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性和人民性的提出、争论和归结———习近平重新并提“党性”和“人民性”的思想溯源与现实意义

2013年8月19日，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发表长达1．5万字的讲话（以下简称“8·19讲话”）。他的讲话分为七个问题，第三个问题的标题是“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统一的”。2016年2月19日，习近平在他亲自主持的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再次提出“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的要求。显然，研究这个问题具有很现实的政治意义，它本身也是一个重要的党的建设的理论问题。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关于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以及党的媒体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一直都有相关的论述。历史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也一向强调党的媒体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是统一的。党报的党性和人民性是一致的、统一的，这是中国共产党党建理论的重要概念之一。

1982年3月，当时主持意识形态工作的政治局委员胡乔木提出“不要笼统引用‘人民性’这个含混不清的概念”。从这年起，“党报人民性”的概念持续数年遭到批判。1983年，全国新闻工作会议通过《关于加强新闻工作的若干问题》的决议，正式禁止在新闻宣传领域使用“人民性”的概念。此后，“党性”和“人民性”作为一对概念，在我国新闻宣传工作中禁绝使用，在新闻传播学研究中基本消失，不多的文章里提到的“人民性”也被打上引号，作为被否定的概念呈现。其间有两次例外，一次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瑞环1989年11月关于新闻工作的讲话里，说了一句“新闻的党性同新闻的人民性，两者是一致的”，但没有展开。另一次是2002年胡锦涛担任党的总书记后关于新闻工作的第一次讲话，提到党性和人民性是一致的，并展开论述。但这个讲话仅在内部有限传达。直至习近平“8·19讲话”论证党性和人民是一致的、统一的之前，仍有少数文章在批判“人民性”^［1］。习近平重新并提党性和人民性的概念，强调二者的统一并对各自的内涵做了定义，在我国宣传领域实际上打破了30年来人为制造的理论禁区，意义重大。

由于历史原因，中国共产党的一些政治概念来自俄国的列宁而不是德国的马克思。典型的概念如“党性”，它直接译自斯拉夫语族的俄文“партийность”，即党的意识、党的观念。这是一个性质形容词词干＋ость的名词结构，是一种表示性质的抽象概念。俄文名词партия翻译为“党”；形容词партийный翻译为“党的”；名词化的形容词партийность被翻译为“党性”，它是名词，但又不同于具有实质指称的名词“党”。可能当时的中文翻译者认为加上“性”字可以抽象地表达出形容词名词化所代表的那种抽象的观念和意识。在这种翻译思路下，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形成了一类词源来自俄国的中国式的组词法———“××性”。“人民性”概念的形成同理，俄文名词народ翻译为“人民”，形容词народный翻译为“人民的”，名词化的形容词народность翻译为“人民性”。

俄文政治词汇中的这类名词化的形容词“××性”，在日耳曼语族的德文、英文以及罗曼语族的法语中也有，但大多用于表示普通事物的特征或特性，没有意识形态的背景。例如德文带有tum、keit后缀的名词就是这种结构。如果强调某个概念具有某种性质，是用一个词组而不是一个单词，例如马克思所使用的“人民性”原词是“der volkstümliche Charakter”（马克思对“人民的”volkstümliche这个定语加了着重号），这种表述比抽象的俄文“××性”（例如人民性“народность”）要郑重、具象一些。若一定要给出一个对应的“党性”单词，德文是die Parteilichkeit，英文则是partiality，其内涵均有些贬义。例如英文partiality，1828年的韦氏词典解释如下:

PARTIALITY，n．Inclination to favor one party or one side of a ques-tion more than the other；an undue bias of mind towards one party or side，which is apt to warp the judgment．Partiality springs from the will and af-fections，rather than from a love of truth and justice．……a colloquial use．

【党性，名词。赞同或支持某一党派或问题的某一方面（相对于另一方面）的倾向；一种容易干扰对某一党派或问题判断的不适当的偏见；党性源于意志和感情，而非对于真相和正义的爱。……一种口语化的使用】

民主德国与苏联政治结盟40多年，那里一度有过一些“××性”的德文新词用以表达俄文的“××性”，例如群众性“Massenverbundenheit”，但现在这类词汇已经在德国人民的生活中消失了。

（一）马克思、恩格斯谈党报的性质

由于德文、英文等日耳曼语族文字的构词法与斯拉夫语族俄文构词法的差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著作中没有使用过列宁和中国意义的“党性”概念，但他们在论证党的出版物时，各使用过一次“党的精神”（Sinne unserer Partei）的概念，要求党的新闻工作者遵循党的精神。

最近有文章说，恩格斯1845年第一次使用了“党性”概念^［2］。这是恩格斯批评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时所说，原文为:“这种社会主义由于自己的理论没有党性、‘思想绝对平静’而丧失了最后一滴血、最后一点精神和力量。”^［3］该卷转译自俄文，经查德文原文，译文中“理论没有党性”原词theoretische Unparteilichkeit[1]应翻译为“理论的中立”。die Unparteilichkeit是一个独立的名词，意为不偏袒、公正、中立，不是前缀un（没有、无）与一个名词die Parteilichkeit（党性，是贬义）的暂时连接组合，不能搭配翻译为“没有党性”；这不是一个谓-宾结构的词组，而是一个单词。

1848—1849年，德国处于民主革命的高涨时期。在马克思担任主编的《新莱茵报》出版地科隆，建立了以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为骨干的科隆工人联合会，人数迅速从最初的300人增加到5 000人。马克思1848年10月至1849年2月代理联合会主席。这期间，联合会内出现了一股“左”倾势力，他们通过会刊《自由、劳动》报（编辑弗·普林茨与他们的观点相同），对马克思的《新莱茵报》编辑部进行攻击和诽谤。为此，在1849年1月15日的联合会委员会的会议上，马克思和另一位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卡尔·沙佩尔提议:“在委派普林茨任联合会正式机关报的编辑的同时，再成立一个编辑委员会，它应监督使机关报真正代表联合会的利益，并根据我们党的精神进行编辑工作。”[2]会后，普林茨不服从这个编辑委员会的领导，于是，1月29日联合会委员会的会议通过一项决议:不承认《自由、劳动》报是联合会的机关报，出版《自由、博爱、劳动》报作为联合会的机关报，任命克·埃塞尔为编辑。在1849年1月15日科隆联合会委员会的会议记录上，留下了马克思使用的一个概念“我们党的精神”（Sinne unserer Partei）。

1889年，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威廉·李卜克内西的女婿布鲁诺·盖泽尔主编的“人民丛书”，出版了马克西米利安·施累津格尔的书《社会问题》，该书企图“批判地修改”马克思的学说，书的扉页上印有包括威廉·李卜克内西名字在内的编委会名单。恩格斯为此于8月17日致信李卜克内西，严厉地批评了他。恩格斯写道:“在你的名字掩护下，出现了某个坏蛋胡搞的一本卑鄙的、极其恶劣的作品，真正下流的东西。这个不学无术的坏蛋在里面声称，他有能力纠正马克思。由于在扉页上有你这位编者的名字，这本下流东西就被作为根据我们党的精神写出来的著作而推荐给德国工人……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3]他就这件事情对党的理论刊物《新时代》主编卡尔·考茨基说:“如果出版物上没有李卜克内西的名字，那就可以一笑置之。”^［4］果不出恩格斯所料，德国反动报纸《新普鲁士报》就此于9月18日发表文章《社会民主党的反马克思主义者》。李卜克内西被动地发表声明，说刊印那本书没有得到他的同意。恩格斯使用的概念“我们党的精神”（Sinn unserer Partei）与马克思40年前的完全一样，只不过das Sinn用的是单数。

这里的“das Sinn”（马克思用的是复数“der Sinn”）指思想、意识、知觉，翻译为“精神”是准确的。从他们强调党的出版物要遵循“党的精神”的背景看，他们极为重视维护党的外部声誉，对于以党的名义出版的报纸、书籍，要求内容必须符合党的纲领和基本理论，与中国共产党使用的党报“党性”的内涵大体是一致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为维护党的声誉或正确形象、确保党报遵循党的纲领和正确传播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各种违反这一原则的行为进行过多次毫不让步的斗争。维护党的理论的纯洁性和党的荣誉，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交往中经常谈到的问题。他们都要求党内的人、党的出版物按照“党的精神”讲话。

1846年，当时的马克思主义工人政党还是共产主义的“幽灵”。这年1月，德国新闻工作者海尔曼·克利盖在纽约创办德文周报《人民论坛报》（Volks Tribun），发表了多篇文章宣传“爱的共产主义”，并把当时美国平分土地运动的土地纲领说成是实现共产主义的基础。由于克利盖与马克思和恩格斯建立的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有联系，美国方面把克利盖视为德国共产主义的代表。为了与克利盖的所谓共产主义划清界限，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了《反克利盖的通告》，指出克利盖“歪曲共产主义在欧洲各国的真正的历史发展，其实他对于这种发展是一无所知的，他把共产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归功于这个埃萨伊（一个古代犹太教派。———引者）同盟的荒唐的、神奇的、小说般的阴谋”^［5］。他们不能容忍别人误以为这家报纸宣扬的是他们的主义，努力划清科学社会主义与其他形形色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界限。

在党形成的过程中，恩格斯于1847年就指出:“党的出版物是做什么的呢？首先是组织讨论，论证、阐发和捍卫党的要求，驳斥和推翻敌对党的妄想和论断。”[4]他多次批评“交往超出了党的政策和党的荣誉所允许的限度”^［6］的事情。1859年，德国工人运动领导人费迪南·拉萨尔没有与马克思和恩格斯商量，便出版了一本关于国际形势的小册子。尽管那时不存在任何形式上的“党”，但外界一向把拉萨尔与马克思、恩格斯等人看作一个“党”，所以马克思向拉萨尔指出（保留下来的文字是向恩格斯转述的）:“今后在这样危急的关头谁要想代表党讲话，只能在下面两者中择其一:要么他事先同别人商量，要么别人（一种婉转的说法，指你和我）就有权撇开他而公开发表自己的意见。”^［7］

