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资本论》研究的当代境遇
《资本论》是马克思一生最重要的著述，是诠释马克思思想最重要的文本依据。在当代新的境遇下把马克思主义研究推向新的高度和层次，仍然绕不开这座思想高峰。新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ARX／ENGELS GESAMTAUSGABE，以下简称MEGA2）的陆续出版，以及中文版《马克思恩格斯文集》10卷本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版的问世，为我们提供了更为权威而完整的文献资料，而当代理论思维水准的提升和社会实践的发展，也为我们重新研究《资本论》提供了极大的空间和可能。从文献（文本）、思想和当代性三个维度进行融经济学、哲学与社会理论于一体的深入探讨，将有助于把《资本论》研究推向新的高度和层次。[1]
一、《资本论》著述原貌的文献学还原
谈及《资本论》，除极少数文献学家外，过去相当多的论者基本上都将其视为一部“俨然已经完成了的著作”，而离开其庞大的笔记和手稿群，甚至离开马克思本人的“第一手稿”，只是根据由后人整理“成型”的三卷“通行本”来展开研究。现在看来，这种研究明显缺乏真实、完整而权威的文献基础。随着MEGA2中专门刊出“《资本论》及其手稿卷”15卷23册的第二部分业已出齐，再加上其第三部分“书信卷”第8～35卷大量涉及《资本论》的通信，以及第四部分“笔记卷”第2～9卷所刊布的作为《资本论》准备材料的四个笔记等文献的刊布，马克思准备、写作、修改和整理这一著述的曲折过程将不断被完整地再现出来，同时也表明《资本论》文本实际上由如下几个部分组成，一是“笔记部分”，即MEGA2第四部分第2～9卷所涉及的“巴黎笔记”（1843年10月—1845年1月）、“布鲁塞尔笔记”（1845年—1847年）、“曼彻斯特笔记”（1845年）和“伦敦笔记”（1850年—1853年），此外还包括正在编辑中的第14卷的“危机笔记”（1857年—1858年）。这些笔记是马克思在《资本论》正式写作前的准备材料，记录了他从思想先驱那里汲取思想资源、展开自己的思考和重构的思路及过程，几乎触及后来《资本论》手稿中的绝大多数材料和议题。特别是由于后来的手稿实际上也非常凌乱，各部分之间的衔接常常出现中断，这些笔记就成为索解马克思复杂的思想结构和叙述逻辑的重要参照。二是“初稿部分”，在过去稍微深入一些的研究中，人们总认为《资本论》有三个手稿，即著名的“1857—1858年手稿”“1861—1863年手稿”和“1863—1865年手稿”，而MEGA2根据新的文献补充和修正了这种说法，它不仅通过第一部分第2卷刊出了“1844年手稿”中的三个手稿，通过第二部分第1卷的2个分册、第3卷的6个分册刊出“1857—1858年手稿”，而且通过第2卷将1858—1861年马克思留下的材料（包括7个笔记本的前言、两个提纲、《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准备阶段”、第1分册、《资本论》第1章的“计划提纲”“引文图解”等）和恩格斯的评论一一予以刊出，又通过第4卷3个分册将所谓“1863—1865年手稿”修正为“1863—1867年手稿”，公布了从1863年至《资本论》第1卷正式出版前马克思的全部手稿。这样说来，所谓《资本论》的“手稿部分”实际上指的就是1844—1867年马克思所写下的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和《资本论》的所有初稿，而“三个手稿”的说法只具有相对的或特定的意义。三是“整理、修改稿部分”，即MEGA2第二部分第5～10卷刊出的全部属于《资本论》第1卷的各种版本，包括其德文第1版、德文第2版、法文版、德文第3版、英文版和德文第4版；第11～13卷刊出的《资本论》第2卷的马克思手稿、恩格斯修改过程稿和恩格斯出版稿；第14、15卷刊出的《资本论》第3卷的马克思手稿和恩格斯整理过程稿、恩格斯出版稿。为什么要花如此大的精力甄别同一卷次的这些不同版本呢？因为它们之间不仅在字词和段落上有非常多的改动，而且在结构和内容上也有比较大的差别，用马克思评论《资本论》第1卷法文版的话说，都具有“独立的科学价值”[2]。
比如，迄今为止，几乎所有的研究者所依据的《资本论》第1卷的版本都是由恩格斯整理的德文第4版，但MEGA2提供的材料表明，1867年出版的德文第1版只有6章，而1872—1875年分册出版的法文版则扩展为8篇33章，1882年的德文第2版又修正为7篇25章，1887年的英文版则为8篇33章（与法文版也不完全一致），而1890年的德文第4版确定为7篇25章。再如，把MEGA2第二部分第11卷（分2个分册）中刊出的《资本论》第2卷的马克思手稿与第12卷刊出的恩格斯对这些手稿所做的整理过程稿以及第13卷刊出的正式出版稿比较一下，就会发现，恩格斯删减和增补的句子、公式和术语以及序列变更等超过5000处，而且这还不包括标点符号、笔误等技术性的处理以及恩格斯对马克思原稿内容的概括部分，有些方面未必“只是形式上的改动”，实际上涉及对《资本论》思想的“恩格斯式”的理解，而且恩格斯在整理这些手稿的时候，没有查阅过一本马克思当年写作时参考过的书籍。这里还必须指出的是，中文新版《资本论》（2004年）改变了从俄文转译的做法，而根据德文对原来的译文做了校订，这是值得肯定的。但遗憾的是，第1卷校订依据的只是MEGA2第二部分第10卷（仍然是德文第4版），而对其他各种版本之间的不同也并没有在注释中详加说明，更使人不能理解的是，第2、3卷校订依据的竟然不再是MEGA2，而是倒退到作为“通行本”的柏林狄茨版（1963年）！这样经过MEGA2编辑那么多年悉心甄别、考察和辨析而取得的研究进展就没有能够在中文新版得到充分体现。
四是“书信部分”。MEGA2第三部分“书信卷”从第8卷开始到第35卷大量涉及就《资本论》写作马克思与恩格斯之间的相互通信、马克思和恩格斯联名致他人的信、马克思和恩格斯分别致他人的信，以及附录中包括他人分别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信、他人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信以及他人相互之间的通信。这些书信表露了马克思长达40余年创作的艰难经历和真实心迹，也展示了其同道参与这一巨大的思想建构工程的原委和过程。以上这些关乎《资本论》的材料的刊布，将颠覆人们印象中它几乎是一部已经完成了的著作的传统看法，表明《资本论》“实际上仍然处于一种日益发展的进程中，处于一种没有完成的、开放的，并且是具有疑惑和困境的发展过程中”[3]的实际情形。如果不将这些文献纳入《资本论》研究当中，就难以准确而全面地把握马克思的思想。
在过去《资本论》研究中，论者的关注点主要是对其成型、定稿部分（恩格斯整理的三卷本）的思想观点的概括和掌握，而现在丰富的文献材料的刊布必然要求我们将这种研究转向对思想史的探究，转向对马克思曲折的探索历程背后思想视野和嬗变的理解和分析，这将大大拓展、深化《资本论》研究的视野和复杂性，也为排除各种干扰、更加准确地把握《资本论》的精髓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二、《资本论》研究的“当代”视角省思
鉴于以往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存在过相当惨痛的经验教训，我们必须认真思考《资本论》研究的“当代性”问题。对于《资本论》研究，“当代”确实是一个特定的视角，以此为基点当然可以“激活”文本中一些过去关注不够乃至被忽略、被遮蔽的思想，然而如果不注意限度和界域，它又会造成一种新的“片面”，致使另外一些思想被忽略、被遮蔽；时易世变，到那时我们又必须回过头去反复“折腾”文本——这样，不同阶段的研究之间就只有否定、“断裂”而少有传承和积累。比如，过去冷战时期，在对《资本论》主旨思想的阐释和概括中，我们特别强调的是：它对资本“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之本性的揭露和对资本主义残酷的剥削制度的批判；它作为“工人阶级的圣经”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革命的指导作用；将辩证法、认识论、逻辑学融为一体而形成的“《资本论》的逻辑”；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及其辩证关系的原理的论证；矛盾分析的方法、阶级分析方法和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辩证方法的运用；对人类社会发展“五形态”理论的阐发；等等。而现在身处全球化时代，很多论者又从中读出：资本本性的二重性，劳动与资本关系的调整和变化，“资本的逻辑”及其结构化特征；对国家与市场关系和“虚拟资本”的新思考；“存在论”哲学，“生存论”转向与“现代性”内涵；“社会有机体”结构学说和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尺度的社会发展“三形态”理论；等等。这样，随着时代变迁和社会思潮的转换，《资本论》研究成为一种“忽左忽右”“可左可右”的随意性言说和“时尚化”追求，而缺少了科学性、客观性和恒定性。
