高增长，新常态下的中高速增长已经率先出现在上海、北京、广东和浙江等地。

全球经济再平衡倒逼我国经济转型升级。虽然全球经济在复苏，但主要经济体和地区之间存在重要差异，全球经济增长不均衡，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会明显地放缓。值得注意的是，亚洲在力求实现持续经济增长的过程中，面临中等收入陷阱、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加剧的不平等以及金融发展等挑战。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经济面临全球经济再平衡的挑战，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只有不畏艰难地坚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将创新摆在首位，创新驱动已成为国家发展战略。加快区域创新与区域转型升级是新常态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必然要求，能够为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创造新的内生动力。

随着近年来我国经济下行压力的增大，区域经济发展出现大幅波动。“十二五”期间，东北地区GDP增速从2012年的12．4%下降到2015年的1．5%，下降了10．9个百分点。2016年东北三省GDP增速在全国排位倒数（辽宁倒数第一，吉林倒数第五，黑龙江倒数第三）。经济总量占全国的比重同比下降了1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23．5%。辽宁省的工业增加值下滑严重，2015年四个季度分别下滑了18．5%、13．3%、21．2%和27．8%。相比之下，东部地区的经济运行较为平稳，2016年经济增速的降幅为0．3个百分点，工业增速和投资增速的降幅为各区域板块最低水平，显示出较强的稳定性，经济企稳的迹象较为明显。中部地区经济增速保持第二，且降幅最小，出口保持两位数增长，显示出一定的发展韧性。西北和西南地区的经济形势虽然优于东北地区，但稳定性低于东部和中部地区，其中西北地区的投资增速下滑较为明显，西南地区的进出口有所增长，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三大支撑带战略涉及四大板块中的三个，而且两个经济带战略横跨我国东中西三大区域。长江经济带将新进的增长之最——西南地区与增速第二中部地区纳入进来，组成了我国经济增长的高地。重庆GDP增速领跑全国，武汉、成都GDP规模跻身全国前10位，长江经济带贯穿的中西发展轴开始显现强大的经济活力，规模经济的优势在中西部逐步显现。同时，人均GDP排名中，长三角城市群的苏州、无锡、杭州、南京、常州、镇江位居全国前20位，人均GDP高于10万元，其产业结构优势显著，效率经济的领先地位稳固。

针对东部地区缺乏有力的国家战略支持的情况，国务院办公厅于2017年3月17日印发《东北地区与东部地区部分省市对口合作工作方案》。“东东合作”让东北地区也享受到“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的政策红利，既是对东北老工业基地沉疴的一次制度革新，又发挥了东部地区经济稳定器的作用——保证我国宏观经济的增速稳定在6．5%～7%。

（三）建立协调机制，实现区域合作模式的创新

在我国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区域竞争与区域合作成为区域关系的两大形式。在过去的30年里，区域竞争经历了重复建设、原料大战、市场封锁和价格大战四种形式。但从区域发展周期来看，中心-外围理论解释了区域竞争与区域合作是一个区域发展壮大的必经之路。空间一体化是区域经济关系的最高形式，在迈向一体化的过程中，区域经济呈现这样的趋势：区域差距缩小、产品贸易逐步减少、双方发展诉求日趋一致、区域的经济边界模糊化。

当前，我国区域合作有以下特点：合作内容更丰富——涉及金融、信息、环保等领域，合作形式更多元——出现经济协作区、对口支援、市长联席会议等多种合作平台。合作的机制中，扶持机制和政策保障已经基本成熟，这主要是针对跨板块经济差距大的两区域进行的单向合作。在市场机制、空间组织、共享机制方面，呈现珠三角和长三角要好于京津冀的局面。这与地方行政格局、区域经济差距、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有很大关系。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在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一直表现为区域竞争关系。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都是针对每个板块所存在的问题提出来的发展思路，并未在国家层面统筹兼顾。2007年党的十七大将科学发展观写入党章，其根本方法就是统筹兼顾。“五个统筹”理念为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依据，也指明了区域协调发展的方向——区域差距的缩小、公共服务均等化、地区比较优势充分发挥、人与自然和谐共处。

“十一五”规划纲要中，区域协调发展的主要内容是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推进形成主体功能区和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这是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机制的萌芽期，表现尤为明显的就是北京市社会科学院联合上海、广东等地方社会科学院共同编撰的中国区域发展蓝皮书《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报告（2005—2006）》。该报告仍以沿海三大城市群为主要分析对象，秉承了“强化区域经济，淡化区划经济”的思路。

随着科学发展观的不断深化，在“十二五”规划的基础上加入了创新驱动和产业体系的内容，对区域发展做了比较好的分工和协调，体现了面对经济新常态时，采用区域协调发展推动宏观经济增长的战略思维，这是由区域单独发展向区域协调发展的重大转变。“十二五”是区域协调发展机制的统筹推进期。

“十三五”规划扩充出很多区域协调发展的内容，包括第三篇构建发展新体制，第六篇拓展网络经济空间，第七篇构筑现代基础设施网络，第八篇推进新型城镇化、第九篇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第十一篇构建全方位开放新格局，第十二篇深化内地和港澳、大陆和台湾地区合作发展，第十三篇全力实施脱贫攻坚。第九篇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对三大战略发展方式、发展内容、发展目标做出了比较清晰的界定。

至此，区域协调发展进入机制创新阶段——创新区域合作机制，加强区域间、全领域的协调协作。完善对口支援制度和措施，通过发展“飞地经济”、共建园区等合作平台，建立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互助机制。建立健全生态保护补偿、资源开发补偿等区际利益平衡机制。鼓励国家级新区、国家级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等平台体制机制和运营模式创新。

参考文献

［1］龚胜生等．长江中游城市群合作机制研究［J］．中国软科学，2014（1）．

［2］陈建军．全局视野下的长三角协调发展机制研究［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5（9）．

［3］孙久文．“十二五”时期我国生产力布局优化的基本方向［J］．新疆财经，2012（1）．

［4］孙久文．“十三五”中国区域发展战略前瞻［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5（8）．

［5］孙久文．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意义与“十三五”时期发展思路［J］．区域经济评论，2015（6）．

［6］孙久文．新常态下的“十三五”时期区域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J］．区域经济评论，2015（1）．

［7］覃成林．区域协调发展机制体系研究［J］．经济学家，2011（4）．

［8］肖金成，汪阳红．“十三五”时期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思路［N］．光明日报，2015-09-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