历史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因为报纸的办报方针违背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则而与其断绝关系的事件有几起。例如1864年11月，全德工人联合会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邀请马克思撰稿，马克思和恩格斯看了他们的办报纲领，没有发现明显的错误，于是答应偶尔为该报写稿。12月《社会民主党人报》出版试刊，发表了马克思的《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1865年1月该报正式出版，马克思和恩格斯各为该报写了一篇文章。后来他们发现该报宣扬对联合会领导人费迪南·拉萨尔的个人迷信，向德国政府首脑俾斯麦献媚。马克思多次致信批评报纸错误的办报方针，该报编辑致信马克思表示不接受批评。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于2月18日起草了不再为《社会民主党人报》撰稿的声明，恩格斯签字后广泛散发给德国各报。其他原来为该报工作的党内同志也宣布退出编辑部。由于该报编辑发表的文章歪曲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态度，捏造不为报纸撰稿的原因，马克思又于3月15日写了《关于不给〈社会民主党人报〉撰稿的原因的声明》，广泛发表在德国各报上。

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成立后，由于没有自己的机关报，1864年11 月22日，英国工联的报纸《蜂房报》被宣布为协会的机关报。但该报编辑对不符合他观点的国际文件或会议报道，有时不报或者拖延，甚至加以篡改、伪造。1869年在对待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的问题上，该报公开拒绝刊载国际总委员会为芬尼亚社社员申辩的决议。国际总委员会就这类事件多次对该报提出警告。1869年底，自由派资产者赛米尔-摩里买下了《蜂房报》的所有权，报纸已经完全失去了工人报纸的性质。1870年4月26日，国际总委员会通过了马克思起草的关于《蜂房报》的决议，宣布与该报断绝一切关系，并通过国际的其他报刊将这一决议通知全协会。马克思说:“对我们来说，即使完全没有喉舌，也要比利用《蜂房报》更好些。”^［8］

这些事件都说明，无论当时的“党”是否成形，若报纸以“党”的名义讲话而又违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马克思和恩格斯必然果断地采取措施，或发表声明划清界限或与其断绝关系，以维护党的荣誉。

在马克思主义工人政党成熟以后，党的报刊是党的外在形象之一，恩格斯说:“党本身正是像它在报刊和代表大会上让公众所看到的那样。”^［9］谈到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时，他说:“《社会民主党人报》是德国党的旗帜。”^［10］正由于这个原因，他和马克思出于维护党的理论的纯洁性和党的荣誉的目的，不惜笔墨地纠正党报不断制造的理论上的灾难，批评报上那些不学无术的市侩幻想、又臭又长的奇谈怪论和最浅薄的胡说八道[5]。

（二）马克思、恩格斯谈报刊与人民的关系

如上文所说，俄文政治词汇中名词化的形容词“××性”，在日耳曼语族的德文、英文以及罗曼语族的法语中虽然也有，但大多用于表示普通事物的特征或特性，没有意识形态的背景。因此，马克思论著中译本“报刊的人民性”概念，其词性与我国政治话语中的“××性”是有差别的。

最近有文章说:“1839年，马克思第一次提到人民性，并把人民性和人民两个概念联系了起来。”^［11］没有这个事情。马克思1839年正在柏林大学读书，没有发表过任何文章。这篇文章还说，1851年10月，马克思在写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谈到人民性，原文是:“大多数人从此就联合起来了，于是爱·梅因就可以在《纽约州报》公布一个大秘密:现在已经发现德国未来运动的意义，这就是人民性的原则。”这里的“人民性的原则”德文原文是“das Prinzip des Volkstums”，根据前后文，应译为“民族性的原则”。das Volkstum这个表示本质的名词，19世纪初由德国民族主义者在对抗拿破仑军队入侵时提出并使用，指一个民族或者少数派种族的特性，在德国具有一定的普世价值。在这里马克思是批评的口吻，后面紧跟着的是“这个人甚至在他的极盛时期也没有写过像他现在写的这样愚蠢的东西。这些家伙在精神上彻底垮台了”[6]。把这里的中译文“人民性”作为正面概念论述，作者的理解颠倒了。作者还说，1852年马克思说:“一切条顿民族最初所共有的古代习俗所以能够作为传统延续到19世纪，就是因为它不必承担很大的费用和风险，就能给不列颠的阶级议会披上一件人民性的外衣。”马克思在这里阐释了英国政治文化的传统，原文是英文。与中译文“人民性”对应的英文是“popularity”[7]（多数人支持的、人气），翻译为“人民性”不够准确，也与本文谈的“人民性”无关。

马克思谈到过“自由报刊的人民性”（der volkstümliche Charakter der freien Presse），是与另一个概念“自由报刊的历史个性”（die hisrorische Individualittder freien Presse）作为一对概念进行论证的，展现了他对自由报刊性质的认识。

马克思的这段论述出自他1842年4—5月发表在《莱茵报》上的4万字长文《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关于新闻出版自由和公布省等级会议辩论情况的辩论》。虽然这对概念与后来我们谈到的党性和人民性没有直接的思想联系，但他论证的自由报刊人民性的内涵，不仅体现在他主编的《莱茵报》上，也体现在随后不久他主办的共产主义者同盟机关报《新莱茵报》上，可以视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关于党报人民性思想的源头。

马克思的这篇论文评论了一年前普鲁士莱茵省第六届等级议会关于新闻出版自由和公开会议记录的辩论。只有理解了马克思论著的原意，才可能真正理解他所论证的“自由报刊的人民性”的内涵。由于我国1956年出版的马克思的这篇论文是根据俄文版翻译的，而俄文版又是根据德文原版翻译的，转译造成中译文难以理解，原文是:“自由出版物的人民性（大家知道，画家也不是用水彩来画巨大的历史画的），它的历史个性以及那种赋予它以特殊性质并使它表现一定的人民精神的东西。”^［12］1995年新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的译文是:“自由报刊的人民性（大家知道，就连艺术家也是不用水彩来画巨大的历史画卷的），以及它所具有的那种使它成为体现它那独特的人民精神的独特报刊的历史个性。”^［13］后一段译文把两者关系说清楚了（原文“人民”一词作为定语，马克思用了黑体）。

马克思是在论战中提出自由报刊的历史个性和人民性的。在当时的莱茵省等级议会中，反对新闻出版自由的诸侯等级代表莱茵哈德·佐尔姆斯-劳巴赫伯爵（Reinhardt Graf zu Solms-Laubach，1801—1870）说:“在荷兰，新闻出版自由未能防止沉重的国债，并且在极大的程度上促使了革命的爆发，结果使二分之一的领土沦丧。”这个伯爵要求荷兰的报刊为荷兰和比利时的全部历史承担责任。马克思写道:“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他（指佐尔姆斯-劳巴赫伯爵。———引者）对新闻出版自由所持的历史观点的关键问题。自由报刊的人民性（大家知道，就连艺术家也是不用水彩来画巨大的历史画卷的），以及它所具有的那种使它成为体现它那独特的人民精神的独特报刊的历史个性———这一切对诸侯等级的辩论人说来都是不合心意的。他甚至要求各民族的报刊成为表现他的观点的报刊，成为上流社会的报刊，还要求它们围绕个别人物旋转，而不要围绕精神上的天体———民族旋转。”[8]马克思认为不能要求报刊承担全部历史发展的责任，但报刊以精神的方式参与历史发展，所以说“就连艺术家也是不用水彩来画巨大的历史画卷的”，意思是:历史画卷是由浓重的笔墨画出来的，报刊只是水彩，它不能画出完整的历史，但参与历史的绘画。笔者1981年的硕士学位论文《马克思〈莱茵报〉时期的报刊思想及其影响》，阐释了马克思这段话的核心原意:自由报刊的历史个性赋予了（或决定了）自由报刊的人民性[9]。

正是由于他认为人民性是由其历史个性决定的，因而他一方面论述了报刊是人民精神的表达者，另一方面也承认报刊同时也显现了人民的缺陷，只有随着人民精神的成熟，报刊也才会成熟起来。马克思恩格斯后来编辑的一系列无产阶级的报刊，在与人民的关系上是按照马克思早期关于报刊人民性的要求去做的，同时明确了报刊的无产阶级性质。例如《新莱茵报》，马克思说它“是热情维护自己自由的人民精神的千呼万应的喉舌”^［14］。恩格斯认为:“没有一家德国报纸———无论在以前或以后———像《新莱茵报》这样有威力和有影响，这样善于鼓舞无产阶级群众。”^［15］1848年法国巴黎工人六月起义失败后，数万起义者遭到屠杀和迫害，马克思曾特别说明:“给这些脸色严峻阴沉的人戴上桂冠，是一种特权，是民主报刊的权利。”^［16］

1890年，经过12年的抗争，德国反社会党人非常法被废除。在国外出版、国内秘密发行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自动停刊时，恩格斯谈到他几十年来为党的报刊撰稿的体会，指出党的报刊所能有的最有利的条件之一是:“深信你的听众正是你想要同他们说话的人。”^［17］也就是说，编者和读者的利益、观点完全一致。这是对党报和人民关系的一种精练、简洁的表述。

（三）列宁谈党报的党性及党报与人民的关系

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使用过俄文意义的形容词化名词“党性”的概念来谈党报党刊工作，但党的报刊必须遵循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党的纲领，是他们所一贯坚持的。列宁详尽地论述党的出版物（党报党刊、印刷所、图书馆、阅览室、书报亭和党员创作的文学作品等等的统称）的党性原则，是在1905年11月26日（俄历13日）发表的《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一文中。列宁从什么叫“党”或“结社”说起，论证了个人的言论自由、作为党员的自由和责任、衡量是否具有党性的标准等等一系列问题，提出衡量党员和组织是否具备党性的四条标准，即党的纲领、党的章程、党的策略决议和“各国的无产阶级自愿联盟的全部经验”。根据列宁的一系列论证，出版物[10]的党性原则应当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在观念上，应把党报党刊视为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第二，在组织上，党报与其他写作事业和著作家个人，必须参加党的一个组织[11]。

列宁关于党性的论述，涉及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延安《解放日报》1942 年4月1日的改版社论《致读者》中对党性的解释。社论引证了列宁的一段话:党性是“在对事变做任何估计时都必须直率而公开地站在一定的社会集团的立场上”。后来中国关于党性的相关研究，通常把这段话解释为列宁论述的党报党性的内涵。列宁的原话是:“唯物主义本身包含有所谓党性，要求在对事变作任何评价时都必须直率而公开地站到一定社会集团的立场上。”^［18］这段话写于1894年，那时列宁24岁，俄国既没有工人政党也没有党的报刊，谈的是哲学。列宁论述党报（后来扩展到党的出版物）的党性，是从1903年开始的。

