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从零散刊布到全书出版
马克思、恩格斯去世后，由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各种手稿处于散乱状态，能够接触手稿的人几乎都没能从总体上把握其原始结构，所以很长一段时间它没有被集中发表，只是零星刊出，这其中接触过原始手稿的梅林、伯恩施坦、迈尔和梁赞诺夫等人在整理、编辑方面起过各不相同的作用。
（一）梅林大致明了全书的总体结构，但由于轻视其思想的重要性而没有将其出版
恩格斯去世后，梅林开始编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和拉萨尔遗著选》《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等。[1]在编辑过程中，梅林从保存于伦敦的马克思、恩格斯藏书中的《德意志-布鲁塞尔报》上发现了马克思1847年4月8日发表在该报上的一篇短评[2]，其中马克思谈到了“弗·恩格斯和我合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对以费尔巴哈、布·鲍威尔和施蒂纳为代表的现代德国哲学和以各式各样的预言家为代表的德国社会主义的批判）一书”。本来按照这样一条线索，再加上梅林本人对马克思、恩格斯著述比较熟悉的优势，况且《“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手稿以及《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二卷第一章和第五章的手稿当时也放在他那里，凭这些条件他是可以完整地出版《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但对这部著作重要性认识的不足，使他没有这样做，而只在1896年6月的《新时代》上公布了马克思那篇短评中的两个段落。
在为《马克思恩格斯文集（1841—1850）》第二卷（1844年7月至1847年11月）第七部分“德国社会主义的杂志”所写的编者导言中，梅林谈道：“有关论述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著作——如果它的确已经写完——只能见到两位作者遗留下来的手稿，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本文集没有收录这部著作。既然这部著作主要是为了自己澄清问题而写的……那还是等以后出版全集时再发表它更加合适。这部著作的第一卷包括了对布·鲍威尔、施蒂纳和费尔巴哈的批判性论战。”[3]梅林未经论证就指出，马克思当时“认为对施蒂纳的批判并非十分必要”，因此没有写完手稿。“与对布·鲍威尔或施蒂纳的批判相比，对费尔巴哈的批判理应重要得多，但是，恰恰是《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这一章写得没有像恩格斯后来评论费尔巴哈的著作那样详细。”“《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二部分批判的是‘德国社会主义’的各式各样的先知。马克思曾把其中批判格律恩论述比利时和法兰西社会主义的著作的那一章发表于《威斯特伐里亚汽船》杂志。这一批判完全是否定性的，因而也成为对‘德国社会主义’的总体思路及其贫乏无味的著作的批判，构成了它的一部分。”[4]梅林在再版《神圣家族》编者导言中也首次谈到《莱比锡宗教会议》和《二、圣布鲁诺》。“恩格斯为一篇诙谐的文章——此文见于恩格斯遗留下来的手稿——写了《莱比锡宗教会议》和《二、圣布鲁诺》这一节。”梅林对以上两篇手稿做了摘录，并指出“恩格斯没有更加深入地研究施蒂纳”[5]。梅林没有注意到这些手稿是恩格斯所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的一部分。
更有甚者，梅林在撰写《马克思传》时谈到《德意志意识形态》，他做了这样的评价：“这部著作甚至是比《神圣家族》中最枯燥的部分都更加冗赘烦琐的‘超论争’。此外，虽然这里也有时出现沙漠中的绿洲，但比起《神圣家族》来要少得多。而当辩证法的锋芒在个别地方显现的时候，它也很快就被琐碎的挑剔和咬文嚼字的争论所代替了。”说到马克思说过的“交给老鼠的牙齿去批判”时，他甚至说了这么一句话：“老鼠知道它啃什么！”[6]
（二）伯恩施坦由于不明白遗稿内容之间的逻辑关系，甚至不知道它们是哪一部书的组成部分，所以只是零散刊登了一些章节
如果说，梅林是大致明了总体结构但由于轻视其思想的重要性而没有出版《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话，那么伯恩施坦虽然发表了其中的一些章节，但由于他不明白这些内容之间的逻辑关系，甚至不知道它们是哪一部书的组成部分，所以只能零散刊登。
首次由伯恩施坦发表出来的是批判格律恩的部分。1899年由其编辑、以《卡尔·马克思论作为“社会主义”的历史编纂学家的卡尔·格律恩》为题发表在《新时代》杂志1899年卷第1册第4—11、37—46、132—141、164—172页。伯恩施坦在编者前言中写道：“以下文稿系从恩格斯遗稿中发现的手稿刊印。……手稿是恩格斯抄写的，马克思本人在上面做了个别简短的补充。可以推测，虽然马克思是此文的主要作者，但是恩格斯也参与了实质内容的写作。”[7]伯恩施坦指出，还无法确定这篇手稿是不是（已经刊印的）文稿早期的或晚期的异文。而在1896年5月，他还认为这篇文章是“马克思写的”。“手稿很可能是恩格斯抄写的一份副本，马克思把它留在身边以备将来使用。”[8]伯恩施坦在付印时划掉了原稿中的编号“Ⅳ”，而没有提醒人们注意到对手稿的辨认。伯恩施坦也没有说明这篇手稿在其他手稿中的位置。
