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现代化的目标决定中国共产党必须强大

我们讨论中国共产党的使命，首先要回答的一个问题是：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什么样的政党？毫无疑问，她与美国民主党、共和党，英国保守党、工党这些政党都不一样。不能理解这个差异，就没法理解中国共产党的使命。要理解中国共产党，必须将其置身于世界的舞台、历史的洪流中来考察。

从世界史角度看，中国共产党萌芽和诞生之际，中国已经告别了泱泱大国的辉煌岁月，处在风雨飘摇中。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呢？可以说，那是西方世界在现代化的进程中饱尝甜头的时代，也是很多殖民地国家深陷“落后就要挨打”的噩梦，从而奋起直追的时代。这是西方与非西方世界较量的结果，而这一较量则源于西方的“现代化”进程。

欧洲人用了四个世纪（1500—1900年）的时间在世界范围内建立起统治地位。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欧洲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的主人”。而欧洲这种前所未有的扩张，依靠的是不断加速的现代化进程。现代化进程早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技术发展、资本主义企业建立、国家建设和海外扩张就开始了，而工业革命、科学革命和政治革命这三大革命则给欧洲带来了势不可挡的力量。“人类物质文化的变化在过去的200年中比此前5000年中发生的变化还要巨大。”^[1]

正是西方迅猛的现代化进程拉开了它与非西方世界的距离，使西方在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取得绝对优势。从19世纪开始，现代化成为全世界的主流议题。比较世界上主要国家现代化的历程，至少有以下三个路径^[2]：

第一，英国–美国式的商人阶层主导模式。新大陆的发现启动了贸易全球化，这刺激了欧洲国家追求财富的欲望，成为欧洲国家成长的重要动力。在欧洲的海外扩张中，商人阶层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商人阶层利益与国家利益高度一致，国家实行重商主义，保护商人阶层利益。工业革命后，国家更是实行经济自由主义，国家扮演的最大作用就是资产阶级的“守夜人”，正如马克思所说：“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3]英国的商人阶层利益顺利变成国家利益，而美国则是直接由实业家进行治理的国家。

第二，德国–日本式的官僚体系主导模式。以军国主义、官僚体系为主导的制度变迁路径，构成了德国–日本式的“国家中心主义”现代化道路。

第三，俄国–中国式的政党组织主导模式。在俄国和中国，当专制君主制和官僚体系崩溃时，在无政府状态下重建国家秩序的任务落在了政党的身上。这样，不同于早发国家，政党并非产生于宪政结构之下，而是国家危机的产物。不是国家秩序产生了政党，而是政党建构了国家秩序。政党创建了军队，并建立了新的国家秩序，由此产生了国家秩序内的议会、政府和社会团体。

从比较现代化的视角看，中国共产党扮演着组织秩序、推动现代化的重要作用，身上具有双重属性：一方面，她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阶级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是具有阶级属性的工人阶级政党；另一方面，她诞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波涛汹涌的民族主义浪潮中，肩负着民族解放重任，这集中体现在她“两个先锋队”的性质上。

因此，当我们讨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时，首先就需要明确其“双重属性”。这就决定了，虽同为政党，但背后的内涵却有着显著区别。

在西方的概念里，政党是“party”，代表的是部分（part）主张和利益，是既定的国家结构内部产生的利益集团。以现代政党政治诞生的摇篮——英国为例。在英国，现代政党政治产生于19世纪30年代，距离奠定政体结构的“光荣革命”已经过去一个多世纪。此时工业革命正如火如荼，新兴工业资产阶级迫切需要在议会分享权力，因此统治阶级内部形成了代表土地贵族、金融贵族和大商人利益的保守党与代表工业资产阶级利益的自由党。到了19世纪中叶，因为选举权的扩大，两党逐步发展成为全国性政党。所以，英国政党从产生之初起就是利益集团性质的。美国也类似。

再看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工人阶级政党。19世纪60年代以后，欧洲各国陆续成立了社会民主党，代表工人阶级利益进行斗争。虽然在成立初期，社会民主党所奉行的理念与科学社会主义是一致的，但是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社会民主党的斗争策略逐渐转化为议会选举、议会内斗争和工会斗争，转向和平、渐进的改良主义。所以，资本主义国家内部诞生的工人阶级政党也是在既定的国家框架内活动的。

诞生于民族解放运动中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则大不相同。英美式资产阶级政党是在既定的宪政结构之中诞生的一种利益集团性质的政党，欧洲无产阶级政党也是在资产阶级主导的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一种体现阶级利益的政治组织，所以，无论是资产阶级政党还是资本主义国家内的无产阶级政党，说到底都是如何适应国家现代化的问题；而中国共产党是在现代化国家失败中诞生的，其使命是如何把国家组织起来并建设好，即如何引领现代化。现代化的目标决定了这样的政党必须强大。“一个现代化中政治体系的安定，取决于其政党的力量。一个强大的政党能使群众的支持制度化。政党的力量反映了大众支持的范围和制度化水平。凡达到目前和预料到的高水平政治安定的发展中国家，莫不至少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党。”^[4]

注释

[1]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477.

[2]杨光斌.制度变迁的路径及其理论意义：社会中心论、国家中心论、政党中心论//杨光斌.政治变迁中的国家与制度.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182–244.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3.

[4]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3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