列宁没有使用过“党报的人民性”这个概念，但从他编辑的一系列党的报刊的工作实践看，他正是按照恩格斯关于编者和读者一致的思想办报的。早在1899年为计划中的《工人报》撰稿时他就强调:“编辑部和撰稿人之间要保持密切的联系”，“编辑部和撰稿人对理论问题、当前的具体任务和怎样编好报纸（或丛书）的基本看法要一致”^［19］。他一向反对“读者管读、作者管写”的“资产阶级对合法报纸通常所习惯的那种想法和做法”，多次批评将这种陈旧的认识带到党报工作中。

1904年底，列宁就创办第一张布尔什维克机关报《前进报》致信全党，写道:“希望所有把这个机关报看作自己的机关报并意识到一个社会民主党党员的义务的人，永远抛弃资产阶级对合法报纸通常所习惯的那种想法和做法，如说什么写是他们的事，读是我们的事。所有社会民主党人都应当为社会民主党的报纸工作。我们请求所有的人，特别是工人，给我们写通信稿。让工人们有更多的机会给我们的报纸写稿，可以写各种各样的问题，尽量多写些自己的日常生活、感兴趣的问题和工作情况，没有这种材料，社会民主党机关报就一文不值，因而也就不配称为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20］1912年列宁论述《真理报》工作时再次谈到这个问题，他写道:“如果工人的报纸这样轻视工人所关心的事情，它难道还能够存在下去吗？……而且还会极严重地损害报纸本身的业务，即报纸发行以及像办企业那样的办报业务。报纸本来就不是一种读者管读、作家管写的东西。”^［21］

列宁在创办《前进报》（1905年1—5月）时，实际上已经提出了后来在党的报刊实践中需要正确处理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即党报的党性与人民性的关系，他说:“我们对于把工人的（‘大众化的’）机关报与总的（指导性的）知识分子的机关报分开的想法深表怀疑，我们希望社会民主党的报纸能够成为整个运动的机关报，工人的报纸和社会民主党的报纸能够合并为一个机关报。”^［22］ 1913—1914年列宁领导《真理报》工作时强调:“对《真理报》来说，现在最大的（也是唯一的）危险是失去广大读者，失去争取读者的阵地。”“应当努力使《真理之路报》（当时《真理报》为躲避书报检查而改的名称。———引者）的读者按工厂、按地区等等组织起来，并大大超过目前的组织水平，使他们更加积极地参加通讯报道、管理报纸和推销报纸的工作。应当设法使工人们经常参加编辑工作。应当……应当做的事真是太多了！”^［23］

1901年8月《火星报》第7号“工人运动要闻和工厂来信”栏刊登了一位彼得堡织布工人的来信，信中写道:“我把《火星报》拿给许多工友看过，结果把这份报纸都弄破了，而这号报纸却是很宝贵的……这里讲的都是我们的事情，是关于全俄国的事情。这是无法用金钱来估价，用钟点来计算的。”^［24］这从侧面反映了列宁办的报纸与人民的关系。在《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中，他把党的出版物与人民的关系概括为“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

十月革命后，列宁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1918年）、《论我们报纸的性质》（1918年）、《伟大的创举》（1919年）等著作中一再强调:“为苏维埃群众服务的报刊，对于政治领导人员的问题，对于无关紧要的政治措施，即各个政治机关的日常工作和例行公事，要少费一些篇幅。这一点我们必须做到，而且也一定能做到。”他要求社会主义报刊“多深入生活。多注意工农群众怎样在日常工作中实际地创造新事物”，同时把各种不接受任何号召和要求的企业和村社“登上黑榜”^［25］。他谈到报刊关于政治领导人“日常工作和例行公事”的报道与反映人民群众生动实践的报道之间关系的处理，实际上谈的便是我国党领导的媒体如何做到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的问题。

苏联历史学博士阿·奥科罗科夫教授将党性、思想性、战斗性、人民性、真实性列为苏联共产党党报理论中关于布尔什维克报刊的基本原则。根据他的阐述，“党性”指报刊坚定不移地体现党的政策，全面深入地宣传党的政策，动员人民群众实现党的口号和指示。实现党性原则的第一个条件，是保证党对报纸的领导，机关报不能脱离党的组织；第二个条件是编辑部和撰稿人观点与信念的一致（这是恩格斯的话）。党性是党报不可分割的素质，是由马克思主义新型革命政党的本质和天性决定的。“人民性”指:“报刊应当成为人民的报刊。不管从什么意义上来说，它都应当是人民的，因为它服务于广大的人民群众，它依赖于广大人民群众的最积极的支持。我们报刊的人民性原则，来源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决定作用的著名论断。我们的报刊作为一种新型刊物，即与人民休戚与共的刊物，没有，也不可能有违背人民任务和利益的自己的一套任务和利益。我们的报刊在反映人民的根本利益和社会发展的迫切任务的条件下，在不断地得到成长和发展。”“苏联的报刊（包括目前的机关报）与人民群众保持着紧密联系。工人记者和农村记者活动的范围越来越广，它体现了列宁关于报刊人民性的思想，体现了新社会所有的建设者都参与报刊工作的思想。”^［26］

苏联时期的党报理论中，党性、人民性是基本概念。1972年，《莫斯科大学学报》第3期发表E．A．布拉日诺夫的论文《党报人民性的起源———关于苏维埃报刊发展的规律性》，他写道:“十月革命从根本上改变了人民对国家政权的态度。历史上第一次人民同国家有关系，这个国家负责表达并保护人民的切身利益，着手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经济，它开始实现为人民的社会文化措施的广泛计划和着手组织人民军队以防犯资本主义的包围。在十月革命后苏维埃党的报刊中这个新的人民性内容，在组织生产的宣传中得到了反映（这在世界报刊实践中原则上是一种新现象）。”^［27］1981年，乌切诺娃在她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新闻学说基础》一书中，把党性、人民性、思想性、真实性作为共产主义新闻学的四个原则^［28］。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党报的党性和人民性（较长时期内更多地使用“群众性”的概念）作为一对概念是逐步形成的，经过不同时期的不同实践，到现在还需要不断丰富和完善。

1941年7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提出了关于党性的权威阐释:“全党党员和党的各个组成部分都在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和统一纪律下面，团结起来，成为有组织的整体。”这是“党性”作为一个单独的概念进入中央政治局的决议，成为此后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增强党性的决定是延安整风的开端，对于延安整风的进行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毛泽东1942年4月在中央学习组的讲话，高度评价了《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他说，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全党范围的、中央领导的对整个干部队伍进行内部教育还很少，从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开始，我们才全体地从上而下地注意了这个问题。这个意义非常之大，是有全国意义的。^［29］

1943年6月，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2周年，任弼时撰写《共产党员应当善于向群众学习》一文，在中央层面较早地提出向人民学习的问题。任弼时写道:“为什么说向群众学习，是有关党的领导是否正确，是否不脱离群众的问题呢？因为党的一切政策和决定之是否正确，要看它是否符合于群众的利益与群众的要求，是否能够得到群众的拥护，并能够动员群众积极起来去奋斗去实行，只有这样做到，才是正确的。而要这样做到便必须使我们的领导经常面向着群众，经常关心群众的生活，善于去倾听群众的呼声和了解他们的迫切需要，善于去总结群众斗争的经验并找出其教训与规律，再去指导群众行动……群众的创造力量是非常伟大的，只要依靠群众，任何困难问题都有办法可以解决。”^［30］他提出的共产党员要增强群众观念，在一切工作中都要从照顾群众的利益出发，从照顾群众的经验出发，从依靠群众的力量出发的观点，是党建的重要理论。

从时间维度看，“人民性”的概念从“群众性”的概念而来，“群众性”的使用早于“人民性”。从党的政治话语环境看，“人民性”和“群众性”基本是指同一个意思，“人民群众”这个词组直到现在还常常作为并列语使用。

党报的党性是党报理论的显性标志。群众性或人民性与党性作为一对概念，在微妙的平衡中，成就着党报的政治属性。群众性或人民性的表述和实践越完善、越平衡，越表明中国共产党党报理论的成熟。中国共产党党报中关于党性原则的确立，有很多文章进行过论述。但党报如何完善和确立起“群众性”或“人民性”的原则，却有些被忽略。这一原则的确立过程更具实践价值，成为党报传播效果的重要指标。也正是由于群众性或人民性原则的实践，党性原则才有了立体而丰满的效果。

（一）中国共产党党报党性和人民性概念的提出和最初论证

较早将党报党性与群众性并提的是毛泽东，他1942年3月给周恩来的信，概括《解放日报》的改版要点是“增强党性与反映群众”。4月1日，经他修改定稿的改版社论《致读者》，郑重强调报纸不仅要启发群众的觉悟，教导他们，组织他们，“而且要成为他们的反映者、喉舌，与他们共患难的朋友”。“群众性”在“党性”之后居第二位。1948年4月2日，毛泽东《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进一步提出:“报纸工作人员为了教育群众，首先要向群众学习。”^［31］同年10月2日，刘少奇在西柏坡发表《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提出“党依靠你们的工作，指导群众，向群众学习”；“我们要直接向群众学习，也要经过你们向群众学习。”^［32］

延安时期党报的“群众性”在实践中有特殊的政治语境。当语境转换到当时的大城市，这一概念自然随着环境的改变而改变，“群众”概念对应地变成了“读者”或“人民”，“群众性”也对应地变成了“人民性”。从与延安《解放日报》同期出版的国统区《新华日报》上，可以找到这样的对应。中国共产党新闻史上的“党性”和“人民性”这对概念，便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出现在《新华日报》而不是延安《解放日报》上。当时不论是“群众性”还是“人民性”，其内涵除了教育群众、反映群众外，已经涵盖了学习群众的内容[12]。

最早使用“党性”“人民性”这对概念讲述党报理论的，是1945年8—10月间随毛泽东到重庆与国民党谈判的中央政治局秘书胡乔木。胡乔木在重庆期间，到《新华日报》对编辑部发表了讲话（后发表于1945年12月30日出版的《新华日报》内刊《新华报人》第9期，标题为《人民的报纸》）。胡乔木说:

