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论
人民币国际化是人民币逐渐从中国的主权货币发展成为主要国际货币的过程。在当前“一超多元”的国际货币格局下，人民币想要打破国际市场对美元、欧元的使用惯性、路径依赖，获得广泛使用的网络效应，最终实现与中国经济和贸易地位相匹配的货币地位，仍然需要经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历史过程，必须久久为功，不懈努力。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自2012年以来，每年定期发布《人民币国际化报告》，忠实记录人民币国际化的发展足迹，深度研究各个阶段的重大理论问题、政策热点以及机遇和挑战，及时总结人民币国际化中的规律，致力于为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实践提供理论依据。本研究团队率先编制了人民币国际化指数(RII），通过这个综合量化指标，客观描述人民币在贸易结算、金融交易和官方储备等方面执行国际货币功能的发展动态，便于准确把握人民币在国际经济活动中的实际使用程度，为国内外研究和分析人民币国际化问题奠定了技术基础。
2017年，我国经济新动能不断增强，对外开放新格局加快形成，人民币国际化在经历一轮周期性回落后强势反弹。2010年年初，RII只有0.02，人民币在国际市场上的使用几乎完全空白。由于跨境业务和离岸市场的成长，人民币国际化在初期呈现爆发式增长，到2015年三季度RII已经攀升至3.60。之后在国内外金融市场深度调整的大形势下，人民币汇率预期逆转，国际支付中的人民币份额有所下降，离岸金融市场上套利性、投机性的人民币头寸加速消失，到2017年一季度RII深度回调至1.49。而在“泡沫”被充分挤出后，人民币国际化回归服务实体经济的本源，并且随着加入SDR货币篮子的制度红利逐步释放，人民币的国际使用彻底扭转前期疲弱态势，触底后巩固回升。截至2017年四季度，RII已升至3.13，同比提高44.8%，基本上回到2015年的高峰水平，与日元、英镑的国际化水平十分接近。从结构上看，全球贸易的人民币结算份额为1.79%，同比有所回落；包括直接投资、国际信贷、国际债券与票据等在内的国际金融人民币计价交易综合占比为6.51%，创历史新高。特别是在贸易保护主义带来严重不确定性、全球直接投资规模大幅度萎缩的情况下，人民币直接投资的全球占比显著上升，为全球经济稳定增长提供了动力。目前，全球已有60多个国家将人民币纳入官方储备。人民币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可识别外汇储备中占比达1.07%，同比上升0.23个百分点，表明人民币资产在全球市场的吸引力显著提高，人民币全球储备货币地位获得进一步实质性确认。
今年是全球金融危机爆发10周年。在过去的10年里，国际贸易、直接投资、国际货币格局无疑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而结构变迁意味着国与国之间、区域之间、区域内部必须进行国际分工重塑和利益格局调整。这势必引发方方面面的摩擦与冲突，导致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甚至爆发局部战争。这种逆全球化行径严重干扰了世界经济复苏进程。亟须加强国际政策协调，避免对抗升级，尤其要防止局部战争扩大化，为全球经济的稳健发展营造必要条件。
2018年也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改革开放是过去几十年中国实现长期高速增长的政策法宝。进入新时代后，要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仍然离不开改革开放，尤其是要实现更大格局、更高水平的开放。开放意味着打开大门，让资金、技术、人才、商品在国内外自由流动，实现优化配置，从而提高人民福祉和获得感。如果没有多层次、全方位的政策沟通和协调，没有良好、友善的国际环境，即使中国设立更多的自贸区，对外经济合作也无法顺利开展，自由贸易、经济全球化的好处就只能是空中楼阁，难以落到实处。
鉴于当前贸易保护主义严重威胁世界经济健康发展，主要发达国家货币政策转向导致流动性紧缩，冲击国际金融稳定，增大发展中国家金融脆弱性和危机发生概率。当前以及未来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都不得不面对来自国外宏观政策负面溢出效应的严重冲击。而这些冲击会威胁到我国高质量经济发展目标的实现，并将削弱人民币国际化的经济基础。为此，需要未雨绸缪，深入研究宏观政策分化的外部性和传导机制，探讨实现宏观政策国际协调的总体框架和有效路径，最大限度减轻我国经济发展遭遇外部政策冲击的负面影响，为顺利实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阶段目标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今年还是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5周年。在此期间，我们对内确立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指导中国经济进行全面、深入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外秉持区域经济合作“共商、共建、共享”的基本原则，积极探索具有跨区域、跨文化、跨经济发展阶段等鲜明特征的国际协调新模式。尽管国际政治经济局势动荡不安、令人沮丧，但“一带一路”倡议赢得的广泛赞誉和积极反响却令人欢欣鼓舞。随着更多项目落地和技术标准等合作规则相继出台，这一由中国主导的纠正世界经济失衡的国际协调机制创新已初见成效，必将为推动全球经济更加公平、均衡、稳健发展做出更大的“中国贡献”。
