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 日元国际化过程中的斗争与生存

3.3.1 战后日本经济的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作为战败国经济遭到了巨大冲击，日本政府确立了“经济增长至上”的方针，推行“贸易立国”战略，利用后发优势，实行“追赶式”发展模式。此外，冷战时期，美国出于自身的战略需要也积极扶持日本经济发展。因此，在正确的国家战略和美国的战略扶持下，从1955年开始，日本经历了20年的经济高速发展，到1968年时日本的GDP已经跃居世界第二，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日本的GDP已经相当于英法的总和。1955—1973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8%，更值得一提的是日本的经济增速建立在低通胀、低失业率的情况下，并成功实现了产业结构的升级和贸易竞争力的提升。

日本政府在战后恢复基本结束之后，接连出台了《经济自立五年计划》《新长期经济计划》《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中期经济计划》《经济社会发展计划》振兴日本经济，成功地在耐用消费品、重工业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国民收入和个人消费也显著增长，这让日本的经济腾飞并没有受到高通胀的困扰。

针对战后日本产业技术水平落后的情况，日本从财政政策、产业政策和货币政策多方面着手，扶植日本产业结构转型。在美国的帮助和支持下，日本引进了大量高技术设备和工艺，不满足于设备的仿制和改善，还强调有自己核心技术的产品。针对相对落后的相关产业，日本利用关税和补贴支持这些幼稚产业。在战后经济建设的大浪潮和日本正确的产业方针的指导下，日本工人的工作积极性非常高，相比于1950年，1970年不仅全要素生产率和人均产值大幅提升，产业结构也从资源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1971年，日本提出将知识密集型产业作为日本下一轮经济发展的突破口，到1985年，日本的钢铁、汽车、船舶和一些耐用消费品已经占据了世界市场的半壁江山。

日本的产业结构升级和贸易竞争力的提升是相辅相成的。日本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就确立了“贸易立国”战略，日本国土面积小、资源匮乏，工业原材料极度依赖海外市场，使得日本在战后很长时间都存在严重贸易逆差。日本产业竞争力的提升带动了出口的强劲增长，1965年日本首次实现贸易顺差，1971年日本的出口总额占世界的7%，出口产品也由纺织服装逐渐升级到汽车、收音机、电视机等高附加值的产品。

3.3.2 日元国际化的推进与演变

日本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也在积极推进开放，力求在世界政治舞台上获得更多的话语权。1952年8月，日本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1955年加入《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简称经合组织，OECD）。1964年，日本实现了经常项目自由兑换，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八条款国。次年日本实现贸易大幅顺差，成为资本净输出国，贸易项下的对外输出客观上为日元的国际化奠定了基础。由于日本国内资源有限，对外贸易主要是依靠进口的原材料进行加工然后输出工业制成品。1967—1973年，日本逐步开放资本账户，为日本外向型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动力。但是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各国汇率政策都转向浮动汇率制，日本兑美元的汇率有所上升，这严重损害了日本的出口竞争力。而1973年和1979年爆发了两次石油危机，也对能源依赖型的日本经济造成了较大的影响。日本通过积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自己研发和掌握了很多高端技术，在很多方面的技术水平已经逐渐赶超美国。技术带来的经济增长动力带领日本克服了通胀和危机，成功地实现了经济继续高速发展。1985年日本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对外净资产达1 298亿美元。

