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国秦汉时期对这两组谚语的解释

接下来考察《老子》成书之后，时代最为接近的战国秦汉时期对第三十六章上下两段谚语的引用。先来看上段谚语。

越王入宦于吴，而观之伐齐以弊吴。吴兵既胜齐人于艾陵，张之于江、济，强之于黄池，故可制于五湖。故曰：“将欲翕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晋献公将欲袭虞，遗之以璧马；知伯将袭仇由，遗之以广车。故曰：“将欲取之，必固与之。”起事于无形，而要大功于天下，是谓微明。处小弱而重自卑，谓损弱胜强也。（《韩非子·喻老》）不用说，这是通过越王句践灭吴国、晋献公灭虞国、知伯灭仇由国三个历史故事，说明想要得到什么必须先付出什么的道理。然后以《老子》之言“将欲翕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取之，必固与之”作为佐证。而且还提到了“微明”和“柔弱胜刚强”，那就是“起事于无形，而要大功于天下，是谓微明”和“处小弱而重自卑，谓损弱胜强也”。但这样的解释，是不折不扣的权谋论，即为了达到某个政治目，事先以卑弱的姿态做些牺牲与付出是正常而合理的；为了达到某个政治目的，有必要在常人看不透的地方建立起因果关系，让事物按照自己预想的方向发展（即所谓“起事于无形，而要大功于天下”）。本章在下一节将指出，老子虽然借用了这条谚语，但做出的解释其实是超越权谋论的，而《韩非子·喻老》的解释和《韩非子·说林上》利用《周书》所做解释一样，都用到了具体的现实政治中。因此，《韩非子·喻老》看似在解释《老子》，其实利用的还是古之谚语的原意。这和黄老道家要把《老子》当作一种可以立竿见影付诸实践的政治哲学有很大关系。

战国秦汉时期对第三十六章下段谚语的引用非常多。但基本上也是从权谋的方向展开的。《韩非子·喻老》中有：

势重者，人君之渊也。君人者，势重于人臣之间，失则不可复得也。简公失之于田成，晋公失之于六卿，而邦亡身死。故曰“鱼不可脱于深渊”。

赏罚者，邦之利器也，在君则制臣，在臣则胜君。君见赏，臣则损之以为德；君见罚，臣则益之以为威。人君见赏，则人臣用其势；人君见罚，人臣乘其威。故曰“邦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韩非子》特别强调君主不能失势。这里把君主比作势重之渊，而把田成、六卿等篡夺或瓜分君位的人比作将势重之渊据为己有的人。张富祥根据《韩非子》这段话，认为“脱”字应该意为脱佚、脱纵或逃脱、逃逸，并且在句中是使动用法，“鱼不可脱于渊”的意思是不可使大鱼逃到深渊中去，使之占据深渊，与解释为脱离恰好相反，我们认为是很有道理的，不然难以说通。但《老子》中的“鱼不可脱于渊”恐怕并不是这个意思，因为如上节所示，作为古谚的“察见渊鱼者不祥”“知渊中之鱼者不祥”并没有“不可使大鱼逃到深渊中去”的意思，而是“看出隐藏于深渊中的鱼不是好事”的意思，因此《老子》中的“脱”还是应该当“脱离”解释，即不可以让那条隐藏的鱼脱离深渊，使之暴露出来。韩非子为了印证自己强化君主权势的政治哲学，也是为了配合下文的“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而对老子原意做了有意识地改造，使得“渊”变成了象征“势重”的意象。

《韩非子》对“邦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的解释，完全遵循上述维护君主集权的政治哲学，原来古谚中并不明确何指的“利器”，在他这里成了“赏罚”二柄，君主如果失去专制“利器”（赏罚）的权势，那么就有被臣下架空的危险。

在《韩非子·内储说下》中，韩非子也对这两句做出过说明，但意思是完全一样的：

权势不可以借人。上失其一，臣以为百。故臣得借，则力多；力多，则内外为用；内外为用，则人主壅。其说在老聃之言失鱼也。

势重者，人主之渊也；臣者，势重之鱼也。鱼失于渊而不可复得也，人主失其势重于臣而不可复收也。古之人难正言，故托之于鱼。

赏罚者，利器也。君操之以制臣，臣得之以拥主。故君先见所赏，则臣鬻之以为德；君先见所罚，则臣鬻之以为威。故曰“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从中可以看出，无论是“鱼不可脱于渊”还是“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韩非子都是从“权势不可以借人”角度出发去论证的。因此有用“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去绑架“鱼不可脱于渊”之嫌，把“渊”和“利器”对应了起来，而按照句式，本该“鱼”和“利器”相对应才对。值得注意的是，“老聃之言失鱼”“鱼失于渊而不可复得也”中的“失”正相当于“脱”，如果当作“遗失”“丢失”就很难理解，因为丢失权臣岂不正合意图专制之君的心意，所以张富祥认为在《韩非子》这里，“失”等同于“佚”或“逸”，也是脱纵之义，我深表赞同。

