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清算“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潮
《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二卷是对“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潮的批判，但这一卷的结构构思和实际写作并不是在第一卷结束之后才开始的。早在《圣麦克斯》章写到《旧约：人》中的《政治自由主义》那一小节，即批判施蒂纳的“社会自由主义”的内容时，马克思、恩格斯在手稿第32页中就有“另见后面”的边注，后来恩格斯在修改文稿时特意加上“参看‘真正的社会主义’（见第2卷）”的标记。而在写到下一小节《共产主义》时，马克思、恩格斯又在手稿第40页注明“另见后面我们谈到‘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地方”，后来在誊清稿中马克思又将此改为“另见后面论及‘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场合”。[1]这些情况至少表明，尚未完成《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的马克思、恩格斯这时已经酝酿在第二卷中批判“真正的社会主义”了。1845年底恩格斯在出版《傅立叶论商业的片段》一书的前言和结束语中也确实曾经简略地叙述过这种批判的考虑。[2]
大约到1846年3月底，第二卷的计划正式拟订好了，该卷将涉及“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哲学、文学（诗歌）、历史编纂学和未来学（预言）等内容。但是，第二卷的具体结构、各个部分之间的逻辑联系、这些部分之间写作的先后次序等，没有留存下多少材料提供翔实的说明，我们只能尽可能粗略地勾勒出一个大致的轮廓。
现存手稿中的次序是：
《“真正的社会主义”》是该卷的“导论”，以下的部分缺第二、三章的内容，它们是压根没有写还是写了但没有流传下来，或者发表在其他地方了，这些都是疑问。1976年，《德意志意识形态》英文版的编者认为，恩格斯等人的《反克利盖的通告》和恩格斯所著的《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构成了这两章的内容。[3]陶伯特倒是没有肯定《反克利盖的通告》是不是其中的内容，但她认为“贝尔·倍克的《穷人之歌》无疑是第二章《‘真正的社会主义’的诗歌》的内容”，她的疑惑是：“第三章《‘真正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学或散文》呢？它所批判的内容又是什么呢？这些都是有待解决的问题。”[4]
对此，我个人的看法是，从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期许看，是想对当时流行于德国思想界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潮从哲学基础到观念形态的各个领域，诸如政治纲领、文学、历史学、经济思想等方面的代表性观点和著述一一进行批判，对包括海尔曼·泽米希、鲁道夫·马特伊、格律恩、格奥尔格·库尔曼、贝克尔、克利盖、卡尔·倍克等在内的代表性人物分别进行剖析，因此无疑应把上述论著都包括进去，这就构成了当时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想的完整图景，与第一卷中对“黑格尔之后的哲学”派别的批判一起，正好完成了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总体性批判。
但是，实际上在第二卷写作后不久，很可能是在现存手稿中排在最先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写完前后，已经传来《德意志意识形态》全书出版遇到困难的消息，这无疑影响了马克思、恩格斯的通盘筹划，因此我们看到，第二卷的各个部分之间的结构没有统一的体例，写作更加分散，主要是对具体著作、人物的评论，观点上也有很多重复的地方，与第一卷相比，更像一个不同时期写作的论文的汇集。
在这里我们不妨把包括《反克利盖的通告》和《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在内的关涉对“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潮的评论材料一起作为第二卷的内容，对其写作过程梳理如下：
1.“真正的社会主义”的理论渊源