1902年12月，伯恩施坦主持推出《社会主义文献》时，以“《社会主义文献》编辑部”的名义撰写了《前言》，其中写道：“在恩格斯通过遗嘱委托倍倍尔和本杂志主编人保管的手稿中，也有一篇评论或者批判麦·施蒂纳的文章。”伯恩施坦称这篇手稿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的”，他这样说的根据是一份“来自……恩格斯的清单”。伯恩施坦没有深究有多少内容出自马克思之手、多少内容出自恩格斯之手这样一个问题，但他推测赫斯也参与了这项写作，而且认为赫斯在其中担负的工作“不仅仅是抄写”。他这样说的根据是恩格斯对他所做的一个口头说明。他首次指出，遗稿中有一篇赫斯撰写的批判先知库尔曼的手稿。伯恩施坦写道：“手稿上端有一个罗马数字‘Ⅲ’，这说明它当时被视为整部著作中的一部分。它的前几句与《莱比锡宗教会议》一文相衔接，后者即是梅林在前面提到的那本书的第99页及以后几页中所谈论的那篇文章，它讽刺了布·鲍威尔和麦·施蒂纳1845年发表在《维干德季刊》第3期上的著作。与其他任何文章一样，这篇手稿也把施蒂纳称作教父‘圣麦克斯’。”[9]
伯恩施坦没有完整地发表《圣麦克斯》章，他首次发表的部分包括：第一部分《旧约：人》当中的第1、2、3、6小节的全部内容和第4小节的部分内容；第二部分《新约：“我”》当中的第1、2、3小节的全部内容。第一部分第5小节没有发表。手稿的连载未加说明就中断了。
1913年伯恩施坦在3月9日的《劳动者》专刊第8期第207—213页和3月14日的《前进报》第52号娱乐版第205—207页上发表了《我的自我享乐（马克思的没有发表的遗稿）》。伯恩施坦在《前言》中仍然把《圣麦克斯》归类为“对那些部分地或完全地停留在市民社会基础上的激进青年黑格尔主义代表人物进行批判的文章”。“这些文章是合写的，无法确定它们有多少内容出自马克思之手，有多少内容出自恩格斯之手。……上述文章中最有意义的一篇是与麦·施蒂纳进行论战的那篇文章。”[10]伯恩施坦在发表时对两处做了删节，并用省略号标出。
在刊登以上两部分内容时，伯恩施坦始终没有谈到它们是《德意志意识形态》这部著作的组成部分。
（三）迈尔有意识地把马克思、恩格斯遗稿中不同地方、不同部分的内容按类、按逻辑、按篇目挑拣出来进行整合，并用俄文发表了关于施蒂纳和布鲁诺·鲍威尔部分
1913年无政府主义者古·迈尔用俄文发表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关于施蒂纳的部分，标题为《批判施蒂纳的学说》；1921年他又编辑出版了《圣布鲁诺》章。
从迈尔开始，才有意识地把马克思、恩格斯遗稿中不同地方、不同部分的内容按类、按逻辑、按篇目挑拣出来进行整合。迈尔首次把《莱比锡宗教会议》和《二、圣布鲁诺》归类到“对费尔巴哈、布·鲍威尔和施蒂纳所代表的黑格尔以后的哲学以及各式各样先知所代表的德国社会主义的批判”中，并且把《莱比锡宗教会议》《二、圣布鲁诺》《三、麦克斯》的手稿都当作《德意志意识形态》这部著作的组成部分联系起来。然而，他在发表前两篇手稿时所用的标题还是《莱比锡宗教会议》。“其他手稿都存在于恩格斯的遗稿中，而这一篇手稿却偶然地被保存于社会民主党档案馆的遗稿里面。梅林在编辑出版经典作家的遗稿时发现了这篇手稿，但是，他当时没有弄清这篇手稿的归属，而仅仅认为它是‘弗·恩格斯的一篇诙谐的文章’。”[11]
与梅林的认识不同，迈尔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是这篇手稿的作者。然而，他错误地认为，这篇手稿是梅林准备编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时从保存于德国社会民主党档案馆的马克思遗稿里面发现的。根据梅林的说法，这篇手稿见于恩格斯的遗稿。伯恩施坦的言论证实了梅林的说法，伯恩施坦说他把这篇手稿交给了梅林，但没有从他那里收回来。梅林大概在编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前两卷之后交还马克思博士论文手稿时，把这篇手稿一并交给劳拉·拉法格，后者1911年11月逝世以后，梁赞诺夫于1912年12月替社会民主党执委会把这批遗稿运回柏林。[12]《馆藏马克思-拉法格遗稿目录》对以上两件遗稿做了登记：“34.马克思的博士论文；35.恩格斯的手稿（《莱比锡宗教会议》）。”
迈尔在《序言》中提到1846年1月出版的《社会明镜》第7期上刊登的《晚近的哲学家》和《对布·鲍威尔反批评的回答》。但他错误地认为这两篇文章都出自恩格斯之手。
迈尔后来根据自己掌握的资料写了著名的《恩格斯传》，这时他已经获得了这样正确的认识：“《德意志意识形态（对费尔巴哈、布·鲍威尔和施蒂纳所代表的黑格尔以后的哲学以及各式各样先知所代表的德国社会主义的批判）》这是一部准备写够50张八开本双页纸的手稿的标题，他们在1845年9月至1846年8月期间几乎写完这部手稿。”[13]