究其实，在上述两种不同时间段的讨论中，阐释的观点相异但研究方式却是一致的，即都不是从文本本身出发去勾勒问题、阐释思想，而是从时代“问题”出发去观照文本。而作为研究出发点的问题，并不自文本中来，而是在研究者介入文本之前就摆在那里了，它们一般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当代社会实践中的所谓重大问题；二是目前流行的社会思潮或哲学观念；三是研究者个人感兴趣的问题或者自己创设的观点。由于解读者研究《资本论》的目的，不是为了或者不仅仅是为了弄清马克思文本及其思想的原始状况，而首先在于寻找对现有问题的说明、解释和论证，动机如此的“功利”，自然会使得解读者在解读时省略文本研究的许多必要步骤。比如，他们一般不会对《资本论》的全部著述做通盘考虑，特别是对那些散乱的但篇幅巨大的手稿和笔记等常常会弃之不顾，而往往只会选择那些成型、定稿的部分；同时，他们对成型、定稿的作品也不会全面研究，而是从中挑选那些表述明确、与自己所关注的问题相关的段落，即根据当代问题到文本中去寻章摘句。毫无疑问，按照这样一种解读思路，文本本身只被置于工具或者手段的地位，《资本论》思想的完整性必然被严重地肢解。
《资本论》的思想是一个“结构”，各种不同的观点、论断和思路确实以各种方式或隐或现、或系统或零散地存在于马克思庞杂的手稿中，但它们在马克思心目中以及在《资本论》思想“结构”中地位是不一样的。我们可以对其当代价值和意义进行重新评价，但不能不顾文本、论证过程和逻辑而天马行空地阐释，不能借口体现当代性、实践性，为图解和论证现实中的重大问题而肢解文本、寻章摘句甚至断章取义，不能为与当代流行的哲学观念和社会思潮相挂钩、相匹配而把字面符码相同但含义有很大变迁的思想抽象出来无原则地讨论，不能借文本研究之名肆无忌惮地阐发自己的思想，不能热衷于生造拗口、晦涩乃至别扭的名词、概念以掩盖对文本内容的肤浅掌握，却称之为“创新”和“发展”。还有，精深的文本研究绝不能仅仅面对一部现成的、经过别人编辑而成的著述就进行解读，必须对文本写作的原初背景和写作过程进行考察，对该文本原始手稿的各种版本进行甄别。
强调文献梳理是必要的，但仅有文献材料又是不够的，因为对它们的解释、分析和判断非有总体性思考和哲学视角透视不行。比如，由于《资本论》第2、3卷的恩格斯整理稿与马克思原始稿之间的差异，引发了《资本论》研究中关于“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关系”的讨论。但在过去它并未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原因是长期以来我们基本上认为这是不需要多加讨论的，作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马克思、恩格斯是联为一体、完全一致的，他们的著述、思想和观点可以不分彼此或者相互替代。现在看来，这种观点和解读方式值得反省。长期以来我们的马克思主义专业研究成果之所以相当有限，与这种大而化之、不求甚解、缺少细节考证和个案支撑的研究方式十分相关。特别是对于专业研究者来说，必须改变那种只根据教科书的体系、只从原理和教条出发、单凭纯粹的信仰和热情来领会和掌握经典作家及其思想的“反专业”“非专业”途径和方式。随着文本研究的深入，对问题的理解才会更加全面、客观。但是也要防止走向另一个极端，即由于过分纠缠于细节、个案的讨论而出现“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情形，根据实证材料做出的结论好像很“客观”，但不同的实证材料引申出的观点彼此间却差别很大甚至正好相反。就同样的材料而言，也可能出现以偏概全的倾向。
对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关系的判定既需要考证和梳理文献、文本，更需要从宏观和整体上进行把握和理解。研究这一问题的方法应该是，注重实证，但又不“唯实证论”。单个看来，“对立论”与“一致论”者都持有真实而可靠的文献依据，推论上也大都符合逻辑。然而综合地看，这些不同的文献是需要对比、鉴别的，是需要从总体上判定其是否具有代表性、典型性和本质性的。论者不能预设前提，不能按照一种既有的观点从自己特有的角度出发，只关注、选择那些与其有关的有利于说明、证实和论证这些观点的文献，进而做出超越实际情况的论断。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一直在为马克思思想的当代性做辩护，而且大多数学者认为突出问题意识是解决这一问题的不二法门。然而这种思路只是一种循环论证：它从问题出发，到包括《资本论》在内的马克思文本中找到关于这些问题的说明，以为这就进一步证实了该问题的重要性，最后又回到该问题。实际来说，这种循环对于该问题本身没有增添多少信息量，因为就它所关涉到的社会现象而言，《资本论》的时代肯定不如现在这般复杂和多样。
当然，对于我们时代的问题，单纯从马克思文本中发掘，也并不能为这一问题的当代解决找到真正的出路。而从《资本论》文本本身出发的思路，虽然最初提炼和抽象的是文本中的问题和思想，但上述各项细致的工作已经廓清了它们产生的文本背景、原初含义，以及不同思路和意义演变与当代体征，这样我们既看到历史的延续和累积，也能把握创新与重构的机缘，使马克思原始思想的当代价值真实地呈现出来。而这种方式超越其他群体的观照的意义在于，在思想史的进程中凸显了《资本论》及其思想的价值，这是那种动机极为“功利”、旨在单纯图解社会现实问题和流行的思想观念而研读文本的方式所不可能达到的收获。
我们看到，这样的《资本论》研究并没有回避现实性问题，而是把对历史原貌的追寻、思想史的考辨与对现实的观照、省思联系起来。现实中，有的人希望在《资本论》中直接找到拯救危机的药方，但仔细地甄别就会发现，这种思路混淆了历史与现实、文本与实践之间的界域，试图使《资本论》卓越的思想所具有的方法论价值体现在对纷繁复杂的时代课题的直接解决上，这是可能的吗？这种对马克思的理解、对《资本论》的探究是更深邃了还是更肤浅了呢？这种“当代性”诉求是一种合理的期待还是过分的苛求呢？从资本所开辟的“世界历史”的运演看，今天与《资本论》的时代相比，虽然尚有诸多本质上的相似性、同构性，但在社会结构、社会现象等方面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提醒我们，必须注意《资本论》当代解释力的界域，正视时代变迁所导致的差别，写出它新的篇章，而这关乎新理论的建构，这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总之，在当代新的境遇下重新研究《资本论》，不是从现实问题出发到文本中去寻求解决方案，或者单纯靠一个外在的理论框架或当代流行的思潮和方法去“挖掘”和“阐释”其思想，而是在扎实的文本、文献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对20世纪资本批判史的梳理、结合目前资本全球化的发展态势来重新评价《资本论》中的资本理论及其对资本逻辑的批判，确立其在思想史上的地位和当代意义。
三、《资本论》思想的“文本学解读”
推进当代《资本论》研究，我们就必须把宏观与微观结合起来、把文献考证与思想阐释结合起来，在通盘梳理《资本论》文献的基础上，通过对其文本个案内容的详尽解读，概括其丰富而复杂的思想，揭示其深刻的内涵和曲折的论证逻辑。这一思路主要针对的是，在过去国内外哲学界对《资本论》思想研究中，研究者大都是把这一著述看作一个整体进行宏观观照、抽象讨论的，或者把它看作马克思、恩格斯于19世纪40年代所建立的唯物史观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运用，或者使这种研究成了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乃至西方某些哲学派别思想的论证，这样就没有把《资本论》独特而复杂的思想完整地呈现出来、客观地概括出来。
马克思在写作过程中，理论阐释到什么地方，理论史的梳理也跟进到什么地步。1862年末至1863年初，马克思形成的《资本论》的结构原先只有三册，他当时把理论史部分分散安插在各册中。到后来，由于理论问题的盘根错节，对逻辑顺序的反复斟酌、思想叙述的集中考虑和对文稿篇幅的平衡等，马克思后来逐步有了把理论史部分从《资本论》三册中分离出来的想法。他在致友人的信中说：“全部著作分为以下几部分：第一册资本的生产过程。第二册资本的流通过程。第三册总过程的各种形式。第四册理论史。”
