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马克思主义关于群众、阶级、政党、领袖相互关系的理论使我们知道，要使中国“强起来”就必须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权威
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是论述了群众、阶级、政党、领袖之间的相互关系。对此，列宁有一段著名的话：“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只有把不按照生产的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区分的大多数同在生产的社会结构中占有特殊地位的集团对立时，才可以把群众和阶级对立起来；在通常情况下，在多数场合，至少在现代的文明国家内，阶级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1]列宁的这段话深刻地阐明了群众、阶级、政党、领袖的相互关系以及其在创造历史中的作用。
对于群众与阶级以及群众、阶级与政党的关系容易理解，关键在于要理解群众、阶级、政党与领袖的关系。人民群众、无产阶级要实现自己伟大的历史任务，就不仅需要有自己的政党，而且还得有自己的领袖。对政党的需要和对领袖的需要是完全一致的。人民群众、无产阶级如果没有自己的政党，就好像要到达美好的彼岸却缺少航船；而人民群众、无产阶级倘若没有自己的领袖，就好比即使有了到达彼岸的航船却缺少舵手。这就是说，人民群众、无产阶级之所以需要“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的领袖，正是因为在奔向美好的彼岸的航程中，需要舵手掌握方向，乘风破浪，驶向胜利。对于领袖的不可或缺的作用，马克思这样说道：“如爱尔维修所说的，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把他们创造出来。”[2]列宁则说得更加直截了当：“在历史上，任何一个阶级，如果不推举出自己的善于组织运动和领导运动的政治领袖和先进代表，就不可能取得统治地位。”[3]“培养一批有经验、有极高威信的党的领袖，这是一件长期的艰苦的事情。但不这样做，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的‘意志统一’，就会成为一句空话。”[4]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政党理论，人民群众、无产阶级的领袖之所以能够发挥巨大的作用，关键在于一方面他们没有特殊的个人利益，体现着无产阶级大公无私的高贵品质；另一方面他们是革命家又是思想家，既能从理论上解决极其复杂的问题，又能领导党、阶级、人民群众进行实际的斗争，体现着理论与实践的高度统一。恩格斯曾经这样描述马克思是如何成为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领袖的：“我们之中没有一个人像马克思那样高瞻远瞩，在应当迅速行动的时刻，他总是作出正确的决定，并立即切中要害。”[5]“最使那些微不足道而又自命不凡的满腹牢骚的小人恼火的是：马克思由于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成就已经赢得了这样的地位，各国工人运动的最优秀的人物都充分信任他。他们在紧要关头都向他请教，而且总是发现他的建议是最好的。他已经在德国、法国、俄国赢得了这种地位，至于在比较小的国家就更不用说了。所以，并不是马克思把自己的意见，更谈不上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而是这些人自己来向他求教的。马克思所起的特殊的、对运动极端重要的影响，正是建立在这种基础上的。”[6]
马克思主义的政党理论对领袖人物的充分肯定是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民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的学说的基础之上的。首先，历史唯物主义坚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肯定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决定作用。它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上不断批判和克服英雄史观，从而使人民群众真正成为创造历史的自觉的主人。历史唯物主义不但认为人民群众是社会物质财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而且认为人民群众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毛泽东这段话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经典表述：“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7]其次，历史唯物主义在肯定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前提下，同时又承认个人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作用，甚至重大的影响作用。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历史是由各种各样的个人的活动所构成的，每个人生活在世界上，总要在历史上留下一点痕迹，总要对社会历史起一定的作用。历史人物作为历史事件的当事人和历史任务的发起者，则在历史上打上自己深深的印记。
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对人民群众与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的辩证认识，引出了其对领袖与群众相互关系的辩证分析。一方面，必须认识到领袖的巨大作用归根到底是群众给予的，而且领袖的作用总是通过群众的实践体现出来的，倘若没有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不管领袖的思想如何正确，都不可能付诸现实，从而领袖必须依靠群众；另一方面，也得承认群众确实需要领袖，如果没有领袖，群众就会成为“一盘散沙”，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没有领袖的引领和组织，群众再美好的愿望都会成为泡影。
当人民群众明白了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不仅要有自己的政党，而且也应有自己的领袖这一点后，就会自觉地去维护和拥戴自己的领袖。从这一意义上说，对人民领袖的维护就是对党的利益、阶级的利益、人民的利益的维护。维护和拥戴自己的领袖，是出于阶级的自觉，出于关心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1956年，邓小平在党的八大上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就指出，我们“对于领袖的爱护——本质上是表现对于党的利益、阶级的利益、人民的利益的爱护，而不是对于个人的神化”[8]。维护自己的领袖，实际上就是维护领袖的权威。把维护领袖的权威理解成搞独裁是片面的。恩格斯反对独裁，但他同时又批判那种所谓“反权威主义”的论调。他说道：“把权威原则说成是绝对坏的东西，而把自治原则说成是绝对好的东西，这是荒谬的。”[9]他还这样形象地表述了权威的重要性：“能最清楚地说明需要权威，而且是需要专断的权威的，要算是在汪洋大海上航行的船了。那里，在危急关头，大家的生命能否得救，就要看所有的人能否立即绝对服从一个人的意志。”[10]他还这样严厉地批判了反权威主义者：“总之，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反权威主义者自己不知所云，如果是这样，那他们只是在散布糊涂观念；或者他们是知道的，如果是这样，那他们就背叛了无产阶级运动。在这两种情况下，他们都只是为反动派效劳。”[11]
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认定，只有维护领袖的权威才能增强党的战斗力，确保党的事业的发展，这一理论被党的十八以来的现实所确证。党的十八来以来，中国在“强起来”的征途上所取得的一系列成就是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的不断增强同步的。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权威是中国走向“强起来”的政治保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所提出的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对维护权威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四个意识”中，核心意识、看齐意识是基础性的、本质性的，是对政治意识、大局意识的检验和评判。正如有学者指出的：“确立习近平同志的核心地位、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是三位一体的‘同心圆’，是领袖意义上的核心、政党意义上的核心、国家意义上的核心的有机统一体，对于统一全党意志，步调一致行动具有重大意义。”[12]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都清楚地表明，以中国国情为主要依据，以执政政绩为主要参照，以人民群众的福祉为主要依归，形成稳定的、富有权威的领导核心，是全面发挥政党政治功能的重要保障，没有这一保障，中国是不可能“强起来”的[13]。在报纸杂志上，我们常常看到“关键少数”这一术语，在走向“强进来”的历史进程中，干部精英特别是党的领袖的角色确实起着关键的作用。这就要求人们，尤其是共产党员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地维护中央权威。
[1]列宁.列宁专题文集·论无产阶级政党.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49.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32.
[3]列宁.列宁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86.
[4]列宁.列宁全集：第3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505.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67.
[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46.
[7]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31.
[8]邓小平.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52.
[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37.
[10]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37.
[1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38.
[12]裴泽庆.构建以马克思主义政党为坚强领导核心的政治关系.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17（1）.
[13]裴泽庆.构建以马克思主义政党为坚强领导核心的政治关系.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1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