虽然迈尔对第一卷（《费尔巴哈》《莱比锡宗教会议》《圣布鲁诺》《圣麦克斯》）的手稿做了描述，但对第二卷的情况他并不清楚，描述起来也很含糊，其中提到了《“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哲学》的手稿，但没有论及批判格律恩和库尔曼著作的手稿。
（四）梁赞诺夫首次完成了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结构的“重建”，把不同地方的手稿组合起来了，但可惜的是，他也没有能够全文发表此书
梁赞诺夫首先于1926年在由其主编的俄共（布）中央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杂志《马克思恩格斯档案》第1卷上发表了《马克思恩格斯论费尔巴哈。〈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部分》，包括《序言》《一、费尔巴哈。唯物主义观点和唯心主义观点的对立》。
梁赞诺夫为此写了八千字的编者前言，介绍了他从伯恩施坦那里获得手稿的过程：“我费了很大功夫，终于把我们所感兴趣的几乎所有手稿片段收集起来。我之所以说‘几乎’，是因为我毕竟只拥有伯恩施坦交给我的那些手稿。我们没有见到恩格斯本人所编制的清单；我们不能肯定当人们在恩格斯逝世以后以难以置信的轻率态度对待他的遗稿的时候，会去设法仔细清点那些遗稿。”[14]梁赞诺夫指出，伯恩施坦“把两篇手稿弄混淆了”，《福音书批判》不属于“以《路·费尔巴哈》为标题的手稿”。在另外一页上，梁赞诺夫又认为“在遗稿中发现的恩格斯手写的……一页脱落出来的手稿”应当编入《费尔巴哈》章的手稿。这页手稿指的是《一、费尔巴哈。正如我们德国的玄想家们所许诺的…… A.一般意识形态，特别是德国哲学》（《一、费尔巴哈》开头部分的第二篇异文。《导言》和A的草稿）的第二张手稿，这张手稿的最后一页上标着“无法编排”的字样。此外，梁赞诺夫还写道，在交给他的手稿中缺少编号为“Ⅱ”的手稿：“伯恩施坦肯定地对我说，当时有这样一份手稿，其内容是对布·鲍威尔的批判，但是他把这份手稿交给梅林了，后者一直没有交还。”[15]关于手稿的流传过程，梁赞诺夫做了两种不同的解释，他先是认为：“早在1901年，《莱比锡宗教会议》……就被用某种秘密方式——关于这点人们只能去猜测——从保存在伯恩施坦那里的手稿中抽出来，送进德国社会民主党档案馆。”过了两页，他又写道：“梅林从伯恩施坦那里得到这份手稿以后，很可能把它同马克思的博士论文手稿一起还给了档案馆。”陶伯特经过研究后认为：“这两种说法都是不对的。”[16]
梁赞诺夫采取了以下方式重建了“全集的结构”：“《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由批判费尔巴哈的手稿、批判布·鲍威尔的手稿（第Ⅱ号手稿）和第Ⅲ号手稿组成；第二部分由第Ⅰ号手稿（‘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哲学）、第Ⅵ号手稿（‘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历史编纂学）、第Ⅴ号手稿（库尔曼或‘真正的社会主义’的预言）组成。第二卷当中还应当编入《反克利盖的通告》（‘真正的社会主义’的策略和经济学），以及批判格律恩和倍克的两篇文章（‘真正的社会主义’的诗歌）。这两篇文章曾于1846年和1847年在《威斯特伐里亚汽船》杂志和《德意志-布鲁塞尔报》上发表过。此外，我们还有一篇恩格斯的手稿，其内容也是评论‘真正的社会主义’的。”[17]
此外, 梁赞诺夫还把《序言》编入《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手稿，并首次发表出来。“对《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的进一步了解，使我们揭开了我从劳拉·拉法格那里得到的马克思一份手稿的秘密。它是我当时所不知道的马克思的一部著作第一卷《序言》的草稿。”[18]这份原始手稿现存于俄罗斯现代史文献收藏研究中心。它很可能是在1898年爱琳娜·艾威林去世以后同马克思的其他遗稿一起被送到劳拉·拉法格那里去的。1912年底所编制的《馆藏马克思-拉法格遗稿目录》没有对《序言》进行登记。虽然该目录对它所收录的手稿都只做十分扼要的提示，但是，“33.一份哲学手稿片段”所指的不可能是这份手稿。梁赞诺夫所谓“我从劳拉·拉法格那里得到的马克思一份手稿”倒是指明了如下一点，即这份手稿属于他1911年从拉法格处获得的那批手稿，而他获得这批手稿的条件是把它们交给德国社会民主党档案馆。
在梁赞诺夫主持下，1924年《马克思恩格斯文库》俄文版第一次发表了《费尔巴哈》章。1926年《马克思恩格斯文库》德文版又刊出这一章。
（五）《德意志意识形态》全书出版
1932年MEGA1第1部分第5卷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出版，才全文刊登了《德意志意识形态。对费尔巴哈、布·鲍威尔和施蒂纳所代表的现代德国哲学以及各式各样先知所代表的德国社会主义的批判（1845—1846）》，在国际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出版界，它被视为《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第一个完整的、历史考证性的版本。
（六）《德意志意识形态》佚失稿的发现并发表