对《剩余价值学说史》原始写作状况的简单梳理和对它在卷帙浩繁的《资本论》手稿中地位的甄别使我们看到，一方面，理论史对于马克思的理论创作来说，不是可有可无的点缀，而是理论难题廓清和解决的前提条件。剩余价值是《资本论》的主线，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在不同层次上、从不同角度对其起源、表现、本质和规律做了一定程度的探究。《资本论》不是另起炉灶从新开始，其所完成的理论建构则是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实质性超越，是在古典政治经济学所开辟的问题域中各个突破，进而实现整体超越。这样说来，在理论所关涉的每个问题上辨析毫芒，甄别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原始意旨、他们对这些问题如何推进又怎样重蹈误区，就成为进行新的思想创建的前提。而以史的方式把对问题的不同理解连缀起来进行叙述和评论，又会勾勒出一幅古典政治经济学史连贯而完整的图景。把马克思所实现的理论创新置于这一思想史的进程和图景中，更能显示出其独有的价值和意义。可以说，这种理论史的梳理为马克思的理论建构廓清了思想前提。研究整部手稿仿佛走进了马克思的“思想实验室”，在这里可以看到马克思经济学的创立和锤炼过程。
另一方面，理论问题又统摄着理论史的方向、线索和逻辑。他考察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各派理论，并不是按照严格的历史的（编年的）顺序梳理的，而是按照理论问题来选取思想史材料，进而做出分析的。无论是对学派演变还是对理论发展的梳理，这部手稿都是围绕着政治经济学核心问题——剩余价值问题进行的。也就是说，他考察的是剩余价值学说史以及与此相关的学派发展史，而不是一般的经济学史。马克思感兴趣的是，某个经济学家在剩余价值问题的研究上做过哪些贡献，处于何种地位。因此，材料的安排和叙述，总是围绕对理论问题的具体解决方案来进行的，按各个人的理论（或某人的某一方面理论）在学说史上的地位来安排的。理论问题既确定了理论史所关涉的大致轮廓和方向，也规约着思想发展的进程与线索。而理论统摄下的理论史的清理，既揭示出思想演进的逻辑，也促进了理论本身的进一步发展。这样，理论史的清理与理论本身的建构之间呈现出一种良性互动，使马克思的叙述达到了非常高的境界和水准。
马克思指出：“从直接生产者身上榨取无酬剩余劳动的独特经济形式，决定了统治和从属的关系，这种关系是直接从生产本身中生长出来的，并且又对生产发生决定性的反作用。”[4]但是，这种从生产关系本身中生长出来的经济共同体的全部结构，以及这种共同体的独特的政治结构，都是建立在上述的经济形式上的。任何时候，我们总是要在生产条件所有者同直接生产者的直接关系——这种关系的任何当时的形式必然总是同劳动方式和社会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当中，为整个社会结构，从而也为主权关系和依附关系的政治形式，总之，为任何当时的独特的国家形式，发现最隐蔽的秘密，发现隐蔽的基础。不过，这并不妨碍相同的经济基础——按主要条件来说相同——可以由于无数不同的经验的情况、自然条件、种族关系、各种从外部发生作用的历史影响等，而在现象上显示出无穷无尽的变异和彩色差别，这些变异和差别只有通过对这些经验上已存在的情况进行分析才可以理解。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过程与结局。所谓生产关系就是人们借以进行生产的社会关系，这些关系的总和构成了现实的社会结构。马克思深刻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在《资本论》中他通过对原始积累的深刻分析，描绘了这一产生于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的历史演变过程。在封建社会内部，由于商品生产两极化的内在规律，造成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条件。在商品生产中，货币和商品，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最初并非资本，只有在一定条件下，它们才能转化为资本。这一定的条件是：两种极不相同的商品所有者必须相互对立，又相互联系。一方面是货币、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所有者，他们需要购买他人的劳动力来增殖自己所占有的价值总额；另一方面是自由劳动者，自己劳动力的出卖者。因此，资本关系是以劳动者和劳动资料的分离为前提的，资本关系的产生过程，就是劳动者和他们劳动条件的所有权分离的过程。这个过程一方面使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转化为资本，另一方面使直接生产者转化为雇佣工人。所谓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过程，就是生产者和生产资料相分离的过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旦站稳脚跟，它就不仅保持这种分离，而且不断扩大和强化这种分离。
马克思以历史的、辩证的眼光看待资本。一方面，“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5]，资本给劳动者带来了极大的苦难。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取代封建主义生产方式却又是历史上的一次巨大进步，它使劳动直接具有社会劳动的性质，第一次使生产在社会规模上进行，资本的伟大文明作用就在于：“它创造了这样一个社会阶段，与这个社会阶段相比，一切以前的社会阶段都只表现为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界才真正是人的对象，真正是有用物；它不再被认为是自为的力量；而对自然界的独立规律的理论认识本身不过表现为狡猾，其目的是使自然界（不管是作为消费品，还是作为生产资料）服从于人的需要。资本按照自己的这种趋势，既要克服把自然神化的现象，克服流传下来的、在一定界限内闭关自守地满足于现有需要和重复旧生活方式的状况，又要克服民族界限和民族偏见。资本破坏这一切并使之不断革命化，摧毁一切阻碍发展生产力、扩大需要、使生产多样化、利用和交换自然力量和精神力量的限制。”[6]
但是，资本的革命作用是有限的。因为资本家之间的竞争加剧了资本集中，少数资本家剥夺多数资本家，社会财富越来越集中于少数资本巨头手中。这虽然能在更大规模上实行扩大再生产，从而使生产日益社会化，但是，这种社会化又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根本矛盾，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无法通过自身来解决的。生产力的发展，不仅创造了置资本主义于死地的物质条件，而且还培育了一个代表新的生产方式的强大的无产阶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发展不仅导致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矛盾的尖锐化，而且也使个别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对立加剧，导致了周期性经济危机的爆发。这就表明，曾经基本适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开始与生产力的发展不能相容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这是资本主义无法摆脱的宿命。
总之，马克思的资本理论以资本为中心，思想极其丰富而深刻，需要我们认真地研读原著、悉心体悟、深刻理解和准确概括。
四、资本的理论即“现代社会结构的理论”
