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唐美术空间表现研究:以敦煌壁画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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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空间再现之始

春秋晚期至战国,绘画发展迅速,但绝大多数作品仍沿袭了绘画初始阶段的平面性视像结构,缺乏表现空间进深的“再现”意识。诚如杨泓在《战国绘画初探》(1989)一文中的描述:

由于没有掌握事物的透视投影,(战国绘画)缺乏表现远近前后变化的手段,故画面一般采取正侧面的构图,将所描绘的事物情景都侧视压缩在同一平面上,呈现类似剪影的效果。……类似的早期绘画的稚拙技法,直到汉画中还未能完全消失。[1]

杨泓所说的“早期绘画的稚拙技法”,主要是针对战国绘画仍采用平面性结构这一基本特点而言的。实际上一直到东汉初期,流行了数千年之久的概念性画风不仅“未能完全消失”,而且仍占主导性地位。

正值概念性艺术流行之际,部分战国画师开始尝试表现空间进深感。春秋晚期至战国中期,出现了一批表面饰以精美画像的青铜器,重要作品有如下四例:

(1)宴乐渔猎攻战纹铜壶,北京故宫博物院藏[2]

(2)水陆攻战纹铜鉴[3],1935年河南汲县(现卫辉市)山彪镇一号大墓(M1)出土,现藏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图1-3-1);

(3)宴乐攻战纹铜壶[4],1965年四川成都百花潭中学10号墓出土(图1-3-2);

(4)水陆攻战纹铜壶,保利艺术博物馆藏[5]

这些战国青铜器画像构图繁复、场面宏阔、物象瑰玮、制作良巧,因而成为众所瞩目的精品,其异常丰富的视觉效果主要是依靠平面性原则组织起来的,即采用上下分栏的构图方式,每一栏中的物象左右排,绝少出现前后遮挡。然而在个别画像局部,开始出现突破概念性艺术的现象。以北京故宫所藏铜壶和成都百花潭出土铜壶为例,画像最上层都出现了采桑图像(图1-3-3),二者形式非常接近,刘敦愿(1918—1997)推测它们“根据同一粉本而小有变化”[6]

这两个采桑图与其他部分图像不同,物象(人物和树木)并没有像通常的画法那样安立在同一水平线上,而是呈交错陈列状,因而貌似具有一定空间感。有的学者指出,战国绘画有意避免物象相互遮掩,当需要区别前后关系时,就以物象的上下位置暗示三维中的远近关系。笔者以为,这种假说似有“以今例古”之嫌,除非能证明当时已具备错觉性艺术的“视觉看法”,只有出现画面下方物象遮掩上方物象的情况,才能证明“在下者就是在前,在上者也就是在后”。总之,采桑图不足以证明画师有意表现三维空间,因为画面虽有物象的位置上下交错关系,但没有出现前后遮挡关系[7],因此很可能是无意为之。

图1-3-1 青铜画像水陆攻战图(摹绘)[战国,河南汲县山彪镇M1出土铜鉴,现藏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图1-3-2 青铜画像宴乐攻战图(摹绘)[战国,四川成都百花潭出土铜壶]

图1-3-3 青铜画像采桑图[上:北京故宫藏铜壶纹饰局部;下:成都百花潭出土铜壶纹饰局部]

战国时出现了车马画法的新样式,这种新画法可以作为战国绘画朝再现性方向探索的视觉证据。楚国包山漆奁画《车马出行图》[8]是最早运用车马图新画法的作品之一。漆奁出土于湖北荆门包山2号楚墓,约为战国中晚期之物。漆画绘于奁盖立面,环外部一周,共5棵树、26人、4辆马车,其中两车驾三匹马,另两车驾两匹马(图1-3-4)。关于其图像内容,有“聘礼行迎图”“金秋郊游图”“婚礼图”等多种意见。画中的车马图像均采用侧面角度,为了表示有多匹马,画师将马背以上下叠加的方式加以表现,成功描绘出马匹的前后遮挡关系。虽然该车马图像还有不尽完美之处,比如后面的马腿均被隐去,车也仅绘出一轮[9],但它在创造空间深度方面已实现了重大突破,正如李凇教授的评价:

这正是新透视方法的巨大历史意义,即突破画面的单层平面感,制造三度空间感。……它的意义或许并不在于开创了一种具体的图像方式,更在于发现了平面绘画中的空间深度。这是革命性的创造。[10]

图1-3-4 车马出行图(摹绘)[战国,木胎漆画,湖北荆门包山2号楚墓出土,湖北省博物馆藏]

这是战国新发明的车马画法,缪哲在他的早期车马图谱系中,将包山漆奁画之车马图定义为“战国新型”[11]。实际上,包山漆奁画在艺术风格史上的意义不止于类型学层面,甚至不仅局限于车马图像本身。这幅漆奁画的高度仅有5.2厘米,然而画师已经掌握了利用有限的高度来传达含义(形式意义)的方法:画中的树木和背朝观者的人物安立在底边基准线上,说明处于道路较近的一侧;与之相对,车马和侧面人物位置稍高,暗示着正在道路中央行进。

包山漆奁画被认为展现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复杂空间体系”[12],通过前面的形式分析,可知这位战国画师已经掌握了两种表现空间关系的技巧:一是通过物象的遮挡来表现位置的前后关系,二是把物象安置在画面不同高度上,以区分空间远近。

