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电影作为一种现代性都市实践
电影一直是城市在经济、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得以建构和发展的重要契机和因素。从卢米埃尔兄弟镜头中的巴黎和里昂到20世纪20年代的“城市交响乐电影”（city symphony films），从经典黑色电影（film noir）中的“阴暗之城”到法国新浪潮电影中的城市街角与咖啡厅，从“新好莱坞”电影中的“穷街陋巷”到科幻巨制中的未来都市，从全球化的后现代“迷失东京”到以电影来刺激游客消费的当代城市旅游宣传片，不同时代、地域、类型的电影（或影像）成为当代文化在空间和视觉上的重要组成部分，电影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功能成为城市在定位、认同、特征和精神等各个方面得以建构的重要因素。
电影的拍摄、制作、发行和放映实践，也成为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契机和推动力。早期电影作为重要的城市娱乐活动出现在人们视线中，在卢米埃尔兄弟等电影人较为成熟的“电影”之前，从“幻盘”（thaumatrope）到“走马盘”（zoetrope）（图1-1），从“全景画”（panorama）到“立体画”（diorama），从“连续摄影”（chronophotographe）到“活动视镜”（praxinoscope）（图1-2），众多运动影像技术作为视觉性“戏法”（trick），是游乐场、公园、杂耍（vaudeville）剧院或音乐厅的重要娱乐项目。它们同歌舞、短剧、马戏等其他活动一样，共同促进了城市公共娱乐空间的形成和发展。而后，卢米埃尔兄弟、爱迪生、斯科拉达诺夫斯基兄弟、塞西尔·赫普沃思（Cecil Hepworth）等早期电影的先驱纷纷成立了电影公司，于是电影的制作、发行和放映逐渐成为城市中重要的产业链。时至今日，我们必须承认，洛杉矶的发展离不开“好莱坞”——尤其在20世纪前十年好莱坞的起步阶段，大量电影人从东海岸来到洛杉矶，促进了这个城市的迅速成长。与此类似，孟买的经济发展离不开“宝莱坞”，上海、香港、巴黎、伦敦等众多城市的电影产业也都为其所在城市贡献了大量的产值。这些电影公司、基地或产业不仅创造了经济价值，而且塑造了城市文化——好莱坞（或宝莱坞）早已融入洛杉矶（或孟买）最核心的城市精神，即便是迪士尼乐园也已经变成东京或上海重要的旅游名片。
图1-1 走马盘
图1-2 活动视镜（1882年插画）
电影院作为观影最为基本和重要的场所，参与了城市的外貌、地理、交通、社会关系和空间组织的变化与发展。我们很难想象，如果离开了电影院，现代城市将会发展成何种样貌。从早期的游艺场、音乐厅和杂耍剧院到“拱廊店”（arcade）中的“西洋镜”（peep shows）机器，从镍币影院到电影宫（movie palace），从多媒体影院（例如IMAX或4D影院）到影视城和主题公园，不同形式的电影院成为城市变迁的地标式建筑，也见证了城市空间的文化的不断变迁。[1]影院作为观影（spectatorship）场所，在很大程度上形塑了城市公共空间。米里亚姆·汉森（Miriam Hansen）指出，早期的电影院成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公共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同性别、种族、年龄、族群的观众相聚一堂，尤其是镍币影院的票价远低于杂耍剧院，因此镍币影院成为美国都市新移民、工人阶级和妇女的主要娱乐场所。[2]具体到城市个案，弗兰克·凯斯勒（Frank Kessler）指出，杜比环绕影院（Dolby Surround optimized cinema）其实有很久的传统，它同利物浦这个英国城市拥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今天它已成为利物浦城市推广的策略，为城市增添了光环或灵韵，并且将历史和现实相连，为人们提供了了解城市历史的一扇窗户。[3]正如北京的丰泰照相馆或者上海的徐园，这些电影院已经成为城市历史叙述的重要构成部分。而当代电影产业与旅游产业的相互交织和发展，令“游客”与“观众”逐渐融合而变得难分彼此，城市与电影也变得难辨真假。从影视取景地到影视城（或影视基地），从主题公园到主题旅游，众多城市成为影视、旅游、文化和城市建设相结合的产物，并逐渐发展出一种“产业链”的模式，融合了影视、旅游、房地产、餐饮、体育、教育等多种产业。类似横店影视城、迪士尼乐园、环球影城等的空间，在现实的城市（例如上海、东京、香港等）中建构了大量虚构的风景与事物，为观众提供了另一种欣赏电影文化或感受电影空间的方式，令其真正“沉浸”在梦幻或传奇的电影世界中，也大大促进了城市经济的发展。