“真正的社会主义”是空想社会主义在德国的一种特殊形式，它在当时激进的知识分子中广泛散布和流行，而且对德国工人运动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与法国和英国的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不同，后者的学说是以对资本主义或无产阶级的分析为出发点的，他们保卫无产阶级化了的中产阶级或无产阶级的利益；而“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既不直接参与民主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的斗争，也不参与革命的手工业者和无产阶级的斗争，只是根据那些主要从费尔巴哈和赫斯那里“抄袭”来的哲学基础建立自己的政治纲领和学说。由此也就产生了其思想的特殊性：由于缺乏一种坚实的社会基础而带有思辨色彩和空洞倾向。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真正的社会主义”既然是从费尔巴哈和赫斯的人本主义的共产主义出发的，把社会主义变成为一种伤感的空想主义，那么，它给德国革命斗争的发展造成的危险，就同它给德国无产阶级造成的危险会一样大，因为那时德国的无产阶级正在形成，力量还很微弱。因此，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有必要对其予以批判，与此同时，也要辨析和厘清给“真正的社会主义”提供了哲学基础的费尔巴哈和赫斯的思想的实质。
马克思、恩格斯对费尔巴哈的批判是结合对《费尔巴哈》那一章的修改进行的，以正面阐述其思想的行文笔调为主；对赫斯的批判也并不像对布鲁诺·鲍威尔和施蒂纳的批判那样具有系统性，显得非常简略。虽然在马克思、恩格斯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时，赫斯同他们有合作，并且那时他同他们的联系也还是很密切的，但是，毕竟因为赫斯和费尔巴哈一起给“真正的社会主义”提供了理论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对他的思想还是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并给予了一定的分析，只不过，比起对其他人的批判来说，远不那么具体罢了。他们先是在《圣布鲁诺》章中的一处指出：他们对赫斯的著作不负任何责任[5]，而且在理论范围内与赫斯无关。然后在第二卷对格律恩的《法兰西和比利时的社会运动》一书进行评述时说：赫斯的东西“已经带有非常模糊的和神秘主义的性质”，他满足于不断地重复同样的一些观念，而且“由于有人在它已经陈旧了的时候还在《德国公民手册》、《新轶文集》和《莱茵年鉴》上不断地加以重复，因而才变成了枯燥的和反动的东西”。格律恩的著述中的思想就是从赫斯抄来的，“是以最冠冕堂皇的手法”[6]对赫斯思想的转述。
2.“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哲学
对费尔巴哈和赫斯的批判，在某种意义上说不过是对“真正的社会主义”批判的序幕。接下来的批判具体集中在《莱茵年鉴》上的两篇文章和卡尔·格律恩的一部书上。
《莱茵年鉴》是《莱茵社会改革年鉴》（Rheinische Jahrbücher zur gesellschaftlichen Reform）的简称，它是由当时的出版商海尔曼·皮特曼创办的杂志；共出版过两卷，第1卷于1845年8月在达姆斯塔德出版，第2卷于1846年底在位于德国和瑞士边境的别列坞出版；其总的方向为“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所左右。马克思、恩格斯的批判首先针对发表在这一杂志上的两篇文章《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建筑基石》来展开，因为他们认为，这两篇文章特别具有“真正的社会主义”的特色。
《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作者是海尔曼·泽米希（H.Semmig）。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在这篇文章中十分自觉地、而且以强烈的自尊感表露出‘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德国民族性质”[7]，其实全文的整套词句差不多是从别人的著述中抄来的，作者在社会主义方面所做的科学工作只限于把其他著作中的思想加以组合和重复而已。这种“披着社会主义外衣的德国哲学，为了装饰门面，也转向‘粗暴的现实’，但是它对现实却始终保持很大的距离”[8]，而“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在发表了自己关于一般体系的意见以后，就不必费力气地去研究共产主义体系本身了。总之，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这篇文章使我们再一次认清，德国人的虚假的普遍主义和世界主义是以多么狭隘的民族世界观为基础的”[9]。
《社会主义的建筑基石》是鲁道夫·马特伊（R.Mattäi）的文章。它以“美文学的诗的形式”为开场白，宣称“当旧世界的大厦倒塌了的时候，人类的怀着自己一切愿望的心在彼岸世界找到了避难所；它把自己的幸福移到了那里”[10]。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这篇文章的“整个开场白是幼稚的哲学神秘主义的典型”，是“从必须消灭生活和幸福之间的二重性这样一种思想出发的”[11]。马克思、恩格斯详尽地分析了文章所谓三块建筑基石，它们“连同那些在《二十一印张》[12]中、《德国公民手册》[13]和《新轶文集》[14]中看见的坚固的花岗岩石块，就构成了‘真正的社会主义’（它同时又是德国的社会哲学）准备在上面建立起自己的教堂的那座岩石”[15]。但是，这基石是多么虚幻和缥缈啊！