与经济地位不相匹配的是日本仍采取限制资本流动措施，20世纪70年代的日本已经在世界经济和贸易舞台上占据一席之地，但国内的金融制度仍非常落后，阻碍了经济和贸易的进一步发展。日本对于金融从业机构有非常严格的审查措施，坚持政府主导的金融体系，对银行的业务有严格的限制和监管。配合日本的经济增长战略，银行等金融机构向政府支持的产业投放大量贷款，并在政府的控制下实行低利率。这在推动战后经济恢复和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为核心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低成本资金，但随着经济的发展，政府的过多干预阻碍了产业的均衡发展，拖累了股票和债券市场的发展。并且，为了保证重点产业可以获得低成本的银行贷款，日本采取了严格的资本管制措施防止资本外流。可随着日本贸易的发展和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它所实行的资本管制受到越来越多的国家的指摘，日本被迫开始资本自由化的道路。同样，日本政府起初并不想主动推动日元的国际化，而是专注于发展贸易和技术。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日元开始自由浮动，日本的国际地位也在不断地上升。日本政府在经济地位提升的过程中逐渐发现，如果本国货币缺乏国际支付地位，日本巨额的进出口贸易会变得非常不稳定，日本企业的出口竞争力会受到削弱。因此，大约在1980年前后，日本开始主动寻求日元的国际化。1979年日本取消了非居民加入现汇市场限制的决定和对国内企业的外汇贷款限制，1980年修订了《外汇与外贸管理办法》，开放了日本的金融市场，之后又积极拓展日本银行的海外业务。这些措施大大推进了日元的国际化进程，到1985年，日元在各国外汇储备总额中所占的比例从1973年的0.1%上升到7.6%。

3.3.3 日元谋求国际地位的政策协调

美国推行里根经济学后，美元不断升值，加上美日间的贸易逆差不断扩大，使得美国国内出现了一波巨大的贸易保护主义浪潮，要求日本实行金融自由化，日元要升值。为了协调美日两国的矛盾，1983年11月成立了日美间日元美元委员会。美国在与日本的交涉中，以当前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可能会迫使政府出台针对日本的贸易保护法案作为威胁，要求日本调整宏观政策，实行减税和下调法定利率，从而解决日本的储蓄过剩问题，扩大日本的消费，以改善贸易平衡。事实上，受第二次石油危机影响，日元的汇率贬值过度，日元兑美元的汇率的确有所偏离。但日本想通过国际协调为自己争取更多的国际利益，单方面的妥协让步是日本不能接受的。因此，日美间日元美元委员会并没有在促进日本的金融自由化和日元升值方面发挥有效的作用。

1985年，不断走高的美元币值和不断增大的经济增长压力使得美国急切地希望美元贬值。从年初开始，美国开始巩固与日本的政治和金融关系，消除两国在日美间日元美元委员会的摩擦和矛盾。1985年9月22日，五国集团的财政部部长和央行行长在纽约广场饭店达成了联合干预外汇市场的决定，以解决美国的巨额贸易赤字问题。除了干预外汇市场之外，美国还计划削减财政赤字，德国计划实施税制改革和减税，日本的任务是扩大内需、进行税制改革等。日本作为《广场协定》的签订方，在签订前表现得非常积极。这是因为，一方面，日本可以通过五国广泛的干预使得日元的汇率回归均衡水平；另一方面，日本可以从多国协调中可获得更多的政治利益。

然而事与愿违，日本的计划是将《广场协定》签订之前的1美元兑换242日元调整到1美元兑换200日元左右。但是，美元的贬值和日元的升值幅度远远超出了日本的预期，在《广场协定》生效的三个月内日元升值20%，在1987年达到1美元兑120日元的巅峰，美元兑日元贬值超过50%。由于日元的迅速升值严重打击了日本的经济，日本被迫实行了宽松的货币政策，并在外汇市场上卖出日元来阻止日元的进一步升值。为了遏制疯狂升值的日元，日本希望通过类似《广场协定》的国际协调，进行多方市场干预。可日本的利益诉求并没有得到其他国家的一致肯定，尤其是尝到了美元贬值甜头的美国希望美元可以进一步贬值。1986年9月召开的七国集团会议发表声明表示：“去年的汇率变化对纠正失衡发挥了重要作用，它的完整效果今后还会进一步体现出来。”这意味着美元向贬值方向的调整还没有结束。