1962年文献专家西·班纳在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整理资料时，意外地发现属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3页手稿，上面有马克思编的页码1、2、29，这是《费尔巴哈》那一章的佚失稿，遂将其以《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几处补充文字》为题，发表在《国际社会史评论》1962年第7卷第1分册上。
至此，涉及《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所有遗稿全部发表出来了。当然对于其中的《费尔巴哈》章出现了好几种不同的编排方案，这正是我们在下面要着重介绍的。
注释
[1]梅林计划编辑的这些论著并没有完成，值得称道的工作只在于，他再版了《神圣家族》以及首次出版了博士论文和一些书信。
[2]马克思.驳卡尔·格律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42-45.
[3]Gesammelte Schriften von Karl Marx und Friedrich Engels.von Juli 1844 bis November 1847//Aus dem literarischen Nachlass von Karl Marx, Friedrich Engels und Ferdinnand Lassalle:Bd.2.Stuttgart:Franz Mehring, 1902：346.
[4]同①347.
[5]同①99-101.
[6]弗·梅林.马克思传.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44.
[7]Karl Marx über Karl Grün als Geschichtschreiber des Sozialismus//Die Neue Zeit, Stuttgart, 1899, 18(1)：5.
[8]Eduard Bernstein. Marx und der“Wahre”Sozialismus//Die Neue Zeit, Stuttgart, 1895-1896, 14(2)：216.
[9]Der “heilige Max”.Aus einem Werk von Marx-Engels über Stirner. Vorbemerkung//Dokumengte des Sozialismus：Bd.3.Stuttgart, 1903：17-18.
[10]“Mein Selbstggenuв”.Unveröffentlichtes aus dem Nachlaв von Karl Marx, hrsg.von Eduard Bernstein, Unterhaltungsblatt des Vorwärts, Nr.52, 14.März，1913：205.
[11]Das Leipziger Konzil.von Friedrich Engels und Karl Marx. Mit Einführung von Gustav Mazer//Archiv für Sozialpolitik, 47, Tübingen, 1920-1921：776.
[12]Jürgen Rojahn. Aus der Frühzeit der Marx-Engels-Forschung:Rjazanovs Studien in den Jahren 1907-1917 im Licht seiner Briefwechsel im IISG.MEGA Studien, 1996(1)：37-39.
[13]Gustav Mayer. Friedrich Engels. Eine Biographie. Bd.1: Friedrich Engels in senner Frühzeit.1820 bis 1815, Berlin，1920：240.
[14]D.Rjazanov. Marx und Engels über Feuerbach. Der erste Teil der“Deutschen Ideologie”//Marx-Engels-Archiv：Bd.1.Zeitschrift des Marx-Engels-Instituts in Moskau. Frankfurt/M., 1926：209.
[15]同①.
[16]Inge Taubert. Die Überlieferungsgeschichte der Manuskripte der“Deutschen Ideologie”und die Erstveröffentlichungen in der Originalsprache. MEGA Studien, 1997(2)：44-45.
[17]D.Rjazanov. Marx und Engels über Feuerbach. Der erste Teil der“Deutschen Ideologie”//Marx-Engels-Archiv：Bd.1.Zeitschrift des Marx-Engels-Instituts in Moskau. Frankfurt/M., 1926：210.
[18]同②2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