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使用价值的谱系

《资本论》是由科学的概念构成的真理体系，能否完整、准确地把握每个基本概念的内涵，直接决定了我们能否在正确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众多被误解的概念中，使用价值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因为，多数学者仅仅在涉及商品二重性时，以蜻蜓点水的方式探讨一下，对其性质、内涵的认识模糊不清，甚至混乱、相互矛盾。更有甚者，粗暴地把它直接排除在政治经济学概念体系之外了。这主要是因为，人们常常把《资本论》肢解开来，用马克思在特定场合界定使用价值的特定含义代替它的整体含义，即把使用价值与人的需求抽象地联系起来，却抛弃了使用价值的本质——社会属性，把使用价值视为既定的、不变的存在，而其最重要的、最核心的社会意义被虚化了。

一、使用价值的质的规定性——经济关系的客观基础

马克思把商品作为资本理论的逻辑起点，并把商品理论奠基于科学的劳动价值论之上，推进政治经济学实现伟大的变革，其中，商品二重性中的使用价值是极其重要的基本概念之一。现在，我们考察《资本论》中关于使用价值的基本观点，更加完整地理解这个概念。

所谓使用价值，是指商品能够满足人们的某种需要的属性，因而是纯粹的商品物理方面的属性，这是人们对使用价值的基本理解。其主要的文本依据是：“每一种有用物，如铁、纸等等，都可以从质和量两个角度来考察。每一种这样的物都是许多属性的总和，因此可以在不同的方面有用。发现这些不同的方面，从而发现物的多种使用方式，是历史的事情。为有用物的量找到社会尺度，也是这样。商品尺度之所以不同，部分是由于被计量的物的性质不同，部分是由于约定俗成。”^[1]接着指出：“物的有用性使物成为使用价值。”^[2]

有的人不顾此处的特殊背景，直接把物的有用性与使用价值等同起来，造成了重大的理论误解。其实，马克思从四个方面分析了物的有用性：一是来源自然界的物，直接满足人的需要，这是第一种有用性；二是来源于人们的劳动产品，例如，自给自足的小生产者所创造的财富，直接满足人的需要，这是第二种有用性；三是来源于小商品生产者所提供的商品，通过交换满足人的需要，这是第三种有用性；四是资本的生产所提供的商品，通过交换满足人的需要，这是第四种有用性。后两种有用性才是使用价值。也就是说，这个“物的有用性”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有用性”，而是特指商品这种物的有用性，因此，使用价值需要被置于商品之中来理解，如果忽略了“商品尺度”，把物的有用性直接等于使用价值，看似正确，其实却是错误的观点。

就是说，仅仅从一般的物的有用性来理解使用价值，把物的有用性与使用价值等同起来，堵塞了从经济学意义上理解使用价值的路径，本质是把使用价值排除在经济学研究领域之外了。但仅仅从商品与非商品的关系来区别使用价值，也是不够的。因为小商品生产显然不是《资本论》研究的中心，因此，小商品生产者提供的使用价值也不是经济学意义上的使用价值。正如马克思所说：“使用价值一旦由于现代生产关系而发生形态变化，或者它本身影响现代生产关系并使之发生形态变化，它就属于政治经济学的范围了。”^[3]也就是说，只有资本的生产所提供的使用价值才是本质和精髓，也只有这个意义上的使用价值才具有特定的经济学意义。

为了明确研究的主旨，《资本论》中那些在非资本生产的意义上运用的使用价值不在研究范围之内。另外，由于资本的生产不仅提供物质形态的商品，还提供非物质形态的服务，这种服务的生产不同于商品生产，服务的使用价值不同于商品的使用价值，表现出了特殊性，特别是，这种生产在当代世界经济体系中所占有的经济比例越来越高、社会作用也越来越大，因此，亟待依据马克思的基本观点对其进行分析，创建和发展科学的理论模型，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向前发展。