在《资本论》第三卷“序言”中，恩格斯充分肯定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领域中实现的革命性的变革，并把马克思所创立的全新理论称为“马克思学派”。要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学派的思想，就要研究马克思的首要的代表作《资本论》，而且要坚持这样一个基本的原则：“一个人如果想研究科学问题，首先要学会按照作者写作的原样去阅读自己要加以利用的著作，并且首先不要读出原著中没有的东西。”[7]只有真正领会了原著的精髓，才能谈到马克思学派的发展。努力趋近和再现《资本论》的哲学思想，就是本书的唯一宗旨。因此，本书所提出的问题都是《资本论》中提出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也都来源于《资本论》。
《资本论》第一卷发表后12年，即1879年4月，马克思在给马克西姆·马克西莫维奇·柯瓦列夫斯基的信中明确指出：“资本的理论，即现代社会结构的理论。”[8]这是一个极其重大的论断，高屋建瓴地解决了长期以来关于马克思资本理论的诸多争议，直接回答了两个具有根本性的理论问题：
1.这一重大论断表明，《资本论》要通过对“资本的物神形态”的科学研究来解剖现代社会结构，或者说，现代社会结构以“资本的物神形态和资本的物神观念”为基础，从而把资本的结构、观念与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和意识统一起来。
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担当了创造物质财富的历史重任，为整个社会提供最根本的物质基础，粗糙的物质生产——资本的生产是现代社会的发源地，资本的主体成分则是工人、资本家和地主。因此，马克思说：“构成现代社会骨架的三个并存的而又互相对立的阶级——雇佣工人、产业资本家、土地所有者。”[9]现代社会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文化结构根源于而不等同于这个“社会骨架”，正是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决定了现代社会关系的基本结构，并从最深的层次制约和规定了现代社会的基本面貌。
首先，这个“现代社会骨架”直接决定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内容，正如其他生产方式一样，资本的生产，不仅要不断地生产物质产品——商品，而且不断地再生产着社会的经济关系，再生产出维持这种生产方式的经济形式的社会规定性，从而延续资本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生产所特有的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决定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部性质，“这种生产方式的主要当事人，资本家和雇佣工人，本身不过是资本和雇佣劳动的体现者，人格化，是由社会生产过程加在个人身上的一定的社会性质，是这些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的产物”[10]。
可是，这种本质并不能得到清晰的认识，因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进行的生产关系的“类比”掩盖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如果有一个独立劳动者——假定是一个小农，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这三个收入形式都可以应用——是为自己而劳动，并且也出售自己的产品，那么，他首先就会被看成是他自己的雇主（资本家），把自己当作工人来使用，并且会被看成是他自己的土地所有者，把自己当作自己的租佃者来使用。他把自己当作雇佣工人支付给自己工资，把自己当作资本家支付给自己利润，把自己当作土地所有者支付给自己地租。”[11]通过这样的类比，把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与传统的生产方式等同起来，混淆了彼此之间的界限，更加具有迷惑作用。
其次，这个“现代社会骨架”也决定了社会的政治面貌，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本主义国家不过是管理资本家阶级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在这个体系中，资本家阶级居于社会的主导地位，国家宪法和法律体现了统治阶级的意志。虽然，随着现代社会的不断发展，资本家阶级或主动、或被动地改善了无产阶级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条件，但并没有改变彼此之间的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类似地，在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中，占据了主导地位的资本家阶级的思想成为国家的主导文化和意识形态，从思想文化方面维护资产阶级统治。随着物质生产力的发展，工人的生存压力得到了巨大的缓解，能够获得更多的教育、追求精神层面的发展，整个社会公民的素质也得到了显著的提高。但是资本家阶级追求利润的精神本质没有改变，在这种精神的引领下，资本主义社会的拜物教的精神特质没有本质性的改变。
最后，这个社会结构也造成社会的流动性，在某种程度上扩大了资产阶级统治的社会基础。在逐利的本性的推动下，资本家游走世界各地，寻求廉价高效的劳动力和各种资源，无形中促进了劳动力的行业转移和地区转移，甚至形成了劳动力的世界性流动，无形之中带来了社会巨大的流动性，这种社会流动性扩大了统治的社会基础，因为在流动过程中，某些个人的社会身份和地位可能发生变化，特别是社会地位低下的某些个人凭借努力抓住了某些社会机遇获得了成功，从社会底层跃升到高层，甚至进入社会统治者阶层。这些优秀的人物更深刻地理解社会本身，同时也为底层的人带来改变不利状况的希望，比如所谓通过个人努力实现个人梦想的美国精神就给普通人带来了希望。马克思深刻地指出：“一个统治阶级越能把被统治阶级中的最优秀的人物吸收进来，它的统治就越巩固，越险恶。”[12]因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个别人特别是个别的无产者可以通过个人努力改变命运，从而维护了阶级统治。但作为整体的阶级——工人阶级只有获得了社会统治地位才能改变被压迫、被奴役的地位，实现人类的解放。
2.这一重大论断表明，资本并不是单纯的经济概念，而是一个以哲学为基础的经济学概念，是超越了经济学与哲学二元对立的全新概念。这就要求我们不能用传统的西方经济学的资本概念来套用和审视马克思的资本概念。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范畴，是起决定作用的生产关系。资本是会自行增殖的价值，是资本家用来无偿占有剩余价值的手段，是资本家从事生产活动、发财致富的手段，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进行剥削和统治的手段，因此，资本属于经济范畴。问题并没有就此结束，因为，资本家不外乎就是资本的人格化，资本则不外乎是资本家的物化。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资本主义全部社会体系赖以运行的核心，资本体现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实质，反映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其生产过程、流通过程、分配过程则是整个现实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经济活动和经济现象的内容和规律，因而资本这个范畴又表现为哲学范畴，即资本概念内在地包含着经济学与哲学的双重意义。
进而，马克思把资本看作一种社会有机力量。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仅仅是一种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力量。那么，作为社会有机力量，有机体的一些特性必然表现在资本的身上，并且表现出一定的独特性来，同时，它同其他有机体一样，也必然经历一个诞生、成长、成熟、衰亡的过程，并构成了不同的发展环节。这些不同的环节，环环相扣，共同构成了资本的总体。在社会体系中，资本具有类似于生物有机体的适应性特点，在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民族表现出不同的社会适应性，而不失资本的本质。正如古人所云：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类似地，资本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其社会效果必然有差异，甚至有天壤之别。以不变的眼光看待不同时代、不同环境下的资本的社会效果显然是错误的。特别是，资本具有独特的精神和意志，以指导自身的运动。它既能够依据客观环境的实际状况而改变自己的某些特性以适应环境，也能够改变客观环境，甚至创造出适合自己需要的新的社会要素，由此构成了资本与社会环境之间的辩证关系。