党报是人民大众的报，这点不能怀疑。虽然人民并不都是党员，而且人民中还有其他的党，但因为我们的报纸是完全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完全从人民的利益出发，所宣传的也正是人民所需要讲的。因此，这样的党报就是人民大众的报。我们要使人民的东西能在报上反映出来，这样来加强人民报纸的党性，也就是人民性。说报纸党性太重，证明我们的报纸和人民还有距离，就是人民性不够，也就是党性不够。报纸能最高限度地反映人民的呼声，就是报纸有最高的党性。如果表现出来的东西，使人民感不到兴趣了，就是报纸有党性不够的地方。《解放日报》，群众曾对它不大感兴趣，所以才有1942年4月的改版。经过这次改版，一，《解放日报》由“社报”，发展成了“党报”。中国历来的报纸都是“社报”，什么都由社内解决。改版之后，就成了反映全党活动的党报了。二，关系人民生活的事情受到了重视。如吴满有的报导，就放到了显著的地位。人民生活反映多了，人民就有了兴趣，愿意看了。三，建立了人民的通讯网，培养人民通讯员，党员都有责任为党报做通讯员，改变了官僚主义的通讯组织。因此，《解放日报》的面目就为之一新。所以党报应该最大限度地反映人民的生活斗争，也只有这样的报才能是一个党报或人民的报。

胡乔木使用的“人民性”概念，不是直接从俄文翻译过来的，而是已经形成的新的构词法使他从党性、群众性、思想性、组织性等等习惯性的说法，根据大城市的环境自然而然地推导出来的概念。在他的讲话精神影响下，《新华日报》于1945年10月1日发表社论《人民的报纸》。文章开篇写道:“本刊创刊八年来，一贯的就是以人民的报纸为方针，为努力目标。……我们一定要继续不断的进步，真正成为属于人民，为了人民的报纸。”这篇文章明确论证了党报和人民报纸的关系，写道:“《新华日报》既是共产党的机关报，怎么能够成为人民的报纸呢？……共产党所要求于他的全党党员的，不是别的，就是:忠实的为人民服务，虚心的做人民的勤务员。因此，作为共产党机关报的《新华日报》，为了执行党的主张政策，也就是要使他自己真正成为人民的报纸。”“人民的报纸必须以人民的利害为归依。对人民有利的，我们要坚决的主张，对人民不利的，我们要毫不容情的反对。”[13]

这篇社论发表以后，《新华日报》又接连发表多篇进一步论证党报与人民报纸关系的文章。1946年1月11日，《新华日报》为纪念该报创刊八周年，发表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的文章《人民的报纸》。陆定一指出:人民是我们的最尊贵的主人，当人民的勤务兵是我们最光荣的职责。“有两种报纸。一种是人民大众的报纸，告诉人民以真实的消息，启发人民民主的思想，叫人民聪明起来。另一种是新专制主义者的报纸，告诉人民以谣言，闭塞人民的思想，使人民变得愚蠢。前者，对于社会，对于国家民族，是有好处的，没有它，所谓文明，是不能设想的。后者，则与此相反，它对于社会，对于人类，对于国家民族，是一种毒药，是杀人不见血的钢刀。”《新华日报》是人民报纸的典型，《新华日报》要成为人民的报纸，两个方面很重要:一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二是力求真实、丝毫不苟。^［33］

同年初，范长江在华中新闻专科学校做报告，主题也是“论人民的报纸”。他指出:党报和人民的报纸是统一的，“共产党的党报，是真正够得上称为人民的报纸的”^［34］。

1947年1月11日，即《新华日报》创刊九周年纪念日，《新华日报》发表由时任总编辑熊复起草的本报编辑部文章《检讨和勉励———读者意见总结》，把党的报纸和人民的报纸的关系，使用“党性”和“人民性”的概念来加以阐明，全面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党报的党性和人民性的关系。社论指出:

《新华日报》的立场，就是全民族全人民的立场。用一句话来说，就是“为人民服务”[14]。为人民服务，是我们的任务，也就是我们的立场。今天，中国人民主要的要求和希望，是争取实现独立和平民主，坚决反对卖国内战独裁。我们认为，团结全民族全人民进行这种反对卖国内战独裁、争取独立和平民主的斗争，就是对全民族全人民最大至高的服务。正是因为这样，《新华日报》的党性和它的人民性是一致的。固然，《新华日报》是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它的言论主张和新闻报导，是不能违反中共的整个路线、纲领和政策的。但是，由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人民的政党，它代表的是中国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它的一切政策是完全从人民的利益出发的，因此，《新华日报》也是完全站在人民的立场，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这就是说，《新华日报》是一张党报，也就是一张人民的报，《新华日报》的党性，也就是它的人民性。《新华日报》的最高度的党性，就是它应该最大限度地反映人民的生活和斗争，最大限度地反映人民的呼吸和感情、思想和行动，有的读者说:《新华日报》的“党性色彩太浓厚”，这其实正是党性发挥得不够；也就是人民性发挥得不够的表现。简单说来，就是为人民服务还做得不够。

从这段话的论证逻辑和用词特点看，熊复是在深刻理解前述胡乔木讲话基础上写的，其思想源头是胡乔木1945年对《新华日报》编辑部的讲话，阐发准确、完善。至此，党报的党性和人民性作为一对党建理论的概念得以成形，并影响到后来党的新闻事业的发展。

胡乔木、熊复等对党报党性和人民性的论证，是对毛泽东1945年4月党的七大政治报告精神的阐释，胡乔木参与了该报告的起草。毛泽东在该报告里强调的一句话在当时传播很广，即:“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35］最后一句话“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就是关于如何做到党性和人民性一致的最好阐释。而前面对为人民服务的强调，也正是当时的政治背景。

（二）20世纪50年代党中央关于党性和人民性内涵的表达和不多的文章论述

从20世纪40年代《新华日报》发表的一系列关于党报党性和人民性的论述看，“党的报纸，也是人民的报纸”的说法与“党报的党性，就是它的人民性”“党性不够，就是人民性不够”等说法的内涵是一样的，论证也是混在一起的。这样的思路1949年以后集中体现在1956年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的改版文件中。这些文件里没有使用党性和人民性的概念，但多次使用了“党的报纸，也是人民的报纸”的表述，与当年论证党报的党性和人民性的内涵几乎是一样的。

由胡乔木写的1956年7月1日《人民日报》改版社论《致读者》，其清样6 月30日夜由毛泽东批示“可以发表”。这篇社论的思路与胡乔木11年前口头讲述的记录文章《人民的报纸》一脉相承。文章第二段写道:“《人民日报》是党的报纸，也是人民的报纸，从它创刊到现在，一直是为党和人民的利益服务的。正是因为这样，《人民日报》在创刊八年多来，备受广大读者的令人心感的支持，工作也逐年得到进步。但是我们工作中仍然有很多缺点。在最近，我们将着重从以下三方面改进我们的工作。”文章最后一段总结道:“我们的报纸名字叫做《人民日报》，意思就是说它是人民的公共的武器，公共的财产。人民群众是它的主人。只有靠着人民群众，我们才能把报纸办好。”

一个月后，中共中央发出124号文件，批转《人民日报》编辑委员会给中央的改版报告。以党中央名义写的文件批语是胡乔木起草的，行文与改版社论的风格相同。他写道:“为了便于今后在报纸上展开各种不同意见的讨论，《人民日报》应该强调它是党中央的机关报又是人民的报纸。过去有一种论调说:‘《人民日报》的一字一句都必须代表中央’，‘报上发表的言论都必须完全正确，连读者来信也必须完全正确’。这些论调显然是不实际的，因为这不仅在事实上办不到，而且对于我们党的政治影响也不好。今后《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除了少数的中央负责同志的文章和少数的社论以外，一般地可以不代表党中央的意见，而且可以允许一些作者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同我们共产党人的见解相反的文章。这样做就会使思想界更加活跃，使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愈辩愈明。各地党委今后也要强调地方党报是地方党委的机关报又是人民的报纸。我们党的各种报纸，都是人民群众的报纸，它们应该发表党的指示，同时尽量反映人民群众的意见；如果片面强调它们是党的机关报，反而容易在宣传上处于被动地位。”^［36］

1957—1958年，有少量文章谈到党报的党性和人民性。1957年，人民日报社所属的《新闻战线》杂志发表的创刊号短论《坚持新闻工作的党性原则》写道:“报刊的党性原则，首先就是回答为什么人的问题。人是阶级的人，因而当我们在为无产阶级广大群众服务时，我们的报刊就有了无产阶级的党性。”该刊1957年第10期发表欧远方的文章《社会主义报刊的党性原则》，谈到党性和人民性:“我们通常说报刊的‘群众性’、‘人民性’，指的是报刊必须密切联系群众，充分反映群众的利益，把人民群众的意见、正确的呼声和要求在报刊上反映出来；并运用群众路线的办法来进行工作，广泛地吸收群众参加办报。”“党性、阶级性、人民性是统一的，离开了党性来讲人民性，必然堕入资本主义的圈套……党和国家的领导同人民群众之间也存在着某些矛盾，但这种矛盾是非对抗性的，是可以解决的。有人说，报刊应站在群众的立场上说话，否则就会脱离群众，丧失了人民性，这种说法是片面的。报刊，它不仅是党贯彻方针政策的工具，而且也是党联系群众、教育群众的工具，它应当在党和群众之间起纽带作用。报刊要站在党性的立场上，并在党的领导之下，促进、帮助这种矛盾的解决。”

该刊1958年第5期发表王漠的文章《什么样的“兴趣”和“需要”》，再次谈到党性和人民性:“党性和人民性是完全一致的，党性是无产阶级性集中的表现，也是人民性集中的表现。因为只有党才能代表人民群众的最根本的利益。把党性和人民性对立起来，是右派分子所惯用的伎俩，他们的目的，是在挑拨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以便反党反人民和反社会主义。”

根据胡绩伟1985年一次学术会议上的发言，1957—1958年《新闻战线》关于党性和人民性的论证，有1957年反右斗争的背景。他说:“在反右派斗争时，曾经有人把主张人民的报纸、党报的人民性及党性和人民性一致的观点当成资产阶级新闻观点来批判，但是当时主持新闻界批判会的乔木同志，在当时写的文章里还是强调党报的人民性，提出‘党性和人民性一致’‘党性是人民性的集中表现’的观点。”^［37］胡绩伟提到的胡乔木的文章没有找到，但从《新闻战线》发表的文章看，“党性和人民性一致”“党性是人民性集中的表现”的说法出现在公开发表的文章里，应该是得到主持新闻界工作的领导首肯的。同时，将“把党性和人民性对立起来”视为“右派分子所惯用的伎俩……是在挑拨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则反映了当时的背景。