城市中的各种空间和事物——从街道到建筑，从酒吧到咖啡厅，从大桥到港口，从火车到渡轮，都纷纷进入早期电影的镜头当中，于是城市成为电影重要的主题、场景和对象。不仅如此，城市中的大量重要事件（例如加冕礼、葬礼、游行、阅兵、体育比赛、博览会等）也成为境况电影的重要表现对象，构成了一道道亮丽的人文“风景”。电影并非仅仅捕捉、记录和再现不断运动和变化的城市，而是形塑了都市中人们的观影习惯和知觉范式。卢米埃尔兄弟的《火车进站》（图1-3）触发了观众的“震惊”体验与恐慌，“火车效应”（train effect）[4]突显了人们对于城市最早的视觉运动感受。“幻影之旅”（phantom ride）将摄影机放置于交通工具的前方或后方，于是城市的“全景”（panorama）构成了观众新的视觉和体感盛宴。梅里爱（Georges Méliès）的影片为城市中的观众带来虚构性和叙事性的体验，令电影成为脱离摄影的原初性影像。而布莱顿学派（the Brighton School）和鲍特（Edwin Porter）则将成熟的分镜头和剪辑技术带给电影，令观众逐渐熟悉碎片化的城市空间感受。这些重要的电影人一方面记录和再现了现代城市的风貌，另一方面又建构了人们对于城市时空的新知觉范式。
图1-3 《火车进站》（图片来源：IMDb）
早期电影在城市再现上，也具有各种性别、国族、阶级/阶层和种族的征候，因此参与了城市在文化认同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建构。例如从阶级的角度来说，早期电影倾向于嘲笑乡村居民为“乡巴佬”（rube），并拍摄了很多讥讽他们在现代性的城市中无所适从的电影，例如以“约什舅舅”（Uncle Josh）为题材的系列电影集中表现了乡下人在城市各个角落里闹出的笑话。再如从种族的角度来说，早期电影将黑人、印第安人等塑造为文化的“他者”，不仅野蛮无知而且非礼好色，非白人的族群、空间和文化往往被“异域化”（exotic）或妖魔化。因此，早期电影中的城市基本上是中产阶级白人（尤其是男性）视角的。[5]正如芭芭拉·梅农所强调的，我们应当认识到“早期电影中见多识广的中产阶级城市白人也只是电影所塑造的角色”，这种再现是“电影要将城市人转化为电影这一产品的消费者的经济利益诉求”[6]。
因此，作为一种典型而重要的现代性实践，早期电影对于城市的意义体现在不同的层面。从电影制作和发行到影院的变迁与产业化，从影像技术的革新到文化地理的更替，从意识形态的建构到文化认同的建构，从空间感知的营造到知觉范式的转变，早期电影对于城市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在这一过程中，现代性作为一种内在的因素融合于电影和城市两者之中，促成了经济、社会、文化和时空感知的不断变化。
注释
[1]Canudo.Birth of a Sixth Art//Abel.French Film Theory and Criticism: A History/Anthology, 1907-1939.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63.
[2]Hansen.Babel and Babylon: Spectatorship in American Silent Film.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3]Kessler and Verhoeff.Networks of Entertainment: Early Film Distribution 1895-1915.London: John Libbey Publishing, 2008：7.
[4]尤里·齐韦恩（Yuri Taivian）将早期电影中逼近的火车所造成的恐慌与震惊命名为“火车效应”（train effect），然而汤姆·甘宁、斯蒂芬·鲍特莫尔（Stephen Bottomore）、马丁·洛尔普丁尔（Martin Loiperdinger）等学者都指出这种措辞其实是一种夸大，只有个别观众有这种恐慌反应，而且它是同早期电影的呈现方式密切相关的。参见甘宁.一种惊诧美学：早期电影和（不）轻信的观众.李二仕，译.电影艺术，2012：108；Bottomore.The Pancking Audience？：Early Cinema and the“Train Effect”.HistoricalJournal of Film, Radio and Television, 1999（19-2）：178；Loiperdinger and Elzer.Lumiere's Arrival of the Train: Cinema's Founding Myth.The Moving Image, 2004（4-1）：94-95.
[5]对于早期电影（尤其是城市题材）所再现的性别、阶级和种族问题征候，可参见本书第五、六章的内容。
[6]Mennel.Cities and Cinema.London: Routledge, 200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