也就是说，试图用一个永恒不变的公式，以贴标签的方式来把握资本的全部发展过程，结果只能走向自己的反面。历史发展的进程也已经充分证明，资本从诞生、成长到成熟的过程充满了复杂性，它在不同时代、不同民族国家都表现出了不同特性，发挥着不同的社会作用。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实现了革命性的变革，资本理论的目标不单纯在于用各种经济指标来表明经济结果，主要在于从资本出发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和社会的结构，从而与其他一切政治经济学区别开来。他经常在批判、否定的意义上使用“政治经济学”一词，比如，“政治经济学看到的是表面的现象”[13]等。马克思把资本置于全部理论体系的核心位置。从这个角度说，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可以称为“资本的理论”。
立足于“资本的理论”，能够科学地揭示其他各种经济学的实质。比如，西方经济学通常把资本看作物，如机器、原材料、货币等具体的物，并认为资本有史以来就存在。所有的物，如生产工具、生产资料、劳动对象，甚至劳动力本身都是资本。马克思的资本理论则揭示出其根本错误在于把物当作资本本身，而没有看到资本所包含的社会关系，没有看到资本是生产关系的物化，没有看到资本运动的有机性质；他们混淆了不同社会形态的界限，混淆了资本和雇佣劳动的界限，掩盖了资本剥削雇佣劳动的事实，而且，错误地把资本看成天生如此、永恒不变的东西，采用了错误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看待资本的本质等。
西方经济学通常自诩以数学计量的方式表明自身的精确性和科学性。确实，经济学中的数学计量极其重要，但没有对不同性质的经济进行科学的区分，一锅粥似的计量，看似科学，实质则只能导致错误的认识和结论。因为，资本虽然占据了经济的主导地位，但远远没有消灭其他非资本的经济形式，把资本、非资本都归结为资本，采用统一标准进行计量，显然是一种逻辑上的错误，依据这种计量结果来制定统一的政策就缺乏可靠性。特别是资本不但表现为经济上的数量，本质上则是经济关系，把这种关系全部用所谓的数量表现出来，结果只能是混淆了一切经济形式的界限，回归到把一切经济形式都视为资本的道路上来。
20世纪20年代，凯恩斯创立宏观经济学。马克思本人当然不可能对此进行具体的研究，但是，我们运用马克思资本理论，同样可以揭示出其错误在于把资本的运动视同为机械运动，把国家与资本的有机联系等同于机械关系。按照马克思的资本理论，无论国家采取怎样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手段，只能缓解或者延迟经济危机，决不可能使资本完全按照国家、社会的意志，使其像火车运行在既定的轨道上一样机械地运行，彻底消除经济危机。因为，国家与资本之间的有机联系意味着国家的宏观调控仅仅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资本的运行，完全控制资本仅仅是一种奢望。而且，这种控制往往会带来巨大的经济风险和社会政治风险。调控失误、错误以及资本为了自身的狭隘的利益而采取的应对调控的对策都可能使调控失败。迷信于宏观调控手段只会强化单向的强制性命令，必然导致极权主义，妨害个人自由，阻碍个人潜能的发挥，最终伤害整个社会。限于篇幅，对于其他各种经济学，这里不再一一剖析。
可以说，各类非马克思的经济学都有自己的特点，并可能在某些方面走向深入，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它们共同的问题是都把经济学与哲学割裂开来，或者把资本与非资本混淆起来，都表现出了片面性、形而上学性等特征，因而作为整体的结论都是不科学的。只有马克思的资本理论才是完整的、科学的理论体系，为后人沿着正确的道路继续推进资本理论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总之，马克思晚年的这一全新论断直接地为我们理解《资本论》指明了正确的方向：研究资本的目的就是透视现代社会的结构，资本是一个把哲学意义与经济学意义统一起来的概念，因此，只有站在哲学的高度才能正确地把握资本的本质。本书以马克思的这个重大论断为指针，讨论三卷《资本论》中若干重大理论问题。
五、作为“艺术的整体”的《资本论》
1865年7月31日，马克思在致恩格斯的信中谈到《资本论》问题时说：“不论我的著作有什么缺点，它们却有一个长处，即它们是一个艺术的整体”[14]。怎样理解“艺术的整体”，显然直接关系到能否正确把握《资本论》的精髓这个根本性的问题。
从最简单、最直接的角度说，《资本论》第一、二、三卷构成一个“艺术的整体”。但是，现实的研究情况却表明，相当一部分的研究者十分狭隘地把《资本论》第一卷作为一个“艺术的整体”，而忽略甚至否定了第二、三卷的价值，割裂了三卷之间的关系，造成了十分明显的片面性问题。人们普遍重视《资本论》第一卷，相对忽视第二、三卷，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很复杂：有的人认为恩格斯编辑《资本论》第二、三卷偏离了马克思本人的思想；有的人认为恩格斯没有正确理解《资本论》，加入了恩格斯自己的观点，否认恩格斯在编辑和发展思想方面的贡献；等等。他们实质是把马克思与恩格斯割裂甚至对立开来了。由此导致学术界的研究普遍重第一卷，轻第二、三卷，直接带来了体系性的误读。结果，在否定第二、三卷的时候，反过来也直接动摇了第一卷的基本观点，最终导致整个理论大厦的坍塌。
关于三卷之间内在逻辑的关系，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做出了非常明晰的论述：“这部著作的第二卷将探讨资本的流通过程（第二册）和总过程的各种形式（第三册），第三卷即最后一卷（第四册）将探讨理论史。”[15]具体说来，第一卷的理论前提是全部社会仅仅存在资本家和工人两大阶级。他排除了任何其他影响因素，把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当作一个孤立的再生产过程来看待，着重研究剩余价值的生产和资本本身的生产。资本在流通领域中的形式变换和物质变换被视为一种当然的假定而没有研究，即假定产品按照价值出售。生产过程完全保持连续性。阐明工人是剩余价值的创造者，揭示出资本家与工人之间利益的对抗性。
第二卷第一篇考察资本在其循环中所采取的不同形式以及循环本身的各种形式，又引入了流通时间的概念，主要考察资本在它的循环中不断地依次采取和抛弃的各自形式。第二篇则进一步把循环作为周期的循环，作为资本的周转进行考察，“是在各种形式的这种运动和相继更替中，一定量的资本怎样同时（尽管按不同的比例）分成生产资本、货币资本和商品资本这些不同的形式，以致不仅这些形式互相交替，而且总资本价值的不同部分也不断地并存于这些不同的状态中，并执行职能”[16]。特别是在第二卷，马克思揭示出货币资本许多在第一卷里没有阐发的特性。第二卷还引入大量的对社会资本的分析，把单个资本与社会资本区别开来，揭示出社会资本与单个资本之间的辩证关系，而第一卷把单个资本与社会资本高度统一起来进行理论分析。因此，第二卷引入了更多的变量，阐明资本主义生产是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统一，比第一卷的观点更丰富、更全面、更复杂和更深刻了。
第三卷则更进一步，核心是考察资本运动过程作为整体考察时所产生的各种具体形式，资本的现实运动就是在其各种形式的对立中表现出来，即“阐明的资本的各种形态，同资本在社会表面上，在各种资本的互相作用中，在竞争中，以及在生产当事人自己的通常意识中所表现出来的形式，是一步一步地接近了”[17]。该卷研究更加丰富，其基本原理可以直接运用于解释具体的资本运行规律，并力图正确地解释生产当事人所具有的意识，这就达到了最具体的社会表象的层次了。生产当事人的意识复杂而多变，合理解释其意识的产生根源、变化的动力和方式是最难达到的，第三卷则完全实现了这个伟大的目标。可见，第一卷到第三卷是一个从抽象到具体的过程，距离社会表象也是由远到近，从而构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