此后，把党性和人民性作为一对概念进行论证的文章或讲话，较长时间没有出现。

1979年3月以后，党性和人民性这对概念再次在新闻界被使用，并一度引发新闻界和新闻学界的讨论，以及胡绩伟与胡乔木之间的党内争论。

（一）1979—1981年关于党报党性和人民性的再次提出与讨论

1979年3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秘书长兼中宣部部长胡耀邦主持召开1957年以来的首次全国新闻工作座谈会，原计划开8天会，结果开了14天，158人出席会议，包括中央级的各大报、各省级党委机关报和部分省会城市报纸的负责人，新华社总社和各分社的负责人，中央广播事业局和各省级广播局的负责人，以及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暨南大学新闻系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的负责人。胡耀邦于3月10日和3月18日两次到会讲话。朱穆之主持日常会务，胡绩伟、曾涛参与主持工作。会议秘书组在14天的会期中印发简报63期，但作为“全国新闻工作座谈会材料”的只有5份，即胡耀邦的两次发言（合一整理）、胡耀邦此次会前关于新闻报道的几个批示、《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的发言大纲、《光明日报》副总编辑殷参的发言、中央广播事业局负责人张香山的书面发言^［38］。

胡绩伟3月8日在发言中提到了党性和人民性的关系，这也是1958年以后首次使用这对概念。胡绩伟发言的第一句话是:“党报是党的报纸，是党的喉舌，是在党委的领导下工作的。”随后谈到，“粉碎‘四人帮’以后，群众反映，《人民日报》上又有了人民的声音，又真正成为人民的报纸了。人民通过《人民日报》，密切了同党的联系，更加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我们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大大提高了。可是因此也有人指责说，《人民日报》没有党性。我们认为，党委领导党报来反映人民的声音，反映人民的意愿，成为人民的喉舌，正是党性的表现。离开了人民性就根本谈不到我们党的党性。”

胡耀邦的讲话（3月10日）在胡绩伟发言之后，显然他看到了胡绩伟发言的文字稿和3月10日会议简报第4期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他对党性和人民性的论证，前后文是:“我们的新闻工作有很高的党性。党性和人民性是一致的。离开了人民性就不叫党性。马列主义、毛主席著作中都讲过这个问题。毛主席曾经用明确的语言说:我们党的唯一宗旨，是为人民谋利益。只有这一个宗旨，没有第二个宗旨。有时，在一件具体事情上，党组织的要求同人民的要求也可能有矛盾，但那只是个别情况和某一具体问题。从党的根本性质来讲，党性和人民性是融合在一起的。党性就是人民性。有的人这么讲，什么‘官方’、‘民方’。我们不能上这个当。我们是什么官方？是人民的勤务员。至于这个勤务员没有当好，特别是林彪、‘四人帮’有意破坏党和人民的关系，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嘛！党内有些坏蛋，严重脱离人民，不能把这些坏蛋同党混为一谈。把党和人民分开，说什么‘官方’、‘民方’，要么是思想糊涂，要么是别有用心，他们挑拨党和人民的关系，我们要警惕。”

以上是会上正式发言中关于党性和人民性的全部文字，另有第4期和第26期会议简报记录了小组会讨论到党性和人民性的关系，均没有展开。从胡绩伟和胡耀邦对党性和人民性的论述看，思路是一致的，尤其是胡耀邦的发言，强调二者的一致性，坚决反对将二者对立起来。

党性和人民性并不是这次会上的主要议题，也不是胡耀邦讲话中的一个独立问题^［39］。根据笔者的经历和记忆，党报的党性和人民性引发新闻业界和学界的讨论，是1979年9月胡绩伟在中央党校做报告，特别是在1980年5月西北五报新闻学术讨论会以后，而不是1979年3月的全国新闻工作座谈会。

胡绩伟1979年9月13日、14日和17日接连在中央党校理论班讲了3个半天，总结《人民日报》工作的经验和教训。后来印了一本内部散发的16开小册子，共印了3000册，总题目叫《谈谈革命的报风》。他的讲话录音也有所传播，因而产生了影响。他在总结经验的时候，局限于当时的情形，谈到党报的党性和人民性是统一的，但有些失衡，强调了党报的人民性，却没有论证党报如何体现党性，如何贯彻党的方针政策。他说:“我们党的党性，主要就是人民性，没有人民性就没有党性。党报如果不千方百计地办成人民的报纸，党报就没有人民性，也就是没有党性，也就不配称为共产党的党报。报纸的党性和人民性是统一的。”“要办成一个充分体现人民性的报纸，要通过党报充分反映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意见，把报纸办成充满群众呼声，集中群众智慧，体现群众监督。党委要把自己的报纸办得深受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喜闻乐见，办得普遍叫好，办到人民的心上，真正深得党心民心。这样的报纸就是具有充分的人民性，也就是具有最强的党性。”^［40］

胡绩伟所说党报人民性的诸多体现，讲述本身没有问题，但前面的一句“我们党的党性，主要就是人民性”，并不是讲党报的人民性，而是说党的党性主要就是人民性，这在理论上显现了偏差。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党性应是人民中的最革命的部分———无产阶级阶级性的集中体现。没有限定地泛泛讲中国共产党的党性主要就是人民性，容易在实践中造成偏差。胡绩伟的这段话只讲到党报如何体现人民性，强调人民性就是党性，而党性如何就是人民性则没有涉及，加之当时“四人帮”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把党报办成“帮报”的历史教训记忆犹新，这样的表述一经传播，引发了更多的关于这方面的讨论。

1980年5月，全国100多位来自各地的新闻学界人士参加了西北五报新闻学术讨论会，讨论的话题有五个，依次为报纸的性质、党性和人民性、批评与自我批评、新闻的真实性、报纸的指导性[15]。党性和人民性成为全国新闻业界和学界讨论的主要问题，与胡绩伟1979年9月党校讲话的传播以及他作为北京新闻学会会长的身份明显相关。

笔者1981年11月以“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辑录”的名义做了一份《关于党报的党性和人民性资料》（油印本16开22页），供12月召开的全国新闻研究工作座谈会使用。新闻业界的观点比较集中地发表在黑龙江省新闻研究所的刊物《新闻学研究资料》1980年增刊第1期和1981年第1期、陕西《新闻研究》1980年第1期；新闻学界的观点比较集中地发表在复旦大学新闻系的油印刊物《新闻学研究》第4期和第8期（1979年11—12月）；还有一些文章发表在其他刊物，比较分散。从当时的讨论看，思想是比较混乱的，一些说法也违反关于党的性质的基本认识。

胡绩伟使用“党报的党性和人民性”这对抽象的概念来解释当时党报遇到的问题，带有偶然性，但我国新闻界“文革”结束后会如此集中地重议党报的党性和人民性问题，并非偶然。讨论者们的出发点是为了解决历史带来的困惑，也是为了给以后的新闻实践寻找一个理论支点。不过，这一对俄国式思维的概念使得中国人只能在抽象的概念、词句上推导，一旦人们在理解上出现偏差，便会带来实践上的更大偏差。

（二）党性和人民性关系的两种认识偏差的产生

自1979年3月中宣部召开全国新闻工作座谈会以来，具有在中央丰富工作经验的胡乔木对党报党性和人民性的各种观点颇为敏感。1981年1月23日，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胡乔木在中国社科院党委扩大会上讲话，批评说:“把民主和领导对立起来，以至走到说党性发源于人民性，说党性是人民性的集中表现，没有人民性哪里来党性？这种奇谈怪论居然相当流行，我觉得这是社会科学界的一种羞耻。”^［41］胡乔木没有具体谈到这些言论的出处，但他的发言要点通过当时的中宣部（时任部长王任重）传达到学界。

鉴于胡乔木的批评，胡绩伟于1981年2月8日致信胡乔木，说明他只说过“没有人民性就没有党性”，胡乔木所批评的另外两句话他没有说过；同时指出，“奇谈怪论”“社会科学界的一种羞耻”这样的批评不利于进一步讨论问题^［42］。

1981年12月—1982年1月，胡绩伟为即将召开的全国新闻工作会议写了一篇很长的发言稿，把1982年1月7日的第三稿提前送给胡乔木审议。但不知什么原因，胡绩伟1981年12月11日的第二稿也到了胡乔木的手里。胡绩伟的第二稿里有一句话“党报的党性来源于人民性，又高于人民性”；第三稿这句话改为“党报的党性来源于阶级性和人民性，又高于人民性”。1982年3月11日，胡乔木回复胡绩伟，引文删掉了“阶级性”，认为党性来源于人民性又高于人民性的说法难以成立。在这个回复里，胡乔木提出“不要笼统引用‘人民性’这个含混不清的概念”^［43］。这是见诸文字的胡乔木最早否定党报人民性概念的行文。此前仅在1981年3月有一篇文章在讨论中提出不要使用“党报人民性”的观点^［44］。同时，否定党报人民性概念的文章得到批量发表，至1983年8月全国新闻工作会议，形成规模化态势。

1983年8月15日，全国新闻工作会议散发了两个文件《关于新闻工作的党性和“人民性”问题》《关于加强新闻工作的若干问题》。前一个文件，基本是胡乔木1982年3月11日回复胡绩伟原件的扩展版，内容和结构完全相同，行文有所扩展。扩展的部分将关于党性和人民性讨论中的观点分为四类，第一类是“人民性高于党性”。第二个文件相当于会议决议，共八点，其中第三点“坚持无产阶级党性原则”之下有一段行文:“提出一个与党性同等层次的‘人民性’的概念，它的内容必然是含混不清的……在新闻工作中引进‘人民性’这个概念，必然引起思想上的混乱。如果认为，人民性同党性是完全一致的，人民性的内容已经包含在党性之中，那么单独使用‘人民性’的概念就是不必要的。如果认为必须提出人民性作为党性的‘补充’或者‘制约’，这就意味着，坚持党性，似乎还不能完全代表人民的利益，只是对党负责而不是同时对人民负责，只有在坚持党性的同时提出坚持‘人民性’，才是完善的。这样，在宣传报道工作中就容易把对党负责和对人民负责二者分割开来，对立起来。或者自以为党的某些方针政策不符合人民利益而不积极宣传贯彻；或者自以为站在人民一边而实际上符合了群众中某些错误的意见和要求，这样都会不自觉地削弱党的领导，发生和党中央在政治上不一致的情况，违背新闻工作的党性要求。”这是对胡乔木观点的系统化表达。