使用价值是某种特定的经济关系借以表现出来的客观基础，使用价值不是物本身，而是商品这种物的属性之一，或者说，使用价值给经济关系打上了特定的烙印。从抽象的物的属性上说，不论是农民、奴隶还是自由工人种植的小麦都是小麦，都具有同样的满足食用的属性，这是纯粹物质意义上的使用价值，影响了人的胃，但不会影响社会关系，绝不是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使用价值。但是，作为商品来看待则不同了，如果农民以自给自足为目标而生产出来的小麦作为余粮进入商品市场的话，其内在包含着的生产方式不同于农业资本家生产小麦的生产方式，因此，同样的小麦，同样的使用价值，却塑造了不同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这里有两个区别：一是农民满足自我需要的小麦，是抽象的物的有用性，仅仅是有用，与商品的使用价值根本不同；二是农民的进入市场的余粮与农业资本家的小麦都是商品，但是，这两者的使用价值中包含不同的生产方式，两者在生产者之间、生产者与市场之间、生产资料的使用等方面有本质的不同。通过这种区别，就能牢牢地把握资本的生产所提供的使用价值了。

从历史上看，应该把前资本主义时代的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时代的商品生产区别开来，从而把握两种不同意义的使用价值。在前资本主义时代，商品交换只在狭窄的范围内起作用，商品生产不能对整个经济的发展起到决定性作用，而是在传统经济体系的夹缝中生存，因此，商品关系也就不是主要的经济关系。通常情况下，商品关系被占据主导地位的自给自足的经济关系所排斥和压制，而不能得到充分的展现。商品生产也局限于小商品生产或者简单商品生产，其中包含的生产关系带有显著的时代特征。马克思曾经用“等级资本”这个概念来指称封建时代的资本，这种资本没有完整展示自己的特性。因为其内部的生产关系，比如，师傅与帮工的关系带有明显的封建等级的色彩，与现代资本中的资本家与雇佣工人的关系是根本不同的。在前资本主义时代，商品的使用价值与简单的需求相适应，其物质内容的变化极其缓慢，与低水平的生产力相一致。进入资本主义阶段，使用价值不仅与人的需要相适应，而且还不断创造全新的使用价值激发人的新的需求，人们的需求更加复杂、变化更加迅猛。也正是在这种变化过程中，商品的使用价值在塑造和改变经济关系方面表现出强大的能力。

随着资本生产的变化，也就创造出不断更新的使用价值，使用价值也就表现出不同的具体形态。在这种情况下，使用价值的变化是生产关系变化的结果和重要标志；另外，使用价值发生了变化，从而促使生产关系也发生变化。马克思认为，“使用价值只有不断更新，不断再生产，也就是由同种或别种新的使用价值来补偿，才是长久保存而自行增殖的资本价值的承担者”^[4]。使用价值得以实现是资本再生产的前提条件。可见，资本的生产、经济关系与使用价值这三者之间存在着内在的、本质的联系。

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发展也是分阶段的，马克思依据当时生产关系的状况，把资本主义生产分为协作、工场手工业、大工业三个阶段，每个阶段工人之间、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关系都是不同的，与此保持同步的是，使用价值的内容也发生相应的改变。例如，同是纺纱，这三个不同阶段纺纱的方式、效率也是大大不同。如果说协作还带有行会的传统色彩，工人还是工具的主人，那么，到了大工业时代，工人则降低到机器的零件的地位，由工具的操作者变成了机器的服侍者。工人只有适合机器的节奏和要求才有存在的价值，工人变成了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被机器所操控，这生产出新的社会关系。

使用价值影响甚至决定现代生产关系，最集中体现在生产资料的使用价值方面。生产资料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标志，其使用价值对经济关系产生决定性的影响。早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就说过，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资本家为首的社会。这个观点在《资本论》中得到了继续的坚持和发展。使用价值作为经济要素发挥的决定性作用在资本运动的过程中充分展现出来，并集中体现在固定资本所发挥的社会职能方面。

资本主义初期，资本家需要众多的、廉价的劳动力，因此，有的资本家采取延长劳动时间的办法，无限延长以至于挑战人的生理极限。有的资本家不顾人道主义而大量雇佣童工和女工等，以吸取更多的无偿劳动，表现出资本“嗜血”的本性。工人则在剥削和压迫中奋起反抗，以争取自身的合法权益。

