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时代课题回答的理论困境

19世纪上半叶，资本主义时代的这一急剧变化，要求人们对一些深层次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做出回答，其中最根本的问题是：第一，资本主义时代这一扑朔迷离的变化的最根本的力量是什么；第二，陷入经济、政治、社会发展困境的资本主义究竟向何处去。这些问题亦成为那一时代发展的重大课题。当时欧洲社会的一些最杰出的思想家和理论家，虽然没有回避这些时代课题，但无论是这些最杰出的思想家和理论家本人，还是他们的忠实的后继者，都没有能够对这一时代课题做出成功的回答。

当时，德国最负盛名的哲学家黑格尔，在他那宏大而深邃的哲学体系中，第一次试图将整个自然界、历史和精神的世界描述为一个处在不断地运动、变化和辩证发展状态之中的整体，并试图揭示这一整体中的内在联系。但是，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建立在唯心主义基础上的，他将辩证发展的源泉归结为“绝对精神”，因而他的辩证法是不彻底的。黑格尔在肯定世间万事万物都在发展变化的同时，断言他的哲学体系是“绝对精神”的最后体现，普鲁士专制制度是“和谐的”，是德国历史发展的“顶峰”。历史和时代发展的辩证法被他的唯心主义历史观彻底抹杀。

当欧洲哲学囿于黑格尔哲学体系止步不前时，德国另一位哲学家费尔巴哈独树一帜，大胆地批判了黑格尔的哲学体系，打碎了黑格尔哲学中“绝对精神”的基础，提出了“世界是物质的”“自然界是不依赖人的意志而独立存在的”这些唯物主义的基本命题。但是，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是“半截的”，在对历史和时代发展问题的探索中，他再次退缩到唯心主义立场上。他认定，世界历史的发展是由远离物质经济基础的宗教和抽象的人与人之间的“爱”推动的。费尔巴哈在历史观上留下的不可祛除的唯心主义印记表明，在关于社会历史和时代发展的重大课题上，资产阶级哲学大师们已不可能再有更多的担当。

19世纪初，英国的大卫·李嘉图对经历了一个半世纪发展的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做了最后的结论。李嘉图的全部理论和政策主张都是以反对和消除一切阻碍资本利润提高和生产力发展的因素为宗旨的。他高度评价工业资本家对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强调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认为利润、地租等收入都是工人创造的劳动产品的转化形式，证明资本主义社会三大阶级（资本家阶级、土地所有者阶级、工人阶级）之间存在着经济利益上的对立关系。但是，李嘉图把资本看作一种永恒的自然关系，断然否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发生经济危机的可能性。李嘉图去世两年后，即1825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使李嘉图学派分崩离析。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实践和理论上日益鲜明的和带有威胁性的斗争，完全堵塞了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可能发展的通道。

作为对李嘉图经济学的最后补充，法国的西斯蒙第对资本主义做出了独特的思考。他认定资本主义普遍的生产过剩危机的爆发是必然的，并隐约地猜测到资产阶级形式只是暂时的、充满矛盾的形式。但他把资本主义制度的种种弊端看作社会生产力迅猛发展的结果，力图以小生产的原则和规范来弥补这些弊端。在资本主义发展及其历史趋势问题上，西斯蒙第同样茫然无知。

在资产阶级哲学家、经济学家面对历史和时代发展的难题而一筹莫展时，法国和英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揭竿而起”。这些从资产阶级营垒内冲杀出来的、反映尚不成熟的无产阶级愿望和要求的伟大的思想家们，对资本主义制度做了深刻的批判，对未来的理想社会做了许多天才式的构想。空想社会主义的最杰出的代表就是法国的圣西门、傅立叶和英国的欧文。

在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批判的过程中，圣西门以对法国1789年革命后社会现实的考察为依据，认为这场革命根本没有改变“劳动者和游手好闲者之间的对立”，法国社会呈现的仍然是一幅“颠倒世界的图景”，“专横、无能和阴谋”成为这一社会无法克服的主要弊端。傅立叶指出，法国社会中的生产的分散性和劳动的不协调性、以自由竞争的名义装扮起来的商业欺诈等弊端，使法国现存的文明制度沦为社会地狱，而文明制度的衰落必将导致更高级的“保证制度”、“协作制度”和“和谐制度”的产生。与圣西门和傅立叶不同，欧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核心——私有财产制度做了尖锐的批判。他认为，无论过去和现在，私有财产制“是人们犯下的无数罪行和遭受无数灾祸的原因”，他还认为，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不再适应“力量无限的新的生产力”，迫切需要对现存社会进行“巨大变革”。但是，欧文并没有提出对这一旧的社会制度进行“变革”的真正的力量、方法和道路。

这三位伟大的思想家都具有同资本主义旧制度决裂的理论勇气，有为新世界的到来而努力奋斗的愿望，都阐述了新的社会制度产生的必然性问题，表达了对建立新的社会制度的热切愿望，并对新的社会制度的具体细节做了富有想象力的构思。但是，他们在对世界历史发展动力和资本主义社会前途等重大问题的理解上，仍然裹足不前。他们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种种矛盾，但却不能从世界历史发展的高度，科学地阐明这些矛盾产生的历史必然性；他们预见到资本主义制度必然会被一种新的社会制度所取代，但却不能理解这一历史过渡的现实基础和实行这一变革的物质力量。19世纪30年代以后，空想社会主义者逐渐脱离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躲到了他们的幻想中，他们留下的一些真理的“颗粒”零星散落，已不再可能聚合成强大的理论洪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