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与电影：从“镜像”到“互浸”
从路易斯·勒·普林斯（Louis Le Prince）胶片中的利兹到斯科拉达诺夫斯基（Skladanowsky）兄弟镜头中的柏林，从爱迪生（Thomas Edison）拍摄的纽约到卢米埃尔（Lumière）兄弟电影中的里昂，电影从诞生之日起便与城市密不可分。最早的电影镜头对准了那些熙攘而现代的城市，捕捉城市中的建筑、街道、人群和事件，同时这些流动的影像也参与了城市经济、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建构。此后，城市的发展不断改变着电影的艺术语汇、审美方式和产业地图，同时电影的发展也不断形塑着城市的空间和文化形态。可以说，作为一项典型的都市实践，电影在艺术语汇、生产体制、发行流通、文化传播等各方面都同城市紧密相融。正如学者大卫·克拉克所说：“我们简直无法想象，电影倘若脱离了城市要如何发展。”[1]
城市与电影之间交互的复杂关系，成为近年来学界的研究热点之一。从最简单直接的二元角度来剖析，“城市与电影”可被分成两种基本的思考模式：“电影中的城市”和“城市中的电影”。前者强调城市是电影的表现对象，电影借由视听语言想象、再现、建构和体感城市；后者则认为城市为电影的生产、流通和消费提供了社会文化语境，因此电影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样式参与到城市的文化建构中。电影学界的论述焦点主要放在前者，似乎“电影”与“城市”之间构成了一种“镜像”式的反映与被反映、再现与被再现的关系。于是，大量的学术著作考察不同国别、流派、导演、类型等电影作品所反映或再现的城市。这些城市或许是真实的，但也可能是虚构或幻想的；或许是现实的，但也可能是历史或未来的；或许是物理的，但也可能是社会或精神的。
然而倘若舍弃“镜像”的既定思维模式，我们会得到更多新的灵感和启发。艾布拉姆斯（Meyer Howard Abrams）曾以“镜”与“灯”隐喻两种重要的文学观；借由这样的视角，相对于镜子“反映”现实的作品，电影也可以如明灯一般，倾泻与投射艺术家内心的思想情绪，将现实染上自己的光芒色彩。[2]除此之外，诸如“第三电影”或“德国新电影”[3]等流派认为电影和现实的关系并非“镜像”或“投射”，而是一种“捶打”——电影可以是改变或重塑现实的“锤子”，它能够将破碎不堪的现实塑造成人们想要的样子。尤其当人们对于自身的历史和现状并不满意时，他们能够利用电影去创造新的生活。无论“灯”还是“锤”，都强调了电影对于现实的能动性和改造性，认为它能够侵入现实并影响着现实的构造与发展。从这样一种角度来看城市与电影的关系，我们认为电影不仅“反映”和“再现”了城市，而且“投射”和“构造”了城市。
在这方面，近些年来出现了一批重要的学术专著，它们强调不同时期的电影对于现实的影响、建构和改造的作用。换句话说，“电影中的城市”反过来影响了城市的面貌和格局，令都市和建筑具有更加电影化的面向；于是“城市中的电影”所强调的是电影在历史、现实或未来的层面如何形构城市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意识形态的面貌、格局与样态。史蒂芬·巴伯（Stephen Barber）在对电影和都市两种“风景”进行历史化考察的基础上，详细论述电影如何令城市变为“被投射的空间”（projected cities）——尤其在动荡（turmoil）与实验性（experimentation）的时刻，电影如何利用城市的影像来改变我们对于历史与现实的感知。[4]理查·考易克（Richard Koeck）则以“镜景”（cine scapes）的概念来思考城市中“电影化的空间”（cinematic spaces），将城市视为一种身体化的视觉装置，探讨后现代语境下的城市“镜景”如何被塑造与消费。[5]芭芭拉·梅农（Barbara Mennel）强调电影对城市规划者与城市居民的“重塑”（rework）作用，特别指出城市在全球化进程中从国家电影的“图符”（icon）变为跨国电影的“特权站”（privileged site）。[6]吉雅·普拉卡什（Gyan Prakash）则关注“恶托邦”（dystopic）式的城市电影如何对不同时期、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发展进行反思与重构，城市边缘、末世文化、贫民窟与赛博朋克（cyberpunk）又怎样成为一种影像的“诡异炼金术”（uncanny alchemy）并影响着现实与未来城市的发展与想象。[7]琳达·克劳斯（Linda Krause）和帕特丽思·佩特罗（Patrice Petro）则考察数码（digital）时代的影像文化对全球化都市的影响力，认为纽约、东京、柏林、香港等城市早已成为前沿性（frontier）的数码场域，网络与通信令都市经验变得不仅“影像化”和“心理化”，而且成为全球性产业与消费的路径。[8]
在城市与电影的关系中，越来越多的研究将“交织”“融合”与“互浸”作为重要的思维方式与分析视角。正如尼泽·阿尔萨义德（NezarAlSayyad）所说，整个电影史的发展都同城市相互交织（intertwined），地方认同与影像表达成为相互推动的力量。这种思维模式，对于早期电影来说同样重要。早期电影和现代城市这两者之间并非再现与被再现、反映与被反映、建构与被建构、感知与被感知的主客体关系，而是一种相互影响、彼此交融、双向浸没的“相互现代性”的过程，这一过程体现在美学、产业、技术、社会等各个层面。借由“互浸”的视角来审视早期电影和现代城市的关系，我们发现早期电影无论在主题内容、艺术技巧还是传播方式上都同城市现代性息息相关。本书所探讨的对象，正是早期电影与城市现代性之间复杂的关系，尤其结合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社会文化语境，思考早期欧美电影在文化、美学、产业、技术、社会等方面的现代性特征，以期寻求对于早期欧美电影更为全面、深入、细致、多元的理解与认识。
注释
[1]Clark.The Cinematic City.London: Routledge, 1997：2.
[2]艾布拉姆斯.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3]关于“第三电影”和“德国新电影”的论述（尤其是它们作为“锤子”的意义），详见下书：陈涛.电影导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200-206.
[4]Barber.Projected Cities: Cinema and Urban Space.London: Reaktion Books Ltd, 2002.
[5]Koeck.Cine scapes: Cinematic Spaces in Architecture and Cities.New York: Routledge, 2013.
[6]Mennel.Cities and Cinema.New York: Routledge, 2008.
[7]Prakash-Noir Urbanisms: Dystopic Images of the Modern City.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0.
[8]Krause, Petro, eds.Global Cities: Cinema, Architecture and Urbanism in a Digital Age.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