3.“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历史编纂学
“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潮的另一个代表人物是卡尔·格律恩（K.Grün），他出生于普鲁士威斯特伐里亚省，很早就开始了文学评论生涯，特别赞赏那种旨在实现自由主义主张的“青年德意志”运动的美学纲领，受到诸如“善，真！充满真善形式的美！”这样的格言的影响。1844年12月格律恩在《德国公民手册》（1845年卷）上发表了《费尔巴哈与社会主义》的文章。1845年5月他又在达姆斯塔德编辑出版了《新轶文集》，其中收入了赫斯的《论德国的社会主义运动》，以及格律恩自己所撰写的《生产运动》《目前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罗仑兹·施泰因关于当代史的评论》《泰·蒙特论社会的历史》《泰·厄尔克斯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等文章。大约同年8月下旬迟至9月中旬他又出版了《法兰西和比利时的社会运动》，作为多卷本社会主义史的首部。
在上述论著中，格律恩旨在以尽量系统的同时又是通俗易懂的方式向德国公众介绍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在他看来，德国不同于英国或法国，它的社会主义直接来自哲学理论的进步，就是说，是由“思想”而不是由“外在的需要”推动的。就德国而言，社会主义的观念产生于哲学。这充分说明德国哲学本身以及从这种哲学当中产生出来的社会主义对其他学说和民族来说具有明显的优越性。虽然法国社会主义运动较之德国要早、影响要深远，但德国的社会主义绝不是“模仿法国人的错误”，相反，它从一开头就是对法国社会主义的“批判”和“补充”。
在《法兰西和比利时的社会运动》一书中，格律恩对法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自圣西门、傅立叶及其学生圣阿芒·巴扎尔（Saintamand Bazad）、巴泰勒尔米·普罗斯佩·安凡丹（Barthelemy-Prosper Enfantin）、米歇尔·舍伐利埃（Michel Chevalier）、勒鲁（Leroux）和孔西德朗（Considerant）经过埃蒂耶纳·卡贝（Etienne Cabet）、路易·勃朗（Louis Blanc）和泰奥多尔·德萨米（Theodore Dezamy）直到蒲鲁东的发展，同德国哲学和社会理论自康德、费希特、谢林经过黑格尔、费尔巴哈直到魏特林、施蒂纳的发展进行了比较，并且从完全以对人的“真实的”或“真正的”本质的认识为根据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的立场对这两种发展进行了评论，称他们都是“片面的”“肤浅的”，总的来说是“不能令人满意的”。
尽管格律恩的论述具有无可置疑的资料价值，尽管他的语言也生动活泼、丰富多彩，但是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他这种看似注重史料汇编式的其实是意识形态的“历史编纂学”并没有认识到法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实际成就和真正局限性，因为这种“历史编纂学”虽然考虑到德、法两国这两种思想历史发展过程在理论上的同时性，同时却几乎完全脱离了它们的现实历史基础的实际上的非同时性，因而是相当随意的。
然而，《法兰西和比利时的社会运动》一书出版后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诸如《特利尔日报》《曼海姆晚报》《德意志电讯》《我们的现代和未来》《未来杂志》，乃至《威斯特伐里亚汽船》《反对派》《普罗米修斯》《文艺杂谈》等报刊上都发表了介绍和评论，甚至费尔巴哈在一段时期也“致力于”研究此书，还把它送给“尊敬的亨利希·海涅”。
该书的出版社列斯凯受格律恩的委托将书寄给了马克思。马克思不仅立即阅读了该书，而且毫不迟疑地把它视为进行一场原则性争论的契机。现在流传下来作为《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二卷第四章的对格律恩这本书的批判是恩格斯加工过的付印稿，马克思所写的原稿没有流传下来。迪特·戴希塞尔考证，在1946年2月底至3月底期间起草《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二卷之前，马克思就有单独写作原稿的可能性，具体说，“最早写于1845年9月底10月初，最迟写于1846年5月底”[16]。