资本家对工人进行残酷压榨，不仅迫使工人反抗，造成剧烈的冲突，也引起了国家和社会重新审视劳资关系问题，并力图采取各种措施把二者的矛盾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避免社会动荡。资本家阶级也逐渐意识到，单纯采取以往的榨取工人劳动的方法是不可持续的。在生产中运用更加高效率的生产资料，不仅能够获取可观的利润，还可以相对减少工人的劳动时间，从而弱化彼此之间的对抗性，甚至还可以为工人提供更多的工资，改善工人的生活状况，更有利于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因此，资本家更加注重科技研发和运用，创造更加高效率的生产资料，并在生产中广泛采用，逐渐淘汰那些陈旧落后的机器设备。

随着新型的固定资本在资本体系中所占据的比重不断提高，工人与资本家的关系也随之发生重要的改变。因为，在生产中，工人与生产资料的使用价值发生直接的关系，而与生产资料的价值不发生关系。工人之间的关系是按照生产资料的要求进行全新的安排，工人的直接统治者是生产资料，而不是资本家；资本家不再简单地追求工人的数量，而需要雇佣那些更加符合机器要求的工人。因此，资本家也要关注工人的发展，主动或被动地消除那些妨碍工人发展的障碍，创建或投资各类学校，推动义务教育、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等教育事业的发展，从而源源不断地获取适合现代生产方式的工人、科技研究人员等。可见，在资本体系中，生产关系与使用价值的性质具有直接的、内在的关系，并随着生产资料的使用价值的变化而被重新塑形和改变。

另外，由于新型生产资料的使用价值拥有更高的科技含量，促使资本的生产力得到了巨大的提高，为社会提供了更多的物质财富，经济短缺的状况迅速得到缓解，深刻地改变了整个社会的面貌。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可以摆脱物质生产劳动的束缚，从事物质生产以外的事情，更加丰富多样的社会力量和社会组织得以形成，为社会的文明与发展奠定了更加坚实可靠的基础。以往的各种社会力量为了争夺物质利益而导致的社会关系的紧张与对抗相对减弱，社会关系趋于缓和。

无论是生活消费资料的使用价值，还是生产消费资料的使用价值，都影响和决定了经济关系的具体状况，使用价值就是构建经济关系的重要基础。作为经济范畴的使用价值不是僵硬的物的存在，也不是简单地与人的需要相对应的抽象的有用性，而是对价值、社会关系、生产关系产生决定性影响的经济要素，而且，使用价值也表现了经济关系的具体形态。

二、使用价值的量的规定性——经济关系演化的一种内在动力

有用性是对使用价值的质的规定性，那么，使用价值的量的规定性是可计量的财富的物质内容。这种量的规定性不仅表现为使用价值的总量及其在社会总使用价值量中所占的比例，同时也表现为不同商品之间相互交换的比例关系（前文已经说明，劳动资料的使用价值与自身的价值之间存在一定的数量关系，在此不再赘述），这两个方面的数量关系共同构成了使用价值的量的规定性。

一是关于使用价值所具有的数量的特点。马克思这样写道：“在考察使用价值时，总是以它们的量的规定性为前提，如一打表，一码布，一吨铁等。商品的使用价值为商品学这门学科提供材料。使用价值只是在使用或消费中得到实现。不论财富的社会的形式如何，使用价值总是构成财富的物质的内容。在我们所要考察的社会形式中，使用价值同时又是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5]第一，我们面对的使用价值，如果置于整个人类社会来考察的话，它构成了财富的物质内容，是可以计量的物，这是使用价值与财富的共性。第二，无论是生产消费还是生活消费，使用价值在消费的过程中失去了原有的功能，而不是永恒的存在，而且，使用价值属于商品的物的属性，即使不被人所消费，也会随着时间而发生变化，并最终丧失使用价值。第三，消费使用价值的人，往往被视为对该使用价值具有充分的知识和了解，从而能够理性地消费或使用。第四，与一般财富不同的是，在商品经济社会，使用价值是交换价值的承担者，生产使用价值的人并不是为了个人的消费，而是为了交换，为了满足别人的消费需要，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的结合，使得使用价值转化为经济学概念了。