基于上述考虑，2018年《人民币国际化报告》的主题确定为“结构变迁中的宏观政策国际协调”。课题组在借鉴历史经验和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充分论证了人民币国际化进入发展新阶段后加强宏观政策国际协调的必要性与紧迫性，探索我国在国际政策协调中的目标定位和实现路径，并就国际协调的顶层设计、现实突破口、机制建设等给出了具体分析。我们认为：全面高效的宏观政策国际协调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必然要求；要将贸易、货币政策作为短期协调的重点内容，将结构改革、宏观审慎政策纳入协调范畴，从而完善国际政策协调框架；要重视多层次国际组织在协调中所体现的平台功能，积极寻求在新兴国际协调平台上发挥引领作用。报告强调，要在“一带一路”上开展内容丰富的区域合作机制创新，为国际协调理论和实践提供新样本、新模式；妥善处理中美贸易摩擦和政策分歧，这是实现无危机可持续发展和人民币国际化的关键，也是当前我国进行国际政策协调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
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下的国际政策协调是由美国、英国等主要发达国家主导的，较少关心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这种协调机制存在非常强的外部性和“发达国家优先”特征，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协调中几乎没有话语权，只能被动承受发达国家的协调结果。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避免危机扩散、促进世界经济复苏需要发达国家和以新兴国家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通力合作。二十国集团(G20）会议协调机制以及一批区域性合作组织就此崭露头角，在国际协调中发挥一定作用，对原有协调机制的弊端进行纠正。
历史经验表明，宏观政策国际协调的内容并非一成不变，协调机制也需不断与时俱进。随着世界经济格局和货币格局的变迁，原有协调机制难以取得实际效果，必须进行改革和完善，并在各方力量的推动下逐渐形成新的协调机制。过去200年间，国际货币格局经历了英镑由盛转衰、美元主导地位确立和欧元诞生等一系列重大改变，国际协调机制也从由军事力量主导的政治利益协调，转为国际组织牵头下的多方协调，再转为不断兴起的区域协调。不难发现，每一次主要国际货币的更替都导致国际政策协调的发展演变，新兴货币都拥有自己主导的国际政策协调机制和平台。任何处于上升期的新兴国际货币，都要接受传统国际政策协调机制的“考验”，不合格的只能被迫退出国际货币竞争；幸存者还必须积极打造新的国际协调机制以赢得先发优势，为本币国际化构建制度基础。实际上，创新协调机制的成败，决定了新兴国际货币在新格局中的地位高低。显然，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也必须服从这一历史规律。
宏观政策国际协调与人民币国际化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人民币国际化是改革和完善国际货币体系的结果，有助于丰富国际政策协调内容，提高协调机制的运行效率；同时，有效的国际政策协调能够营造人民币国际化所需的外部政策环境，确保其在“天时、地利、人和”的环境中水到渠成。一国货币的国际地位由该国经济规模、经济稳定性、产业竞争力、金融发展水平和金融深度决定。为实现经济稳定增长、产业结构优化、国际竞争力提升等目标，制定和实施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宏观审慎政策、经济结构转型政策等，毫无疑问，为推进货币国际化奠定了必要的经济和制度基础。但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主要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负面溢出效应可能极大地削弱了我国政策效果；单纯考虑自身经济发展目标而制定的经济政策也很有可能对周边国家或其他国家造成较大的负面影响，引发经济冲突，不利于人民币国际化目标的实现。加强同世界其他国家的政策沟通和协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政策溢出效应带来的负面影响和不确定性，有力保障宏观政策实现预期效果，为人民币国际化铺路，助推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目标实现，形成更加稳健、平衡的国际货币新格局。
还应当强调的是，经济和金融大国的宏观政策——尤其是主要国际货币输出国的政策——有着更强的溢出效应，对世界经济发展和国际金融稳定往往会产生决定性影响。所以，加强大国之间的政策沟通和协调至关重要。换言之，推动国际政策协调机制的不断健全和完善，是大国的责任担当和不可推卸的义务。
具体地，我们得出以下几个核心结论和建议。
第一，在新的发展阶段，要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获得人民币国际化必需的国际网络效应，迫切需要全方位、高效的国际经济政策协调。为了在2020年建成全面小康社会，必须加强国际产能合作，取得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效，并打赢防范重大风险尤其是金融风险的攻坚战。由于中国选择了与西方国家完全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政府在经济运行和管理中发挥重要的指导、管理作用，客观上容易产生与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政策分化和价值理念分歧，难免受到国外政策溢出的负面影响，而且难以在现行的国际协调机制中维护自身的正当利益。不仅如此，人民币构建国际使用的网络效应，势必要打破国际货币体系对美元、欧元等关键货币的路径依赖，导致贸易、金融交易规则方面的变化，并由此产生新的摩擦，对全方位、高效率国际政策协调的需要已经非常紧迫。
