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取得成功的几个重要因素[1] (二〇一一年五月十五日)
遵义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已载入史册。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之际，学习和回顾党的历史，研究和思考这两次会议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对于正确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做好现在正在做的事情，把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遵义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有着不同的历史背景和现实内容，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但是，从历史发展的规律来看，它们二者又有许多相同的地方，许多方面表现出惊人的相似之处。本文仅就这两次会议取得成功的几个重要因素作一探索。
对历史的事实和史料作一回顾、了解和分析，我们可以看到，遵义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并取得成功，首先具有舆论和群众因素。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长征初期湘江战役中红军遭受的惨重伤亡，使广大红军将士产生强烈不满，部队中明显地滋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反映了民意和人心所向。1978年5月，《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引发了一场全党全国范围的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讨论冲破了“两个凡是”的束缚，营造了解放思想的舆论氛围，奠定了群众基础。从两次会议的舆论和群众因素看，要有改变现状的呼声和要求，要形成一定的舆论氛围，这样才能创造和奠定会议取得成功的前提和基础。
二、思想和理论因素
两次会议的成功都打破了思想的僵化，破除了唯书、唯上的教条主义。毛泽东不迷信教条，不迷信共产国际，长征开始后，他就与张闻天、王稼祥交换意见，批评李德和博古的错误军事路线和方针。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作长篇发言，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深刻阐述了中国革命的军事战略和战术，得到了与会大多数人的赞同和拥护，形成了一边倒的意见。会后根据与会多数人特别是毛泽东发言的内容，张闻天起草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就反“围剿”以来军事路线的正确与错误作了政治结论。该《决议》迅速在全党下发，并传达学习。毛泽东阐述的军事战略和战术对红军摆脱困境，完成长征，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1978年9月，邓小平在东北三省视察，就结束揭批“四人帮”运动以及实现全党工作着重点的转移，发表了许多意见，这些意见很快在中央领导层取得共识。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邓小平发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提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问题，指明了党在今后的主要任务和前进方向，讲话实际成为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成为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
三、民主和集中因素
两次会议都发扬党内民主，开展了党内的积极思想斗争，党内民主得到发扬。首先，两次会议都根据与会人员的要求，调整了会议的原定议程。遵义会议的原定议程是，博古作关于反对第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主报告)，周恩来就军事问题作副报告。后来张闻天在会上作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被称为反报告，毛泽东作长时间发言，这样就调整了会议议程，改变了会议的走向。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也是在开会不久后调整了议程。会议预先设定的议题是，讨论农业、农村发展的决定和条例，商定1979、1980年两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讨论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中央政治局决定，在讨论这些议题前，先讨论一下结束全国范围的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从1979年起把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问题。由于会议议程没有提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思想路线转变的问题，也没有提当时党内外普遍关心的一系列冤假错案的平反问题，引起了与会同志的不满。从分组讨论开始，有人提出要为1976年天安门事件平反的重大问题。陈云在东北组发言，提出了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意见，受到与会同志的热烈响应，会议增加了议题。同时，两次会议都对错误的路线和方针开展了积极的党内思想斗争。遵义会议上，围绕“检阅在反对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张闻天站出来就博古的总结报告提出批评，他按照事先同毛泽东、王稼祥商量后拟就的提纲，作了反对中央领导单纯防御军事路线的报告。毛泽东接着发言，深刻分析了“左”倾错误军事路线的症结所在。王稼祥又接着发言，支持和赞同张闻天的反报告和毛泽东的发言。会议除凯丰一人外，周恩来、朱德和其他与会同志都赞同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的意见。由于发扬了党内民主，会议批评了五次反“围剿”和长征途中军事领导的“左”倾错误。由于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少数服从多数，会议形成了以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为代表的正确意见的大多数，这就为改组中央领导机构和取消李德、博古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奠定了基础。1945 年，毛泽东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期间，曾经说过:“没有他们的赞助，遵义会议的成功是不可能的。”[2]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进行了批评，并对中央领导在粉碎“四人帮”以后两年来工作中的错误进行了批评。会议开得很成功，正像邓小平说的那样:“我们党多年以来没有开过这样的会了，这一次恢复和发扬了党的民主传统，开得生动活泼。”“这次会议讨论和解决了许多有关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大家敞开思想，畅所欲言，敢于讲心里话，讲实在话。大家能够积极地开展批评，包括对中央工作的批评，把意见摆在桌面上。一些同志也程度不同地进行了自我批评。这些都是党内生活的伟大进步，对于党和人民的事业将起巨大的促进作用。”[3]如果会议是“一言堂”，不允许发表不同的意见，会议是绝不会有以后的成效和结果的。
四、领袖和领袖集团因素