从生产消费和生活消费两个层面，马克思分别揭示了使用价值与消费的数量关系。生产消费与使用价值之间存在特殊的数量关系，劳动资料“只是按照它在丧失使用价值时丧失价值的程度，把它的价值转给产品”^[6]，也就是说，劳动资料的使用价值与价值保持着直接的数量关系，使用价值的丧失程度决定了价值转移的程度，清晰地表明了二者之间的数量关系。生活消费品的使用价值在交换完成的时候，价值就得到了完全的实现，使用价值则进入使用而与价值无关了。也就是说，劳动资料的使用价值与价值的关系不同于生活消费资料的使用价值与价值的关系。这样，我们不仅从“质”的角度考察使用价值与价值的关系，也从“量”的角度考察二者之间的关系，由此才构成完整的使用价值与价值的关系。

在个别的使用价值供给与消费需求之间存在确定的数量关系。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使用价值的供给不足是典型特征，因此，多数资本忙于组织生产，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以此获取更多的利润，供需矛盾并不突出。然而，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个别行业的发展居于整个资本体系的主导地位，比如，当时英国的纺织行业普遍采用蒸汽机，改革生产工具，其生产能力超过了其他行业，供给能力非常强大，使用价值的供给呈现出超过国内市场需要的态势。原有的生产消费关系发生了改变，应对这种改变的基本手段，一个是在经济危机中强制性地消灭一些生产力，或者发生资本的转移，即减少供给；另外一个重要的手段就是开辟海内外市场，扩大消费数量，以平衡市场上供求之间的数量关系。

这种数量关系的变化是以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为基础的。在前资本主义时代，自给自足是主要的生产方式，主要的物质财富就是用于自己的消费，与交换无关，因而不存在使用价值的供需矛盾。前资本主义时代商品生产薄弱，使用价值供给量不足，而且社会生产带有自给自足的特点，生产者出卖使用价值也往往是为了获得其他的消费资料，使用价值的市场供给数量与低下的消费需求相一致，因而，使用价值数量的变化不足以引起供求关系的本质变化。

二是使用价值与社会需求之间的关系。马克思从个别使用价值量和社会产品的使用价值量两个层面，研究使用价值与社会需要之间的关系。“如果说个别商品的使用价值取决于该商品是否满足一种需要，那么，社会产品量的使用价值就取决于这个量是否符合社会对每种特殊产品的量上一定的需要，从而劳动是否根据这种量上一定的社会需要按比例地分配在不同的生产领域。（我们在论述资本在不同的生产领域的分配时，必须考虑到这一点。）在这里，社会需要，即社会规模的使用价值，对于社会总劳动时间分别用在各个特殊生产领域的份额来说，是有决定意义的。但这不过是已经在单个商品上表现出来的同一规律，也就是：商品的使用价值是商品的交换价值的前提，从而也是商品的价值的前提。”^[7]

就单个使用价值而言，其数量与社会的某一消费需要具有一定的关系。从生活消费上说，马克思把消费资料分为奢侈品和必要消费资料，即生活消费资料。奢侈品这个概念特指资本家的生活消费资料（不是指商品的价格昂贵或者档次高等，即只要是资本家的个人消费，都属于奢侈品），后者则特指工人的生活消费资料（只要是工人消费的商品，无论价格或品质的高低，都是必要消费资料）。因此，使用价值与社会需求之间的对应关系受到这两个阶级的消费状况的制约，即同时受到消费数量和消费能力的制约，这两类使用价值的供给也决定了消费资料的具体内容。理论上可以假设单个使用价值的供应与消费都得到了平衡，价值得到了实现。类似地，单个的生产资料使用价值，不管是用于奢侈品生产还是必要消费资料的生产，二者与单个的需求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