总之，韩非子对这两句话做了饱含“权谋论”色彩的解释，虽然第一句和古谚本义有很大不同，但在为“权谋论”服务这一点上和古谚并没有什么两样。之所以引《老子》而不直接引用古谚，和《老子》在战国中后期已经产生很大影响有关。如下节所要论证的那样，这样的解释深受时代环境以及黄老道家的影响，力图把《老子》转化为一种统治之术，这其实并不符合老子本意。但事实上，这样的解释在秦汉之际影响巨大，成为主流。例如《淮南子·道应》记载：

昔者，司城子罕相宋，谓宋君曰：“夫国家之安危，百姓之治乱，在君行赏罚。夫爵赏赐予，民之所好也，君自行之；杀戮刑罚，民之所怨也，臣请当之。”宋君曰：“善。寡人当其美，子受其怨，寡人自知不为诸侯笑矣。”国人皆知杀戮之专，制在子罕也，大臣亲之，百姓畏之，居不至期年，子罕遂却宋君而专其政。故老子曰：“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这里举出宋国君主让出赏罚之权，结果被国相司城子罕控制国家的历史故事，来说明权势对于君主的重要性。最后引用了《老子》，其解释路线和《韩非子》一脉相承，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鱼”已经从《韩非子》大臣之比喻，变成赏罚之比喻，这样就不用像《韩非子》那样，要把“脱”“失”解释为鱼（权臣）的纵逸于渊，而只要解释成君主要牢牢掌握赏罚之柄，不能脱手即可，同时也和“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完全配合起来，后世的解释很多都是由此而来的。

这段故事以及对《老子》的引用也见于《韩诗外传》卷七和《说苑·君道》，内容大同小异，故不在此一一具引。这说明从权谋论角度理解《老子》第三十六章下段，在当时影响极大。例如河上公注是这样解释的：“鱼脱于渊，谓去刚得柔，不可复制也。”^[1]显然这里“鱼”代表“刚”，是被“柔”所控制的，“鱼”一旦反过来“去刚得柔”，就“不可复制”，无法控制了。“利器﹝者，谓﹞权道也。治国权者不可以示执事之臣也，治身道者不可以示非其人也。”^[2]虽然区别了“治国权者”和“治身道者”，但把“利器”释为权道，说君主不能示权道于执事之臣，与《韩非子》等无异。王弼也从“刑”的角度比照“鱼”和“利器”：“示人者，任刑也。刑以利国，则失矣。鱼脱于渊，则必见失矣。利国﹝之﹞器而立刑以示人，亦必失也。”^[3]

比较奇特的是《庄子》的引用。《庄子·胠箧》有这样一段记载：

圣人不死，大盗不止。虽重圣人而治天下，则是重利盗跖也。为之斗斛以量之，则并与斗斛而窃之；为之权衡以称之，则并与权衡而窃之；为之符玺以信之，则并与符玺而窃之；为之仁义以矫之，则并与仁义而窃之。何以知其然邪？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则是非窃仁义圣知邪？……故曰：“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彼圣人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天下也。故绝圣弃智，大盗乃止。

《胠箧》在《庄子》中反儒家、反政治的倾向最为强烈。这段话的宗旨在最后两句，即“绝圣弃智，大盗乃止”，“绝圣弃智”也是对《老子》第十九章的引用。^[4]庄子明确指出，对于天下而言，所谓的“圣人”以及由“圣人”创设的斗斛、权衡、符玺等制度规范以及仁义圣知等道德规范，就是一种不祥的“利器”，一旦制作出来，非但不能“明天下”，还很快就会被大盗所利用，成为窃国的工具。这种庄子特有的辛辣讽刺，当然不是权谋论，但实际上还是顺着权谋论的思路，只不过从反面做了批判罢了。

值得注意的是，前面所引的典籍中，即使第三十六章下段两句都被引用，但往往解释的重点放在后一句“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因为这句话的意思并不隐讳，简单易懂，而比较隐讳的前一句则有多种解释的可能，但到了后来，仿佛成为后一句的陪衬，意思完全照着后一句的方向去解释，两句成了同样的意思，“鱼”不再是古谚中那个不可揭穿的神秘的东西，也变成“利器”的象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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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王卡．老子道德经河上公章句．北京：中华书局，1993：142．

[2]同[1]．

[3]“刑以利国”前可能脱一“任”字，“则必见失矣”中的“见”字可能是衍文。（楼宇烈．王弼集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0：89-91）

[4]第十九章在抄写于战国中期的郭店本《老子》中作“绝智弃辩，民利百倍；绝巧弃利，盗贼亡有；绝伪弃诈，民复孝慈”，因此，今本“绝圣弃智”“绝仁弃义”有可能是以庄子学派为代表的道家在战国晚期对《老子》做了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