在第一、二、三卷之间的关系上，恩格斯编辑整理《资本论》时，对第二、三卷的基本关系是这样定性的：“这个第二册的卓越的研究，以及这种研究在至今几乎还没有人进入的领域内所取得的崭新成果，仅仅是第三册的内容的引言，而第三册，将阐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基础上的社会再生产过程的研究的最终结论。”[18]由此，三卷《资本论》构成了一个“艺术的整体”。
从思想发展史上看，仅仅把这三卷《资本论》视为整体还是不够的，至少还可以从以下两个维度理解“整体”的含义。一是向前推进到《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以这部手稿为起点，包括四卷《资本论》及其手稿，向后推到后来马克思散见于各类书信、文章中的观点，它们都是这个整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原因在于，《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是马克思15年的经济学研究的最大成果，这部手稿科学地解决了经济学的根本问题，并初步创立了比较完整的概念体系。
《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被公认为《资本论》的初稿，在这部手稿中，马克思集中阐释“资本的本性”，把资本从纷繁复杂的经济形式中分离出来，明确资本与非资本的界限，全面研究资本的起源和发展历史，牢牢抓住这个研究对象，深入资本的内部研究其结构、运行机制和精神特质，明确地阐述了关于研究资本的基本方法、叙述方法的关系，也正是在这里，马克思确立了包括“人体解剖”、从后叙述等比较完整的研究资本的科学方法论。超越传统经济学的剩余产品理论，首次明确提出剩余价值这一关键性的概念。初步提出了研究资本的基本理论体系和构架，科学地确立劳动价值论的基本观点，在商品理论与劳动价值理论构建起有效的联系。揭示出工人与资本家之间利益对抗性关系的根源。对于经济危机做出了深刻而正确的研究和分析。这部手稿确立了《资本论》中几乎所有重大理论问题的基本观点，可以说，正是从这部手稿开始，马克思进入了创作《资本论》的“快车道”。从这个意义上说，这部手稿在马克思思想发展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是作为整体的《资本论》理论体系的起点。
在《资本论》发表以后的年代里，马克思关于资本的研究并没有停止，而是不断地深化，也在不断地应用于回答现实问题。马克思不仅继续考察资本的起源，也更加关注资本现实问题，例如，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运用《资本论》的基本原理，研究未来社会的发展阶段、基本特征、主要任务等重大的理论问题，并得出了一些极其重要的结论。这些重要的结论，无疑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资本论》。由此可见，这个“整体”的典型特征是：把马克思的资本理论与其他经济学理论完全区别开来了，各种最根本的理论问题都得到了科学的阐明，确立了研究资本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并在无产阶级革命实践中加以运用，深刻地影响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和进程。
二是继续向前延伸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明确地谈到自己研究经济学始于1843年，15年后创作了《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经过40多年的潜心研究，创作了《资本论》，可见马克思本人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视为《资本论》研究的起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自1843年开始研究经济学以来的第一个重要成果，虽然当时他还不能对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做出科学的批判，但也明显表现出马克思的独特性，得出了一些非常重要的结论。在这部手稿中，马克思以斯密的资本－利润、土地－地租、工人－工资为主线，沿着斯密的研究道路，发现了斯密把利润、地租和工资割裂开来而造成的理论矛盾。因此，在斯密的经济学体系内，他以自己的方式对“斯密教条”展开了首次的批判。《资本论》及其手稿展开的首要的理论批判对象恰恰就是“斯密教条”，甚至有的学者把这部手稿视为《资本论》的第一稿，虽然略微有点夸张，但这部手稿也确实是马克思首次研究经济学的第一个成果。而且，最主要的问题虽然没有得到科学的解决，但是，在这部手稿里大多得到了马克思的关注，他还进行了初步的研究。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这部手稿取得的最重要的成果是马克思明确了他一生研究的大方向，并持之以恒，最终创立了全新的资本理论，实现了人类思想史上的伟大变革。从这部著作开始，马克思坚持从经济的、资本的角度来理解人类历史。其内容不仅包括《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等著作中关于资本的重要思想，也包括欧洲革命时期，马克思在运用经济学观点考察各种重大的历史事件中所得出的一些重要的结论。
比如，马克思曾经明确地说：“我们见解中有决定意义的论点，在我的1847年出版的为反对蒲鲁东而写的著作《哲学的贫困》中第一次作了科学的、虽然只是论战性的概述。”[19]所谓的决定意义的论点，按照恩格斯后来的解释，核心就是剩余价值问题。《哲学的贫困》并不是正面、系统地阐述马克思思想的著作，而是一部论战性的著作，而且，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诸多重要的理论问题，还带有斯密等人的痕迹。
再如，马克思后来曾经回忆说，在地租的问题上，他运用的是斯密的理论来批判蒲鲁东。后来，马克思创立了科学的地租理论，从而以全新的地租理论揭示蒲鲁东地租理论的荒谬之处。如果机械地把马克思《哲学的贫困》与《资本论》中的地租理论摆放在一起，必然是相互矛盾的。由此可以看出，作为整体的《资本论》必然包括全部创作过程，这样才能准确理解马克思的思想，否则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用一种马克思经济学的观点来反对另外一种观点，人为地造成马克思的自我对立。也就是说，只有把《资本论》的创作过程与结果结合起来，即实现过程与结果的统一，才能正确地把握《资本论》的精髓，才能达到“艺术的整体”的层次。
总之，《资本论》作为“艺术的整体”是马克思一生最重要的著作，肢解《资本论》必然导致错误的认识。我们不仅要研究三卷本的《资本论》，也要研究马克思关于资本的基本观点及其前后的演变过程，同时还要考察其运用的科学方法，并且还不能局限于经济学，而要扩展到哲学、科学社会主义等领域中，从而构成完整意义上的“整体”。
六、在各种政治力量的博弈中，《资本论》的学术研究曲折前行
《资本论》传入中国以来，随着时代的不同，人们研究的重点也有所不同，研究成果日趋丰富。由于《资本论》自身的特殊性质，其学术研究与政治研究、哲学研究往往是“零距离”地融合在一起，因此，《资本论》的学术研究具有一种极其显著的特征：在各种政治力量的博弈中，在直接带有政治性的争议和矛盾中向前发展。
最初《资本论》研究的热点是翻译与传播问题，重点是从中寻求革命真理以指导中国革命与实践。然而，无论是翻译还是研究，由于都受到国民党政府的强力压制，无法正常进行。《资本论》研究在高压的政治统治中艰难前行，在恶劣的政治环境中，学术成果也确实寥寥无几。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下，积极地推进由俄文转译和阐释《资本论》，并在全社会特别是领导干部群体中掀起了学习《资本论》的热潮。但是，由于受到当时政治背景的影响，对《资本论》的研究主要局限于批判资本主义，对其中揭示的经济规律、社会发展规律等主要采取的是忽视甚至是否定的态度，人们研究和学习《资本论》也多局限于片面的、狭隘的视野。因此，成果主要集中在政治性的资本主义批判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把《资本论》降低为单纯用来批判西方资本主义的工具。在国际学术交流上，主要引入的是以苏联学者为主要代表的成果，而对于西方学者的成果，基本采取了拒绝、否定和批判的态度，理论视野比较狭隘。