马克思把全部生产划分为两大部类，第Ⅰ部类生产的生产资料，根据消费对象，其使用价值可以分为生产奢侈品的生产资料和生产必要消费资料的生产资料即生产资料。从两大部类之间的关系说，第Ⅰ部类生产的生产资料，其使用价值与第Ⅱ部类生产所需要的使用价值保持平衡。也就是说，这种单个的使用价值的供给与消费，不论是生产资料还是消费资料，也不论是奢侈品还是必要消费资料，都保持均衡状态，因而，对社会资本的分布也不会产生任何影响。

但是，从社会产品量的使用价值与社会需要看，情况就不同了。单个使用价值往往不具有唯一性，不仅单个资本提供使用价值，其他资本也会提供同样的或类似的使用价值，还有一些资本可能会提供这种使用价值的替代品。因此，从社会的层面上看，不是单个资本提供单个的使用价值。类似地，消费需求也会出现选择性或者替代性，而且，需求的总量、消费能力都是有极限的，而不能无限制地消费，从而导致使用价值与社会需求的关系发生改变。

与单个使用价值不同，在社会层面，奢侈品与必要消费资料存在着关联性。因为，不同的领域中，不同的资本总量提供的奢侈品和必要消费资料直接影响到这两个领域中的消费状况。这一点在经济危机时期表现得最为明显：经济危机来临之际，率先萎缩的往往是奢侈品市场，奢侈品生产企业首先出现停滞，从而影响到为生产奢侈品的企业提供劳动资料的企业，最终扩展到两大部类的资本运转。因此，从社会的层面上看，社会消费的总需求决定了社会总劳动时间的分配。只有社会总需求与总劳动时间保持均衡，社会总资本才能正常运转下去。

另外，第Ⅰ部类生产的生产资料，其使用价值不仅需要满足本身的需要，还要为第Ⅱ部类提供使用价值，这两大部类之间的关系如同消费资料的使用价值与社会需求，也会出现各种情况而导致彼此关系发生改变。因此，也涉及总需求与总劳动时间的平衡问题。

可见，从单个的使用价值与社会总产品的使用价值两个不同的层次看，使用价值的数量与社会需求之间，确实表现出不同的关系，这是二者的区别。当然，无论是作为生产资料还是生活资料的使用价值，也无论是作为奢侈品还是必要消费资料的使用价值，使用价值都是实现交换的前提，正是通过交换实现产品的价值，从而维护资本体系的运行。从这个角度说，单个的使用价值与社会产品量的使用价值都遵循着同样的原理。

考察使用价值的量的规定性，涉及数量界限的问题。马克思认为，“只有当全部产品是按必要的比例进行生产时，它们才能卖出去。社会劳动时间可分别用在各个特殊生产领域的份额的这个数量界限，不过是价值规律本身进一步展开的表现，虽然必要劳动时间在这里包含着另一种意义。为了满足社会需要，只有如许多的劳动时间才是必要的。在这里界限是由于使用价值才产生的。”^[8]

也就是说，使用价值的最大数量在于全部产品都是按一定的比例进行生产，此时，生产能力得到充分的展示，与社会总需求完全保持一致。在这个总体的平衡中，在价值规律的作用下，各个特殊的使用价值得到了完全的实现，此时使用价值的数量就是其最高的界限。这种界限是由使用价值本身的性质决定的，即超过这个数量的使用价值，也就超出了社会需要，不能被社会所消费而过剩，无法实现价值，也就丧失了使用价值。

三、使用价值内涵的延伸——塑造新型经济关系、社会关系

现代社会，资本不仅具备强大的商品生产能力，为社会提供日益丰富的物质形态的商品，而且还不断向非物质生产领域延伸，为社会提供各种“不是商品”的东西——服务，从而满足人们物质消费以外的多样化需要务。从价值总量上说，在当代西方发达国家中，资本为社会提供各种服务而创造的价值已经超过了商品的价值，即服务业超过了第二产业而成为经济的支柱。

《资本论》是否研究过服务业，以及基本观点是什么，显然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实事求是地说，《资本论》的重心是研究物质形态的商品生产，但也提出了关于资本生产非物质形态产品——服务的基本观点、基本方法和理论模型，为我们研究现代服务业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