马克思的批判集中在两个问题，一是要证明格律恩的基本理论构想依赖于法国社会运动或法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历史以及它同德国哲学和社会理论的联系的“结构图”（Konstruktionsschema）。这种图式赫斯于1843年在《来自瑞士的二十一印张》中就已经阐释过了，此后在《德国公民手册》和《新轶文集》中再次予以阐释，只是形式略加改变而已。二是马克思想证明格律恩的著作（至少在某些段落）同其前辈（主要是施泰因、雷博和勃朗）的表述之间具有实实在在的相似性，而且格律恩在大段大段地抄袭这些表述时没有注意到其中存在的错误。马克思首先根据圣西门主义、傅立叶主义、卡贝主义、18世纪启蒙运动和法国唯物主义的历史极其详尽地考察了这些抄袭，把它们同其真正的来源和实际内容进行了对照。马克思还特别关注格律恩对法国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经济观点所进行的评论，并且注意对照这些观点所由产生的根源的“现实描述”。格律恩把德国的哲学和社会理论说成是“更大的真理”，马克思认为这完全是“颠倒事实”。据此马克思揭示了格律恩这种表述的“核心”和目的，指出它纯粹是为现存制度辩护，或者“不学无术地和空想式地把现存制度神圣化”[17]。
4.“真正的社会主义”的预言
《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是以一篇对格奥尔格·库尔曼的批判而结束的。著名的赫斯研究专家沃·门克在1963年的《吉昂加科摩研究所年鉴》（Annali dell’ Istituto Giangiacomo Feltrinelli）上发表了《赫斯参加〈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工作》一文，专门对这一章内容和赫斯在1845年第6号《社会明镜》（Gesellschaftsspiegel）期刊上发表过的一篇题为《共产主义先知们的阴谋》的文章做了版本考证，判断出这部分是由赫斯撰写的。这一见解此后为大多数研究者接受。
我们知道，赫斯的思想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或者甚至可以说他本人就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派别的成员之一，那么由赫斯来撰写批判“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有关章节，这意味着什么呢？实际上，它表明赫斯的思想处于发展变化之中，他后来一直“力图克服自己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幻想”[18]；能够参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写作，就是对自己以前思想反省的一种表征。赫斯执笔的这一章以格奥尔格·库尔曼的《新世界或人间的精神王国。通告》一书作为评论对象。我们在本书第三章有详尽的介绍。
5.“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政治纲领
1846年1月5日，“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在纽约创办了德文周报《人民论坛报》（Der Volks-Tribun），其主笔是海尔曼·克利盖，上面所刊登的文章详细阐发了“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思想主张和政治纲领，其影响愈加不可小视。在这种情况下，1846年5月11日，恩格斯、日果、海尔堡、马克思、载勒尔、魏特林、冯·威斯特华伦和沃尔弗[19]等在布鲁塞尔开会，讨论《人民论坛报》的情况。最后通过投票方式（魏特林一人投了反对票）一致做出五项决议：“（1）《人民论坛报》主笔海尔曼·克利盖在该报上所宣传的倾向不是共产主义的。（2）克利盖用以宣传这种倾向的幼稚而夸大的方式，大大地损害了共产主义政党在欧洲以及在美洲的声誉，因为克利盖算是德国共产主义在纽约的著作界代表。（3）克利盖在纽约以‘共产主义’的名义所鼓吹的那些荒诞的伤感主义的梦呓，如果被工人接受，就会使他们的意志颓废。（4）本决议连同论据将分发给在德国、法国及英国的共产主义者。（5）本决议送交《人民论坛报》编辑部一份，要求该报在最近几号上将此决议连同论据一并发表。”[20]
同日，恩格斯、马克思起草了关于这些决议的“论据”，分为五个部分，即“把共产主义变成关于爱的呓语”“《人民论坛报》的政治经济学及其对‘青年美国’[21]的态度”“形而上学的夸大”“向宗教谄媚”“克利盖个人的言论”等。克利盖的观点和活动受到尖锐的批判。
6.“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文学
《德意志意识形态》剩下来的关于对“真正的社会主义”批判的文章是由恩格斯写作的。