改革开放后，《资本论》逐渐进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领域中，人们更加关注其中包含的经济发展规律、市场规律等内容。但是，由于依靠资本来发展社会主义的道路才刚刚起步，实践经验也比较少，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时代背景下，人们研究《资本论》也就主要是最基本的理论研究，应用性的研究比较少，再加上人们对资本的认识还存在着巨大的误区，否定资本的大有人在，因此，从正面研究资本的学者也都是小心翼翼，生怕在政治上犯错误。在官方文件中，各类公有制企业通常不会使用“资本”这个概念，而以“资产”相称，造成这样一种误导：公有制企业都属于“资产”，不具备资本的属性；私人企业、外资企业都把利润最大化作为唯一的目标，都属于资本的范畴。资产是为人民服务，是高尚的；资本则是为“人民币服务”，是贪婪的。由此造成经济领域中的“两张皮”现象。也就是说，由于各种政治的、经济的、传统的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关于《资本论》的研究多数限于抽象的理论，在实践层面的研究还是远远不够。
但是，在资本日趋强大的背景下，有的人完全接受了西方经济学的基本观点，对《资本论》采取了彻底否定的态度。在一般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社会文化生活的层次上，《资本论》逐渐远离了人们的话语世界，西方经济学成为“显学”。现实情况是，西方经济学虽然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并不能解决中国的经济问题，特别是200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表明，它的科学性是不可靠的，从而人们把目光转向了《资本论》。在理论发展与实践要求、西方经济学与《资本论》的双重矛盾中，有的学者发现，我们对《资本论》的研究多数停留在表面的政治要求上，对马克思本人的真实思想做出过多的任性的解释，常常偏离马克思的本意，理论的严谨性、逻辑性、科学性受到遮蔽甚至歪曲。回归《资本论》的文本，求马克思思想之“真”，逐渐成为学术界的共识，国内也悄然形成了回归《资本论》，注重科学性、系统性的学术倾向。
从《资本论》的发展史上看，恩格斯既是《资本论》的作者，也是研究者，他提出研究《资本论》的基本观点是，研究者首先要读出马克思本来的思想，这是研究《资本论》的最重要的原则。西方学者中，比如阿尔都塞、大卫·哈维等人，其研究原则与恩格斯所提出的原则基本吻合，比如，哈维提出要按照马克思的本意去阅读《资本论》，完全符合恩格斯的原则。特别是，不仅哈维的著作对国内《资本论》研究产生重要影响，而且其本人来到中国，与国内部分学者进行面对面的对话交流，为国内《资本论》研究添加了新的“燃料”。
强调《资本论》的学术性、科学性，并不是否定其政治性，但无论是政治性还是科学性，都需要把理解马克思本人的思想本源放在首位，进而才能运用和发展马克思的思想。现实中，两种带有明显政治倾向的人来阅读《资本论》时，会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而且都能振振有词地提出文本依据，只有清晰地揭示出这两类政治人的本性，才能推进《资本论》的研究。
那些政治上带有“左”的倾向的人通常认为，《资本论》就是批判、否定资本的，因为，资本是一种贪婪的、邪恶的力量，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马克思的这个著名的论断往往成为人们反对资本的有力证据，并以此证明《资本论》就是彻底否定资本。由于人们把《资本论》简单地定位于资本批判理论，片面看待资本的历史作用，把资本与社会主义对立起来，结果是否定资本，进而否定《资本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意义。
的确，马克思的这个论断充分而彻底地揭露了资本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苦难，可是，对此不应做片面的理解：一是应当承认，这个论断确实包含着来自道德上的对资本的谴责，但决不能由此就片面地以道德批判代替马克思对资本的起源而展开的客观的、历史的分析。二是应当承认，西方社会在资本积累过程中，其残酷性确实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伤害，即使经过了数百年的发展，直到当今社会，资本的社会作用也不都是良性的，罪恶的一面也经常令人发指。有时，为了利润，践踏法律、破坏社会公正与和谐，甚至不惜发动战争，危害和平，等等，这都是事实。但资本对人类文明的积极作用同样是不容忽略的，我们既不能以资本出身之恶否定资本的历史必然性，也不能以资本的内在之恶而彻底否定其客观的积极作用。三是看待资本的立场，马克思站在人类思想的巅峰辩证地看待资本的积极和消极作用，并指明资本的最终归宿。现实中，大多数反对者往往站在落后的小生产者，或者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立场上，以非历史、非辩证的眼光盲目否定资本，企盼社会倒退到想象中的“田园诗”般的旧时代。《资本论》是在充分肯定资本的历史地位的前提下对资本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我们不能站在错误的立场上来简单地痛骂、批判、排斥以至于否定资本，而只能立足于现实，把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资本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资本区别开来，具体地分析其社会效果。
那些政治上带有“右”的倾向的人，通常把《资本论》定位于单纯的经济学著作来否定《资本论》。这种观点的实质是把资本范畴中包含的经济意义与哲学意义、社会意义分割开来，即把资本仅仅看作一个为了有效配置资源、实现利润最大化的经济范畴，把资本等同于货币、商品、机器设备等，即等同于“物”，结果是要用声称“价值中立”的西方经济学取代《资本论》。从研究方法上看，西方经济学以资本为对象，从不同的角度细分为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金融学等学科，并把数学计量的方法作为最主要的研究手段，在某种程度上，关于资本的研究变成了数学的一个分支和应用。按照这种思路，作为一种物，资本的一切运行轨迹都是可计算、可预测的。然而，数百年来发生的无数次的经济危机、金融危机表明：把资本视为单纯的经济范畴的观点是错误的。以错误的观点为基础，采用机械的、线性的思维方式，运用数学方法来计算和预测资本的运动，其结果的有效性是可疑的，或者根本就是无效的。不能否认西方经济学的某些合理性，但是，从哲学的角度看，西方经济学看似精确，实则是以“掷硬币”的方式来预测资本运动，远远没有也无法达到科学的水准。因为，他们无法理解资本这种物中包含的社会关系（生产关系），更无法理解这种物的有机运动。
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也建立了大量的数学模型，其主要意义在于说明以资本的生产为基础的生产关系的本质，以便于让普通人都能理解。我们不能把全部理论模型视为不变的公式直接运用于实际的经济活动，尤其是为了直接把握资本的本质，马克思把资本体系以外的、对资本运动产生重要影响的诸多因素（比如，人口数量、地理环境、资源状况、社会传统、国家政策、非资本的经济形式、国际关系、国际形势等）视为恒量，而实际情况是，资本必然受到资本以外的各种因素的影响。如果把所有的变量以及各种偶然因素都引入数学模型中来的话，就不可能把握资本的本质，甚至无法进行科学研究。因此，把马克思构建的数学模型直接运用于实际的经济生活，企图以此来预测资本的运动，是一种无理的要求，是把马克思的观点当作一成不变的、万能的教条来看待的错误的思维模式。
当然，影响最大、流传也最广的错误观点是《资本论》的“过时论”。这种论调的实质是把《资本论》简单地定位于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产物，彻底否定《资本论》的当代意义。另外一些论调，如《资本论》与西方经济学趋同论，修改《资本论》的基本范畴、基本原理的修正论等，都属于借口时代变迁而否定《资本论》现实意义的论调。