一方面，马克思把资本所提供的服务与非资本所提供的服务区别开来，从而把握其根本性质。他用生产的结果的差别来说明两种生产的不同意义：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钢琴生产者为资本家再生产出钢琴，而钢琴演奏者只是用自己的劳动同收入相交换，其劳动满足了我们的音乐感，确实是生产了某种东西。钢琴生产的产物与钢琴演奏都有自己的产物，但二者显然是不同的。前者属于生产物质形态的商品，后者属于服务的范畴。非资本提供的服务（演奏钢琴），演奏者获得的是收入，并不是经济学研究的对象。资本的生产提供的服务能够增殖自身，才是研究的对象，而且，这种性质的服务在资本主义时代也具有普遍性。

比如，资本家投资教育领域，通过为社会提供教育服务的方式，实现自身的增殖：“一个教员只有当他不仅训练孩子的头脑，而且还为校董的发财致富劳碌时，他才是生产工人。校董不把他的资本投入香肠工厂，而投入教育工厂，这并不使事情有任何改变。”^[9]在马克思看来，教育工厂生产的东西与物质生产的东西是不同的，但这两种生产的本质则是完全相同的。教育工厂是通过训练孩子的头脑的方式来实现资本的增殖，这种训练没有生产出什么物质形态的商品，但实现了生产商品的目标，这两种使用价值的生产在资本的体系中统一起来。在训练孩子的过程中，教员的劳动对象化在孩子头脑的成长过程中，被训练方则购买了这种训练以满足成长的要求，这也是一种典型的买卖关系。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与非资本都提供这样的服务，这就需要把二者区别开来。在资产阶级社会，“个人服务——也包括为个人消费进行的劳动，烹调、缝纫等，园艺劳动等，直至所有非生产阶级，即官员、医生、律师、学者等等——同收入的一切交换也属于这一类，属于这个范畴。所有卑贱的奴仆等。所有这一切劳动者，从最低下的到最高级的，都通过他们提供的服务——往往是被迫的——分到剩余产品中的一份，分到资本家收入中的一份”^[10]。也就是说，官员、医生、律师、学者等提供劳动服务而获取的是收入，他们并没有创造新价值，而是对剩余产品的分享，是从各类的收入中获得了一份生活资料。

这些非生产阶级提供的服务，同样是在资本这种“普照的光”的照射下参与为社会、为他人提供服务的过程，他们不是资本却以资本的方式表现出了自己的特点。他们没有创造新价值，没有增殖自身，而仅仅通过这种方式获得一份收入，以满足自己的消费需求。因此，这种服务与资本提供服务的目标、方式、手段、运行方式都有本质的不同。而且，从力量比较的角度上说，它们规模小，采用的技术手段低，组织能力弱，视野狭隘，根本无力与资本竞争，只能在资本体系的夹缝中寻求生机。

当然，如果律师、钢琴家、医生、教师、科学家、学者等，他们受雇于资本家而为社会提供服务，即从属于资本而获得工资，他们的服务是增殖资本的劳动，就从属于资本体系了。可见，区别资本与非资本的服务，唯一的标准：如果是脱离资本而获取个人收入，则属于非资本提供的服务；如果从属于资本，为资本增殖而获取工资，则是属于资本所提供的服务。其中，政府官员提供的服务永远属于非资本的服务。如果他们的服务直接从属于资本，那么政府就会彻底丧失公共性和社会性，资本对社会的危害性将无限地放大，最终必然使整个社会无法正常运行。这也是资本主义国家在资本和政府权力之间设置重重障碍，防止公共权力直接从属于资本的根本原因之一。

可见，资本生产的服务提供了某种效用，其目的是增殖价值；非资本生产的服务，也提供了某种效用，其目的则是获取收入，本质是为了获得使用价值，这两种不同的生产之间的界限泾渭分明。一旦混淆这二者之间的界限，对资本提供的服务进行分析，也只能是混乱的。

这类服务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是，这类资本为消费者提供服务，服务对象是消费者，消费者在接受服务的过程中消费了某种使用价值。当今时代，各类教育、培训、旅游、酒店等资本，都是通过为消费者提供某种特殊的服务而获得利润，并且这类资本呈现出迅猛发展的态势。参照必要消费资料和奢侈品的分类方式，依据消费主体的性质，这类服务也可以继续细分为奢侈服务和必要服务两类，前者为资本家阶级所享有，后者为工人阶级所消费，既生活服务。