战国出现的新画风,并非楚国美术的专利,类似的车马画法还见于北方。1979年考古工作者发掘了秦都咸阳宫第3号宫殿遗址,他们在一条走廊的东西两壁发现了巨幅长卷式壁画(图1-3-5),时代约为战国中期,抑或秦代[13]。壁画中保存了七组车马图,每辆车均由四匹奔马牵拉,每组车马图像同样以马背上下叠加的方式描绘,空间进深感较包山漆奁画更强烈,后面马的腿也画了出来。和包山漆奁画一样,咸阳宫壁画也绘出了道路,并在画面上下部位画出树木,暗示它们分别被植在道路远近两侧。

图1-3-5 咸阳宫壁画车马图(局部)[战国至秦,咸阳宫第3号宫殿遗址东壁,陕西省秦都文物管理委员会藏]

美国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The Cleveland Museum of Art)藏有一枚出自中国的彩绘贝壳,贝壳两内壁各绘一幅狩猎图,其中一面出现了“战国新型”车马图像(图1-3-6)。在空间感和运动感方面,“克利夫兰藏贝”的侧面车马图都较秦咸阳宫壁画更为显著,甚至有些夸张,由于视角接近俯视,两匹相邻的马身之间首次出现了空当。由于这件彩绘贝壳并非出自考古发掘,年代和产地都不甚明确,博物馆方将其年代笼统地定为公元前300年至前100年[14]

图1-3-6 贝壳彩绘狩猎图[战国至西汉,纵7.5厘米,横9厘米,美国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藏]

根据空间表现和运动感,上述三件采用新画法的车马图像,包山漆奁画时代最早,次为秦都咸阳宫壁画,“克利夫兰藏贝”所出最晚。无论这个排序正确与否,这一系列出自不同地点但同样展现了空间深度的绘画作品,足以让我们清晰地意识到:在战国中期至西汉这个阶段,数千年来“概念性艺术”一统的局面已经出现了改变,“再现性艺术”正在逐渐萌生。


注释

[1]杨泓.战国绘画初探.文物,1989(10):58.

[2]故宫博物院.故宫青铜器.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9:图版281.

[3]郭宝钧.山彪镇与琉璃阁.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18-23.

[4]四川省博物馆.成都百花潭中学十号墓发掘记.文物,1976(3):40-46;杜恒.试论百花潭嵌错图象铜壶.文物,1976(3):47-51.

[5]孙华.嵌错社会生活图画壶//保利艺术博物馆.保利藏金(续).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01:186-199;中国的水陆攻战图和亚述的水陆攻战图//李零.入山与出塞.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269.

[6]青铜器采桑图像的主题思想商榷//刘敦愿.美术考古与古代文明.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7:228.

[7]故宫所藏铜壶画像中出现三条横穿树木和人物的直线,看上去颇似背景中的栏杆,而实际上这是贯穿整个壶颈外部一周的水平向装饰线。

[8]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包山墓地整理小组.荆门市包山楚墓发掘简报.文物,1988(5);胡雅丽.包山2号墓漆画考.文物,1988(5);陈振裕.楚国车马出行图初论.江汉考古,1989(4);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包山楚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144-146;张闻捷.包山二号墓漆画为婚礼图考.江汉考古,2009,4.

[9]皮道坚.楚艺术史.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282-286;李凇.马车画法与制图方式:从甲骨文到画像石//上海师范大学美术学院.艺术史与艺术理论Ⅱ.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4:478-480.

[10]李凇.远古至先秦绘画史.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0:221.

[11]缪哲.汉代艺术中外来母题举例:以画像石为中心.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7:18.

[12]这是巫鸿做出的评价,出自:杨新,等.中国绘画三千年.北京:外文出版社,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97:21.

[13]关于秦都咸阳第3号宫殿壁画的年代问题,迄今尚无定说。最初发掘简报称,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实验室碳14年代测定(1室北门门槽底部出土木炭),该建筑遗址距测定时间(1980年)2290±80年,即建筑绝对年代为公元前340±80年。咸阳市博物馆的李光军继而提出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说,他根据壁画内容并结合相关历史文献,认为壁画的年代应该晚于建筑:“壁画应为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更确切地说,应为秦始皇三十五年时所作。”咸阳市文管会,咸阳市博物馆,咸阳地区文管会.秦都咸阳第三号宫殿建筑遗址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0(2):34-50;刘庆柱.试谈秦都咸阳第三号宫殿建筑遗址壁画艺术.考古与文物,1980(2):98-108;李光军.略谈秦都咸阳第三号宫殿建筑遗址壁画的年代//《考古与文物》第一届年会论文集(光盘版);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秦都咸阳考古报告.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

[14]据克利夫兰博物馆李雪曼(Sherman Lee)称,该藏品购于河南古董市场,原产地不详,约出自中国北方。关于“克利夫兰藏贝”的时代问题更是众说不一,有战国晚期、西汉初年、两汉之交三种说法。1957年,李雪曼首先提出,该彩贝应为公元前3至2世纪之物,即东周末、秦或西汉初年,李氏更倾向于战国晚期。1980年代出版的《中国美术全集·绘画编》将其定为西汉初年,但并未给出理由。2007年,缪哲在其博士论文中,通过研究彩贝另一面的正面车马图,提出“其年代就应改定为两汉之交(约相当于奥古斯都时代)”的看法。Sherman Lee.Early Chinese Painted Shells with Hunting Scenes.Archives of the Chinese Art Society of America,1957(11):74;中国美术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美术全集:绘画编:第1册.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88:图版55文字说明;缪哲.汉代艺术中外来母题举例:以画像石为中心.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7:16,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