其时对党性和人民性关系的论述中只倾向于人民性的这种趋势有所警惕，是必要的。“文革”刚结束，“文革”中“四人帮”的“帮性”取代“党性”，横行于党的新闻工作中，这样的记忆太深刻了，于是人们都想总结经验，再提党报的党性和人民性如何统一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新时期刚开始，更需要党报在统一全党认识方面发挥作用，把舆论引导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这时，特别需要党报具有坚强的党性，强调党报的党性和人民性的一致，努力平衡论证，把全党全国人民的注意力吸引到当下的任务方面。只有这样，才是具有全局意识的表现。但规定党报工作（以后延伸到所有党领导的传媒工作）中摈弃“人民性”的概念，就把党性和人民性关系的问题推到了另一个错误的极端。这种用党性替代人民性的观点，违背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唯一的宗旨。“党报的党性和人民性是统一的、一致的”这一党报工作的光荣传统，至少在理论论述层面就此中断了。

另一方面，从党的性质方面讲，“党性来源于人民性”“人民性高于党性”的说法是错误的。中国共产党来自人民，唯一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但“党性”是指党员、党的各级组织或机构应该具有的党的观念、党的意识，即根据党的纲领、组织章程和一系列决议而形成的对党的性质和奋斗目标的认识，以及党内的一些组织原则。党来自人民，但党性来源于人民性就不对了。党报的党性，则是党性意识在党的新闻工作中的体现。

“人民性”和“人民”的概念也是有差别的。“人民性”应该是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体现，而不宜理解为具体几个人或小群体的私利。由于人民是分散的和有各自利益追求的，这就如马克思谈到他的家乡摩泽尔河地区人民时所说:“个人，甚至数量很多的个人，都不能把自己的呼声说成人民的呼声，相反，他们的陈述总是带有私人申诉书的性质。最后，即使进行申诉的私人的信念表达了整个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信念，作为管理机构属下的个别部分和国家的个别部分的摩泽尔河沿岸地区本身，对于自己所属的省和国家说来也只占有一个私人的地位，而私人的信念和愿望首先应该用普遍的信念和普遍的愿望来加以衡量。”^［45］所以“人民性”需要在人民根本利益的角度（即马克思所说的“应该用普遍的信念和普遍的愿望来加以衡量”）加以理解。党来自人民，但党性来源于人民性在党的理论上是说不通的，在实践中也无法做到。

从党的角度，党性和人民性从来就是统一的、一致的。在党性和人民性的关系问题上，从分析孰高孰低的角度入手，容易导向二者关系的不平衡，甚至把党性和人民性对立起来。1979年3月胡耀邦关于党性和人民性关系的论述相当全面，落脚在二者的统一上。1983年10月12日，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批评有人“在党性和人民性的问题上提出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说法”^［46］，指的是在党性和人民性问题上的一种错误的认识偏差。邓小平提出批评是正确的，但他并没有否定“人民性”的概念。

鉴于“党性来源于人民性”“人民性高于党性”的错误观点已经受到持续的批评，摈弃“人民性”的观点长期居于主导地位，因而后者在理论上对党的危害，特别是对党群关系的危害，需要加以重视。

习近平2012年11月担任党的总书记以来，身体力行在新闻传播界倡导新的文风。他于2013年8月19日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发表长达1．5万字的讲话，是他担任总书记以来首次关于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讲话。他引用古语“不日新者必日退”“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要求创新宣传思想工作。

被列入该讲话新闻导语的是习近平的这样一句话:“宣传思想工作一定要把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作为基本职责，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找准工作切入点和着力点，做到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47］显然，这句话被视为讲话的核心、要点。领导人强调什么，说明这方面做得不够好。也就是说，此次讲话以前的我国新闻和宣传领域，没有很好地做到“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党性的表现），也没有很好地做到“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人民性的表现）。实际上，习近平以另一种表达，论述了新闻和宣传工作如何做到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

习近平对党报的“党性和人民性”最近30多年来被禁止使用的这段复杂而敏感的历史是清楚的。他在“8·19讲话”中重新并提党性、人民性，重申“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统一的”，破除了我国新闻宣传领域最近30多年来人为制造的一个禁区，无论在党的理论建设上还是现实的宣传实践上，都具有重大意义。

（一）党性和人民性的内涵

习近平对党性、人民性的内涵作了明确的论证。如何才叫坚持党性？他的定义是:“坚持党性，核心就是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站稳政治立场，坚定宣传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坚定宣传中央重大工作部署，坚定宣传中央关于形势的重大分析判断，坚决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维护中央权威。”他强调宣传党中央的精神，接连使用四个“中央”概念，要求宣传中央的部署和形势判断。这说明，党内存在着没有宣传中央的部署和形势判断、没有维护中央权威的情形。习近平虽然没有直接列举事例，但从用词和表达的气势都可以看出，他对党的十八大召开以前和召开后的一段时间内，党领导的新闻和宣传领域出现的没有坚持党性，甚至公开与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对抗的种种行为进行了反击，提出了严厉的警告。

2016年2月19日习近平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的讲话（以下简称“2·19讲话”），进一步论证了新闻和舆论工作的党性，他说:“坚持党性原则，最根本的是坚持党对新闻舆论工作的领导。党和政府主办的媒体是党和政府的宣传阵地，必须姓党。党的新闻舆论媒体的所有工作，都要体现党的意志、反映党的主张，维护党中央权威。”这次讲话的核心观点与“8·19讲话”是相同的，但表达略有侧重，要求在思想上真正体现党的意志、反映党的主张，维护党中央权威。因为新闻宣传领域公开与党中央方针政策对抗的情形减少了，表现为变相的对抗。例如以护党的名义传播谬误，制造社会危机。

关于人民性，习近平说:“坚持人民性，就是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习近平所以要这样论述，是因为他充分意识到党根基于人民的道理。因而，他在“8·19讲话”中提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在“2·19讲话”中，再次重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在2016年4月19日关于网络工作的讲话中，要求“网信事业要发展，必须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2016 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的大会上，习近平以“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的论证框架，详尽而全面地论证了党与人民的血肉关系，为他在2013年重新提出“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提供了丰富的理论。他说:全党同志要“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使我们党始终拥有不竭的力量源泉”。这使得我国的新闻、宣传、舆论工作有了实在的衡量“人民性”的标准。真正做到这一点，也就是真正坚持了党性。没有做到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都是由于颠倒了党和人民的关系，造成既没有体现党性也没有体现人民性。

（二）纠正党性和人民性关系的两方面偏差认识

党性和人民性的关系，本来是一个有着明确答案的问题。但在一些人那里，却变得“复杂而敏感”。比如，有人问“你是替党讲话，还是替老百姓讲话”，“你是站在党的一边，还是站在群众一边”；有人振振有词地说人民群众人数超过党员，所以人民性大于党性。类似这种似是而非的说法不少，但都是不正确的、错误的，必须加以廓清和纠正。党性和人民性都是整体性的政治概念，党性是从全党而言的，人民性也是从全体人民而言的，不能简单地从某一级党组织、某一部分党员、某一个党员来理解党性，也不能简单地从某一个阶层、某部分群众、某一个具体人来理解人民性。站在全党的立场上、站在全体人民的立场上，才能真正把握好党性和人民性。^［48］

习近平非常了解一些地方党群关系的现实。闻名全国的郑州市规划局副局长逯军2009年6月17日问前来采访的记者这样一句话:“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49］这句话引发了多年没有再使用的“党性和人民性”概念的辨析与讨论，较多地出现在网络言论中，混杂着各种正确和错误的观点。同类的事实接连出现:2011年8月25日，某公司安全员对前来采访的记者说，你反对我就是反对党；2012年3月27日，某办公室主任回答记者提问时也问:“你是为人民服务还是为党服务的，这个你要明确”；2014年1月6日，某乡党委书记在回应群众和记者的采访时说:“威胁我就是威胁党。”^［50］这些党员干部均为基层干部，有的就是普通党员，他们处于接触群众的第一线。根据过失心理学的分析，这类脱口而出的话不是口误，言由心生，恰是内心真实想法的自然流露。

习近平十分了解基层情况，所以他在“8·19讲话”中提出了过去从未提到的“基层工作创新”的要求。基层的党群矛盾激化，是对党的极大威胁。基层是党的事业最薄弱的环节，也最容易被攻破；基层干部的观念和行为，关系到党在群众中的形象，也最容易威胁到党的执政基础。“你是替党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你是站在党的一边，还是站在群众一边”，这类将党性和人民性对立的情形，是需要纠正的第一种偏差。

另一种偏差也是存在的，即认为“人民群众人数超过党员，所以人民性大于党性”。少数人在网络上散布过这类观点。2012—2013年的网上，仍然可以看到诸如“党性来源于人民性和阶级性，党性必须符合人民性，必须和人民性相统一，不可和人民性相分离。党性不可违背人民性；人民性高于党性大于党性。党性不可侵犯人民性，人民性也不可侵犯党性”^［51］的说法。

这些说法的基本倾向是错误的。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这是我们的基本认识，中国共产党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而奋斗的，领导人民实现自己的利益。但人民是以无数分散的个体形式存在的，任何政权形式都不可能由抽象的“人民”来领导，而是通过阶级、党组建国家政权来管理。党性、人民性是抽象的认识和理念，上面的言论把“党”等同于“党性”，把“人民”等同于“人民性”，就把问题搅乱了。如何“用人民性来检验”？人民性怎么高于、大于党性？如何做到和表现？还有“人民性也不可侵犯党性”，更是无法理解在说什么。上面的言论到处用空洞的“人民性”的概念否定党性，但又说不出“人民性”是什么，到哪儿去寻。相对而言，党性多少实在些，有党纲、党章和一系列党的决议来体现。上面的言论，把党与人民、党性与人民性对立起来了，其混乱的思路很像当年列宁批评的“左派幼稚病”^［52］。