另一方面，马克思结合当时的资本发展状况，通过列举的方式，阐明资本为社会生产提供服务的产业，并进行初步的分析。他着重研究的是交通工业：“有一些独立的产业部门，那里的生产过程的产品不是新的物质的产品，不是商品。在这些产业部门中，经济上重要的，只有交通工业，它或者是真正的客货运输业，或者只是消息、书信、电报等等的传递。”^[11]也就是说，不论是客运还是货运，结果都是客货所处的场所的变动。这里，消息、书信、电报的传递，都是物质载体的位置移动，而与当今时代的信息传递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因此，马克思强调的是“场所的变动”。在这个过程中，“运输业所出售的东西，就是场所的变动本身。它产生的效用，是和运输过程即运输业的生产过程不可分离地结合在一起的”^[12]。可见，运输业的效用——使用价值是在使用过程中就开始消费了，运输到达目的地，其使用价值就随之消失了。物质形态的商品是在交易后，商品转移到消费者手中，进入使用过程后才发挥某种特定的效用。可见，运输业的效用（特定服务的特定的使用价值）与物质形态的商品的效用具有不同的形式和不同的方式。

运输业的生产过程是这样的：旅客或货物与运输工具一起运行，运输工具的运行就是其场所的变动，也就是它的生产过程，这种生产过程并不改变被运输的物（人）的物质形态，而只是空间场所的变化。因此，这种效用是生产过程与生产的效用同时发生，是不能脱离生产过程的消费，即生产过程和消费过程完全同步。物质形态的商品的消费，前提是生产过程与消费过程的完全分离，商品离开生产过程才能进入消费中。相同的是：资本所提供的无形的服务——这种使用价值与商品的使用价值一样，都具有交换价值。二者的交换价值都是由其中消耗的生产要素（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价值，加上运输工人的剩余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这两个因素决定的。消费这种效用的使用价值也是和其他商品完全一样，可以分为两个方面：如果它是个人消费的，无论是客运还是货运，它的价值就和消费一起消失，没有增殖的功能，仅仅是个人收入与个人消费之间的关系；如果它是生产消费的，那么这种消费就是处于运输中的商品的一个生产阶段，增加了价值，增加的这一部分价值就作为追加价值转移到商品本身中去。

由此，马克思提出了运输业的资本运动公式G′。这个公式表明，资本家出资（G）购买特殊的商品（W），W由劳动力（A）和运输工具等生产资料（Pm）构成，这二者的结合生产了一种新的产品（P）。由于生产过程与消费过程完全保持一致，生产过程结束的时候，消费也结束了，而其产物则是增大的货币（G′）。比较而言，商品生产在生产（P）和增大的货币（G′）之间存在一个包含着剩余价值的商品（W′），需要经由出售已经增殖的商品（W′）才能实现价值的增殖（G′）。在运输业中，就不存在这个物质形态的（W′），生产一经结束，就实现了价值增殖（G′）。

运输业的资本运动公式与作为货币的贵金属的生产过程有外形上的一致性。但是，运输业的货币增殖（G′）是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效用的转化形式，贵金属生产的运动公式中的（G′），就是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并离开生产过程的金或银的实物形式。

马克思研究运输业所创立的基本观点、基本方法和基本原理，不仅适用于运输业，也适用于当今时代的各种服务业。在服务业中，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劳动力买卖关系没有本质性的改变。但是，服务业的生产与商品生产具有不同的方式。在服务业中，工人（如教师）的个人业务能力、素质和技能等具有更加突出的作用，而不像商品生产中的工人服侍机器那样被动地劳动。服务业资本家能否实现利润、利润的大小在更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工人的个人能力和素质，因此，资本家会给予工人以更多的尊重、更多的个人发展空间和自由等。可见，服务业体系内的劳资关系与商品生产体系内的劳资关系具有不同的特点，彼此之间的经济关系也发生了重要的改变。