在国内，《资本论》“过时论”的论调也很盛行。面对《资本论》，有的人直接站到反马克思的阵营中，主张用西方经济学替代《资本论》。有的人天真地认为，《资本论》是工人阶级革命的“圣经”，那么，革命完成了，“圣经”也就失去现实意义了。其实，这个命题至少应该包含两层基本含义，一是指导工人阶级革命运动的“圣经”，的确，这种使命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就基本结束了。二是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圣经”，因为，我们不仅没有消灭资本，反而要依靠资本发展社会主义，并且以资本为重要纽带，构建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基本关系，推动社会全面进步。所谓的“新”，就是要放弃传统的社会主义必须消灭资本的陈旧观念，把《资本论》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新的形式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样看，《资本论》不仅没有过时，反而彰显出更加强大的生命力。
在研究的方法上，也存在着各种不同的观点，导致对马克思、对《资本论》的不恰当的甚至是错误的理解和评价。比如，研究过程中存在着重结论、轻论证过程的现象。关于资本主义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斯密已经提出来了，其论证中有合理的成分，但本质上是完全错误的。马克思的贡献不在于发现这个规律，而在于科学完整地揭示和论证了这个规律，有的人就以此来贬低马克思的伟大贡献。科学发现的实质不在于简单地发现规律，更重要的是揭示和论证这个规律的实质，由此才能说明这个规律被人类所认识。
再比如，研究方法中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忽略各种结论的前提，机械的阅读和简单的对比，导致自相矛盾的结论。这种现象普遍存在，特别是那些为了否定《资本论》的研究者，都有意无意地采取这种手段，这可以用几个实例来说明。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的理论假设是，全部社会只分为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在最抽象的层次上证明，资本家阶级与工人阶级在利益上的对抗性。但是，不能忽略的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的“文明面”也得以逐步展示出来，这一点，马克思在序言中阐述得非常清晰。因此，仅仅从资本家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的对抗性来理解二者之间的关系，就明显是简单化了。
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是在单个资本家与总体资本家高度统一的意义上来使用资本家这个概念。在第二卷中，马克思从资本循环的角度，把资本区别为生产资本、商业资本、货币资本三大类，在产业资本家内又进一步区别了单个资本家与总体资本家，划分为总体资本家、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必要生活资料生产和奢侈品生产、单个资本家四个层次的资本生产体系。在第三卷中，马克思又引入了农业资本、银行资本、信用、虚拟资本的重要概念。显然，资本、资本家在不同场合的含义是不同的，不能把一种场合下的关于资本的规律运用到另一场合下，即不能犯张冠李戴的错误。
三卷《资本论》遵循从抽象到具体的理论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理论研究的前提条件不断变化，越来越接近现实。每一个不同的理论假设条件的变化，得出的结论必然不同。有的学者则不顾前提条件的变化，把马克思的观点生拉硬拽到一起，从而来证明马克思是自相矛盾的，这种错误的结论不是源自马克思，而是由于研究者持有错误的立场、机械的思维方法，与马克思本人的思想毫无关系。
总体看来，以王亚南、许涤新等人为代表的老一辈学者，为宣传、研究和发展《资本论》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当前，国内部分学者，比如，厉以宁、萧灼基、卫兴华、逄锦聚、顾海良、洪银兴、胡培兆、程恩富、张一兵等人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新成果，越来越多的年轻学者也纷纷加入这个研究队伍中，为《资本论》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这是新一轮《资本论》研究热潮的开端。
中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已经进入了一个新时代。以国有资本为代表的新型资本体系正在推动中国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迈进，《资本论》也因此而闪耀着越来越耀眼的真理光辉。只有坚持《资本论》的基本原理，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把“以人民为中心”这一政治话语转化为政治经济学的话语，把这一政治要求转化为政治经济学的目标，才能构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正是《资本论》研究者的历史使命。
[1]导论第一、二、三部分摘自聂锦芳.《资本论》再研究：文献、思想与当代性，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3（6）：47 64，156.经作者同意，有删改。
[2]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27.
[3]CarlErich Vollgraf.Unsere nicht alltgliche Editionskonstellation bei den Materialien zum zweiten und dritten Buch des Kapitals.MEGAStudien，2001：45.
[4]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894.
[5]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871.
[6]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90.
[7]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26.
[8]马克思致马克西姆·马克西莫维奇·柯瓦列夫斯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527.
[9]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698.
[10]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996.
[11]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991.
[12]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679.
[13]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142.
[14]马克思致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31.
[15]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13.
[16]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391.
[17]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30.
[18]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25.
[19]马克思.经济学著作和手稿（1859—1861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4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