日本意识到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扭转日元的升值趋势必须得到美国的首肯，于是开始与美国进行多次交谈。1986年9月6日在美国的旧金山召开了美日间财政部部长会议，日本与美国在汇率问题方面存在意见分歧，美国只是要求日本追加预算，创造内需，想办法度过困境。为了争取美国的同意，日本随即进行税制改革，实行减税，并向国会追加预算，配合下调利率来多方面提升内需。作为交换，1986 年10月31日，日本大藏大臣宫泽喜一和美国财政部部长贝克发表了稳定外汇市场的财政部部长共同声明，声明中提出：“日元美元的汇率调整已经和现在的经济基础条件大致相符。”从这之后日元汇率暂时稳定在了1美元兑换150~160日元。但是在1987年年初，欧洲货币体系内汇率市场的又一次调整使美元出现贬值趋势，这又造成了日元的升值。在日本的交涉下，美国进行了买入5 000万美元的小额市场操作，但对于外汇市场影响甚微。

卢浮宫会议召开前，日本的经济形势危机四伏。日本为了在卢浮宫会议谈判中获得更多的话语权，维持日元价格的对外稳定，在卢浮宫会议召开前第五次下调了法定利率，日本的利率达到了2.5%的最低点。尽管卢浮宫会议上各国在把汇率行情“稳定在目前的水准附近”达成了一致，但是卢浮宫会议召开得非常仓促和草率，在《卢浮宫协定》签订之后美元汇率继续下跌，日元则继续升值。慌忙之中，日本于1987年5月29日推出5兆日元的公共投资和1兆日元的减税，即合计6兆日元的紧急经济对策。在日本大规模的财政政策支持和宽松货币政策下，日本的实际国内需求稳定增长，对外贸易的平衡得到了改善。

由于日本对美国存在大量的贸易顺差，因此美国一直希望通过日元升值来改善自身的国际贸易收支。事实上，日元升值有其内在的因素。日本经济的快速发展，加上日本逐渐开放本国金融市场，推行日元国际化，增加了日元和日元资产的吸引力。此外，第二次石油危机之后，国际上对于日本经济形势的估计低于实际情况，这也导致日元汇率水平低于实际水平。但是日元升值的幅度远远越过了正常的汇率变动水平。日本一直实行的是出口导向型经济，因此日元对美元大幅升值的结果就是日本的出口经济受到了严重的打击。从国际上看，日本是处于美国核保护下的国家，在美国要求进行联合干预降低美元汇率的情况下，日本不可能阻止日元的升值。

而日本在历次谈判中被迫实行的国内政策，包括庞大的财政支出计划和一直维持超低利率的货币政策，造成了日本泡沫经济的产生。在“黑色星期一”的全球大股灾发生后，日本的经济政策陷入困境。由于在1929年的大股灾爆发时错误地使用了紧缩政策，结果出现了大萧条，因此，各国都奉行着“股价下跌时，必须给市场提供流动性”这一准则，这导致日本被迫继续维持低利率的宽松货币政策。此外，受《广场协定》签订后日元疯狂升值的影响，日本国内始终存在日元升值综合征，对利率的抬升非常敏感，这使得日本的低利率政策长期化。随着1991年日本的泡沫经济崩溃，日本进入被称为“失去的十年”的经济衰退期，直到现在，日本的经济仍未能完全走出这次经济衰退的阴影，日元也很难再取得能与美元和欧元相抗衡的地位。

纵观整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日本的国际政策协调，日本的国际政治地位与其经济地位存在严重的不匹配，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话语权缺失使得日本在应对一个问题的时候需要付出过高的代价。这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难以在恰当的时期达成有利于本国经济的国际协调结果。日元在《广场协定》签订后的大幅升值是所有人都没有预料到的，如果能够在第二年的年中或者七国集团会议上达成日元升值幅度已经足够的国际声明，日元的走势可能会被政府的市场干预遏制住。但是，日本并没有能力在世界范围内达成类似的协议和声明，这一声明最终拖到了1987年卢浮宫会议，而且是付出了很高的国内代价换取的。

