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元弼的生平与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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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曹元弼論《易》方法之“明例”與“會通”

“明例”与“会通”,在曹元弼的《易》学研究中具有方法论反省的意义。二者既同时都是《周易学》写作时应张之洞的要求所设的七端之一,亦在曹元弼所撰《周易郑氏注笺释》与《周易集解补释》二书中被反复提及与应用。例如,曹元弼於《周易集解补释》一书的“条例”中即言:“治《易》必先明《易》例,例者,《易》之典常,所以观其会通。”肯定了学《易》需先明体例的基本方法。而“会通”,指的是六经的会通,即曹元弼试图将经书各部相互解读,会通为内部相互融洽的统一体系的努力。

1.明例

总结体例,是清代朴学的特色。曹元弼虽处旧学衰微之际,但乾嘉学术留在曹元弼身上的印迹依旧明显。对解《易》体例的反思,正是曹氏《易》学的一大亮点。古之学者注《易》,各有所禀。汉儒传《易》的过程中,重师法,师法所传即是不同的体例,其例於经文本身有合有不合,相互之间有同有不同,要之就是诠释方法有異。在曹元弼看来,诸家之例,“有确知为《易》例者,有未敢断以为《易》之本例者”,先承认了历代解《易》方法的多样性,而其中最具权威、最早创建的“《易》例”,莫过於孔子的《十翼》,他说:“孔子作《彖》《象》,後世章句之祖也。作《万辞》《说卦》传,後世释例之祖也。”[22]

曹元弼分《易》之体例为“本例”(亦称“通例”)与“别例”两种。《易》之本例,乃诸家所同:乾元,三才,六位,互体,旁通,反卦,消息、往来、上下,时、中、正,应、据、承、乘,变化成既济……他谓这些体例在《十翼》中有明文。另外有诸家《易》例,即“别例”,如郑之爻辰、虞之半象以及京氏、荀氏之游归、世伏等。曹元弼於《周易学·明例》一节中,列有生蓍倚数、立卦、生爻及六十四卦变成既济、万辞、《十翼》等通例,又列郑、荀、虞、汉魏诸家、王弼、孔颖达、李鼎祚、程氏、朱子、惠氏、张氏、姚氏等研《易》者所相互区别的通例。他认为,郑氏《易》之大例在爻辰,郑言礼象,荀氏主论乾升坤降,虞氏则以消息序六十四卦,如此等等,各有细说。诸家之例虽有不同,但不可以此相攻,如论郑、荀、虞三家例,则曰“大同如彼,小異如此。以此别之可,以此讥短不可”,表明了在比较权衡各家注《易》体例时客观持中的研究态度。

曹元弼曾於《周易集解补释》条例中表明,“治《易》必须明例。例者,《易》之典常,所以观其会通”,意即习《易》入手时应先分辨各家《易》例,晓解诠释之方法後,以串释经文,使得抽象的卦爻符号与经传文字统合成为一个通贯的整体。以《易》例的总结来教授学堂诸生,既在便宜教学的同时,又具有概括解《易》方法、梳理《易》学诠释历史的学理价值。这也表明,曹元弼对历代治《易》的方法有了反思性的意识,《明例》的写作具有一定的意义。

2.會通

讲求会通经学,是曹元弼毕生的追求。不唯用《周易》会通六经,他亦在所著的《孝经学》中有以《孝经》所申明的“爱敬之心”会通六艺的尝试;在所著《礼经学》中又有以“礼”会通六艺的尝试。於《易》学研究中亦写作《周易会通大义》(收入《复礼堂文集》,即《周易学》之《会通》),曰“《乐》……《诗》……《礼》……《书》……《春秋》……五者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原”,认为《易》道於六艺所无不贯,以《周易》会通六经,以六经归於《周易》,是颇有气魄的尝试,也是他在经学会通大业中的一个环节。虽然最後《十四经学》仅刻成《周易学》《礼经学》《孝经学》,但他融贯六艺,挽救日渐衰亡的经学,使之成为一整体的努力,是确实存在的。

曹元弼以《周易》会通《书》,如言“《易》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易》教以“正阴阳、君臣、夫妇、父子之义”,正是《书》之义。《易》本天道以训人事,圣人德合乾元。尧之无为而治,周公之自强不息等皆可体现《易》中之卦德,而《易》之有应无应、得众失众之象,则都能类比於《书》之能安民惠民、黎民怀之之意。另外,就史事之“唐虞禅让故乾二升坤五”“殷周放伐故师二成比五”等唐虞、殷周兴亡之事,皇极九畴之数,《易》与《书》尤相发明。

以《周易》会通《诗》,如言“孔子录《诗》,以为勤民恤功,昭事上帝,则受颂声,宏幅如彼”,若对雅颂之声“违而弗用”,则“被刧弑大祸如此吉凶之所由”。此为《易》与《诗》相表之大义。二者皆意在“祸福无不自己求之”。《诗经》文、武、周公之学以及烝民抑戒之作,都属《易》之微言。

此外,以《周易》会通《周礼》时,言《易》是“开物成务、备物致用”之书,而“礼”就是其“所成之务,所备之物”,且以太宰掌六典如乾元统天,六官分天地四时乃两仪四象之位等皆能为类比;又谓“《易》之大本即礼之大本”,天地万物男女夫妇父子君臣上下,天尊地卑乾坤定矣。会通《礼记》时,谓“《易》贵中,贵时,贵诚。礼亦贵中,贵时,贵诚”。会通《春秋》时,谓文王忧患而作《易》,孔子惧而作《春秋》,皆圣人逆境之作;且言“《易》首乾坤,扶阳抑阴,以至於既济,《春秋》尊王乱贼而终於获麟,皆致中和位天地育万物之事”。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明清思想史上会通六经的尝试并不鲜见,而曹元弼於经学衰微之世,做此努力,在时势面前已犹蚍蜉撼树,然一介书生期於剥极思复,是谓重整经学的最後实质性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