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法律经济学在中国法学界日渐成为显学。学者们在介绍自己的研究领域之际，越来越多地出现了“法律经济学”这个术语。法律经济学俨然已成为一个新兴的分支学科。那么，法律经济学是一个什么样的法学分支学科呢？最容易想到的回答是，法律经济学是法学与经济学交叉融合的学科。某些理论问题，倘若既涉及法律也涉及经济，研究这样的问题似乎就可以归属于法律经济学。这样的理解显然过于宽泛。因为几乎所有的法律问题，都可能涉及经济问题。在哪个具体的法律问题背后，不涉及相关主体的经济与利益？倘若把那些与经济有关的法律问题都当作法律经济学问题，那么，法律经济学的范围不仅可以覆盖法学，甚至还可以延伸至经济学。对于法律经济学的含义，显然不宜这样理解。

理解法律经济学的另一种方式，就是把它理解为一种研究方法。具体地说，就是运用经济学的方法去研究法律问题，由此形成的学术成果就是法律经济学。这恐怕是很多法律经济学的从业者所理解的法律经济学。波斯纳的大著《法律的经济分析》提供了如此理解法律经济学的典型“学案”，这本书的标题已经指示了法律经济学的性质。从这个意义上说，法律经济学似乎不是一个分支学科，甚至也不是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而只是一种研究法律问题的方法，即法律经济学只是一种关于法律的方法论。这种关于法律经济学的理解方式也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它主要是法学家立场的产物。法学家（譬如波斯纳）为了研究法律问题，选取了经济学的方法，由此促成了法律经济学的兴起。但是，这种理解法律经济学的方式，可能会受到经济学家的反对。

在经济学家看来，法律只是经济的一个变量。经济受制于各种各样的约束条件，譬如生产资料、科学技术、劳动力等，都会影响经济发展水平。在诸多约束条件中，法律制度只是其中之一，不同的法律制度安排将会影响经济的走势。因而，从法律制度的角度研究经济问题，也是法律经济学。譬如科斯，就是这样的经济学家或法律经济学家。由此可见，法律经济学其实包含两种立场：法学家的法律经济学与经济学家的法律经济学。

虽然法学家的法律经济学也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学术姿态，但是，抽取其中的最大公约数，可以发现，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征：习惯于以解释者的角色面对法律问题。更具体地说，就是偏好以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解释法律制度背后的经济原理。为什么会形成某种特定的法律原则与法律制度？原来这样的法律制度具有某种经济学的依据，能够通过经济学理论予以解释与说明。特别是某些历史悠久、比较定型的法律原则与法律制度，隐藏在它们背后的经济学理据，就显得越发坚实。因此，法学家的法律经济学，较多地体现为“解释者的法律经济学”。

相比之下，经济学家的法律经济学更加看重经济效果：不同的法律设计与制度安排，将会导致不同的经济效果。在特定的情况下，一种法律制度能够更好地促成经济发展、提高经济效率，另一种法律制度则会妨碍经济发展、降低经济效率。因而，制定什么样的法律、设置什么样的制度，对于经济发展来说，将会产生重要的影响。这种风格的法律经济学虽然也有解释的作用与功能，但更加明显的特征是指示法律制度的走向。这样的法律经济学，可以被称为“立法者的法律经济学”。这里的所谓“立法者”，并非实指研究者就是国家的立法者，而是想指出研究者的角色与立场：他们旨在告诉读者，下一步该怎么办。

这两种立场各异的法律经济学提醒我们，关于法律经济学，既应当从法学家的角度来理解，也应当从经济学家的角度来理解。也许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法律经济学作为一个特定的研究领域、研究方法，又被称为“法与经济学”。正是“与”这个连接词，反映了法律经济学的本质特征。

着眼于法律经济学的本质特征，本书对于西方法律经济学的研究，既注重法学家的法律经济学，更注重经济学家的法律经济学。还有一些学术思想人物，既不是纯粹的法学家，也不是纯粹的经济学家，但他们与法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哲学都有关联，这些人在法律经济学方面的贡献，也许更加值得注意。基于这样的认知，本书选择了科斯、波斯纳、卡拉布雷西、布坎南、奥尔森、威廉姆森、米塞斯、哈耶克、欧肯、缪尔达尔等十位经典作家，这些精于法律经济学的人物，既涉及美洲的芝加哥学派、耶鲁学派、弗吉尼亚学派，也涉及欧洲的奥地利学派、弗莱堡学派、瑞典学派。研究这些思想人物的代表性文献，描绘他们的思想肖像，梳理、归纳、提炼、评析他们对法律经济学的理论贡献，庶几可以反映出西方法律经济学的精神与风格。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希望这些关于“他山”的“石头记”，可以为当代及未来中国的法律经济学理论与方法提供一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