第二，协调成本过高，难以达成有利于本国经济的国际政治诉求。日本在察觉到日元升值过快的时候，就开始积极联系美国进行国际协调。但是，美国刚刚享受到美元贬值带来的好处，并不会贸然放弃这一趋势。为了得到美国的首肯，日本不仅连续五次下调了利率水平，最终将利率下调到2.5%的历史最低点，而且推出了史上最强大的财政刺激计划，耗干了日本的财政实力。

日本泡沫经济的形成与破碎是由诸多因素造成的。既有日本在国际协调上失败的因素，也有日本自身政策失误和经济结构缺陷的因素，总的来说，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日本的政策应对失误。日本为了在对外出口大幅减少的情况下维持经济增长，实行了扩大内需的政策，然而它并没有积极调整国内的产业结构。日元的大幅升值使得日本国内的传统产业大量向国外转移，而国内缺乏高新技术产业填补空白，造成了产业空心化。1987年下半年政府投资等公共部门的需求是内需的主角，到了1988年就转移到了民间需求的两根支柱上，也就是家庭消费和企业设备投资，尤其是后者，这被称为“内需的发现”。结果，一方面是超低利率带来的大量流动性，另一方面是企业设备投资成为内需的主角，最终导致股价和房地产价格暴涨，演绎出许多“股市神话”和“土地神话”，在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产生了大量泡沫。

第二，对于投机市场的监控不足。美国一直致力于使日本放松对于金融市场的管控，实现日本的金融自由化。而在《广场协定》之后，日本的金融自由化进程加快。1986年12月日本正式建立了东京离岸市场，1988年1月和12月日本先后向国外开放了日元CP（商业票据）市场和外汇CP市场，1989年日本放松了对于东京离岸市场的管制，并于当年实现了欧洲日本业务的全面自由化。这么做一方面推动了日元的国际化，使日元在进出口结算、各国外汇储备中的地位都得到了提升，但另一方面，在经验不足的情况下轻易放松管控意味着大量热钱可以更加自由地进出日本市场，冲击日元汇率，使得日元汇率的不稳定性进一步增强。

第三，日本的贸易结构不合理，缺乏使用货币的定价权。日本本土的资源匮乏，主要产业是加工制造业，即先从国外进口原料，进行加工制造之后再销往国外。然而，日本进出口的主要结算货币是美元，而且日本缺乏使用货币的定价权，因此，日本的经济受国际商品价格波动影响严重。当日元兑美元汇率发生较大波动时，日本的经济也会受到较大的影响。

第四，也是最根本的原因，日本的经济严重依赖于美国，而日本的国际话语权和国际地位较低，结果成为美国转嫁国内危机的替罪羊。日本严重依赖于对美国的出口，因此在《广场协定》和美日双边协定之下，日本被迫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而1988年的世界性股灾又使得日本维持着低利率政策。日本的政策从一开始就被束缚住了，这与其说是政策失误，不如说是必然的结果。此外，1989—1990年达成的《美日构造协议》规定，日本一方面需要实行共计430兆日元的公共投资，另一方面要减轻对于企业和土地的监管，增强美国企业在日本的竞争力。《美日构造协议》使得日本在1990—1991年增加了大量的公共投资，大大恶化了日本政府的财政状况。而当日本意识到房价和股价的不正常时，由于《美日构造协议》的约束仍然没有加强对企业和土地的监管，这也造成了日本对于泡沫经济的应对不利。

泡沫经济在1991年的破灭大大影响了日元的国际化进程。日元在日本出口贸易中的结算比率由1992年的最高值40.1%下降到1997年的35.8%。1997年，日元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官方外汇储备中仅占6.0%。从1990年起，日元对外贷款年末余额开始减少，到1995年仅相当于1989年的73.0%，这意味着日元对外输出的大幅下降。此后，日元的国际地位再也没有重回20世纪80年代的巅峰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