列宁说:“阶级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4]“在历史上，任何一个阶级，如果不推举出自己的善于组织运动和领导运动的政治领袖和先进代表，就不可能取得统治地位。”[5]遵义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都产生和逐渐形成了我们党较为成熟的领袖和领袖集团。在遵义会议上，中国共产党在这里站起，毛泽东在这里崛起，中国革命在这里转折。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在这里开始从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方面纠正，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在这里开始转移，邓小平在这里崛起。在两个会议上，毛泽东和邓小平都实际上成为党的领袖和领导核心。历史选择毛泽东和邓小平绝不是偶然的，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前，其军事指挥和组织能力已经在领导秋收起义、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以及在四次反“围剿”战争中得到充分展示。邓小平作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其才能也得到全面展现。特别是他在“文化大革命”后期第二次复出后，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日常工作，1975年大刀阔斧地进行全面整顿，取得明显成效，得到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拥护。1976年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四五运动，正是这种民意的表达和反映。历史经过艰难曲折和深思熟虑选择了党的领袖。
同时，我们也看到，作为一个领袖集团，其他的重要人物在这个转折的关键时期也渐次出现，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遵义会议上，形成了毛泽东与张闻天的合作，这种合作对维护党的团结和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而周恩来、朱德则在革命战争中经受了考验，后来成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陈云复出，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胡耀邦等3人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陈云、胡耀邦等都成为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两次会议都为以后中央成熟的领导集体的形成提供了雏形。
五、策略和方法因素
两次会议都采取了正确的策略和方法。遵义会议在开会的过程中，只在军事路线和军事指挥上进行讨论，没有涉及六届四中全会的政治路线，因为当时迫在眉睫的是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如果这时就将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等重大问题一揽子解决，不仅不现实，也做不到，其结果只会事与愿违、适得其反。1965年邓小平同一位亚洲国家共产党领导人谈话时曾讲到这个问题。他说:“当时，毛泽东同志在遵义会议上采取了正确的方针，只是提出军事路线的错误，还不提政治路线错误。”“为什么这样呢?就是要把犯错误的同志团结起来，特别是在困难的时候。毛泽东同志正确处理党内问题的政策，使大家团结起来了，渡过了最困难的时刻，完成了长征。”“在抗日战争期间，我们党采取总结经验的方法，用整风的方法，把历史上两条路线的斗争搞清楚了，一直到一九四五年我们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才得出最后的结论，并在组织上把毛泽东同志选为中央委员会的主席(那时候改变了形式，不叫总书记了)。”[6]张闻天在1943年12月写下的总结自己思想历程的整风笔记中也坦诚地讲到这个问题。他说：“但因遵义会议没有提出过去中央政治上的路线错误，而且反而肯定了它的正确，使我当时对于我自己过去的一套错误，还很少反省。这在毛泽东同志当时只能如此做，不然我们的联合会成为不可能，因而遵义会议不能取得胜利。为了党与革命的利益，而这个利益是高于一切的，毛泽东同志当时做了原则上的让步，承认一个不正确的路线为正确，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完全正确的。这个例子，可以作为党内斗争一个示范来看。”[7]
遵义会议采取了这种策略，形成党内的最大共识，也为共产国际后来的认可创造了条件。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也有人提出对“文化大革命”怎么看的问题，但是，中央没有对这个问题匆忙作结论。邓小平当时就认为：“文化大革命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阶段，总要总结，但是不必匆忙去做。要对这样一个历史阶段做出科学的评价，需要做认真的研究工作，有些事要经过更长一点的时间才能充分理解和作出评价，那时再来说明这一段历史，可能会比我们今天说得更好。”[8]这也是从全局和长远方面考虑问题的一个策略，如果条件不成熟硬要作结论，就会造成党内的不团结、不统一。
两次会议在组织上对犯错误的同志都采取了十分慎重的方针。遵义会议虽然集中批判了博古在军事上的错误，但又不过多追究个人的责任，会后让其继续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把变换中央总负责人的工作留待适当的时候去做。在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与会同志揭发批评了当时中央有关同志的错误，不少与会同志要求立即撤销他们的职务。邓小平提出：任何人都不能下，只能上，对那几个同志要批评，但不能动。对增加的人选，邓小平也提出建议名单。采取只上不下、只进不出的办法，对维护安定团结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不仅如此，这两次会议，我们党都摒弃了过去那套“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错误斗争方法，对犯错误的同志着眼于批评帮助。如在遵义会议上对博古的错误没有提政治路线错误，在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对华国锋等人的错误也没有提路线错误，不搞强迫检讨，不上挂下联，通过党内正常的民主程序，调整和解决领导职务的变动，允许犯错误，也给予机会，允许改正错误。解决问题的方法正确，减少了阻力，使党内的矛盾和问题在正常的范围得到有效顺利的处理和解决。
遵义会议召开距今已经70多年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距今已经30多年了，虽然两个会议已经离我们远去，但是它们留给我们的历史经验和精神则是永存的，我们应该从中获得继续前进的智慧和力量。
注释
[1]本文发表于《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1年第3期。
[2]毛泽东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359.
[3]邓小平文选：第2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40，140-141.
[4]列宁选集：第4卷.3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51.
[5]列宁选集：第1卷.3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86.
[6]邓小平文选：第1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39.
[7]张闻天文集：第3卷.修订版.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150.
[8]邓小平文选：第2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