从某一级党组织，甚至仅某一级党组织的负责人来理解党性，这类情形时有披露。2007年5月，某公路局斥资近3 000万元将投入使用仅3年的办公楼大楼推倒重来（正常维修只需要160万）的事情被揭露，该局党委书记召开全局党员会议，“要求全体党员必须与局长保持一致，一切行动听指挥，谨慎对待媒体，不要对外乱说话，努力用党性、正义战胜‘邪恶’”^［53］。这里所说的“党性”竟等同于“正义”，而把揭露他们滥用职权的行为视为“邪恶”，共产党员对党的忠诚，变成了对某一个单位、某一个领导人的忠诚，显然是对中国共产党党性内涵的扭曲。

批评上面的错误观点，除了理论的逻辑力量，更需要现实社会中各级党的干部和普通党员身体力行，用行动体现出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某种意义上，行动比理论更能说服人。

习近平充分意识到他面临的严峻的党群矛盾，决心恢复党在人民群众中的良好形象，重新并提党性和人民性，纠正在两者关系上的两种错误的认识偏差，强调党性和人民性的一致、统一。一些口口声声强调增强党性的党员干部所说的“党”并不是全党，媒体有时候强调的人民也并不能整体上代表人民，党性是从全党而言的，人民性也是从全体人民而言的，不能简单地从某一级党组织、某一部分党员、某一个党员来理解党性，也不能简单地从某一个阶层、某部分群众、某一个具体人来理解人民性。

（三）在“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的基础上把握好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

习近平早在1989年5月担任福建省宁德地委书记的时候，就阐释了党性和人民性之间的关系。他说:“我们党历来有一个传统，就是通过运用报纸、广播、电视等宣传工具，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教育人民，反映人民的呼声，弘扬正气，揭露消极腐败现象，动员组织广大群众投身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我们强调的党性，包含着人民性的深刻内涵。我们党是代表人民利益的党，她没有独立于人民利益的自身利益。但我们党既代表人民的眼前利益，也代表人民的长远利益；既代表人民的局部利益，也代表人民的全局利益。”^［54］在这里，已经清晰地体现了习近平站在全党的立场上、站在全体人民的立场上对党性和人民性统一的把握。

1.关于党性和人民性的五个理解层面

习近平的“8·19讲话”明确了党性和人民性的关系。我们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来自人民为了人民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从本质上说，坚持党性就是坚持人民性，坚持人民性就是坚持党性，党性寓于人民性之中，没有脱离人民性的党性，也没有脱离党性的人民性。“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统一的”，这实际上也是对当年胡绩伟、胡乔木在党性和人民性问题上的不同认识偏差的纠正，重新将偏离的认识拉回正常轨道，定下正确认识、运用这对概念的基调。

1979年以来，谈及党报（定语也可以是媒体、新闻、宣传、舆论工作等）党性和人民性的文章有200多篇，不少文章在基本的认识概念方面是混乱的。需要理清以下几层概念:

第一，党来自人民，在这个意义上，党是人民的儿子，如同邓小平说“我是人民的儿子”。但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因而党领导人民实现人民的利益。

第二，“党性”是指党员、党的各级组织和所属机构关于党的观念、意识（诸如对党纲、党章和党的各项决议的认同意识、观念）。这里的“党”是全党，不是某一级党的组织，更不是某一个党员干部或普通党员。所有党员和党的组织都应在全党的层面理解和使用“党性”概念。

第三，党的唯一宗旨是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谋利益、谋幸福，因而党的利益与人民的利益根本上是一致的。

第四，“人民性”是指党员、党的各级组织和所属机构对党的唯一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认同意识、观念。根据前文所述，党在历史上使用“群众性”“人民性”的概念论述党领导的新闻工作，经历了把人民群众作为教育对象、反映对象和学习对象的认识轨迹。从“教育”到“反映”再到“学习”的变化过程，不是割裂的，而是相辅相成、各有侧重。在传统的党报理论成熟的当下，党领导的媒体的“人民性”，应包含教育、反映、学习人民群众的全部内涵。这里的“人民”也是整体的概念，从大局、大事着眼人民的根本利益。

第五，党性和人民性是一致的、统一的。没有做到二者的一致、统一，都是由于颠倒了党和人民的关系，造成既没有体现党性也没有体现人民性。

2.新闻报道背离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的几种典型表现

持续过一段时间的媒体“谢党恩”报道主题，就没有做到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

2013年11月22日发生青岛输油管道爆炸事件，63人死亡、9人失踪，156人受伤。11月24日下午，正在山东省考察的习近平专程前往青岛大学附属医院黄岛分院，亲切看望事故的受伤人员。他询问伤员中年龄最大的87岁老人薛淑美的伤情，叮嘱医护人员精心治疗护理，使老人早日康复。他还看望了部分遇难人员亲属，向他们表示深切慰问。习近平以实际行动体现了对人民生命安危的关注。报道这样重大的突发事故，应该以灾民的安危为中心、快速全面提供相关信息、安抚群众。

然而，11月26日《青岛日报》头版刊出青岛市委领导看望灾民的新闻，其中一段描述，即“56岁的王振华激动地说:‘不是党和政府，没有今天的幸福生活，我们老百姓非常感激党和政府的关怀’”，即刻引发全国舆论的炮轰。根据马克思的人民政权理论，党和政府的工作人员是人民的公仆，人民是社会的主人，这条新闻的报道导向，颠倒了党和政府与人民的关系，既违背党报的党性，也违背党报的人民性。

有意思的是，有人把“不是党和政府，没有今天的幸福生活，我们老百姓非常感激党和政府的关怀”这句话在网上搜了一下，结果发现了两年多前完全一样的新闻报道版本———四川《遂宁日报》2010年2月8日一篇关于市委书记和市长慰问灾民的新闻，报道结构和行文与《青岛日报》眼下的报道一模一样:“79岁的漆书园非常激动地说:‘不是党和政府，没有今天的幸福生活，我们老百姓非常感激党和政府的关怀，并有信心重建家园！’”

这种报道思路不是个案，我国媒体上类似的新闻报道模式俯拾皆是，甚至一家偏远的地级大众化报纸报道本报一篇评论员文章的阅读效果，也能与“谢党恩”挂钩:主题“没有党和政府，哪来现在的幸福生活！”，副题“《树立正确的是非观》一文在玉树干部群众中引起强烈反响”。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谢党恩”的新闻报道主题违反党性，也扭曲了人民性。2013年青岛输油管道爆炸事件后，我国媒体“谢党恩”的报道基本消失，这是贯彻习近平“党性人民性相统一”思想的好现象。

官本位新闻违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的唯一宗旨。在一段较长的时期内，我国媒体新闻的官本位倾向凸显，明显违背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这与长期以来媒体只提党性且理解为只对上级机关负责而没有人民主权意识相关。

习近平“8·19讲话”前两个月，即2013年6月7日，厦门有人在拥挤的公交车上点火，烧死47人。第二天《厦门日报》的头版头条新闻报道这一重大的群体性死伤事件的主题是领导如何关注此事，而不是乘客的伤亡和救治信息。因为推敲如何安排领导人对此事件的指示和关怀，版面一直定不下来。报纸出版后舆论哗然:主标题以下（含）共六行标题，依次是:党和国家级领导关怀、副国级领导关怀、省级领导关怀、市级领导关怀（占两行），最后一行才涉及具体事实，行文却是“有关情况正在深入调查”，连死伤情况都没有出现在标题上。

这种新闻报道官本位的现象，并非个案，而是较为普遍。2014年12月15 日0时20分，河南省长垣县一家KTV发生火灾，11人死亡。在当地政府网站上，第一条新闻《我县一家KTV发生火灾》共126个字，74个字讲领导如何高度重视、亲自到现场指挥。第二条新闻《我县全力做好皇冠KTV火灾事故处置工作》共9行文字，8行内容是讲当地县领导如何处置火灾事故的，其中有4行是当地县领导的讲话要点。

如何平衡摆正媒体的党性和人民性，考验着各级党委和其宣传部以及领导下的媒体对党性和人民性的忠诚。

为政绩服务的思路阻碍了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遭遇重大灾害或突发事件之时，正是检验各级宣传部门和媒体对党性和人民性把握的典型时期。而一段时期以来，一些地方只要发生了灾害，宣传报道都习惯性地要求突出本地区或本系统党和政府领导的政绩，而不是人民群众急需了解的各方面灾难信息，形成“灾害不是新闻，抗灾才是新闻；群众抗灾不是新闻，领导下指示才是新闻；灾害信息不重要，好人好事宣传才重要”的宣传报道套路。这种官本位“救灾”思路没有把人民的生命安危和生活困难放在第一位，而把政绩、政绩宣传当作了追求的目的本身。这样的思路不是为人民服务，脱离群众，传播效果不好，甚至产生逆反效果。习近平“8·19讲话”提出的第一个创新要求便是“理念创新”，要求摆正媒体的党性与人民性，坚持二者统一而不是对立。党性的“党”是指全党，站在党中央方针政策的立场，而不是维护某级党组织和领导人的政绩，才是党性的表现。

3.继承党媒的光荣传统，切实落实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

习近平一向关注人民的生命安危，他在2015年新年贺词中说:“这一年，我国发生了一些重大自然灾害和安全事故，不少同胞不幸离开了我们，云南鲁甸地震就造成了600多人遇难，我们怀念他们，祝愿他们的亲人们都安好。”2015年1月19日习近平离京考察，第一站选在云南鲁甸地震灾区。习近平在2016年的新年贺词里，仍然密切关注人民生命安危，他说:“‘东方之星’号客轮翻沉、天津港特别重大火灾爆炸、深圳滑坡等事故造成不少同胞失去了生命，还有我们的同胞被恐怖分子残忍杀害，令人深感痛心。我们怀念他们，愿逝者安息、生者安康！群众的生活中还有一些困难和烦恼。党和政府一定会继续努力，切实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保障人民生活改善、保障人民身体健康。”他以自己的言行践行着他提出的党报人民性的内涵:“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

近年发生了多起危害人民生命的事件，党中央对人民的安危和他们的信息需求极为关注。例如2015年8月12日夜间天津港瑞海公司危险品仓库发生特别重大火灾爆炸事故，死亡173人。8月20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专门召开会议，专题听取国务院工作组汇报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情况，就做好下一步工作作出七条部署，其中第六条关于事故的信息传播，就体现了新闻和宣传工作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加强信息发布和舆论工作。要按照及时、准确、公开、透明的原则，主动发布事故及其处置准确权威信息，积极回应群众关切。”