1846年底，恩格斯开始写《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这篇评论。它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卡尔·倍克〈穷人之歌〉，或“真正的社会主义”的诗歌》。卡尔·倍克的长诗《穷人之歌》（Lieder vom armen Mann）于1846年在莱比锡出版。这是一部诗集。恩格斯说：《穷人之歌》的第一首歌就是“献给一个富有的家族的”，“一开始他就表现出他所固有的小资产阶级的幻想”，即他不想“消灭”富有家族的“实际势力，消灭作为这一势力的基础的社会关系；他只是希望比较人道地来运用这一势力”[22]，这样，《穷人之歌》看起来“歌颂‘穷人’，歌颂pauvre honteux〔耻于乞讨的穷人〕——怀着卑微的、虔诚的和互相矛盾的愿望的人，歌颂各种各样的‘小人物’，然而并不歌颂倔强的、叱咤风云的和革命的无产者”[23]。作者“自己已深深地陷到德国的鄙俗风气中，并且过多地考虑自己，考虑沉溺于自己诗中的诗人。我们的诗人在现代抒情诗人眼中又成了一个把自己打扮得奇奇怪怪的、妄自尊大的人物。他不是在现实世界中生活和创作诗歌的活动着的人，而是一个飘浮在云雾中的‘诗人’，但这些云雾不过是德国市民的蒙眬的幻想罢了”[24]。
第二部分评论的是格律恩的《从人的观点论歌德》（Über Goethe vom menschlichen Standunkte），是恩格斯1847年初写成的。在1月15日致马克思的信中他顺便说到此事：“我想改写关于格律恩论歌德的文章，要把它缩减到二分之一至四分之三印张，并且准备把它用在我们的书中，如果你同意这样做的话，请你从速写信告诉我。这本书十分能说明问题，格律恩把歌德的一切庸人习气颂扬为人性的东西，他把作为法兰克福人和官吏的歌德变成了‘真正的人’，而对于一切伟大的和天才的东西却避而不谈，甚至加以唾弃。这样一来，这本书就提供了一个极其出色的证据：人＝德国小市民。我只是指出了这一点，但是可以加以发挥，并适当删节文章的其余部分，因为这部分不适用于我们的书。”[25]
格律恩的《从人的观点论歌德》是1846年在达姆斯塔德出版的。在《法兰西和比利时的社会运动》之后，“他把目光投向自己祖国的社会停滞”，他决定“从人的观点”来看一下对德国社会有深刻洞察和理解但又不无矛盾的歌德老人。然而他了解和理解歌德吗？恩格斯极其深刻地剖析了歌德的人格特征，指出，歌德在自己的作品中，对当时德国社会的态度是带有两重性的。有时他对它是敌视的，讨厌它，企图逃避它，向它投以辛辣的嘲笑；有时又相反，亲近它，“迁就”它，称赞它，甚至保护它，帮助它抵抗那向它冲来的历史浪潮。“问题不仅仅在于，歌德承认德国生活中的某些方面而反对他所敌视的另一些方面。这常常不过是他的各种情绪的表现而已；在他心中经常进行着天才诗人和法兰克福市议员的谨慎的儿子、可敬的魏玛的枢密顾问之间的斗争；前者厌恶周围环境的鄙俗气，而后者却不得不对这种鄙俗气妥协，迁就。因此，歌德有时非常伟大，有时极为渺小；有时是叛逆的、爱嘲笑的、鄙视世界的天才，有时则是谨小慎微、事事知足、胸襟狭隘的庸人。……歌德过于博学，天性过于活跃，过于富有血肉，因此不能像席勒那样逃向康德的理想来摆脱鄙俗气；他过于敏锐，因此不能不看到这种逃跑归根到底不过是以夸张的庸俗气来代替平凡的鄙俗气。他的气质、他的精力、他的全部精神意向都把他推向实际生活，而他所接触的实际生活却是很可怜的。他的生活环境是他应该鄙视的，但是他又始终被困在这个他所能活动的唯一的生活环境里。歌德总是面临着这种进退维谷的境地”[26]。格律恩按照一种主观幻想的关于“人的本质”的完美观念来评判歌德，怎么能触及人性的复杂层面和深度呢？
这种分析使恩格斯意识到：“‘真正的社会主义者’通常有一个习惯，当他们遇到一个他们所不懂的论断的时候（因为这个论断与哲学无关，所包含的是一些法律、经济及其他等等的术语），他们就立刻把它压缩成一句简短的、用哲学术语装饰起来的句子，并且把这种胡话背得滚瓜烂熟，以备随时应用。正因为如此，《德法年鉴》上的法的‘共同体’就变成了上述的哲学上毫无意义的‘普遍的本质’；‘摆脱不自由的普遍的本质’这句话成了政治解放即民主在哲学上的简短公式，‘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已经可以把这一公式放到口袋里去，而不用再耽心学问对自己是个非常沉重的负担了。”[27]
恩格斯曾对完成对“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批判以至最终完成《德意志意识形态》表示过很大的兴致。1847年1月15日，他在写给马克思的信中，谈到对“真正的社会主义”批判剩余部分的写作，他说：“现在，当真正的社会主义在四面八方发展起来，除皮特曼之流这些孤独的星群之外又成立了威斯特伐里亚学派、萨克森学派、柏林学派等等的时候，如果我们能够把‘真正的社会主义’这一章再写一遍，那该多好啊！可以根据天空的星座把他们分类。皮特曼是大熊座，泽米希是小熊座，或者皮特曼是金牛座，昴星团是他的8个孩子。不管怎样，如果他没有角的话，应该给他安上。格律恩是宝瓶座等等。”[28]恩格斯的工作可能一直持续到1847年4月。
遗憾的是，根据这部手稿的结尾判断，这部著作没有写完。
注释
[1]Inge Taubert. Die Französische Revolution im Prisma der Polemik von Karl Marx und Friedrich Engels mit Max Stirner. Schriften aus dem Karl-Marx-Haus, Trier, 1990，43：76-77.