马克思关于运输业的研究，让我们从纷繁复杂的服务业中牢牢把握研究对象，分析这类资本的内部动力、内在结构、运行机制、市场关系等，从而为推动服务业健康发展提供科学的指导。

马克思对运输业的剖析表明：服务业不仅提供生活服务，同时也提供了生产服务。生产服务，服务的对象是生产者，这些生产者在接受服务的过程中消费了某种特殊的使用价值。比如，当今时代各类交通运输公司、信息咨询公司、财务公司等，都是通过为生产者提供经营、管理、决策、技术等特殊的服务而获得利润一，他们提供的服务是种特殊的使用价值，正如第Ⅰ部类产品可以为其他企业提供生产资料、用于生产消费一样，这种服务也用于其他企业的生产消费。同时，根据马克思把生产资料划分为生产必要消费资料的生产资料和生产奢侈品的生产资料两类一样，这里可以符合逻辑地把生产服务也划分为两类，即提供生活服务的系统和提供奢侈服务的系统，生产服务。

综合起来看，马克思把使用价值分为物质形态的商品和非物质形态的服务，前者细分为生产消费资料、生活消费资料，后者细分为生产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消费资料可以继续细分为奢侈品和必要消费资料；生产消费资料则可以细分为生产必要消费资料的生产资料和生产奢侈品的生产资料；生活服务可以继续细分为奢侈服务和必要服务；生产服务则可以区分为提供必要生活服务的系统和提供奢侈服务的系统。这样，立足于现代资本的现实状况，坚持和发展《资本论》的基本原理，按照不同商品和服务的使用价值所承担的社会职能的特殊性，就可以构建一种全新、完整的使用价值体系，图示如下：

物质形态商品的使用价值理论完全是《资本论》中的基本原理。非物质形态的服务是在坚持《资本论》的相关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的提炼、推论和深化。对服务的分类及其细分是依据马克思关于物质形态商品的使用价值分类方式逻辑地发展的结果，也反映了当代资本发展的重要领域和方向。

随着物质生产力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资本和劳动力从物质生产领域中游离出来，转而为社会提供越来越多的非物质形态的服务。从产值上说，发达国家和地区的非物质形态的服务已经超过了物质形态的商品生产，但由资本承担的物质生产在全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没有改变。相反，非物质形态的服务以物质形态的商品生产发展为前提，只有后者的充分发展才能为前者提供更加坚实的物质手段、更充足的劳动力和更先进的技术等保障条件。

考察三卷《资本论》中使用价值的整体概念，在商品运动中呈现出使用价值的质、量的规定性，厘清使用价值与价值、与市场需求之间的内在关系，揭开重重包裹在使用价值表面上的物的因素，阐明使用价值如何影响和决定经济关系、社会关系。进而，结合使用价值的含义在非物质生产领域（主要指服务业）的演变与扩展，运用马克思创立的理论模型，分析新型使用价值给经济关系带来的新变革，从而在资本的物质生产和非物质生产两大领域中，构建了完整的使用价值的谱系。

总之，对使用价值这个概念的分析表明，使用价值是政治经济学概念体系中的重要成员，并贯穿始终。使用价值绝不是孤零零的、空洞的抽象，也不是僵化的、一成不变的东西，而是经历了从简单到复杂、从抽象到具体、内涵不断丰富的逻辑过程，是活生生的、自我运动、自我发展的概念。同时也表明，《资本论》的研究不能故步自封，而要把《资本论》及其手稿作为整体，扎扎实实地对每个概念进行详尽的、科学的考察，筑牢概念体系，构建科学的基本原理，并把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在运动中保持一致性。

在资本主义社会，人的多样化的需要都要通过商品和服务的买卖才能得到满足，形成了人对物的依赖关系。任何个人都无力支配自己的创造物——商品，反而拜倒在它的面前，祈求满足自己的需要，由此，商品拜物教得以滋生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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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48.

[2]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48.

[3]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293.

[4]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144.

[5]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48 49

[6].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180.

[7]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716.

[8]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717.

[9]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582.

[10]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61.

[11]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64.

[12]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