2016年2月19日习近平视察中央三媒体，再提“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再提“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言语之间透露了他对人民利益的倾注与关爱。他通过与记者的对话，展示了什么叫“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他与在河南省兰考县谷营镇爪营四村进行基层干部作风调查的记者视频连线时，这样指出:基层干部作风事关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新闻记者要深入调查研究，多掌握一手情况。几位刚参加新春走基层采访的记者向习近平报告了采访见闻，他鼓励大家要接地气，多采写群众喜闻乐见的新闻报道。

2016年4月19日，习近平主持召开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把“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作为网络事业发展的基本要求。他指出:“网信事业要发展，必须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要适应人民期待和需求，加快信息化服务普及，降低应用成本，为老百姓提供用得上、用得起、用得好的信息服务，让亿万人民在共享互联网发展成果上有更多获得感。”在这里，他再次把党性和人民性统一起来，把我国网信事业的发展落脚到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上。

习近平谈到宣传思想工作时，强调继承光荣传统。他说:“在长期实践中，我们党的宣传思想工作积累了十分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来之不易、弥足珍贵，是做好今后工作的重要遵循，一定要认真总结、长期坚持，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但习近平讲话后的两三年间，关于以往党媒光荣传统的研究和宣传是不够的。

习近平担任党的总书记的当天，发表了只有10分钟的演说，总共1520字的发言中，出现了19次“人民”的概念，平均每80个字就出现一次。他说:“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人民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我们深深知道:每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但只要我们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每个人的工作时间是有限的，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责任重于泰山，事业任重道远。我们一定要始终与人民心心相印、与人民同甘共苦、与人民团结奋斗，夙夜在公，勤勉工作，努力向历史、向人民交一份合格的答卷。”习近平对人民倾注的深切情愫与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的精神体现出一个真正共产党人的党性，也体现了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

党领导的媒体坚持党性是当然的，如果一个以为人民服务为唯一宗旨的党，却不许说党领导的媒体具有人民性，在理论上是说不通的。“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统一的”，习近平重申了这一党性和人民性关系的明确答案。

［1］陈力丹．宣传工作要胸怀大局把握大势———读习近平总书记8·19宣传思想工作会议讲话［J］．编辑之友，2013（10）．

［2］朱继东．决不允许党性和人民性“被对立”［N］．内蒙古日报，2016-03-01．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357．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210．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19．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06．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94．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701．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63．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90．

［11］朱继东．决不允许党性和人民性“被对立”［N］．内蒙古日报，2016-03-01．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49．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53．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275．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26．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157．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89．

［18］列宁全集：第1卷［M］．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363．

［19］列宁全集：第4卷［M］．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157．

［20］列宁全集：第9卷［M］．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86-87．

［21］列宁全集：第46卷［M］．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176-177．

［22］列宁全集：第9卷［M］．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88．

［23］列宁全集：第46卷［M］．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289．列宁全集:第25卷［M］．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109．

［24］列宁全集：第6卷［M］．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456注73．

［25］列宁全集：第34卷［M］．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136．列宁全集：第35卷［M］．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93．列宁全集：第34卷［M］．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138．

［26］阿·奥科罗科夫．列宁论报刊［M］／／杨春华，星华，编译．列宁论报刊与新闻写作．北京：新华出版社，1983：11-16．

［27］БлажновЕ．А．Истокинародности-партийнойпечати:Квопросуо закономерностяхразвитиясоветскойпечати．Вестн．Моск．ун-та．Сер．10．Ж урналистика，1972，№3，с．21-30．

［28］УченоваВ．В．Основымарксистско-ленинскогоученияожурналистике，Москва:ИздательствоМГУ，1981．

［29］刘智峰．中央第一个增强党性文件的由来［N］．学习时报，2016-03-17．

［30］任弼时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302．

［31］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320．

［32］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下卷［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252．

［33］陆定一新闻文选［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7：73．

［34］范长江．论人民的报纸［J］．新闻研究资料，1982（1）．

［35］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94-1095．

［36］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中卷［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483-484．

［37］胡绩伟自选集：第1卷［M］．香港：卓越文化出版社，2006：248．

［38］陈力丹．中国新闻工作改革开放的起点———纪念1979年全国新闻工作座谈会20周年［J］．新闻学论集，2000（18）．

［39］陈力丹．中国新闻工作改革开放的起点———纪念1979年全国新闻工作座谈会20周年［J］．新闻学论集，2000（18）．

［40］胡绩伟自选集：第1卷［M］．香港:卓越文化出版社，2006：142-143．

［41］余焕春．胡绩伟在党性与人民性争议中．炎黄春秋，2012（12）．

［42］胡绩伟自选集：第1卷［M］．香港：卓越文化出版社，2006：4-5．

［43］胡乔木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527-528．

［44］卢纯田．不能把“人民性”的概念引进党的新闻工作［J］．新闻研究，1981（3）．

［4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77-378．

［46］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42．

［47］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　努力把宣传思想工作做得更好．人民日报，2013-08-21．

［48］《人民日报》评论员．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四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8·19重要讲话精神［N］．人民日报，2013-08-27（1）．

［49］“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N／OL］．（2009-06-19）［2017-05-25］．http：／／news．163．com／09／0619／09／5C5M9SJC000120GR．html．

［50］安徽芜湖国能电力安全员叫嚣记者“你反对我就是反对党”［EB／OL］．（2011-08-26）［2017-05-25］．http：／／www．ahyouth．com／news／20110811／75881．shtml．黎国宝．一句“威胁我就是威胁党”被停职，冤不冤［EB／OL］．（2014-01-09）［2017-05-25］．http：／／cpc．people．com．cn／pinglun／n／2014／0109／c371963－24073287．html．

［51］赵恕．人民的利益大于党的利益高于党的利益［EB／OL］．（2012-12-31）［2017-05-25］．http：／／zhaoshu912．blogchina．com／1577294．html．

［52］列宁全集：第3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21．

［53］潘洪其．“与局长保持一致”也是党性要求吗？［N］．北京青年报，2007-05-31．

［54］习近平．摆脱贫困［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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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德文原文见Friedrich Engels:“Ein Fragment Fouriersüber den Handel”，in Karl Marx-Friedrich Engels Werke，Band 2，Berlin:Dietz Verlag，1962，S．604-610，hier 608．ENGELS F．Ein Fragment Fouriersüber den Handel［M］／／MARX K，ENGELS F．Karl Marx-Friedrich Engels Werke:Band 2，Berlin:Dietz Verlag，1962:S．604-610，hier 608．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687．德文原文见“Komiteesit-zung des Arbeitervereines vom 15．Januar 1849”，in Karl Marx-Friedrich Engels Werke，Band 6，Berlin:Dietz Verlag，1961，S．578-579，hier 578．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251．德文原文见“Friedrich Engels an Wilhelm Liebknecht·17．August 1889”，in Karl Marx-Friedrich Engels Werke，Band 37，Berlin:Dietz Verlag，1967，S．258-259，hier 259．

[4]根据德文原文重新翻译。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30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5]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281页和282～28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63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M］．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424-425．德文原文见“Karl Marx an Friedrich Engels．25．Oktober 1851”，in Karl Marx-Friedrich Engels Werke，Band 27，Berlin:Dietz Verlag，1963，hier 366．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M］．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26．英文原文见Karl Marx:“The Chartists”，in Karl Marx＆Frederick Engels Collected Works，Vol．11，London:Law-rence and Wishart Electronic Book，2010，pp．333-341，p．337．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53．德文原文见Marx，Karl:“Die Verhandlungen des 6．rheinischen Landtags．Von einem Rheinlnder．Erster Artikel:Debatten über Preβfreiheit und Publikation der Landstndischen Verhandlungen”，in Karl Marx-Friedrich Engels Werke，Band 1，Berlin:Dietz Verlag，1981，S．28-77，hier 39。按，这段话原文无括号，括号里面的话为同位语，因为句子太长，中译文为表达清楚起见，使用了括号。

[9]引用马克思这段话的我国学者几乎都不理会马克思是在怎样的情形下提出“自由报刊的人民性”的，只在表面上引用了“人民性”这个概念。详细论述请参见陈力丹《马克思论自由报刊的历史个性和人民性》，《新闻前哨》2014年第7期。

[10]列宁使用的词组“党的出版物”（партийнаялитература），主要是指党的报刊。参见杨蕴华《列宁的用语“партийнаялитература”究竟指什么？》，见《马列主义研究资料》第21辑（人民出版社，1982）第75页、79页。

[11]关于列宁的党报党性思想，笔者已有专文论述，此处从略。请参见陈力丹《列宁论党报的党性》（《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列宁关于出版物党性原则的思想》（《新闻前哨》2011年第6期）、《列宁论党性的名著》（《新闻前哨》2012年第11期）、《列宁论出版物的党性》（《东南传播》2014年第2期）等文。

[12]关于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对党报群众性概念的使用与理解，王润泽、余玉的论文清晰地描述了党报把人民群众作为教育对象、反映对象和学习对象的认识轨迹（《群众:从“教育”，“反映”到“学习”的对象———党报群众性原则嬗变轨迹解读》，《国际新闻界》2014年第12期）。

[13]这篇社论在新中国成立后被收入各种新闻学的学习文集，但均把发表日期错写为1945年10月11日。例如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编《中国报刊工作文集》、解放军报社1979年编《新闻工作文集》、1980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下卷。

[14]毛泽东1945年在重庆多次会见《大公报》负责人王芸生，并为该报题词“为人民服务”。

[15]参见《关于几个新闻理论问题的探讨情况》，载《新闻理论与实践》月报（兰州）第13期，1980年5月30日出版；参见陈力丹主编《不能忘却的1978—1985年我国新闻传播学过刊》（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第57页。

[16]可参阅笔者的《宣传工作要胸怀大局把握大势———读习近平总书记8·19宣传思想工作会议讲话》（《编辑之友》2013年第10期）、《习近平的宣传观和新闻观》（《新闻记者》2014年第10期）、《坚持党性原则，尊重新闻规律———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体会》（《中国记者》2016年第3期）、《解析中国新闻传播学（2014）》（人民日报出版社，2014）等。