[2]恩格斯.傅立叶论商业的片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318-321，355-359.
[3]Karl Marx Frederick Collected Works：Volume 5.Progress Publishers, 1976：Preface.
[4]Inge Taubert. Manuskripte und Drucke der“Deutschen Ideologie”(November 1845 bis Juni 1846).Probleme und Ergebnisse. MEGA Studien, 1997(2)：20.
[5]“‘莫·赫斯’（对于他的著述，恩格斯和马克思完全不负任何责任）”（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113）。
[6]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580.
[7]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539.
[8]同①542.
[9]同①554.
[10]同①555.
[11]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558.
[12]《来自瑞士的二十一印张》（Einundzwanzig Bogen aus der Schweiz）是由格·海尔维格于1843年在苏黎世和温特图尔出版的一部论文集，其中刊登了莫·赫斯的三篇匿名文章：《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行动的哲学》和《唯一的完全的自由》。
[13]《德国公民手册》（Deutsches Bürgerbuch）是海尔曼·皮特曼于1844年在达姆斯塔德出版的年鉴，其中刊登了赫斯的文章《论我们社会中的贫困及消灭》。
[14]《新轶文集》（Neue Anekdotde）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于1845年5月底在达姆斯塔德出版的文集，其中收集了莫·赫斯、卡·格律恩、奥·吕宁等人的文章。之所以起这样一个名字，是因为该书所收集的文章先前是写给《月刊》《发言人报》等报刊的，但由于受到书报检查机关的指责，没能在上面刊登出来。但这部文集也难逃厄运，在出版后不久即被内务部下令没收，其作者被告知不许再返回德国。
[15]同①572.
[16]Dieter Deichsel. Die Kritik Karl Grüns. Zur Entstehung und Überlieferung von Teil Ⅳ des zweiten Bandes der“Deutschen Ideologie”.MEGA Studien, 1997(2)：103-153.国内曾有学者将此文译成中文，但注释部分有些未译出，致使很多有价值的文献线索中断，见《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2001年第4辑。
[17]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613.
[18]В.А.马利宁，В.И.申卡鲁克.黑格尔左派批判分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7：196.
[19]这是《反克利盖的通告》发出时署名的先后顺序。
[20]恩格斯，等.反克利盖的通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3-4.
[21]“青年美国”是美国手工业者和工人的组织。该组织是1845年创立的群众性的全国改革协会的核心，协会宣称它的宗旨是无偿地分给每一个劳动者一块土地。19世纪40年代后半期协会宣传土地改革，反对使用奴隶的种植场主及土地投机分子，并提出了许多其他民主要求（实行十小时工作制、废除农奴制、取消常备军等）。许多德国手工业侨民参加了这一土地改革运动，但是克利盖及其“真正的社会主义”同道主张德国侨民放弃争取这种斗争方式。
[22]恩格斯.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223.
[23]同②224.
[24]同②242.
[25]恩格斯致马克思（1847年1月1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455.
[26]恩格斯.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256-257.
[27]恩格斯.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252.
[28]恩格斯致马克思（1847年1月1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454-4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