第二，中美贸易摩擦和政策分歧是中国进行国际政策协调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应妥善处理。中美两国经济制度、发展模式、发展阶段、文化和价值观不同，经济周期不同步，产生政策分歧和贸易摩擦原本很正常，不足为奇，中国受到政策溢出效应的负面影响也在意料之中。人民币国际化是加速现行“一超多元”国际货币格局调整的重要推手，有可能威胁到美元的国际铸币税收益，中美之间的货币竞争必然导致中国受到来自美国的全方位政策遏制。必须处理好与美国的政治经贸关系，管控住风险，守住底线，为中国经济发展、人民币国际化赢得必要的时间和空间。中美两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世界所有其他各国的总和，国际社会也期望中美履行大国责任，为双方经济乃至全球经济平稳发展创造必要的条件。应该加强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下的多层次政策沟通和协调，照顾双方的核心利益和眼下关切，避免两败俱伤的贸易战升级。
第三，根据不同国际组织的功能定位及自身的地位和影响力，有的放矢，积极参与多层次国际组织建设。中国要在一些新兴国际协调平台上发挥引领作用，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和政策氛围。国际组织是各国政策沟通、经济合作、经验交流的平台，是实现政策协调的主要机制。对于IMF、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WTO）等中国没有多大话语权的主要国际组织，中国要积极参与治理，努力提升影响力。对于中国有一定话语权的国际组织，例如G20，中国应该积极贡献智慧和方案，进一步增大中国的影响力。对于中国主导建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丝路基金等国际组织，应该创新国际政策合作机制与政策协调模式，秉持公平、合作、共赢原则，巩固中国的领导地位。值得注意的是，需要重视非官方渠道和市场力量，加强民间交流对话，搭建民心相通的国际平台，为官方平台和政策协调成果的落实清除障碍。
第四，“一带一路”已成为多领域、强有力、高效率的新型国际平台，为国际经济政策协调提供了新模式和新样本。中国应在此框架下积极探索建立自己主导的国际产业分工格局和次循环体系。作为中国提出的世界经济发展与再平衡方案，“一带一路”倡议将政策沟通列为“五通”的首要任务，推动沿线各国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和政策协调。重点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一是依托新的国际产业分工格局和中国消费升级后的巨额需求，及时调整国际收支战略，加强贸易和资本项目人民币结算的互动协调。二是提高金融服务“一带一路”国家的能力，让资金融通为设施联通、贸易畅通提供加速器。三是深化“一带一路”区域金融和货币合作机制，与更多参与国签署本币互换协议，扩大双边货币直接兑换和交易，建立人民币清算安排。四是构建庞大的人民币的海外资产池，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相对稳定，奠定人民币在次循环体系中的中心地位，发挥其作为区域货币避风港的功能。
第五，发挥独特的市场和制度优势，率先实现关键技术突破，为解决影响人类共同命运的重大难题打下中国烙印，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硬支撑”。科技进步是长期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科技创新决定着全球经济结构调整的成败。历史经验表明，谁拥有更强的创新能力，谁拥有更多的高科技，谁就在全球经济治理、国际协调中拥有更大的自主性和主导权。中国必须抓住目前国际经济结构和产业分工调整的窗口期，充分发挥自身产业种类齐全、市场大、区域发展差异大的经济优势，以及能够集中资源干大事的制度优势，加速科技进步和创新驱动，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经济高质量发展为指引，着眼中国在未来国际产业价值链的长远定位，制定有针对性的创新政策，集中人力物力，实现关键技术的率先突破，确立中国的国际竞争优势，为人民币国际化行稳致远夯实经济基础，提供持久和强有力的支撑。
第六，保持人民币国际化的定力，倡导本币优先，坚持服务实体经济导向，加强政策、设施、机制配套，破除人民币跨境使用的现实障碍。经历了第一轮调整后，我们更加清醒地认识到：人民币国际化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具有波浪式发展特征。需要坚定目标，保持足够的定力和耐心。做到不骄不躁，不妄自菲薄，按照货币国际化的规律，苦练内功，提升实体经济的效率和国际竞争力。更要加强政策、设施和机制的配套建设，为人民币国际化扫清前进道路上的障碍。应当重点抓好以下工作：一是以服务实体经济为根本出发点，有效配合“一带一路”倡议，增强人民币的支付货币功能。二是以统筹兼顾、风险可控为基本底线，循序渐进推动利率市场化、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和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完善跨境人民币使用政策框架与支付清算体系建设。三是以国内金融市场双向开放为重要驱动力，完善在岸与离岸互联互通机制，提高境外主体参与人民币金融交易的便利性，深化人民币的投资货币和储备货币功能。四是以货币合作为基本政策协调方式，强化双边本币互换在贸易、投资和金融稳定方面的作用，在国际货币博弈与动荡中打造人民币安全网，夯实人民币储备货币功能。
人民币国际化任重而道远。在成长为主要国际货币的道路上，总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困难与挑战。但我们相信，风雨过后就会迎来温暖的阳光和绚丽的彩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